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原始人类及其卫生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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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国原始人类及其卫生活动
　　中国是人类起源的发祥地之一，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人类已有300万年的历史。有人研究认为：“人类绝不是首先从天然环境优越的地区发展起来的，……一种区域性的和异常严峻的自然选择力量，成为促使森林古猿种群分化并从中派生出人类的主要原因”。（陈恩志：《中国与南亚人类起源中心说》史前研究，1985年第3期）。中国喜玛拉雅山系是距今1800万年地球板块飘移、碰撞、隆起而致的造山运动的结果，生态环境的巨变可能是促使人类产生的条件。横断山脉东侧近数十年来不断有蜡玛猿、西瓦猿化石的发现，证明这一地区是人类的摇篮之一。 　　生态环境的剧变、严峻的自然选择力量，迫使人类从其起源开始，到以後的体质演化，都必须与自然展开艰巨的斗争。其中包括与疾病及损伤的斗争，人类生存和保健的需要，是医学产生的基本条件之一。它向医学史研究者提出，史前人类的研究是医学起源和医学历史研究中无法回避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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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遍布中国大地的石器时代文化遗址
一、我国旧石器时代的古人类化石 　　中华民族在历史上经历了数十万年以上的原始社会时期。迄今为止在中国境内发现的古人类化石遗址和考古学文化，有以下几种可作代表： 　　元谋人。早期类型直立人的代表。1965年5月在云南省元谋县上那蚌村附近元谋盆地东侧山麓的小丘上，发现同属一个不大年龄的人体左、右上内侧门齿化石两颗化石。以後经多次发掘，在元谋人化石所在的褐色粘土层里，又发现了石器、炭屑和哺乳动物化石。表明约在170万年前中华民族的祖先，已在这里生息繁衍。(胡承志：《云南发现的猿人牙齿化石》，地质学报，1973年第1期) 　　蓝田人。1963年在陕西省蓝田县发现蓝田人头骨、颌骨化石及其文化遗物。蓝田人属中更新世时代，包括蓝田县城东的九间房公王岭和城西北的泄湖陈家窝两个点，前者距今78～80万年，後者距今50～60万年，两地相距29公里，除发现人类化石外，还出土有石器、动物化石、炭屑等。(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陕西蓝田新生界现场会议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65年) 　　北京人。距今约40～50万年，北京人化石自1921～1966年历次发掘所得，共有头盖骨6个、头骨碎片（包括单独的面骨）14块、下颌骨15块、股骨7段、胫骨1段、肱骨3段、锁骨1根、月骨一块、零散和附连在颌骨上的牙齿153颗、约代表43个个体。除人类化石外，尚有大量的石器、骨器和角器以及丰富的用火遗迹。(贾兰坡：《中国猿人及其文化》，中华书局，1964年) 　　丁村人。1953年在山西襄汾丁村一带，发现有旧石器和动物化石，1954年和1976年又两次发现人类化石。丁村遗址是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典型遗存之一。在石器中，三棱大尖状器最具特色。丁村文化距今15～10万年。(裴文中等：《山西襄汾县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9年) 　　山顶洞人。1930年在北京市周口店龙骨山北京人遗址顶部的山顶洞发现，故名。属于中国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化石，距今约18，000年。除人类化石外，还出土有穿孔饰物及大量哺乳动物化石，并发现中国迄今所知最早的埋葬方式。(贾兰坡：《中国在陆上的远古居民》，天津人民出版社，1978年) 　　我国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的人类遗址还有马坝人、长阳人、资阳人、柳江人、河套人等，古人类化石遗存十分丰富。
　　二、我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 　　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遍布中国大地，从内蒙古到海南岛，从东海之滨到西藏高原，到处都有发现，迄今总计在6000 处以上。典型的有： 　　仰韶文化。1921年首先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发现，故名。时代为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其分布为以渭、汾、洛等黄河支流汇集的中原地区为中心，共发现遗址1000馀处。重点发掘的有：陕西的西安半坡、郑州大河村等十馀处。仰韶文化的陶器以手制红陶为主，房屋遗址发现400多处，建筑形式有半地穴及地面营造等。仰韶居民主要从事农业，兼作采集和渔猎，一般认为具早、中期为母系氏族社会的繁荣时期，晚期开始向父系氏族公社过渡。(苏秉琦：《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考古学报，1965年第1期) 　　龙山文化。泛指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也有称为金石并用时代的。1928年在山东章丘县龙山镇城子崖首次发现而命名。龙山文化内涵丰富，主要分布在山东境内，时间为公元前2500年到公元前2000年；河南龙山文化，分布在豫西、豫北、豫东等地区，发展为中国文明初期的青铜文化，年代为公元前2600年到公元前2000年；陕西龙山文化，主要分布泾河、渭河流域，年代为公元前2300年到公元前2000年；共性是：以农业经济为主，石器、骨器、陶器等手工业有了一定的发展，在某些遗址发现了铜器。揭开了青铜文比的序幕。(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41～125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 　　此外，甘肃、青海地区的大地湾文化、马家窑文化，山东的大汶口文化，湖北的大溪文化，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崧泽文化、良渚文化，浙江宁绍平原的河姆渡文化，内蒙古东部和辽西的红山文化，云南、西藏的新石器文化等，反映了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普遍和丰富多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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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原始人类的体质和健康状况
一、原始人类体质的演变 　　人类体质是由古猿进化逐渐形成的，其进化为：　　古猿→早期直立人→晚期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现代人古猿；　　古猿→巨猿→现代类人猿；　　上述人类进化链条上的每一主要环节，我国均已发现具有代表性的化石，在体质上也明显具有中国人种（即蒙古利亚人种）的特征。
　　（一）早期直立人　　早期直立人或称南方古猿。生存年代距今300万—150万年，由于中国过去未发现南猿化石，考古学家一般认为，亚洲的人类是由非洲迁移而来。1970年在湖北建始县高坪龙骨洞和巨猿牙齿化石共存的早更新世晚期层中，发现三颗与南方古猿纤细种接近的下臼齿（高建：《与鄂西巨猿共生的南方古猿牙齿化石》，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5年第2期）。1989年在湖北省郧县弥陀寺村出土了中国第一具南猿头骨化石，填补了亚洲人类起源链条上缺少的环节（《嘹望》1990年18期；英国“自然”杂志357期）。
　　（二）晚期直立人 　　晚期直立人或称直立人，包括早更新世後期和中更新世的直立人类型。晚期直立人在欧、亚、非三洲均有发现，距今200万年（或150万年）—40万年（或30万年）。直立人脑容量显着增大，能制造较进步的旧石器，并开始用火，但体质上仍有较多的原始性。我国发现的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均属晚期直立人。
　　（三）早期智人 　　早期智人亦称古人，包括中更新世後期和晚更新世前期的人类，体质上与现代人更接近。但仍有一定的原始性质，距今约30万年（或20万年）至5万年，我国发现的丁村人、马坝人、长阳人、桐梓人等均属早期智人。　　以丁村人为例，其化石为一个十二、三岁少年的右侧牙齿。两颗门齿舌面呈铲形，和北京人相似，但齿根、齿冠较细小，舌面隆突和指状突也较简单，与现代蒙古人种已无差别。下第二臼齿的齿冠和齿根也较北京人的细小，齿冠相对高度则较高，咬合面无北京人的复杂。丁村人是北京人和现代人之间的中间环节。
　　（四）晚期智人 　　晚期智人亦称新人，包括晚更新世後期到现代的人类，生活在距今5万年到现在，体质特征与现代人基本相似。我国发现的河套人、资阳人、柳江人、麒麟山人、山顶洞人等均属晚期智人。这里主要介绍河套人和山顶洞人。　　河套人。自1922年在内蒙古自治区乌审旗萨拉乌苏河沿岸发现以来，积累有顶骨、股骨等人类化石22件，经过研究，河套人尚有一些原始性质，如头骨骨壁较厚、骨缝较简单、下颌体较粗壮、颏孔偏低、髓腔较小等，总的体质特征已很接近现代人，属晚期智人，生活距今5～3．5万年，河套人门齿内面呈铲形，枕鳞上方有顶间骨，与现代蒙古人种很接近。 　　山顶洞人。化石资料代表8个不同性别的个体，其中有成年人5个（包括1个超过60岁的人），一个少年，一个儿童，一个婴儿。山顶洞人头骨在顶结节附近最宽，牙齿较小，齿冠较高，下颌前内曲明显，下颏突出，脑容量达1300——1500毫升。男性平均身高为1．74米；女性1.59米。表明他们与现代人已无差别。
　　二、原始人类的疾病 　　（一）口腔疾病 　　通过分析考古发现的牙齿资料，原始人类的口腔疾病主要有牙周病、氟牙症、龋齿、齿槽脓肿以及磨耗等。牙周病蓝田人下颌骨右侧第一臼齿的颊侧齿槽上，有显着萎缩和边缘变厚的牙周病理变化的痕迹，该臼齿因病于生前脱落，致使右侧全部牙齿和左侧两颗门齿向缺隙部位倾斜。山顶洞人老年个体的牙槽骨上，也有牙周病的痕迹。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也发现有牙周病。在江苏邳县大墩子遗址的113具人类下颌骨中，有46具患牙周病，占下颌个体数的40.7%，如以保存于下颌上的患齿计，牙周病齿数有172个（男118个，女54个），占牙齿总数的16.6%，且男性高于女性（韩康信等：江苏邳县大墩子石器时代人骨的研究，考古学报，1974年第二期）。河南成皋广武镇遗址的15具人类下颌骨上，有10个生前患有轻重不等的牙周病，有两个个体牙槽骨破坏较严重，有的牙根部几乎全部暴露，牙周病患病率为66.7%（周大成：河南广武镇新石器时代人骨的口腔情况，中华口腔科杂志，1959，7（5））。 　　氟牙症，1971～1972年在贵州桐梓县发现的桐梓人六枚牙齿化石中，三枚有氟牙症的痕迹，一枚6岁儿童的左上第一臼齿和一枚属10岁左右个体的左上犬齿，釉质缺损尤为严重（吴茂霖等：《贵州桐梓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及其文化遗物》古脊椎动物与人类1975年第1期）。 　　发现于山西阳高县许家窑村和河北阳原县候家窑村的许家窑人类化石，据铀系法断代，距今约10万年（贾兰坡等：《阳高许家窑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76年2期），在一枚儿童上颌左中门齿的齿冠唇面左上方，具有明显的黄色小凹坑，是缺损型氟牙症的痕迹。 　　距今约12000--16000年间，在贵州义县猫猫洞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的两个完整下颌骨，一个右侧下颌骨体以及仅有前颏部位的四个下颌体中，共存留25颗牙齿，几乎全部有氟牙症的痕迹，其中缺损型为主的患齿17枚，白垩型的患齿6枚，着色型患齿1枚，仅有1枚正常。在一青年女性的下颌齿咬合面部位，左第一臼齿与右第一臼齿缺损形状相当一致，是一种罕见的对称性缺损氟牙症（曹波：《化石人类的口腔疾病》，化石，1990年第1期）。 　　龋齿，广西柳江土博甘前洞出土的晚期智人化石，左上第一臼齿和右上第二臼齿有龋病痕迹，患部位于近中面齿颈处，牙冠的近中面有龋洞。江苏邳县大墩子保存于下颌骨上的牙齿计1035个，男性682个，女性353个，龋齿66个，占6.4%，其中男性龋齿36个，女性30个，男女性的患病率分别为5.2%和8.5%，女性高于男性（周大成：《中国口腔医学史考》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河南成皋广武镇出土的化石中，有牙齿210个，有龋齿41个，患病率为19.5%，均较现代低（周大成：《中国口腔医学史考》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 　　齿槽脓肿，在晚期智人资阳人及新石器时代人类化石中均有发现。在资阳人的化石中，齿槽骨破坏严重，左侧三枚臼齿在死前已脱落，在残留的内侧齿槽壁上，有显着的结构极不规则的骨瘢痕。新石器时代江苏邳县大墩子化石中，与牙周病无关的9例根尖病灶中，占全部下颌骨数的8%，其中6例牙槽骨根尖病灶患有圆形瘘管，其馀3例具有明显的根尖部牙槽骨吸收标志。9例中7个生前患有严重龋齿，牙髓暴露，其中6个由于牙齿过度磨耗，牙髓暴露所致，一例由于生前咬硬物，牙冠部分釉质崩裂，使髓腔暴露所致。齿槽脓肿在山东邹县、山东西夏侯等遗址中也有发现（颜词：《西夏候新石器时代人骨的研究报告》，考古学报，1973年第2期）。 　　磨耗，在北京人、许家窑人、资阳人及众多新石器时代遗址化石中，均有发现。河南成皋广武镇出土的15个个体的牙齿中，将老年3人、成年10人、儿童2人现存的208个牙齿分类 ，一度磨耗最少，二度次之，四度占第三位，三度占绝大多数。有因磨耗过甚髓腔暴露，由穿髓感染形成根尖病灶，由此并引致牙髓坏死，颊、腭、根周牙槽骨消失，牙根暴露，牙髓坏疽等。此外，根据牙齿化石，原始人之根尖周炎、错位牙、牙伸长等疾病也较普遍（韩康信等：《江苏邳县大墩子新石器时代人骨的研究》考古学报， 1974年，第2期，韩康信等：《大墩子和王因新石器时代人类颌骨的异常变形》考古，1980年第2期）。 　　从上述资料可以看出，口齿疾病在原始人群中相当普遍的存在,可能是影响他们健康的重要原因之一。当时食物基本上是半生的禽兽肉、硬壳果、缺乏加工的谷物等，主要靠牙齿使之粉碎，从而增加了口齿的负担，使牙齿磨损过度，甚至发生折齿。粗糙食物还易刺伤口腔粘膜和齿龈，由此并易引发牙周炎、龋齿等，齿病的多发必然会影响原始人的消化及营养吸收，这也是导致原始人类寿命较短的原因之一。
　　（二）创伤性疾病 　　北京人的头盖骨大部分留有伤痕，并且是带有皮肉时受利刃器物、圆石或棍棒打击所致。山顶洞人的一个女性头骨，有破裂後综叠粘含痕迹；左侧额顶骨之间、颞颥线经过处有一前後15.5毫米、上下宽10毫米之穿孔，据认为，二者皆不是死後的骨质破损，而是生前受伤所致（宋大仁：《原始社会的卫生文化》，中华医史杂志 3：186．1955）。 　　山东西夏侯新石器时代遗址二号墓男性见有右肱骨骨折後愈合。愈合处有大片骨痂，骨折部位自肱骨背面外科颈附近斜向下至三角肌粗隆止点附近，全长近85毫米，骨折近段向前内移位，侧方移位达13毫米（颜词：《西夏侯新石器时代人骨的研究报告》，考古学报，1973年3期）。广东曲江马坝人中见有眉骨及额骨动物啮伤痕迹；江苏邳县大墩子316号墓主左股骨有骨镞造成的箭伤；云南元谋、大墩子十五座墓中有八具骨骼之胸腹骶部留有生前被射的石镞，少者4枚，多者十馀枚。看来原始人死伤于创伤性疾病者为数不少。
　　 （三）骨关节疾病 　　骨关节疾病除上述的损伤一类外，在原始人骨骼化石中还常见有骨质增生、骨性关节炎、骨结核、脊椎变异、股骨弯曲增大及骨髓炎之类疾病痕迹。仰韶文化姜寨遗址四十具尸骨中，都有骨质增生症，而平均年龄尚不足四十岁；渭南史家及宝鸡比首岭氏族墓地骨骼有多种病态，如M2八具人骨架中6号骨架为一中年女性骶骨与腰椎变异，8号骨架为一中年男性股骨弯曲增大。M16六具人骨架中，10号骨架为一老年男性生前腰椎骨结核形成骨桥。M18十八具人骨架中13号骨架为一中年女性骨结核（半坡博物馆等《陕西渭南史家新石器遗址》考古 1978，1（5）参见贾兰坡：《中国大陆上的远古居民》P95）。许家窑人枕骨部见有许多纤孔及细微皱纹，顶骨也有此类成丛小孔，古人类学家林一朴认为是缺少某种维生素而死的“骨小孔症”或“筛状外头骨症”（韩康信等：《江苏邳县大墩子新石器时代人骨的研究》，考古学报，1971年2期）。五人中有二人如此，可见发病率不低。
　　（四）孕产和少儿疾病 　　山顶洞人一具遗骨为尚未出生而死于母腹的胎儿；甘肃永清大何庄遗址见一婴儿位于成人大腿之间，很象是难产而致母婴俱丧。邳县大墩子199具人骨，死于14～23岁者21具，其中女性13具，推测部分即死于孕产期（参见韩康信等：《江苏邳县大墩子新石器时代人骨的研究》《考古学报》1974．2）。 　　小儿死亡率尤高。半坡瓮棺葬共73具。年龄均在1岁左右。甘肃永清大何庄82座墓葬，1～8岁小儿55座，占60%。由于小孩骨骼易腐，我们无法断定其死因，但小儿难养易夭，是不难想见的。
　　三、原始人类的寿命　　原始人面临恶劣的自然环境，防治疾病的条件极差，他们的平均寿俞极低。人类学家对北京人的38个个体的年龄进行过认真研究，发现死于14岁以下的15人，30岁以下的3人，40～50岁的3人，50～60岁的只有1人，其馀16人死亡年龄无法确定（宋兆麟等：《中国原始社会史》，第32页，文物出版社，1983）。新石器时代人骨的研究表明，当时平均寿命也很低，活到中年的较前有所增加,进入老年的很少，按性别统计。在青年期，女性死亡率高于男性；在中年期，男性高于女性；进入老年期，又以女性为高，青年期女性死亡率高，当与难产或严後感染有关；中年期男性死亡率高，则与繁重的体力劳动、氏族间的械斗有一定联系。原始人的生命和健康，受到严酷的自然环境的威胁，疾病丛生，寿俞很短，他们迫切要求医药卫生的保护，是促使医学发生的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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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原始人类生活方式的演进与医药卫生
一、火的使用对改善　　人类生活的意义是一种自然现象，在人类历史中，对火的认识、控制和掌握，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元谋人和蓝田人遗址，均发现不少炭屑和粉末状炭粒，这些遗物是否与人工用火有关。北京人遗址发现大量的用火遗迹。其洞穴遗址从上至下有十三层文化堆积，其中第四层有较厚的灰烬堆积，最上面是鸽子堂，西侧第三层下面有一石灰岩巨石，其上有两大堆灰烬。第四层的灰烬厚达六米，灰烬中还发现了用火烧过的石头，动物骨骼及树籽，表明北京人已懂得用火，学会了保存火种，并已知道熟食。总之，在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人类已掌握摩擦取火的方法。民族学的材料也给我们提供了生物的例证，海南黎族、云南西盟佤族、苦聪族、景颇族等，至今还保存着原始的摩擦取火方法，《韩菲子》、《礼记》、《庄子》、《淮南子》等古籍中，也都有关于我国先民发明取火技术的记载。《礼含文嘉》中说，“伏牺禅于伯牛，错木取火”。火的使用在医药卫生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首先，它提高了人类对自然界的占有能力，《淮南子·本经训》说：钻燧取火，可以补“人械不足”，更重要的是，火的使用，使熟食成为可能。《韩非子·五蠹》中说：“上古之世，民食果窳蚌蛤，腥臊恶臭，而伤肠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燧人氏”。
　　二、居住条件改善与人类健康的关系 　　原始社会初期，人类还不会建造房屋，而以自然洞穴为栖身之所。这种岩洞在北京人遗址等均有发现，其共同特点：洞口选择一般较小，可借以避免寒风侵袭及防止野兽侵扰；洞口方向选择朝南，因我国冬天有强劲的西北风，洞口方向不加考虑，就难以抗御寒风的袭击，不利于保暖。洞口的地势选择一般较高，要求封闭性好，洞内无水，这样有利于防潮，有利于卫生保健。 　　洞居的不利促进原始人走出洞穴，在地面上建造栖身之所，产生了巢居和穴居。 　　巢居是指原始人类利用树木和杂草搭在树冠上形成的一种原始建筑，因形似鸟巢，故名。在我国，据考古学者考证，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是巢居的主要分布地带。《韩非子·五蠹》：“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众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巢居，有利于安全和健康，它可以比较有效的防止野兽的袭击。 　　新石器时代，中国居室建筑进步，河姆渡遗址的干栏式建筑就比较典型。遗址出土，有圆本、方木、木板等千件以上，并发现有榫卯结构和企合板。干栏式建筑由巢居发展而成，有避瘴气、毒虫、防潮作用，对人类健康是有利的。（浙江省博物馆等：《河姆渡遗址第一期探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 　　穴居为中原地区原始先民的最主要的一种居住方式，与巢居可能同时并存。《盂子·膝文公章句下》：“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是说在地势低洼的地段作巢居，地势高亢的的地段作穴居。穴居主要分布在黄河中上游的黄土高原。随着考古研究的深入，在长江流域、珠江流域、西南和东北有黄土地带的地区，都发现了穴居遗迹，这表明穴居是全国范围内的居住方式之一。穴居根据入地深浅分为深穴和半穴居两种，根据构造形式又分为横穴和竖穴两种。为了更好地防潮，先民们又探索了一些方法，例如：先将室内地面和壁面拍实，继用颗粒细小的泥土涂抹等。半坡早期的穴居遗址出现了在泥土中掺加草筋，提高泥土的抗拉性能和凝结力，使防水性也有所提高。在仰韶文化建筑遗址中，很多地面有烧烤层，即红烧土地面，这一技术後来又应用于墙壁和屋面上，烧烤陶仅是当时人们所能找到的最好的防潮措施，预防了因潮湿而致的病患。　　龙山文化时期，地面式建筑成为主要建筑形式，穴居经由半地穴式发展到地面建筑，使居住条件改善，对预防疾病有着积极意义。表明原始人已有了一定的预防卫生知识。
　　三、婚姻制度的进步及其卫生保健意义 　　人类最初结群而，形成原始群。原始群早期，两性关系杂乱，还没有婚姻和家庭的概念。随着采集，狩猎经济的发展，劳动过程中按年龄分工的出现，促使原始群不断分化；久而久之，原始群发展为比较固定的血缘家庭，杂婚阶段子女的健康不佳，可能也是产生血缘家庭的一个因素。 　　在血缘家庭内实行血缘群婚，这种内婚制婚姻在人类史上所占时间最长。长期内婚制因血缘太近，常使後代发育不良，有的痴呆聋哑，有的夭折。当人们发现两个不同血缘集团的男女生育的後代，比内婚制的後代发育好，身体强壮，智力发达，很少出现痴呆聋哑或畸形。使人们对内婚制逐渐由怀疑而动摇，开始对内婚实行若干限制，血缘家庭也渐被氏族制度所代替。 　　氏族外婚制严禁内部通婚，一个氏族的男子只和另一个氏族的女子互为夫妻，子女留在母氏族内，子女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吕氏春秋·恃君览》中说：“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便是这种婚姻制度的反映。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男子的社会地位越来越高，社会相应进入了父系氏族公社。男子随着社会地位的提高，希望将财产传给自己确切的子女，要求女子嫁到男性的氏族里，这就产生了男娶女嫁的一夫一妻制。 　　婚姻形态一般从血缘群婚，发展到族外婚，对偶婚，直至一夫一妻制的确立，其间每一种婚姻形式，都经过了漫长的时间。双亲健康、子女健康的考虑对婚姻制度的不断改善起着一定推动作用。《礼记·内则》在总结前人经验基础上，强调：“娶妻不娶同姓”。孔子也有“礼不娶同姓”的主张。《大戴礼·本命》更指出：“世有恶疾不娶”。“男女同姓，其生不藩”已是原始社会婚俗演变所得的至理铭言，至晚在周秦之前已为人们所遵循了。一夫一妻制的建立，禁止近亲同姓婚嫁，对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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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生产工具与医疗器具
原始人类最早所使用的生产工具是石器和骨器，但这是从现代考古发掘所见的遗存而言，一些当时可能起过重要作用的竹木器具则未必能保存至今。原始人类的工具；不可能象後代那样专门，既是生产工具、生活用品等，同时也作为医疗用具来使用。
　　一、石器和砭石 　　石器是人类早期最重要的一种生产工具。因其资源丰富、容易加工、硬度较高等优点，在从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生产活动中，一直扮演着不可轻视的角色。考古学上，根据加工方式的进步程度分为旧石器，中石器和新石器三个阶段，旧石器从选材到制作都很简略，只是稍作一些加工；到了新石器，琢、磨、钻孔等技术逐渐产生，制出了比较精致适用的石器，包括生产工具、生活器物与妆饰品等。 　　砭石是石器的一种，是原始人类最初使用的医疗工具，有锐利的尖端或锋面。後世的医疗上常用的刀、针等就是由此发展而来的。它主要被用来切开痈肿、排脓放血，或用以刺激身体的某些部位以消除病痛。 　　近年研究认为考古发现的一些遗物当是古代记载中的砭石。内蒙古多伦旗头道洼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一根磨制石针；河南郑州商代遗址出土的一枚玉质小剑形器等，是文献记载的有力佐证，实际上砭石除了在石器时代应用外，其後的数千年间，在人群中一直沿用着。
　　二、骨器及其在医疗上的应用　　原始先民在使用石器的同时，骨器也较普遍，山顶洞人遗址就发现了精致的骨针。骨器的普遍使用是在新石器时代。在考古发掘出土的骨制品中,生活用具占很大比重，我们很难确指哪些是用于医疗的。但是，其中的骨针、骨锥、骨刀等都有可能同时用于医疗活动。加之在制作上比制品容易，其锋利也优于石制品，用于医疗的可能性也大。後世的针灸，浅刺用针的形制就和石器时代的骨针很相象。山东曲阜孔庙的东汉画像中，有一幅鹊身人首神医治病图，手执之医疗器具很可能就是砭针。
　　三、原始社会的人工致畸技术 　　在人体的正常发育过程中，对身体的特定部位，人为的改变人体骨骼的正常形态，或对身体的某些部位施以人为的损伤，这就是人工致畸或人工取形术。这种致畸，一方面是对人体的损伤，一方面也是一种与医疗相关的技术。我国新石器时代的居民约有人工拔牙、头骨枕部畸形和口颊含球致使颌骨变形等三种特殊风俗习惯。人工拔牙风俗分布很广，以山东、苏北一带新石器遗址发现最为普遍。这种风俗最早发现在大汶口文化的早期居民中。据31个个体头骨观察，男性11例中之7例已拔去左上第二齿和右上第二齿，女性20例中之16例已拔左上第二齿和右上第二齿，其拔牙率分别为64%和80%，其年龄在12～13岁以上和青年期。大墩子遗址之拔牙习俗与上述相同，《淮南子·本经训》谓：“逮至尧之时，……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汉书·杨雄传》“凿齿之徒，相与摩牙而争”；《博物志·异俗》记西南少数民族“生儿……即长，皆拔去上齿各一，以为身饰”。我国台湾原住民等新石器时期之墓葬，也发现有拔除左上第二齿和右上第二齿或左上第三齿和右上第三齿的风俗，一直延续到清光绪年间。《新唐书·南蛮传》所述“僚地多瘴（泛指恶性疟疾），中者不能饮药，古自凿齿”。因为恶性疟疾发作多牙关紧闭，不能启齿饮药，预凿齿可以方便给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头骨的枕部变形是人为地改变头部形状的一种风俗，在山东苏北大汶口文化中最为普遍，早期的出现率高于晚期，且男女两性中都有。变形的部位主要在後枕部，属于变形头骨中比较简单的枕形。至于这种枕部畸形的确切涵义，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或与变态心理的美感有关。　　颌骨的异常变形也发现于山东王因和苏北大墩子等大汶口文化遗址，主要是口颊内含一小石球奇特风俗造成的。据大墩子及王因地区出土的口腔含球个体为18具，其中石球15，陶球3，直径15～20毫米，多系女性，其年龄大者40～50岁，最小者仅约6岁。我们今天尚不知其真正的动机，但或许与爱美的某种变态心理有关。　　涅齿：是新石时代已出现的以某种染料使牙变黑的一种风俗。《淮南子·修务训》曰：“尧立孝慈仁爱，使民如子弟，西教沃民，东至黑齿”。台湾《风山县志》有：“拔去前齿，齿皆染黑”的记载，云南布郎族也有染齿的习俗。学者有据以制成“氟化双氨银”，防龋取得效果（周大成：《中国口腔医学史考》1991，民卫生出版社24～25页）。　　拔牙和头骨的枕部变形等均是原始社会的特殊风俗，若抛开其特定的涵义，其技术和方法与我国外科之发展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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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药物的发现和使用
一、植物药的发现和使用 　　神衣氏尝百草而始有医药的传说故事，流传久远《淮南子·修务训》：“神衣……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皇甫谧《帝王世纪》：“伏义氏……选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所以六气六腑六脏，五行阴阳，水火升降得以有象，万物之理，得以类推，炎黄因斯乃尝味百药而制九针，以拯夭枉焉”。又说：“（黄）帝使歧伯尝味草木，典主医药，经方、本草、素问之书咸出焉”。“炎黄因斯乃尝味百药而制九针”，从而对炎帝神农氏在药物的原始发现所作的贡献予以肯定。这一论点为学界的普遍观点，例如：《世本》有“神农和药济人”；《通鉴外记》有“民有疾病，未知药石，炎帝始味草木之滋，尝一日而遇七十毒，神而化之，遂作方书，以疗民疾，而医道立矣”；晋·干宝《搜神记》有：“神农以赭鞭鞭百草，尽知其平毒寒温之性臭味所主”；《史记补三皇本纪》也有“神农氏以赭鞭鞭草木，始尝百草，始有医药”。 　　关于我国药物，特别是植物药的最早发现和使用，在古代无不归功于神农，研究者普遍的观点：我国历史上的神农氏，不是专指某一个人，而是指整个以炎帝为首领的氏族部落，是来自这个群体无数次漫长认识过程的实践经验积累。 　　关于神农氏尝百草之遗迹，《述异记》有：“成阳山中神农氏鞭药处，一名神农原，药草山，山上紫阳观，世传神农于此辨百药，中有千年龙脑”，“太原神釜冈中，有神农尝药之鼎存焉”。《路史》中叙述的传说史事有：“磨蜃鞭芨，察色腥，尝草木而正名之，审其平毒，旌其燥寒，察其畏恶，辨其臣使，厘而正之，以养其性命而治病，一日之间而七十毒，极含气也”。上述之鞭药磨蜃、察尝……实质是在辨别药性过程中的某种加工，甚至已含有原始的实验思维推理总结过程。 　　人们对药物特性的认识随着生产技术的改进而不断提高。畜牧过程的动物中毒、疾病知识的不断总结；农业技术的不断丰富和人们对植物性味、作用经验的不断认识和总结，同时也给药物的栽培打下了技术基础。 　　原始人类对植物药的应用，开始当以单味药为主，也可能是少数几味药合用。鄂伦春族用“八股牛”草根、“那拉塔”小树熬水擦患处，或用“乌道光”树皮包患处，用来消肿；普米族用“挖耳草”泡酒，治疔疮；用黄芩研细加水，包患处，治痈；用羌活、独活、木通泡酒、口服、治腰肌劳损和风湿性关节炎。佤族用独子叶治肠胃病和便秘，用桂树皮健胃。景颇族用“嘴抱七”根，含口内治牙痛。彝族用石尾草治疟疾。所有这些运用植物药的朴素经验，在各自民族的口耳相传中，早已成为各自民族医疗共同所有的知识，这些经验一直流传至今。虽然在其发展过程中会有无数次改变、改进，但却如实反映了各自民族或其他民族在原始社会植物药用药经验的积累。这些经验的积累虽然是十分零星和肤浅的，但这种状况为我们研究原始人类，发现和使用植物药的早期史实以很好的启发。
　　二、动物药的发现和使用 　　动物药的发现和人类的狩猎和畜牧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未发明用火之前，只能生啖其肉，渴饮其血；随着用火特别是人工取火的发明，使很多动物肉类成为人们的主要食品来源，使人们更多地接触到了动物的肉、脂肪、内脏、骨各及骨髓等，从而促进了人们对各种动物对人体营养以及毒副作用的认识，并进一步为认识其药用功效而有了不断的经验积累。 　　我国有的少数民族用药经验中，动物药的应用占着较大的比例，而且尚带有一定的原始痕迹，可以与原始时代的状况作参照比较。彝族用麝香疗蛇毒；纳西族利用蚂蝗吸瘀血；彝族用豹子骨治疗关节炎；鄂伦春族用鹿心血拌红糖、黄酒口服，治疗心跳过快；用熊胆拌温水，口服或擦患处，治眼疾；用鹿心脏晒干研末，口服或擦患处，治咳嗽；佤族熊胆泡酒，口服或擦患处，治咽喉痛或退高烧；彝族用麝香治痢疾等等(宋兆麟等：《中国原始社会史》,第458～459页,文物出版社,1983年3月)。这些生动的事实，为我们考察动物药发现和运用的最初状况提供了极其宝贵的人类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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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医疗技术的创造与使用
一、针灸疗法的起源 　　针灸起源有人以为早于药物，这一结论可能是一种主观的想象推断，很难有确切的依据。针或灸的医疗方法，都需要借助医疗工具，且需刺灸人身的一定部位，应该说较难于药物知识的积累。针刺工具之发展，大体上有这样一个过程，即砭石→箴石→箴→（钅咸）→针。如此，则其质之发展改进似由砭石而石针、竹针木刺、骨针、青铜针、铁针、金银针……等。砭石在远古不单用于刺病，而且用于外科化脓性感染的切开放脓的可能性更大些。晋代郭璞注《山海经·东山经》之砥石时说：“可以为砥针，治痈肿者。”清代郝懿行认为“砥当为砭字之误，可以为砭针是也”《说文解字》注：“砭，以石刺病也。”可见，砭石在远古的用处，一是治化脓性感染的脓肿；一是以石刺病，可能包括有针刺穴位的针灸疗法在内。 　　现代学者大多认为砭石为针之母体，那么针灸起源于砭石应该是有道理的。这不但从文献记载找出了不少依据，在发掘的原始社会、新石器遗址中有不少砭石存在，我国考古发掘，原始社会的砭石、石针、骨针、青铜针等越来越多，许多形状也大体相似，给讨论针灸的起源增添了珍贵的资料。至于传统的观点，如《路史》“伏义……而制九针”。很明显，制九针当晚于制针，更晚于砭石之打制和应用，如果伏义制九针的故事有其一定的真实性，那么伏义时代约相当原始社会的山顶洞人时期，砭石之用于外科、针灸当至少已有万年以上的历史。 　　针灸疗法除针刺疗法外，还有灸疗法，灸的起源也很有趣，不过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中均未能得到较确切的证据，因而人们的研究只能出于一种推论。譬如：人们认为现代用艾绒做成艾炷或艾条，点燃以烘烤或烧灼熏人体一定之穴位，用以治疗某种疾病，既用火、艾火治病，为考其最早起源，便想到了原始人用火、人工取火的方法，将烧热的卵石熨身以驱寒，并把热卵石熨身某一部位对某种不适更有效的经验不断积累，疗法即从中慢慢诞生。这种推论虽然未必完全符合历史实际，但不无一定的科学道理。《素问·异法方宜论》在论述灸法的来源时有这样一段话，即：“北方者，……真地高陵居，风寒冰冽，其野处而乳食. 藏寒生满病，其治宜灸焫。故灸焫者，亦从北方来。”两千多年前医学家之这一认识其根据不得而知，至少是人们和医家口耳相传的历史传说之类的记事作依据。灸法始于原始人取火用火领域不断扩大之际，恐怕不会有很大的偏差。
　　二、外治法和按摩导引的起源 　　原始社会人们的生活、生产水平低下，条件极差。为了生存，人与野兽的搏斗，氏族部落之间的争夺搏斗及恶劣环境所致，外伤、风湿性疾病、关节之风寒湿痹等，是原始社会人们的常见病。对此，和先民逐渐积累经验，产生抵御和预防的思想和措施。譬如：《吕氏春秋·古乐》在论述原始人歌舞时指出：“昔陶唐之始，阴多滞伏而湛积，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气郁阏而滞着，筋骨瑟缩不达，故作为舞以宣导之。”它真实地描述了远古人们生活于阴暗、潮湿的环境里，因此造成人们多患筋骨瑟缩不达的风寒湿痹之关节疾病。人们创用舞蹈运动，预防这些常见病。按摩、导引既用于解除人们因过度的体力劳动所引起的肌肉僵硬、关节劳损，也用于防治因与野兽搏斗或战争搏斗所引起的伤害和骨关节折伤脱臼，人们由最初之盲目、不自觉到自觉认识，按摩、导引、外治法即逐渐从中而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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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关于医学的起源
医学起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过去的医史学家们对此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见解，诸如医源于神、医源于圣、医源于巫、医源于动物本能、医源于人类之爱、医源于劳动等等，都各有所据，又各有所偏。医学的起源，不可能是单一因素作用所能解释圆满的，我们认为只能是诸种因素综合参与不断发展的结果。
　　一、本能与医学 　　医学源于动物本能，西方一些着名医学史家大都持这一看法。中国学者在千年前已有这一论述。唐一书《朝野佥载》中说：“医书言虎中药箭，食清泥；野猪中药箭，逐荠苨而食；雉被鹰伤，以地黄叶帖之……；鸟兽虫物，犹知解毒，何况人乎”？（唐，《朝野佥载》第7页，丛书集成本） 　　动物在其生活中，具有克服痛苦、保护生命的本能，从而产生某些自疗行为，无论这些行为是与生俱来的，还是後天习得的，都是无庸怀疑的事实。人和动物一样，有求生和保护生命的本能。他们遇到疾病和意外创伤，自觉或不自觉地去探求解除痛苦、恢复健康的方法，也是必然的。 　　但要看到，原始人类和动物仍然有着本质的差别。原始人类尽管与动物同样具有保护生命的本能，却是在原始思维指导下进行的，他们可以观察、思索，把原始的经验积累起来，从偶然的事物中发现事物的某些联系。由于无意识的动物本能过渡到有意识的人类原如医疗经验的积累，才能有真正的医学起源。可以说医学源于本能，又高出本能，不把本能的医疗保护行为转化为自觉的经验积累，便不会有医学产生。
　　二、实践与医学 　　本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中国医史学界，提出了“劳动创造医学”的论点，成为当时普遍认同的观点。 　　劳动在人类起源和发展过程中具有巨大作用，正是由于劳动，人们才逐步获得了可用于治疗的砭石、骨针等，认识到药用植物、动物和矿物的性能，才获得更多的医疗经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劳动创造了医学。 　　但强调医源于劳动，不应把它绝对化，也不应把劳动局限为生产劳动，更不应勿视其它因素在医学起源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三、医源于圣人的创造 　　医源于圣的说法，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广阔的市场。燧人钻木取火，伏羲画八卦阐明百病之理，神农尝百草，黄帝作《内经》阐发医理，是人所共和的。医源于圣当然是一种夸大，把原始人类经过长期经验积累形成的医学知识，归结为少数几个无所不知全能圣人的创造，甚至夸大为医源于神，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如果剥去这些传说的神话外衣，探求其合理内核，这些传说仍有着丰富的历史内涵，为我们了解医学起源提供某些有益的根据。中国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指出：“古书凡记载大发明，都称为圣人。所谓某氏某人，实际上是说某些发明，正表示人类进化的某些阶段。”（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这是很恰当的。我国古代传说中关于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及黄帝等圣人创造医学的故事，实际上反映上古不同氏族集团群体和疾病斗争的实践中对医药经验的积累和贡献，神农、黄帝等不过是这些氏族群体的代名词,表示着医学发展有不同阶段。 　　医源于圣包含的另一个内容，是肯定医药领域中一些杰出人物在医学发展中起着较大的作用，在医药经验积累过程中，不仅各个氏族集团是不平衡的，一个氏族集团内部不同的人所起的作用也各有不同。一些比较留心医药而又具有创造才能的人，他们善于总结经验，能探寻出更有效的药物和更好的治疗措施，因而在推动医药发展中起着更突出的作用，却是完全符合历史实际的。
　　四、思维、巫术与医学 　　只有零散的医疗活动和片断的医药卫生知识，还不能构成系统的医学体系，要形成完整的医学，必须发挥思维，进行哪怕是初步或陋谬的理论探索，思维活动的逐渐成熟是医学发展成为系统知识的必要条件。 　　在原始思维那里，由于对自然力量的不了解和恐惧，对一切事物都充满了神秘感觉，认为存在着一种支配世界的超自然力量，成为巫术发展的基础，神秘感导致人群对天地、对山石草木动物等一切自然物的崇拜，对生殖的崇拜，进而发展为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和鬼神崇拜，并由此形成了巫术和发展而来的原始宗教。 　　巫术逐步巩固下来，有了一定的组织形式和仪式，出现了专职人员。在当时，巫师成为代表着具有知识和思维能力的阶层。巫的产生是在原始社会晚期，後于医药卫生经验积累。巫师出现後，又往往承担着治病的职能，他们在治疗疾病时，有时施行巫术，有时也用医药技术，其中有的巫师更偏重于医。《山海经·大荒西经》说：“有灵山：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海内西经》说：“巫彭、……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但如果由于巫医之间存在着联系，就断定医学起源于巫，这是不真实的。 　　巫主要是充当人与鬼神交通媒介的，是原始的宗教，是神学，在本质上是与作为科学的医学尖锐冲突的。医学越发展，医与巫之间的斗争就越尖锐，巫术就更成为医学发展的桎梏。公元前五世纪，中国医学家提出的“信巫不信医”作为六不治的一种，《黄帝内经·素问》中所说，“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都是医学摆脱巫术，确立自身价值的标志。 　　总之，医学起源是一个漫长而又曲折复杂的过程，疾病的危害与人类最初存在的保护自己、消除病痛的本能给予医学发生以最初的动力，但人一开始就在思维支配下活动的，他们能够把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积累起来，传递给後代，与动物单纯求生的本能有着质的差别。动物的本能永远不能使其卫生反射成长为医学。生产劳动及广泛的生活实践，深化着人们的认识，也深化着人们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使人们不但更深入地认识疾病，而且提供了医用器具及丰富的药物知识，使人们得以更好地积累医学经验。人类同疾病作斗争的需求及有意识的积累和传播医学知识，是医学起源的真正源头，在这一过程中，一些留心医学，善于总结医学经验，具有创造才能的优秀人物，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巫可能是脱离生产劳动，从事祭祀与文化事务的专职人员，他们在当时固然从事着神秘的宗教事务。其中一部分却利用他们的条件，在带有神秘色彩的思维指引下，对医学知识作了比较系统的总结，并逐渐使医学成为一种专门职业。医学从巫术出现时就开始了同它的斗争，并逐渐冲破它的羁绊，确立了自己的独立地位，走上发展的康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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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传说中的医学人物
伏义氏：　　一作宓羲、包牺、伏戏，亦称牺皇、皇羲。中国神话中人类的始祖。所处时代约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相传为中国医药鼻祖之一，《易传·系辞下》：“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帝王世纪》称：“伏义尝百药而制九针”，我国医界千馀年来尊奉为医药学、针灸学之始祖。伏羲是先民对创始八卦理论借以丰富人体认识，并对保健作出贡献的氏族群体的概括。
　　神农氏：　　一说神农氏即炎帝。中国传说中农业和医药的发明者，所处时代为新石器时代晚期，《淮南子·修务训》：“神农乃始教民，尝百草之滋味，识水泉之甘苦，……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由是医方兴焉”。《帝王世纪》称：“炎帝神农氏，……，尝味草木，宣药疗疾，救夭伤人命，百姓日用而不知，着本草四卷”。古代文献论述神农氏尝百草而始有医药者相当丰富，正因为此，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药物的着作，约成书于汉代，被命名为《神农本草经》，即寓有尊崇怀念之意。
　　黄帝：　　传说中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祖先，姓姬，一姓公孙，号轩辕氏、有熊氏，少典之子。所处时代为原始社会末期，为部落或部落联盟的领袖。传说他的发明刨造很多，如：养蚕、舟车、兵器、引箭、文字、衣服、音律、算术等，我国古文献也多有黄帝创造发明医药之记载。《帝王世纪》说：“黄帝使岐伯尝味草木，典医疗疾，今经方、本草之书咸出焉”，《通鉴外记》亦说：“（黄）帝以人之生也，负阴而抱阳，食味而被色，寒暑荡之于外，喜怒攻之于内，夭昏凶札，君民代有，乃上穷下际，察五色，立五运，洞性命，纪阴阳，咨于岐伯而作《内经》，夏命俞跗、岐伯、雷公察明堂，究息脉；巫彭、桐君处方饵，而人得以尽年”。上述医学着作所以冠以“黄帝”之名，反映了人们对其尊崇和仰慕之心情。
　　岐伯：　　中国传说时期最富有声望的医学家。《帝王世纪》：“（黄帝）又使岐伯尝味百草。典医疗疾，今经方、本草、之书咸出焉”。宋代医学校勘学家，林亿等在《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表》中强调：“求民之瘼。恤民之隐者，上主之深仁，在昔黄帝之御极也。……乃与岐伯上穷天纪，下极地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更相问难，垂法以福万世，于是雷公之伦，授业传之，而《内经》作矣”视今传《素问》基本上乃黄帝问，岐伯答，以阐述医学理论，显示了岐伯氏高深的医学修养。中国医学素称“岐黄”，或谓“岐黄之术”，岐伯当属首要地位。
　　雷公：　　传说上古医家，黄帝臣、擅长于教授医学之道，望色诊断与针灸医术等。“黄帝坐明堂，召雷公而问之曰：子知医之道乎? 雷公对曰：诵而颇能解，解而未能别，剔而未能明。明而未能彰。足以治群僚”。在关于针灸论述上与黄帝讨论了“凡刺之理”，以及望面色而诊断疾病的理论。从《素问》中以及《灵枢》内容来看，可知雷公从黄帝受业之关系。
　　桐君：　　传说上古时药学家，黄帝臣，以擅长本草着称。梁·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序强调：“至于药性所主，当以识识相因，不尔何由得闻，至于桐雷，乃着在于编简，此书应与《素问》同类”，“又有桐君《采药录》，说其花叶形色；《药对》四卷，论其佐使相识”。
　　综而言之，中国医学发展的启蒙时期，朴素经验的积累有过一个极其漫长的历史，即中国原始社会晚期“巫”产生前的若干万年无数代人们医疗经验的积累和口耳的世代相传。这些经验的积累被後世学者誉归于伏义、神农、黄帝、岐伯、俞跗、伯高、鬼臾区、少俞、雷公、少师、桐君等等。继之而起者，乃原始社会晚期生产、文化等之发展而诞生的“巫”，以及由之而起的巫医，由原始社会晚期到殷商，乃至西周前後，巫医在中国医疗保健中曾居于显要地位，俞跗、巫彭、巫妨、巫咸、苗父等是其代表人物。研究中国原始社会之医疗保健，我们不能忽视上述传说甚至神话中的医家与巫医，应当承认，在这方面的研究还很不够，给予他们以历史的、真实的地位，乃是医史学家、医史学家的责任。 取自"http://www.cnic.org/wiki/%E7%AC%AC%E4%B8%80%E7%AB%A0_%E4%B8%AD%E5%9B%BD%E5%8E%9F%E5%A7%8B%E4%BA%BA%E7%B1%BB%E5%8F%8A%E5%85%B6%E5%8D%AB%E7%94%9F%E

于小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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