李辉:齐白石与中国画的文革遭际
是非齐白石文革初期风云迭起之时，有两位艺术大师，尽管已经逝世，同样也被推到了历史前台接受讨伐。美术界是一九五七年去世的齐白石，戏剧界是一九六一年去世的梅兰芳。
齐白石成为讨伐对象，是在一九六七年五月。我所搜集的批判齐白石的小报有如下几种：
一，《风雷》（第十三期），一九六七年八月二日，首都出版界革命造反总部，地址：北京市朝内大街137号科学出版社内。八开四版。头版文章整版并转第三版：《齐白石——周扬竖起的一面大黑旗》，作者：工代会人民美术出版社革命造反团。发表该文时，还配发了一幅丑化漫画，一支巨大的尖锐笔尖，挑起齐白石、陈半丁两人，身下写着“反党、反社会主义毒草”字样。
二，《红画兵》（7，大批判刊头漫画专辑），一九六七年九月，天津人民纸制品厂革命造反者联合会、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革命造反委员会编辑。八开四版。二、三版为《革命大批判漫画参考资料》，人物漫画肖像约七十幅，包括美术界两人：齐白石、华君武。
三，《撕开臭权威画皮》（1），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南大八二七兵团大批判战联编印。十六开三十八页。刊文《美术界的武训——齐白石》，无作者署名。
四，《撕开臭权威画皮》（3），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六开三十页。刊文《反动画家齐白石及其作品的反动性——美术界反动霸头齐白石批判之二》，无作者署名。
五，《打倒齐白石》（美术批判资料8），上海美术界大批判资料编辑部。联系地址上海中国画院（汾阳路150号），无出版时间。十六开六十页。参加单位：十八家，其中包括上海中国画院《新画院》革命造反队、北京批判齐白石联络站、上海美术学校革命委员会(筹)、打“丰”专案小组等。定价：三角一分。（此书由许宏泉兄提供，谨致谢。）
据一篇文革小报文章称，一九六七年五月，红卫兵和造反派发现了毛泽东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关于绘画使用模特儿问题的批示，并将之第一次披露出来。文章说：“……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千方百计地进行歪曲和抗拒，一直不予传达，直至今年5月才被红卫兵小将和革命派查出，公布出来，竟扣压两年之久，是可忍，孰不可忍！”（《陆定一、周扬一伙贬低徐悲鸿，吹捧齐白石，用心恶毒》，载《打倒齐白石》专辑。）
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根据手稿刊印了毛泽东的这一批语（未用“批示”一词）。据编者注释，这是毛泽东在中央美术学院教员闻立鹏、王式廓、李化吉一九六五年五月十二日关于美术学院使用模特儿问题给江青的信上写的批语。批语为两部分，分别写在来信的首页与末页：
一
定一、康生、恩来、少奇、小平、彭真同志：
此事应当改变。画男女老少模特Motel是绘画和雕塑必须的基本功，不要不行，封建思想，加以禁止，是不妥的。即使有些坏事出现，也不要紧。为了艺术学科，不惜小有牺牲。请酌定。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二
齐白石、陈半丁之流，就花木而论，还不如清末某些画家。
中国画家，就我见过的，只有一个徐悲鸿留下了人体素描，其余如齐白石、陈半丁[之]流，没有一个能画人物的。徐悲鸿学过西洋画法，此外还有一个刘海粟。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一九九八年出版），还公开发表了毛泽东另外一个牵涉到齐白石的批语，即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对张际春关于美术院校使用模特儿问题来信的批语》：
画画是科学，就画人体这问题说，应走徐悲鸿素描的道路，而不应走齐白石的道路。
中央文革小组传阅，存办公厅秘书局。
毛泽东八月四日
这一批语写于齐白石批判高潮迭起之时，当年有可能没有公开，故未见小报提及。不过，张际春却因为此事受到打击。《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的编者注释提供了与美术界有关的重要历史信息，特转引如下：
这个批语写在原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张际春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写给毛泽东并中央的信上。张际春在信中谈了几年来一些美术院校使用模特儿进行人体素描的情况，申诉了他的一贯看法，以及他对毛泽东过去有关批示的认识和理解。他说，要画人体，不写实、不用模特儿当然不行。但使用模特儿，似不一定要从社会上专门雇请，可考虑用别的办法代替。信中最后写道：“我没有说‘主席批了也不能执行’的话。我是主张要模特儿的，只是就解决的办法提出了一些新意见。”在“文化大革命”中，张际春受到错误批判，于一九六八年被迫害致死。一九七九年一月，中共中央为他彻底平反昭雪。
且回到一九六七年五月。
此时，与毛泽东一九六五年的批示一同在小报上被披露出来的，还有另一个引人注目的谈话，即一九六四年十月二十五日江青与中央美术学院三名老师的谈话。发表《与美术学院教员的谈话》时，小报上只写到当时有中央美术学院的“一些教师、干部、学生，曾给毛主席和党中央写信，反对该院修正主义党委”，未说明三名老师的身份，他们是谁？是否同为次年写信反映模特问题的三位老师，还是另为他人？该谈话是根据美院老师的记录自行披露，还是江青本人整理后授权发表？有待进一步考证。
江青的谈话中直接涉及美术的内容如下：
“题材无主次”，这个调调和文学上是一个调子。
陈半丁的画各地都是，齐白石的一把葱、两头蒜、几个虾米说得那么好？很奇怪，怎么捧起来的？齐白石反对土改，身上挂一串钥匙，守财权！
林风眠用中国办法画的那个女人，多难看！主席和我喜欢徐悲鸿，他写实，有思想。当然，思想是民主思想，和闻一多一样，但是有思想。
……
刘文西等人的事（指《人民日报》发表刘文西画主席像的事），《人民日报》要检查。傅抱石在人大会堂的那张画，看了半天也看不出是什么。有那么好？对他的画要检查。
《延河边上》是谁画的？我看不出是主席。美协张慎真告诉了我，还是不像。主席在延安，根本不是那样衰老；进城时也没有那样。我看这张画对主席有歪曲，好多文章把它捧得太高了，为什么？……要画现代题材，和京剧现代戏一样，反映现实生活的画再不好，但这是我们自己的。学院派总是摹仿别人的东西，怎么行呢？这样做，生活不是艺术的源泉了。音乐上是崇洋颂古，美院崇洋颂古，还加一个现代派。
我平常油画看得多，很喜欢油画，它表现力很丰富。
该讲话发表之时，除齐白石、徐悲鸿外，其余被提及的画家陈半丁、林风眠、傅抱石、刘文西等，均健在。
江青的谈话，将本属于艺术风格的喜好，转变成了政治批判。该谈话的公开发表，无疑大大刺激了美术界齐声讨伐齐白石的声势。被吹捧、反对土改、守财奴——她对齐白石的三点指责，自然也就成了众口一词的高喊。哪怕去世十年的齐白石早已不可能听见了。
既然江青基调已定，于是，对齐白石的讨伐首先侧重于政治鞭挞和人格贬斥，进而，齐白石作品所体现的中国画的传统笔墨与韵味，也成了所谓“有闲阶级”的“点缀品”。譬如，一篇文章以下面文字评点齐白石的《荷乡清暑》：
《荷乡清暑》是士大夫在开满荷花的池园里赏荷、沉湎于闲情逸致、反映齐白石腐朽寄生生活的黑画；苏修点中此画，大肆订货。《大寿图》则是宣扬封建迷信的四旧毒草，三年自然灾害时竟成了“可以作为祝寿的礼品”。这种“全民文艺”的出版物究竟为谁服务，不是一目了然了吗？至于那些不题字和诗的花卉草虫鱼虾作品，则是齐白石寄生生活写照，更是有闲阶级消闲生活的点缀品。（《反动画家齐白石及其作品的反动性》，载《撕开臭权威画皮（3）》）
在这几种文革出版物中，文章最为集中、资料最齐全的是第五种——《打倒齐白石》专辑。此书未注明出版时间，似应在讨伐齐白石高潮掀起之后，即一九六七年秋冬之际。
《打倒齐白石》在扉页刊登两段“毛主席语录”，一是《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中的一段话，一是一九六五年关于模特批示中涉及齐白石、陈半丁的批语（此处时间错印为“一九六四年”）。
此书中批判文章大同小异，多为政治鞭挞和人格谩骂，今天读来，可笑、可恶，复令人无奈，似可不必过多转述或摘录。在“黑线人物吹捧齐白石黑话摘编”一节中，摘录了以下人士文字：蔡若虹、王朝闻、力群、于非闇、叶浅予、李可染、郭味蕖、张仃、傅抱石等九人。由此可见，把业已去世的齐白石拉出来，无非是为了在文革风暴席卷之时，进一步强化对中国美术界的集体批判。 除文章外，还刊有《打倒齐白石》漫画一组，共二十一幅。
在“这是为地主画家齐白石树碑立传的黑画”一节中，选发了三幅画家所创作的齐白石画像。其中第一幅为黄永玉一九五三年创作的套色木刻作品（这里发表时为黑白）。
黄永玉一九五二年从香港来到北京定居后，与李可染一家同住在大雅宝胡同的一座大院里，往来密切。经李可染引见，一九五三年，黄永玉得以多次拜访齐白石，并获允许，为之创作一幅肖像木刻。作品完成，在荣宝斋彩色印拓后，黄永玉约上齐白石的几位弟子李可染、李苦禅、许麟庐及郑可一起，将作品送至老人家中。画面上，老人斜倚床塌，面容饱满丰润，神情自然、平静而从容，显出黄永玉对齐白石的敬重和理解，也表现出作者刀法之细腻而沉稳，颇见其功力。齐白石看后颇为欣赏，兴致勃勃地为黄永玉在作品上题写：“齐白石像永玉刻又倩白石老人加题年九十四矣。”这幅经齐白石题写的彩色肖像木刻，黄永玉珍藏至今，悬挂在卧室里。
不过，当年黄永玉的这幅作品作为“毒草”发表时，被狠狠地画上了一个大黑叉。此乃当时普遍做法。
读此批判专辑，另有一处同样让我特别感兴趣，即同样作为“毒草”、转发自苏联报刊的文章《保卫画家齐白石》。为转发此文，专辑特地在前面发表了一篇火药味极为浓烈的檄文《苍蝇的抽泣 可悲的哀鸣——驳苏修〈苏维埃文化报〉的〈保卫画家齐白石〉一文》。
《保卫画家齐白石》的作者为阿·吉士可夫，文章发表于《苏维埃文化报》一九六七年六月八日，由中国美术研究所文革小组翻译。感谢当年的无名译者，也感谢批判专辑的编选者，在众口一词的日子里，以“附毒文“的方式，让人们听到了来自异域的不同声音，更以此为美术史留下了珍贵资料。
《苏维埃文化报》在发表吉士可夫的文章时，加了这样一段编者按语，为读者提供阅读的背景。该按语也为我们提供了一定的历史信息：
不久前，江青否定了全世界著名的中国画家齐白石的创作。据红卫兵的报纸报导，江青声称说，她已经研究了好几年齐白石的画，认为齐的作品是不值得那样印刷出版的。去年秋天，齐白石的作品从画廊里拆除了，许多完美精致的复制品也从公众场合摘了下来。北京郊区齐白石墓地上的碑石被推倒了，并且写上了侮辱性的字样。
江青质问：“是谁把齐白石封为‘艺术大师’的？”今天我们发表一篇叙述这位伟大的中国画家的文章。
从行文看，作者吉士可夫是一位深谙中国文学和艺术的专家，对齐白石的生平和创作了如指掌，其艺术分析和历史评价也颇为确当。下面一段对齐白石赠送给老舍的著名作品《蛙声十里出山泉》的描述，即可见作者的学识与鉴赏力：
著名的中国作家、文化大革命的牺牲者老舍，收藏了许多齐白石的画，老舍特别引以为荣的是画家本人赠送他的一张作品。用水墨画出的岩石中，滚出急流的小溪，溪中游动着六只蝌蚪。“怎样？——主人一边向我提问：“你听到了远处青蛙的叫声吗？这叫声和山间的水声交织成一片……你理解了真正的中国画的实质了吧？”
观察这张画，你就可以理解，尽管齐白石的画很简练，但每张画中都包含着深刻的内容，这根源来自画家对故乡大自然的无限热爱。
从作者所述口气看，他可能访问过中国，并直接访问过老舍，听过老舍充满感情的解说。显然，写此文时，吉士可夫已经获悉老舍一九六六年八月的自杀消息，他对齐白石的高度评价和奋力捍卫，无疑也寄寓了对老舍的悼念之情。
中国的艺术大师，毕竟没有被忘记，毕竟有人为之辩诬，虽然是在远方的莫斯科。这也可算是齐白石不幸中之万幸。 中国画全军覆没
随着已故的齐白石也被推到前台接受讨伐，传统中国画的地位恐怕是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之相呼应的，便是几乎所有著名的国画家，无论擅长山水人物者，抑或擅长花鸟动物者，一时间纷纷如落叶飘零。
一九六七年十月，人民美术出版社门市部燎原兵团、红小兵战斗兵团编印一份《把黑诗画揪出示众》批判资料，活页，异型窄三十二开，十二页。
在通栏标题《打倒黑画家李可染》一页上，刊发李可染画著名古代诗人贾岛的人物画。讨伐者发问：“李可染为什么画贾岛？”连中国画以墨见长的“黑”，也成了讥讽对象：
画上李可染题了“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所谓贾岛“苦吟”的名句。诗的后两句“知音若不赏，归卧故山秋”虽未题上，但也是人所共知了。这张黑画，很明显，李可染这个拿着国家高额工资不上班，在家养尊处优，大画越黑越不嫌黑的黑山水画，突然抛出这张凶丑不堪的贾岛夜吟的人物画，完全是借古讽今……
另一个被讨伐的对象，是素有“齐白石弟子”之称的李苦禅。在题为《李苦禅的黑画〈芭蕉白鸡〉》一文中，极其粗暴地把花鸟画与政治挂钩，并将文人画艺术传统一并贬斥：
国画界的反动“权威”李苦禅，在这张茶余饭后发泄反党情绪的黑画《芭蕉白鸡》上，题了这样一首黑诗：“人道我落后，和处亦自然，等到百年后，或可留人间。”落款是“苦人”。
李苦禅解放以来，一贯坚持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艺术观，大画周扬所鼓吹的所谓“有益无害”的花鸟画。这幅画上的芭蕉白鸡，说明他忠实的继承了腐朽的仕大夫阶级文人画的衣钵。
国画家在其作品上钤印，是中国画不可或缺的特色。别具一格的印章，与画面相呼应，彼此相得益彰，方构成一幅作品的完整。越是优秀的画家，越是追求其钤印艺术效果。于是，在讨伐国画家时，作为中国画有机构成部分的印章，也与之相伴而行了。《打倒齐白石》的专辑上，曾专页刊载过齐白石多个印章，每一个都被画上黑叉。在《把黑诗画揪出示众》中，“砸烂黑印章”单页也列出了陈半丁、李可染的图章。
陈半丁的图章“自怜满眼无知己”，被说成是“念念不忘他的反动‘知己’”。“疆其骨”，被说成是“反党黑骨”。对“老年清苦”的点评尤为无情：
这是反动“画阀”，反党老手陈半丁的黑章，陈窃取中国画院副院长的要职，拿着高薪不上班，大画售价高昂的反党毒画，在家过着资产阶级老爷生活。他的“老年清苦”吗？他所以说他“老年清苦”，完全是出于他的反动本质……
李可染毕生推崇“陈言务去”的艺术宗旨，努力走创新之路，为此，他有一枚“陈言务去”的图章。批判者则将之说成是李可染有其政治目的：
这是李可染的黑印章，其恶毒的含意是“党领导艺术，管得太多，陈言太多，束缚了艺术家手脚”，所以党务必放弃对艺术的领导。其用心何其毒也。
当北京的国画家一一飘零时，身在杭州的另一位国画大师潘天寿，和他的同行们一样，也成了众矢之的。
搜集到一本《美术大批判》创刊号，浙江工农兵大学革命委员会《美术大批判》编辑部编，铅印本，彩色封面，其中主要批判杭州的两位画家：潘天寿、赵延年。封面上一支巨大钢笔笔尖上，挑起一串被丑化的画家，最醒目者即是潘天寿。该刊未标明出版时间。刊物发表有《毛主席对文艺工作的重要指示（1942— 1967）》一文，其中截止时间为一九六七年一月，因此，具体出版时间似应在该年上半年。
在杭州美术界，担任浙江美术学院院长、全国美协副主席的潘天寿，无疑是首当其冲的讨伐对象。批判文章题目为《打倒国民党大特务潘天寿》，对他的界定用了这样一段话：“中国腐朽的封建主义文艺的末代师爷，近代国画界的黑霸头潘天寿，是一个从二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外艺坛上举足有声的‘大人物’。”书中配文刊有另外一幅潘天寿的漫画肖像，
对潘天寿完全是政治讨伐，无一处涉及到艺术范畴。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八日，时任国立艺术专修学校校长的潘天寿及全体员工二百四十七人，在纪念美国对日宣战与中国结为盟国三周年之际，曾致电美国驻华大使馆表示崇高敬意，称“本校特集毛诗以周代文字篆就颂辞”予以装裱，请大使馆转交美国政府“作一最有光荣历史之纪念”。这一历史电文，如今却成了潘天寿一大罪状，被猛烈批判，并将电文作为附件发表。
另在旧书网上还见到过一本《潘天寿批判资料》，浙江工农兵大学工宣队、革委会革命大批判组编，油印本，注明为“初稿，内部参考”。据一张目次图片显示，该书至少七十八页，内容分为五辑：潘天寿的黑画；潘天寿的黑话；潘天寿的黑诗黑印章；苏修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对潘天寿的吹捧；潘天寿与周扬。
与北京一样，上海也拥有星光灿烂的国画家群体，上海中国画院与北京画院南北呼应，支撑起中国画的大厦。此时，在文革风雨吹打下，这座大厦千疮百孔，瓦砾满地。
这里有必要将两地中国画院的历史略作勾勒。
京沪两地中国画院的成立，源于一九五六年二月陈半丁、叶恭绰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上共同提交的《继承传统，大胆创新，成立中国画院》的提案。据《北京画院、上海画院五十年》一书介绍，陈半丁、叶恭绰的这一提案得到时任总理的周恩来等领导人的重视，当年六月周恩来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会议，通过了文化部提出的“北京与上海各成立一所中国画院”的报告。文化部指派李长路会同中国美术家协会的华君武、上海美术家协会的赖少其分别筹建北京中国画院（后易名为北京画院）和上海中国画院。无疑，京沪两地中国画院的创立，主要是为了汇集优秀国画家，振兴中国画的创作。
一九五七年五月北京中国画院率先成立，此时仍健在的齐白石出任名誉院长，叶恭绰任院长，陈半丁、于非闇、徐燕孙、崔子范任副院长。画院另成立有院务委员会，除前面几位外，出任副主任的还有叶浅予、胡佩衡、王雪涛、张仃、石鲁等。
上海中国画院一九五六年八月成立筹备委员会，赖少其为主任委员，傅抱石、潘天寿、唐云、王个簃、谢稚柳、吴湖帆、贺天健、刘海粟等十二人为委员。这一名单中，除上海画家外，还包括了南京的傅抱石、杭州的潘天寿，可见最初有意使上海画院汇集沪宁杭三地画家，这也可能与当时行政区划中仍设立华东局有关。 上海中国画院的正式成立是在一九六○年，丰子恺任院长，王个簃、贺天健、汤增桐任副院长。此时，华东局已撤消，故傅抱石、潘天寿均不在此列，画院也就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上海中国画院。
据我有限了解，上海美术界的文革小报的编辑出版比北京等地更为系统，如前文曾涉及到的关于丰子恺、齐白石的专辑，均出自上海。除此以外，从旧书网上见到过上海出版有一本直接针对上海中国画院的批判集《砸烂黑画院——毒画毒文毒诗毒章批判专辑（第五集）》（上艺司上海中国画院红旗革命造反队、工总司城建局水泥成品厂工人革命造反大队、上海业余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业革会》编印），即直接针对上海中国画院。彩色封面上，一只大手挥舞一支毛笔。
遗憾的是，我未获得此专辑。不过，这一缺憾，在另外一本刊物上得到弥补。由新北大《文化革命通讯》编辑部出版的该刊物第十六期（一九六七年八月）上，发表了一组《黑画剖析》，其作者为参与编辑《砸烂黑画院》一书的上海艺司中国画院红旗革命造反队，相信彼此之间有相似之处。
《黑画剖析》集中讨伐上海中国画院，从院长丰子恺，到画院其他重要人物，如王个簃、唐云、贺天健、吴湖帆、程十发等，少有幸免。关于丰子恺，我有另文专述，这里主要摘录对另外几位国画家批判的文字。
王个簃是副院长，文中配发他的《扫尘图》并写道：“一九六五年筹备国庆画展的观摩会上，王个簃抛出此毒画，当时群众就纷纷提出意见，才使此画未正式展出。王个簃为什么把扫帚与毛选放在一起？”
这样介绍唐云：“是国画界的新老头子.画院业务室主任。”发表他的《白眼小鸡》并写道：“唐云向以研究明末画家石涛八大自负，极力宣扬和歌颂他们的所谓‘ 故国之思’、‘亡国之痛’和‘傲岸不屈，磊落不羁的个性’以及‘对当时统治阶级的对抗情绪’.这幅仿八大画法的‘小鸡’图,个个都是白眼向上,怒目而视, 充分暴露了唐云对社会主义现实生活的极端阴暗的心理和刻骨的仇恨。”
这样介绍贺天健：“一个极其狂妄的‘老子天下第一’的资产阶级‘权威’老爷。画院副院长。”发表他的《目送飞鸿图》并写道：“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国内外反动派蠢蠢欲动，贺天健炮制了大量的宣扬封建士大夫腐朽、没落、情调糜烂的毒画，什么李白、杜甫‘诗意’，什么《隔墙传曲》、《手弹五弦目送飞鸿》……厚古薄今，借古非今，麻痹人民革命斗志。……还为他开了个展。”
这样介绍吴湖帆：“清朝两广总督吴大徵的孙子。上海美协副主席。”发表他的《又红又专》并写道：“他抛出了这幅毒画，极尽了污蔑之能事。……咒骂又红又专的人才，都像烧焦的红砖头一样，是没有灵魂的。”
程十发是画院业务室副主任，但在《黑画剖析》中，除丰子恺之外，他的作品刊发数量最多，为四幅，并分别予以批判。关于《讳病忌医》写道：“与邓拓‘唱一个调子’，‘有病不承认’，‘日久难治疗，只因病根深’来诅咒我们伟大的党已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了。”关于连环画《李秀成》批判其“叛徒哲学”：“你看，在程十发笔下，李秀成这个大叛徒的形象是多么‘完美’，多么‘高大’！”关于连环画《海瑞的故事》写道：“画面上的这个威风凛凛的‘海青天’正在高唱：‘将我罢职理不公，有一日再居官重振纪纲。’反革命气焰何等嚣张！”
关于《调甥钟馗》写道：“程十发以画‘钟馗’著称，称得上是一个‘鬼画家’。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
对上海中国画院的批判，不限于创作领域，日常外事活动也包括在内。一九六八年三月，上海出版《外事批判》第七集为“坚决肃清文艺黑线在外事工作中的流毒” 专号（发行组地址：上海巨鹿路845弄1号），十六开，铅印。其中发表《揭开旧上海画院在接待外宾工作中的黑幕》一文，作者署名“新画院革命造反队”。文章集中批判上海中国画院历年接待外宾的活动，这样写道：
自1956年开始，国画院还在筹建阶段，就开始接受接待外宾的任务，并列为对外开放的重点单位。1960年正式成立以来，接待的外宾先后不下四十次之多。接待的对象主要是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国家的所谓“专家”、“权威” ……
旧画院……在院内专门设立了一个外宾接待小组。接待小组组长就是画院第一号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程亚君。组员中有……程十发（每位画家前面的修饰语过于冗长且不堪入目，恕在此省略——引者），……吴湖帆， ……孙××。主要接待人员有……丰子恺， ……王个簃，……唐云，等等。一般接待人员中，除有时拉一二个青年同志作为陪衬外，其余的都是一些反动“权威”、封建遗老……请同志们看一看，这是一支多么触目惊心的“接待队伍”！
在接待时由我方人员进行“作画表现”……在所谓“作画表现”中，除掉宣扬封建主义、士大夫文人那套笔墨游戏的创作方法以外，所画内容都是些没有一丝一毫社会主义生活气息的东西，如唐云画“竹枝麻雀”、“竹笋”，王个簃画“石榴花”、“芙蓉”、“菊花”，朱屺嶦画“老少年”，吴××画“古装仕女”，程十发画 “小孩”、“羊”、“傣族少女”等等，使之大量地流毒到国外。（此处“吴××”不知是否为吴湖帆——引者）
彻底否定画院的日常活动，将画院中的各位画家悉数拉出来亮相，是贬斥中国画的自然延伸,也是全国铺天盖地批判“文艺黑线”的高潮在美术界的重要表现。
走笔至此，对于我，至少有两个问题的历史脉络，逐渐变得清晰。
首先，中国画与油画的历史地位的替换。
在文革风暴席卷之下，传统的中国画，尤其是山水画、花鸟画，由于不能直接塑造伟人形象和工农兵形象，反映现实生活，因此，因齐白石受到高度评价而使国画家一度显赫风光的景象，转瞬间化为乌有，甚至中国画特有的笔墨技巧，也因其“黑”而被贬斥。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则是油画特别是人物画（包括中国画的人物画），却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得到了全国性的普及与推广。
此种状况，恐怕与江青在与中央美院教员的谈话中的一句话也有着直接关系。她说：“我平常油画看得多，很喜欢油画，它表现力很丰富。”当年情形的确耐人寻味。在数年时间里，油画独领风骚。譬如，一幅刘春华的油画作品《毛主席去安源》，风靡全国，把一个画种与一个时代的需求推到了极致。这里被推崇的油画艺术，当然既不是凡高、莫奈他们的印象派，也不是列宾的现实主义，备受重视的是油画塑造领袖伟大形象和英雄人物形象的宣传功能。文革期间举办的一系列美术展览，也大多突出人物画的创作，政治性明显大于艺术性。
历史往往也有意外收获。在文革风暴席卷的年代，油画功能的被青睐，则为众多青年带来了研习的契机。从工厂到学校，从城市到乡村，不少年轻的美术爱好者是从临摹伟人肖像、设计宣传墙报，开始踏上美术行程的，这为他们未来的发展做了铺垫。近三十年来，一些颇有成就的油画家，大都得益于当年的这一美术氛围和历史机遇。
第二 ，在文革初期批判“文艺黑线”时中国画面临的窘状，为一九七四年的“黑画事件”埋下了伏笔。
我在《追寻黑画事件始末》中曾写到，“黑画事件”的直接起因主要有三点。一，香港《七十年代》杂志，一九七三年发表了新访问大陆的旅美华人教授赵浩生的专访《李可染、吴作人谈齐白石》，二人以崇敬和怀念的心情回忆与齐白石的交往，高度评价齐白石的中国画艺术成就，其基调显然与文革风暴席卷时对齐白石的批判绝然不同；二，也在一九七三年，上海工艺美术公司为出口而出版了《中国画》样本予以推广，其中入选的画家，几乎囊括了曾被讨伐过的所有重要中国画画家，如李可染、潘天寿以及上海中国画院的“黑画家”们；三，与此同时，在北京，从“干校”回来的一批画家，在一九七三年前后重新受到青睐，被请到北京饭店和国际俱乐部，创作一批新作品供饭店陈列。
以上三件事情均在同一年发生，此时距美术界大批判告一段落的一九六八年，仅仅五年时间。中国画的地位又发生了逆转，曾被极力贬斥的画家们似乎一下子又风光起来。对于在文革中呼风唤雨、如今又酝酿开展批判“文艺黑线回潮”的人来说，把矛头重新对准中国画，实在是顺理成章的选择。五年伏笔，终于有机会浮出水面了。当代中国美术风云的一段历史，就如此这般，衔接延伸。 学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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