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史前环境考古研究

龙山湖人

第一节 环境考古学及其理论
　　一、何谓环境考古学
　　环境考古学是研究古代自然环境与人类文化的相互关系的学科。环境考古学主要是通过对古文化遗址中所包含的能够反映环境的遗存研究，来恢复古代人类及其文化的生存环境，分析自然环境对人类文化的影响，探讨人类文化适应、利用自然环境过程中形成的特色和对环境的改造过程，最后对古代自然环境的变迁史和人类文化的发展史之间的关系做出全面的解释。 严文明 先生指出：
　　“从全球角度来看，环境考古应力求回答诸如人类是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样的环境起源的，农业为什么只在少数几个地方起源，那些地方的环境到底提供了哪些特殊条件使得农业有可能在那里发生而不是在别的地方发生。人类的早期文明又为什么只在少数几个地方发生，各自发生的环境条件又是什么？这是环境考古的最高层次。”(1)
　　现代考古学通过田野考古调查与发掘获得的研究资料与信息，大致包括了人类文化的、人类体质的和人类生存环境的三个方面。然而，在考古学诞生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热衷于发掘并详细描述古代人类文化遗存的考古学家
们，曾经把遗址中出土的动植物遗骸看作是与人类活动无关的“自然遗物”而没有给予十分的关注。以后，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和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越来越感觉到，影响人类文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仅就自然环境而言，始终是人类文化存在的基础和影响人类文化发展的外部条件之一，不了解有关人类文化生存的自然背景，是很难全面恢复人类历史面貌的。
　　环境考古学的产生，有其理论方面的背景和科学技术方面的条件。首先，文化生态学理论是环境考古学产生的理论基础。 20 世纪中期，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斯图尔德 (Steward.J.H,1902 ～ 1972) 首先提出了文化生态学的概念。所谓文化生态学，是研究人类适应和改造所处环境的所有方式的学问(２)。文化生态学概念的提出，引起了考古学家们对文化与环境关系方面问题的关注，从而认识到对古代人类生存环境考察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其次，科学技术的发展是环境考古学产生的技术条件。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学技术有了较大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方法与技术，如新的测年技术和动植物、土壤显微分析技术等，使得从古文化遗址中获得的有关古环境的信息量大为增加，从而使分析古文化与古代环境的能力大为增强。于是考古学家与地质、地理、生物学等学科专家合作，开始了有关古文化与古环境关系方面的研究。这样，大约在 60 年代，随着考古学的发展，环境考古学应运而生，并在考古学研究中日益占据重要的地位，成为考古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总之
　　“环境考古学是一门新产生的交叉学科，它的任务不是单纯研究自然界的进化，而是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环境考古学的目的就在于从历史的角度阐述人类依附自然、利用自然、保护自然、最终回归自然的辩证关系”。(３)
　　在中国，利用动植物遗存进行有关人类生存环境的研究始于 60 年代。 1960 年，考古学家裴文中先生就曾利用动物化石对古人类的生活环境进行了研究(４)。不久，周昆叔先生对半坡遗址进行了孢粉分析和古环境气候研究
(５)。 70 年代，竺可桢先生应用考古、动植物和古文献资料，对中国近五千年来的环境气候进行了研究(６)，使得古文化环境研究受到了普遍重视。 80 年代 , 不仅孢粉分析普遍受到了考古学的重视，而且地质学、地理学、动物学等学科的许多学者也逐渐加入到古环境研究的行列中，并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内做出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 1990 年 10 月，在陕西省临潼县召开了第一届“中国环境考古学术讨论会”，标志着考古学的一个新的分支学科──“环境考古学”在我国正式建立。相信今后随着各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不断加强，必将促使环境考古学研究，向更高层次发
展。
　　二、环境考古学研究的理论
　　环境考古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自然环境与人类文化，自然环境是指人类以外的自然界，包括气候、地质、水文、动物、植物等因素。其中，气候（包括气温和降水）是自然环境中最活跃的因素，气候状况和变化会直接影响当时的地貌、土壤、动植物和人类。不同的地貌（平原、山区、海滨、草原等）和土壤有着不同的动植物资源，直接影响古人类的生活方式；而动植物的生存、分布又受到气候、地貌、土壤、水文等因素的制约。因此，环境考古学实际上是把考古学、地学（包括地质学、地理学、土壤学）、动物学和植物学等学科结合在一起进行综合研究的学科。在研究过程中，上述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均对环境考古学具有指导或实际应用的意义。
　　环境考古学的理论基础是文化生态学，而文化生态学理论又是在生物生态学理论基础上产生的，故生态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对于环境考古学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生态学是 1866 年由德国生物学家 E. 海克尔（ E.Haeckel ， 1834 ～ 1919 ）建立的，他把研究有机体与环境的科学命名为“生态学”(７)。一般认为，生态学是研究活的有机体及其生存条件，以及有机体赖以生活的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科学。生态学以生物的以个体、种群、群落、生态系统为主要研究对象。
　　个体：是指生物活体的最小单位。任何一个生物种群，都是由许多个体组成的。个体并非恒定不变的，而是不断更替的，个体的更替表现为旧个体的死亡和新个体的出生。
　　种群：是指在一定时空范围内，由同一种的个体组成的集合体。每一种群都与一定的自然生态环境相适应，种群内的个体生活在相同的生态环境之中。
　　群落：是指在一定区域内或同一生态环境中，各生物种群相互松散结合的一种结构单位。不同的生态环境，有着不同的生物群落组合；同一生物群落的每一种生物都占据着一定的生活空间。
　　生态系统：是指生物群落和其它生物及无生命的环境之间，由于不断进行的物质循环（食物链、食物网）和能量转化过程而形成系统结构。自然界的生态系统有大有小，小到一片树林、一个池塘，大到广阔的草原和海洋，地球上最大的生态系统是生物圈。在一个生态系统内，各种生物相互依存，并随着环境气候的变化而演变。
　　生态系统概念的建立，对环境考古学来说，是一种极为有用的工具。基于生态学理论而产生的文化生态学认为，人类也是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之一，同自然界的其它生物和无生命的环境之间有着密切的相互关系，自然的生态环境发生的任何变化，都可能对人类及其文化产生影响。但人类在许多方面同其它生物有着显著不同，因为
　　“在人类的生态系统中，信息、技术、社会组织等都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人类无论个体或群体，都有以明确的目的对其资源进行配合的独特能力。他们不仅有目的地考虑这种配合能力，而且还改造自然环境以达到其目的…… 任何复原史前环境的尝试都不仅要考虑环境资源及其限制，也要考虑人类利用资源、干预和改变环境的方式”。(８)
　　人类并非像动植物一样只是被动地适应和利用环境，人类能够通过文化来主动地改造环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在这一适应、利用和改造环境的过程中，技术、社会组织等文化方面的因素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任何复原史前环境的尝试，都不仅要考察自然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因素，而且也要考虑人类文化对自然环境的积极反作用力。因此，基于文化生态学理论的环境考古学，是从人类文化和自然生态环境两个方面进行综合考察的，它的目的是探讨古代的自然环境和人类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
　　第二节 环境考古研究的方法
　　环境考古学研究的时间范围主要是古代，对于古生态环境的复原，主要依据对第四纪沉积物和各种古生物化石的分析研究，如无脊椎动物、脊椎动物的化石和植物的孢粉等。但对现代生物与环境关系的研究是认识过去的钥匙。由于第四纪的古生物属种中，大多数同现代属种相同或相近，而现代生物的生存与分布是与一定的环境气候条件相适应的。故各学科普遍应用“将今证古”的方法和原则，即根据现代生物与环境的关系去推论古代同一属种生物所反映的气候及地理条件等。需要指出的是，无论以那一种化石为依据去分析复原古环境，都有其局限性，如无脊椎动物对环境的适应性较低，在确定古环境方面时很有用处，但它们形成化石的机会较少，尤其是陆生无脊椎动物，由于缺少硬体部分，很难形成化石。脊椎动物与人类的关系较为密切，保留下来并形成化石的机会相对较多，但由于动物的移动性较大，一个化石群中往往包含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生态环境成员，所反映的古环境状况较为复杂。植物由于其移动性较小而环境的适应性较差，故其孢粉常常被作为反映环境气候变化灵敏的“温度计”，但孢粉微粒很小，在风的吹扬下能够被搬运到数十、数百公里甚至更远，从而给环境的分析带来很大的困难。因此，环境考古学研究，应尽可能综合各学科的研究成果，进行综合性分析研究，才有可能得出较为接近实际的结论。

　　一、地质环境考古学方法
　　地质学是研究地壳的形成及其发展历史的科学。地质学、特别第四纪地质学同史前考古学的关系最为密切。第四纪是地质史上最新的一个时间单位，它包括了更新世和全新世两个阶段。由于人类是从第四纪开始出现的，故人类及其文化从一开始起，就同第四纪地质结下了不解之缘。仅就环境考古学研究而言，地质学对沉积物成因和第四纪气候演变的研究，对于恢复古人类的生存环境有着重要的作用。
　　由于不同的沉积物是在不同的环境气候条件下形成的，并在组成成分、颜色、硬度、粒度等方面有所差异，通过对堆积成因的研究，可恢复堆积物形成时期的古环境、古气候、古地理特征。
　　冰川堆积物是在寒冷气候条件下形成的，对第四纪冰川及冰期间冰期的研究，可建立大的气候变化的基本框架。在沼泽地带，植物繁盛，常有大量腐殖质沉积下来，形成黑色的有机质淤泥，甚至成为泥炭层。湖相沉积往往是在水下缺氧的环境中，低价铁的化合物和碳酸钙含量较高，故以灰白、灰绿、黄绿、灰蓝、灰黑等颜色为主，通过地质调查可搞清楚古代的河湖的位置、范围及水流方向等，从而复原古地理环境。
　　华北地区更新世以来，广泛堆积了巨厚的黄土，包括早更新世的午城黄土、中更新世的离石黄土和晚更新世的马兰黄土（表 2-1 ）。黄土主要是由细砂、粉砂和粘土构成的，组成黄土的物质均来西北干燥的荒漠地区，随着风力的搬运，均匀散布到黄河流域广大地区。因此，黄土的堆积过程反映的是干旱的草原环境。而黄土中红褐色的古土壤，是在气候变的较为温湿时，黄土堆积的速度减缓甚至中断，土层裸露地面，在水和生物的直接作用下而形成的。因
此，埋藏在黄土中的古土壤，是温湿气候的标志；黄土和古土壤在地层剖面上多次叠覆出现，不仅反映了黄土堆积和间断的多次交替，而且显示干冷和温湿气候的多次波动，是气候变迁的可靠记录。近年来，我国第四纪地质学家对陕西洛川等地黄土剖面的研究，显示出更新世以来，黄土高原地区曾有过多次冷暖气候变化。
北方不同时代黄土沉积物的比较
　　　　　　　　　表 2-1
比较项目         午城黄土
（Ｑ １ ）         离石黄土
（Ｑ ２ ）         马兰黄土
（Ｑ ３ ）
颜色         棕红色         棕红黄色         灰黄色
胶结程度         坚硬         中等         疏松
孔隙度         小         中等         多而大
节理         不明显         不发育         发育
古土壤         ７～８条         20 多条         ２～３条
钙质结核         有时呈板状出现         较大，有时紧密相连         分散，豆状
（据尤玉柱：《史前考古埋藏学概论》 P ： 209 ，表八）
  
　　在秦岭淮河以南，特别是华南、东南地区的低山丘陵和盆地之中，广泛发育有红土堆积。红土的岩性特征是，含粘土量高，夹有少量的石英和云母成分；红土具有明显的酸性，而且一直处在强烈的化学作用状态之下。酸性地层很难保存化石，尽管可能原来有生物遗体埋藏于其中，但在强烈的化学作用下，多被腐蚀破坏而呈粉末状。故至今几乎没有在南方第四纪红土中发现过人类化石或动物化石，但发现过打制石器。考察红土的成因，是在气候炎热多雨的自然条件下，基岩表面经受长期风化（尤其是化学风化）形成的风化壳。在这种气候条件下，红土中的大部分元素都被淋失，只有铁的氧化物等不被溶解而残留下来，在高价铁和锰的浸染下，呈现红色。因此，红土堆积一般反映了热
带、亚热带气候与环境。
　　二、动物环境考古学方法
　　根据古文化遗址中保存下来的动物骨骼的研究，去推断与这些动物共生的人类及其文化的生存环境，是动物考古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在自然界中，不同动物是适应不同环境而生存和发展的，某些动物的分布，受到温度或纬度的限制，这种动物称为“窄温性”动物。如猛犸象是冰期时的动物，仅见于我国东北地区、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和靠近极地的其它地区；披毛犀也是一种喜冷动物，在更新世时，大致分布在北纬 33 °～ 40 °、东径 110 °～ 115 °
之 间的地区；貘是一种喜暖动物，现在只见于热带的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半岛一带。有些动物可在不同的温度领域内生存，被称为“广温性”动物，如更新世时的鬣狗、虎、狼等，在我国南北各地均有分布。窄温性动物化石是判别古气候的标志，它们可分为“示暖”与“示冷”两种组合。如更新世时分布于我国东北地区的“猛犸象 ── 披毛犀动物群”是冰期或寒冷气候下的动物组合；华南的“大熊猫 ── 剑齿象动物群”则是典型的热带、亚热带类型。
　　不同的动物不仅是适应一定的温度和纬度，而且与一定的自然地理环境相适应，据此，我们可以根据动物化石推断古人类生存的古地理环境。如鸵鸟和骆驼适应于干旱的沙漠地带，猴、猿、虎、象、野猪等主要生活在森林中，大角鹿、野驴、野马等则是草原性动物，河狸、水獭、水牛等喜欢生活在水域附近。因此，动物化石又是复原古地理环境的重要依据之一。
　　早在 60 年代初，我国著名考古学 家裴文中 先生，就开始利用动物化石复原远古人类的生活环境的研究，并根据哺乳动物的生活习性，将常见的动物化石分为五个大类，提出了利用动物化石进行古环境气候分析的简便方法
(９)：

龙山湖人

1. 大北方喜冷动物群，主要成员有（种或属）：
　　驯鹿 驼鹿 北极熊 麝牛
　　美洲黑熊 狼獾 猞猁 雪兔
　　旅鼠 披毛犀 猛犸象
  
　　2. 温带森林─草原动物群（种或属）：
　　野牛　　　 原始牛　　 赤鹿 梅花鹿
　　扁角鹿 大角鹿 狍子 旱獭
　　鼢鼠 普氏野马 野驴 羚羊
  
　　3. 喜暖湿动物群（种或属）
　　弥猴 长臂猿 猩猩 灵猫
　　果子狸 貘 犀 水鹿
　　水牛 云豹 竹鼠 豪猪 剑齿象
  
　　4. 特殊类型的动物（属）
　　① 代表水域环境的动物
　　河马 河狸 大河狸 水獭
　　② 代表高山区的动物
　　高山兔 青羊 北山羊
　　③ 反映竹林环境的动物
　　大熊猫 竹鼠
　　④ 反映沙漠环境的动物
　　骆驼 （驼鸟）
　　5 ．不受气候条件限制的类型（属）
　　人 虎 狼 棕熊
  
　　上述分类，给我们根据与人类共存的动物化石来探讨人类的生存环境带来很大便利，但这种分类只适用于大区域性环境的分析。若要搞清小区域的生态环境特征，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把一个遗址或一个地点的化石群严格地区分为流动种群和土著种群，前者是随着季节而流动的迁徙种；后者则是当地固有种，即很难在其它生态环境中继续繁衍的土著种群。分析小的生态环境，土著种群具有更大的意义(10)。此外，虽然人们都希望用某个生物种来指示特定环境，但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在一个生态环境中只被一种生物占据的情况几乎不存在。所以，在具体的分析中，应该用整个生物群落分析的方法，才有可能得出比较可靠的结论。如北京周口店动物群中既有北方种类，也有南方种类；既有栖息于森林中的动物，也有生活在草原、疏林、山地或河湖沼泽的种类。推测当时的气候较为温暖湿润，生态环境多样，适宜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除了大型的哺乳动物化石外，一些微体动物和小型的软体动物，由于对环境的反映很敏感，也越来越受到环境考古学家们的重视。如有孔虫类是海生单细胞微体动物，对海洋环境反映灵敏，不同深度或不同温度的海水中有不同种属的有孔虫，据此可推测出古海水的深度和温度的变化。介形虫是一种微体节肢动物，有淡水类、半咸水类和咸水类等，对恢复古水文和气候很有用。各种软体动物如陆生的蚌类和海生的蛤类等则可反映古地理环境和古气候的变化。如胶东半岛的贝丘遗址的分布距现在的海岸线都有数公里之遥，贝丘遗址中有的是以生息于海湾沙滩的蛤仔为主，有的是以生存于河水与海水相交环境的蚬类为主，有的以生存于海进时泥沙混杂环境中的泥蚶为主，据此可恢复１万年以来海岸线的变化过程和人类文化适应环境而形成的特色(11)。
　　三、植物环境考古学方法
　　同动物相比，植物由于移动性小而对环境变化的适应性差，对温度、降水、土壤等环境要素的变化更敏感，常被看作是地质时代的“温度计”而用来判断第四纪古气候的变化。利用古文化遗址中的植物遗存进行有关古植被和古气候研究，是植物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由于植物的根、茎、叶和种子等易腐朽而能够保存下来成为化石的很
少，故古植被方面的研究，主要依靠对植物的微体化石的分析，如孢粉分析和植硅酸体分析等。
　　1 ．孢粉分析法
　　孢粉分析法是一种利用埋藏在古地层中的植物孢子和花粉研究古植被和古气候的方法。自 60 年代首次对半坡遗址进行孢粉分析以来，孢粉分析成为环境考古研究最常用的研究方法之一。“孢粉”是孢子和花粉的简称。孢子，是指苔藓、蕨类等植物的繁殖细胞；花粉，是指裸子和被子植物的繁殖细胞。孢粉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首先，孢子和花粉具有体积小、重量轻、产量大的特点。一般一粒孢粉大小仅 10 ～ 100 微米，重量不到 10 － 9 克 ，通常用肉眼或放大镜看不见，只有用显微镜放大几百倍甚至几千倍才能看清楚。 据统计，一朵花序含有几千到十几万以上的花粉粒，如一朵枫树花有 8000 粒左右的花粉；一朵苹果树花有 57000 粒左右的花粉；一棵松树在 50 年中 , 可产生 3060 亿粒以上的花粉。所以，孢粉易于被风吹扬，广布于各种类型的沉积之中。其次，不同植物的孢粉在大小、形状和结构上有所不同，使得有可能利用孢粉来判定其母体植株。再次，孢子和花粉虽小，但却具有一种坚硬、耐酸、耐碱、耐压的外壳，在埋藏的过程中，尽管时里面的有机质腐烂了，但外壳却能抵抗外界的腐蚀，长久保存，形成一种微体化石(12)。由于孢粉具有以上特点，使得利用孢粉研究古植被成为可能。
　　植物的分布，与温度、降水量和土壤类型密切相关，并受到经度、纬度和高度三个方面的控制。如在纬度方面，我国东部由南而北随着气候和降雨量的变化，分布着热带雨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寒温带针叶林。在经度方面，我国的西、北部地势较高，降水量也较少，植被同东部明显不同。在黄土高原和蒙古高原东部主要是温带草原；内蒙古西部和新疆等地极端干旱，植被稀少，属温带荒漠；青藏高原的高寒半干旱地区则分布着高寒草甸或草原。在高度方面，山地的不同海拔地带的植被也有明显差异。如陕西太白山海拔 1000 米 以下的低山带为阔叶树林， 1000 ～ 2000 米 左右为针阔叶混交树林， 2000 米 以上为喜冷湿的云、冷杉，山顶为高山草甸和灌丛。
　　不同种属的植物对温度和降水有着不同的要求。如水生类的香蒲属（ Typha ）、水蕨属（ Ceratopteris ）、莲属（ Nelumbo ）、浮萍科（ Lemnaceae ) 等植物孢粉的存在反映当地应有一定的水面或沼泽；凤梨（ Ananas comosus ）、香蕉（ Musa nana ）、枫杨（ Pterocarya ）等植物适应热带或亚热带暖湿的环境；鹅耳枥
（ Parpinus turczaninomii ）、栎属（ Quercus ）、榆属（ Ulmus ）、椴属（ Tilia ）等植物适应暖温带温干的环境；冷杉属（ Abies ）、云杉属（ Picea ）、桦属（ Betula ）和大部分松属（ Pinus ）等植物适应北方或高山较为冷湿环境；蒿属（ Artemisia ）、藜科（ Chenopodiaceae ）等则是耐干旱的植物。
　　在考古发掘中，依据古遗址文化层的堆积序列分别采集孢粉分析样品。由于不同植物孢粉的外表形态不同，故在显微镜下，可根据孢粉的形态判定出不同时期植物的种类，进而根据植物群落的组合特征，依据现代植物分布与地理环境和气候的关系，推断出各个时期的植被类型及其反映的气候和地理条件，进而综合地质学和动物学有关环境的研究成果，复原史前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
　　２．植物硅酸体分析法
　　一般植物体的成份主要是有机质和水分，而无机质甚少。一旦植物由于燃烧或其它原因变成朽灰，就很难从外形上判断它的种属了。但学者们发现，沉积于某些植物体中的玻璃质的二氧化硅骨架耐酸碱、耐高温，具有很大的稳定性，被称为植物硅酸体或植物蛋白石、植硅石。硅酸体多存在于植物的细胞壁上，在植物体因种种原因被破坏后，仍可长期保存下来，并保持其原有的形态不变，形成微体化石。植物硅酸体广泛保存在土壤中，不同植物硅酸体形态有所不同，故可根据植物硅酸体的形态进行古植物属种的鉴定。鉴定时，需将标本用 800 ℃ 高温加热，烧成白色的灰份，在显微镜下观察硅酸体的形态，再同现代已知的植物硅酸体进行比较，即可做出判断。故植物硅酸体分析法也被称为“灰像法”(13)。
　　植物硅酸体在禾本科植物（包括绝大多数农作物）的果实、皮壳和叶子中含量较高，故常用于禾本科农作物的鉴定。早在 1929 年，瑞典学者就曾对河南仰韶村遗址的遗物进行过检测，发现有稻的硅酸体。 80 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开始将这一方法应用于考古学研究，先后对陕西临潼姜寨、湖北枝江关庙山、青海乐都柳湾、河北武安磁山等史前遗址进行了植物硅酸体分析，取得了较为满意的结果。近年来，在陕西扶风县案板遗址的灰土中，发现有稻、粟、黍的灰像，从而确定了距今 4500 年前，陕西的关中地区的史前先民们已种植稻的事实(14)。特别重要的是在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发现了距今１万年前的类似于水稻的植硅石(15)。这些研究成果不仅对于研究的稻作农业的起源及其分布提供了重要资料，而且也为分析当时的古环境方面提供了重要的信息。现在，植物硅酸体分析法已成为环境考古学和农业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

龙山湖人

第二节 史前考古与古环境研究的关系
　　考古学、特别是史前考古学，同古环境的研究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史前考古在认识不同文化特色的形成、文化变化的原因、分析遗址区域、探索文化传播等问题时，必须了解相应的自然环境；另一方面，史前考古的研究成果，对于探讨古环境气候的演变也有积极的作用。近年来，考古学开始同地质学、地理学、生物学等学科广泛合作，考察有关人类文化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新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史前考古与古环境研究的重要性也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识(16)。
　　一、文化的多样性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自然环境是人类文化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而人类主要是通过工具、技术、组织等文化方面的要素同所处自然环境发生联系的。自然资源的分布与不同文化对不同自然资源的占有情况，对于文化的发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和制约作用。一般说来，在没有野生稻分布的地方，不可能是栽培稻的起源地；不占有铜矿资源的人们，也不可能是 冶铜技术的创始者。因 此，不仅不同的地形地貌、动植物群落、矿产资源等，会导致人类使用不同的工具与技术去开发和利用，并形成不同的经济模式和社会组织，而且越是简单和早期的人类社会，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越直接、越明显。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自然环境是塑造不同文化类型的外部条件，而不同文化正是在适应和利用、改造不同的自然环境的过程中形成各自特色的。常言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说的正是这一道理。中国史前文化多中心不平衡的发展过程，正是人类文化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真实反映。
　　史前的阴山以北的内蒙古高原、甘肃北部及新疆地区、青藏高原等广大地区，由于地势较高、气温较低、降水量很少，沙漠草原广泛发育。在这一水热、植被条件的限制下，农业难以产生和发展，人类所能从事的主要是采集、狩猎经济，逐步形成了以采集狩猎为基本特征的经济文化。在较晚阶段，有些地方可能发展出了养畜业，并逐步向游牧经济过渡。陶器和磨制石器虽已发生，但始终没有得到充分发展。而开发草原环境的特有工具──细石器，自旧石器时代晚期以来，就一直是这一区域最具特色的主要工具。
　　史前秦岭——淮河一线以北、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的中国东半部，降水量相对较少而气候干燥，大部分地区分布着结构松软而易于耕作的黄土或黄土状土。特别是黄土高原，黄土广阔丰厚，具有较好的直立性，土壤的渗水性强而地下水位一般较深。与这种自然环境相适应，最早经人工驯化而成栽培作物的只能是耐干旱、易生长的粟类，并逐渐产生出以旱田粟作农业为主要特征的繁荣史前文化。又在史前时期，房屋的建造主要是从实用性的角度考虑的，不同形式的房屋也是充分利用和适应环境条件而营造的。在温和半干旱的黄土地带，房屋的主要功能是避风防寒。于是史前先民充分利用黄土的特性，挖穴造屋，冬暖夏凉的穴居也就成为黄土地带居民自古至今最主要的建筑形式之一。
　　史前的长江流域及其以华南广大地区，较之今天更为温暖、降水量更多，加之土壤中所含粘土较多而渗水性较
差，因而平原地带水网密布，山区林木茂盛。在这种水热、土壤等条件下，最早驯化出的栽培作物只能是喜水的稻
类，因而水田稻作农业是这一地区史前乃至以后的历史时期最主要的农业生产形式。又在温暖多雨的热带、亚热带地区，房屋的主要功能在于防潮而不是避寒。所以无论是河姆渡文化的“干栏”式建筑，还是近代华南地区少数民族的竹楼，无不反映出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环境而产生出的文化特色。
　　从上述自北而南的三大自然地理单元内分布的三大经济文化类型的形成来看，中国史前文化多中心不平衡的发展过程和区域性文化差异，是伴随着自然生态环境的变化而分布的，自然环境在不同地区的人类文化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正如严文明先生指出的：
　　“很明显，这三条不同的发展途径和三个经济文化区的形成，不但与旧石器时代和中石器时代文化分区的传统有关，也与各区自然地理条件的不同有关”。(17)
　　当然，影响人类文化发展变化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不能把自然环境条件作为决定人类文化发展的唯一因素来看待。但不论科学技术发达到何种程度，自然环境始终是人类文化存在的基础，特别是在史前时期，当人类对自然界的改造作用很弱而对生存环境的依赖性很强的情况下，自然环境的作用十分明显。因此，当我们宏观地审视史前文化及地域性差别时，离开了对有关人类文化生存环境的考察，就很难得出正确的、全面的结论。因此，考古学特别是史前考古学，在研究人类文化时，必须同包括环境科学类内的许多相关学科紧密协作 。
　　二、文化的变化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自然环境不仅是塑造不同人类文化的重要外部条件之一，自然环境的变化，有时还会引起人类文化发生变化。特别是在史前时期，由于人类对自然界的改造力很有限，而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当一个社会所处的生态环境发生较大的变化而使传统的生活方式难以为继时，生活于其中的人类必须做出适应性的反应，或是改变传统的生活方式以适应新的生态环境，或是迁徙他乡寻找新的生活资源或适宜于生活之地。 在这一生活方式的转变或迁徙过程中， 文化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我国著名气候学 家竺可桢 先生，曾根据考古资料、文献记载和物候记录，对中国近五千年来的气候变化作了系统的研究，将历史时期划分为明显的四个温暖时期和寒冷时期(18)。纵观中国古代史，曾屡屡发生由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南迁和入侵而引起的民族矛盾激化和战争，最终导致民族文化大融合。究其原因，学者们见仁见智诸说不一。然
而，当我们把历次北方民族大迁徙与历史上几次寒冷期发生的时间相对照时，即可发现二者之间有惊人的重合。
　　渭水流域全新世古环境变化的研究表明，约从距今 5000 前后开始，气候逐渐向干凉方向转化；大约在距今 4000 前后，气候就已逐渐变的干凉(19)。与这一气候变化相适应的是，分布于黄河上游甘青地区的、以粟作农业为主的齐家文化，由于气候干冷使得农业生产难以为继，逐渐向游牧经济转化。到了商周时期，这一地区已成为游牧民族──西戎的主要活动区域。
　　西周初年，发生了历史时期的第一次寒冷期。周孝王时，秦岭之南的汉水两次封冻；幽王时，西北诸地积霜。陕西扶风案板遗址周文化层的孢粉分析也表明，当时周原一带的植被以耐干冷的蒿、藜等为主，反映出气候已变的十分干冷(20)。这样，位于西北更为干冷地区的游牧民族在环境的压力下，开始不断地向东南迁徙，戎狄屡次寇周，与西周发生冲突和战争，最后导致平王东迁。东周时，戎狄进一步内迁，“自陇山以东及乎伊洛往往有戎”(21)，形成了“戎逼诸夏”的局面，也造成了春秋战国时期第一次民族文化大融合。
　　东汉、魏晋南北朝时，发生了历史时期的第二次寒冷期。公元 250 年的曹魏时期， 曾发生了历史时期第一次有记载的淮河结冰；晋代时，年平均气温要比现代低 1 ～ 2 ℃，而一个地方的年平均温度若低 1 ℃ ，就等于把这个地方往北推移 200 ～ 300 公里(22)。又据研究，这一时期史书记载的暴寒大雪就达 103 次 , 大旱记录 198 次
(23)。 自古以来“逐水草迁徙”的游牧经济，由于对自然界的水草等有着无法挣脱的依赖，而温度、降水等是左右这一经济的主要气候要素。显然，气候的恶化使游牧经济陷入严重困难而使人们难以生存下去，最后导致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大规模举族入塞南迁，形成了“五胡十六国”的战乱局面，造成了历史时期第二次民族文化大融
合。
　　上述事例说明，尽管引起文化变化的原因有文化与文化间的影响、社会内部的变动等多方面的因素，但自然生态环境的变化也是能够引起文化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我们在研究文化变化的时候，必须把文化置身于与该文化相关的自然环境背景之中去考察，而这一背景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又必须与有关环境科学紧密配合。
　　三、遗址分析与古环境研究的关系
　　古生态环境的研究与重建，不仅对于宏观地审视不同文化特色的形成以及文化变化方面很有意义，而且在微观地分析一个具体的古文化遗址时也有重要的作用。 史前 文化遗址是占有一定空间并延续一定时间的史前文化单位，是考古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之一。在对遗址进行研究分析时，首先要确定在一定时期内聚落居民活动的范围 ── 遗址区域。在过去的考古调查中，遗址范围的确定，多是依据地表文化遗物的分布范围而界定的，但实际上，这只是一个聚落居民日常活动范围的一部分，当时人们的经济活动范围要大的多。史前人类在居住地的选择中，一定的水热条件、动植物资源、矿物资源的空间分布、丰富程度及可开发利用性等，是重要的决定因素。因此，遗址区域分析，应把居住地选择中人与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即人地关系的研究放在首位。
　　在国外，遗址区域的分析一般是基于这样的假设：人类开发利用环境是以减少所需要的时间和能量的合理方式来进行的。即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离居住地越远，获得资源所需要时间和能量就越大，这样，随着远离居住地点，资源开发利用的价值减少，最终达到几近无法利用的边界，而这样的边界，就构成遗址区域的界线(24)。在诸多资源
中，某些资源如水，居于最基本、最重要的地位，获取它的路程必须缩短至最近的距离。所以，人类的居址一般位于河湖傍边或泉水附近。又由于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是有差别和随季节、时间变化的，因此便出现了对聚落周围土地和自然资源利用的差异或分带。据有关研究，一般人们不会到离开居住地 10 公里以外的地方去获取资源。农民一般在步行 1 小时的范围内经营土地；采集──狩猎者则主要在距居住地步行 2 小时左右的范围内活动。将遗址周围不同经济活动的等时线连接起来，便可划分出聚落居民日常不同经济的活动带及遗址区域的界线(25)。由于古今地貌的差异，在计算并连接上述等时线、划分经济活动带的时候，离开古环境、古地理方面的研究，是很难准确反映当时实际情况的；而通过详细的地貌、土壤、气候、资源的调查，就可较为准确地划分遗址区域并重建其所处的自然生态环 境。
　　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再结合考古发掘和研究得到的有关工具、技术、社会组织方面的资料与信息，就有可能阐明诸如古代居民对居址的选择、对所处自然环境的适应和利用、文化适应所处环境而形成的经济模式、自然环境的时空变化对文化的影响以及聚落形态等方面的问题。通过对一个典型遗址的分析研究，我们就得到一个有关物质文化特 征、经济模式、聚落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态环境方面的比较标尺。由此出发，在更大范围内进行比较研究，便有可能确定一个考古学文化的空间分布范围──文化区，并进一步划分出文化中心与边缘地区，阐明该文化与所处自然环境的关系以及文化的发生、发展的全过程。
　　四、文化传播与古环境研究的关系
　　任何一种人类文化，在其发生、发展、演变过程中，除了要受到所处自然生态环境的制约外，还要受到所处文化环境的影响。所谓文化环境，指的是一种文化同周边其它文化之间的关系。人类文化是动态的，不同文化之间、特别是相邻文化之间的交往和文化因素的相互交流与借用，是影响文化发展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关于文化现象的空间位移──文化传播，也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在史前时期，由于交通、通讯等手段的落后，文化之间的交往和文化因素的传播，主要是通过人群的迁徙或不同文化间的互动实现的，而这种文化因素的传播，要受到某些地理条件的限制。一般说来，交通便利的平坦之地，文化因素的扩散能够顺利进行。而崇山峻岭、汪洋大河、戈壁荒漠等往往对文化的传播起到隔绝作用。所以文化传播一般与地理环境条件成正比，即地理环境条件越好、传播障碍越少，文化传播的越远；距文化中心越远，传播力越弱。
　　但是，古今地理环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在研究文化传播问题时，必须了解有关文化传播的自然地理背景。不考虑有关传播障碍的问题，把远隔千山万水的两种文化生硬地联系在一起，就可能重犯“极端传播论”(26)的错
误。如果以今天的地理障碍，去否定远古时期人类文化的传播行为，也很难究明文化异同的真正原因。如日本考古发现表明，大约在距今 14000 年前后，日本列岛突然出现了细石器，其特征与东亚、东北亚大陆的细石器基本相同，属同一技术传统。考虑到东亚大陆细石器发生较早，日本列岛的细石器应是大陆文化传播所致。但若以现今的地理条件考虑，很难想象工具、技术极端落后的史前人类，能横渡大海到达日本列岛。然而，古环境研究表明，在末次冰期的极盛期，曾发生过大规模的海退。在距今 15000 ～ 16000 年时，海平面曾降至现代 海面 以下 150 ～ 160 米 ；在距今 14000 年时，仍低于现代海面 115 米 左右；我国的东海、黄海大陆架几乎全部露成陆地(27)。可知当时的日
本、台湾等岛屿应有陆桥与大陆相连，从而为人类文化的传播提供了通道。由上可知，史前考古离开了有关古地理环境的研究，是很难究明人类文化的传播问题的。
　　五、考古学研究对古环境研究的作用
　　当然，考古学并不仅仅被动地接受有关古环境研究的成果，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对于探索古环境气候的演变也有着积极的作用。二者之间有着相辅相成的密切关系。
　　首先，虽然环境气候的变化，主要是通过地壳运动引起的地形地貌变动和大气物理要素（太阳辐射、大气环流
等）的变化来实现的，故研究古环境气候的演变，主要依靠地质、地理、古生物等学科对沉积环境、古地貌、动植物群落的变化与分布的研究。但是，自从人类出现以后，随着文化的不断进步，人类由消极地适应环境逐渐向积极主动地改造环境转变。特别是全新世以后，随着工具的改进、技术的进步、农业的出现、人口的增加，人类活动日益给自然的生态环境以越来越多的影响，甚至有可能引起区域性生态环境和气候的变化。因此，不了解人类文化是很难究明环境气候变化的全部原因的。而考古学对工具、技术等方面的研究，可为我们估计某一时期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方
面，提供可靠而准确的资料。
　　其次，由于人类文化、特别是史前文化，是在适应、利用和改造不同自然环境的过程中形成各自特征的，因此，人类文化遗存在某种程度上保存着古环境气候变化的信息。如史前人类在房屋设计与营造时，主要是从避暑、御寨、防潮等实用角度考虑的，这样不同形式的房屋，能够反映地理环境与气候条件方面的差异。在黄土地带的史前文化
中，房屋的营造主要有地穴式、半地穴式、地面建筑三种形式。地穴式和半地穴式房子具有冬暖夏凉的特点，但不适应多雨潮湿的气候；地面式建筑则具有较好的防潮性，而保暖性较差。又在冬季盛行西北风的地区，门窗的朝向一般背风朝南，也反映出适应气候的特征。渭水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老官台文化，已发现的房屋均为地穴式或半地穴
式，反映出当时的气候比较干燥；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仰韶文化，则出现较多的地面式建筑，如姜寨一期文化遗存中，地面木架构的房屋占 60.8 ％，房屋的门均朝向聚落中心，说明当时气候已变得较为暖湿(28)。
　　再次，环境气候变迁史和人类文化史的研究，都离不开时间的标尺。对时标的要求首先是可靠性，其次是精密
度。不可靠的时标，必然导致错误的结论；虽然可靠、但精密度差的时标，仅适用于粗略的研究。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对时标精密度的要求会愈来愈高。以植物孢粉分析、动植物群演化、沉积环境等为主要研究手段的古环境气候研究，是建立在地质学对地层研究的基础之上的。但由于自然堆积具有堆积厚、延续时间长、区域性变化显著、不同沉积之间的可比性差等特点，特别是在黄土地区，由于黄土堆积厚、无层理，给详细的地层划分带来一定的困难，从而使环境气候史的研究很难把握较小时间尺度的变化规律。但是，建立在古文化堆积层次研究基础之上的考古学，则对古文化遗址堆积层次的划分要准确和精细的多。如果能充分利用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建立起来的一个地区乃至一个较大范围的、较为精确的古文化堆积层序和编年，对各个时期的古遗址进行有关环境气候的研究，则可大大提高时标的可靠性和精密度。因此，古文化遗址是进行环境气候研究的理想地点之一，而要进行这样的研究，又必须有考古学密切有效的配合。
　　总之，史前考古学与古环境研究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而建立这两个学科基础之上的环境考古学，正是从人类文化和自然生态环境两个方面进行综合考察，以探讨古代的自然环境和人类文化之间相互作用及相互关系的。

龙山湖人

第三节 中国史前时期自然环境的基本特征
　　一、中国史前自然地理环境的基本特征
　　地质学研究表明，中国史前及现代自然地理环境的基本格局，是新生代以来的新构造运动而形成的。进入地史的新生代后，全球发生了剧烈的造山运动。第三纪是造山运动最为剧烈的时期。由于欧洲的阿尔卑斯、亚洲的喜马拉雅和环太平洋的造山运动，使得海洋范围缩小，陆地面积扩大， 最终形成了现今地球的海陆轮廓(29)。
　　对中国现今地形影响最大的是喜马拉雅运动。依据板块运动理论，喜马拉雅运造山动是由于第三纪印度、阿拉伯等小板块碰撞亚洲大陆而发生的。喜马拉雅地区，在始新世时还是海洋环境，中新世时强烈的造山运动使这一地区上升为陆地，上新世晚期青藏高原已抬升到平均海拔 1000 米 左右， 更新世早期平均海拔为 2000 米 ，更新世中期高原面在 3000 米 左右，更新世晚期广大原面已达 4500 ～ 5000 米 的高度(30)。喜马拉雅运动导致了中国自然地理环境和气候等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变化。
　　首先，喜马拉雅运动，不仅导致了青藏高原的形成，而且引起了中国大陆的一系列大规模的差异性升降构造变
化，形成了西高东低呈巨大的三级阶梯形下降的自然地貌基本格局，即由珠穆朗玛峰等一系列高大山系和青藏高原组成的第一级阶梯，海拔高度一般为 4000 ～ 5000 米 ；自昆仑山和祁连山以北、横断山脉以东，地势急剧下降而形成第二级阶梯，包括新疆和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四川盆地和云贵高原等，海拔高度多在 1000 ～ 2000 米 之间；沿大兴安岭、太行山、巫山到滇东高原一线以东，地势再次下降形成第三级阶梯，包括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和东南丘陵地区，高度也降到 1000 米 以下到数十米（图 2 - 1 ）
　　其次，由于青藏高原的隆起，大大改变了中国的古地貌，引起了西风激流的动力作用，改变了中国各地气候要素的组成。在强大的西风激流吹扬下，中亚内陆沙漠地区的大量粉尘被抬升到 3000 米 以上的高空，随风向东南方向飘移。之后，由于东南季风的干扰和秦岭、六盘山、吕梁山、太行山的阻隔和截留，风速变慢，在黄河中下游一带大量沉积下来，形成巨厚的黄土堆积(31)。中国第四纪黄土研究表明，黄土是从距今约 250 万年前的更新世早期开始堆积的。但当时， 由于青藏高原上升的还不很高，西风激流的作用尚不很强，最早形成的午城黄土的沉积的速率、厚度和广度均较小。中更新世时，随着青藏高原的不断抬升，风力作用和沉积速率加强，在黄河中游，特别是泾、洛河流域形成了厚达数十米的离石黄土。更新世晚期，由青藏高原进一步上升到现代的高度，青藏高寒区和西北干旱区最终基本形成，气候进一步变得干凉，风力作用和马兰黄土的堆积速度明显加快，最终在中国北方形成了总面积约 60 万平方公里的黄土堆积，并在黄河中游一带形成了蔚为壮观的黄土高原。

（选自孙金铸主编：《中国地理》图 2 — 1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8 年 10 月）
　　再次，喜马拉雅运动还引起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祁连山、阴山、燕山、秦岭、南岭等山系的强烈上升，大大改变了中国各地气候要素的组成，最终形成了三大自然区域：即东部季风区（大兴安岭以东、内蒙古高原以南、青青藏高原以东）、西北干旱区（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以北）和青藏高寒区(32)。此外，境内的一些东西走向山脉，阻当了西北寒流的南下和东南暖湿气流的北上，对于大气热量和水分的再分配也起到了明显的作用。自北而南—形成了温度、降水量、植被有所差异的几个气候区。北部天山 ─ 祁连山 ─ 阴山 ─ 燕山一带是划分暖温带和温带的分界线；中部的昆仑山 ─秦岭山脉及淮河一线，是南方和北方、亚热带和暖温带的自然地理分界线；南部的南岭和武夷山两侧的气温和降水量等也有明显的差异。其中，特别是秦岭山脉的不断抬升，造成了南北气候的差异的基本格局。在更新世早期，秦岭以北的渭南阳郭动物群和稍晚的蓝田公王岭动物群中，还可见到丽牛、轴鹿、水鹿、毛冠鹿、剑齿象、大熊猫、貘、苏门羚等东洋界动物，带有或多或少的南方动物群的色彩。可知当时的秦岭虽已开始抬升，但其高度尚不足阻隔南北动物的迁徙。但更新世中期的陈家窝动物群中，已绝对不见南方动物群中的成员。据此估计，大概在中更新世早期，秦岭迅速上升到接近现代的高度（平均海拔 2000 米 以上），形成了横亘第二级阶梯中部高山屏
障。
　　上述新构造运动形成的中国自然地理环境，奠定了中国各地气候、植被差异的基本格局。在青藏高寒区和西北干旱区，史前文化出现的较晚，东部季风区则是史前人类活动的主要区域。在东部季风区，由于气候和植被等方面的差异，自北而南又可分东北地区（内蒙古东部及东北三省）、华北地区（黄河中下游）、华中地区（长江中下游）、华南地区（南岭以南地区）、西南区（云贵高原）等几个相对独立的自然地理单元，并对分布于这些地方的史前文化以强烈的影响。
　　二、中国史前时期的气候演变的基本特征
　　上述新构造运动形成的中国自然地理环境基本格局，奠定了中国气候的基本特征，进而影响到中国史前文化的发生、发展和分布。中国西部青藏高原高寒区和西北部蒙新干旱区，深居亚洲大陆的腹地，大陆性干旱气候一直居统治地位。更新世时，高山冰川作用明显，气候寒冷，人迹罕到。而东部季风区的环境气候条件相对较好，从旧石器时代起，就一直是史前时期古人类和古文化遗存最主要的分布地带。故中国东部古环境气候的研究成果，对于了解史前文化发展过程中的自然环境背景具有重要的意义。此外，中国史前时期气候的演变，除了自然地理环境的作用外，同时还受到全球性气候变化的影响。其中，秦岭以北地区受西北季风的影响最直接，第四纪气候变化也较明显。故对这一区域史前气候变迁的研究，具有某种程度的代表性意义。
　　( 一 ) 旧石器时代气候演变的基本特征
　　旧石器时代 ( 更新世 ) 气候变化最显著的特征表现为冰川作用的盛衰，即冰期、间冰期的更替。所谓冰期，是指地球上气候显著变冷的时期，表现为极地冰盖和高山冰川规模扩大和增厚，引起生物的迁徙和部分绝灭。间冰期则是间于两次冰期间的温暖时期，表现为冰川消融和大规模后退，河湖发育，生物繁茂。冰期和间冰期的交替，在地层中留下了不同类型的沉积物和相应的动植物化石。第四纪地质学通过对古冰川堆积物和生物化石的研究，确定了冰期和间冰期的序列和次数，基本搞清了史前时期冰川古气候演变过程的基本框架。
　　世界经典的冰期序列划分是在欧洲的阿尔卑斯山区，学者们曾将这里的更世时期划出的五次冰期和四次间冰期，成为世界各地比较的标准。我国东部的冰川古气候的研究始于本世纪 20 年代。 1920 年前后，著名地质学 家李四光 先生在太行山、大同等地发现了第四纪冰川遗迹，后来又在庐山、天目山、黄山和云南点苍山等在有所发现，从而确定了我国第四纪冰川的存在，奠定了第四纪古气候研究的基础。之后，许多学者又对第四纪古气候及其演变过程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先后确定了龙川、鄱阳、大姑、庐山、大理五次冰期和四次间冰期。 70 年代，杨子赓等人通过对河北平原若干钻孔岩心的研究，进一步证明了五次冰期和四次间冰期的存在(33)。上述研究基本建立了中国第四纪冰期序列，并可和欧洲冰期划分方案相对应（表 2-2 ）。
　　哺乳动物的大规模迁徙事件也是第四纪气候演变的重要证据。徐钦琦通过对大量的动物化石分析，提出第四纪中国东部至少发生过四次哺乳动物南迁的事件(34)。第一次南迁事件发生在距今约 140 万年前后，标志是大量喜暖的鹿类如山西轴鹿、水鹿、四不象鹿等在华北普遍消失，意味着发生了降温事件。第二次南迁事件发生在距今约 90 万年前后，标志是大熊猫、猎豹、剑齿象、爪兽等喜暖动物在华北消失，表明这些动物因寒冷气候的到来而南迁。第三次南迁事件发生在距今约 28 万年前后，标志是居氏巨河狸、变异仓鼠、肿骨鹿等北方动物侵入到长江以南的和县，说明这次降温事件比前两次更剧烈。第四次南迁事件发生在距今约 1.8 万年前后，标志是北方型动物南侵到江南杭州、溧水一带，是更新世最严酷的降温事件。上述动物南迁事件可分别与鄱阳、大姑、庐山、大理冰期相对应。
　　冰川的研究奠定了第四纪古气候研究的基础，但由于在典型的冰川作用区如阿尔卑斯山地区，较新的冰川作用往往破坏了较老的冰川作用遗迹，因而难以在一个典型剖面或典型地区完整而可靠地得出第四纪冰期——间冰期旋回的全部历史。而我国丰厚的黄土堆积中保存了大量的古气候信息，特别是黄土、古土壤在地层中交替出现是气候冷暖旋回的反映，故我国完整的黄土沉积是研究第四纪古气候的理想之地。近 20 年来，我国学者对黄土高原不同地区的黄土——古土壤堆积系列进行了多次研究。其中，刘东生等在陕西洛川黑木沟黄土剖面的离石黄土中划分出 14 层古土壤和 13 层黄土，这 27 层黄土——古土壤堆积系列，记录了 70 万年以来的黄土高原的 27 次干冷 ─ 暖湿的交替
(35)。近年来，丁仲礼等人，在大范围的野外调查的基础上，对中国各地黄土的土壤地层进行了比较研究，从午城黄土、离石黄土、马兰黄土沉积中共划分出 37 个土壤地层单位（一个土壤地层单位由一层古土壤和下伏黄土组成），表明 250 万年来共发生了 37 次冷暖气候交替(36)。上述研究成果，对于复原中国第四纪古气候的变迁及其对人类文化的影响等问题有 着重要的意义。

龙山湖人

第四纪冰期、古人类、古文化对应关系表
　　　　　　　　　　　表 2-2
第四 纪
划 分         冰 期 划 分         人类发展
阶段划分         人类文化
分 期
        欧 洲         中 国                
全
新
世         冰
后
期         亚 大 西 洋 期         河 间 期         现 代 人         历史时期
                亚 北 方 期                         新
石
器
时
代         晚期
                大 西 洋 期         海 兴 期                         中期
                北 方 期         吴 桥 期                         早期
                前 北 方 期                                 初期
更
新
世         晚
期         玉 木 冰 期         大 里 冰 期         晚期智人         旧
石
器
时
代         晚期
                里斯 - 玉木间冰期         庐山 - 大里间冰期         早期智人                 中期
        中
  
期         里 斯 冰 期         庐 山 冰 期         晚期直立人                 早期
                明德 - 里斯间冰期         大姑 - 庐山间冰期                        
                明 德 冰 期         大 姑 冰 期                        
        早
  
期         贡兹 - 明德间冰期         鄱阳 - 大姑间冰期         早期直立人                 初期
                贡 兹 冰 期         鄱 阳 冰 期                        
                多瑙 - 贡兹间冰期         龙川 - 鄱阳间冰期                        
                多 瑙 冰 期         龙 川 冰 期                        
　　（二）新石器时代气候演变的基本特征
　　从距今约一万年前后的全新世之初开始，人类文化迈进了新石器时代。全球气候也普遍向温暖的方向发展，表现为冰川和冰盖大规模消融或后退，进入冰后期。冰后期的气候划分方案以挪威学者布列特（ A.Blytt ）和瑞典学者色尔南德（ R.Sernander ）的布列特 ── 色尔南德方案最为典型。他们根据北欧沼泽沉积层中的植物化石和孢粉研
究，将冰后期划分为五个气候期， 成为全世界公认的经典划分方案和对比标准。
　　在中国，早在 70 年代， 竺可桢 先生就对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进行了研究。之后，还有许多学者从动植物群落的变化等方面，对新石器时代以来中国各地的环境气候变化及对人类文化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如中国科学院贵阳地球化学研究所第四纪孢粉Ｃ 14 组对辽宁南部一万年来自然环境演变的研究(37)、周昆叔等对北京平原第四纪晚期孢粉分析与环境研究(38)、孔昭宸等对内蒙古赤峰新石器时代环境考古学研究(39)、高广仁对山东新石器时代生态环境的研究(40)、唐领余等对江苏淮北地区新石器人类文化与环境的研究(41)、顾海滨对洞庭湖地区第四纪古环境演变及其对人类活动影响的研究(42)、安芷生等对最近 2 万年来中国古环境变迁的研究(43)、石兴邦对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与生态环境的研究等(44)，均得出大体相同或相近的认识。大体说来，华北区的新石器时代的气候的变化可分为三大时期（表 2-3 ）：
　　1. 升温期
　　约 10000 ±～ 9000 ± B.P ，相当于国际气候分期的前北方期和考古分期的新石器时代初期。东北区喜冷猛犸象、披毛犀等已绝灭，东北南部和华北广大地区普遍发育了以松、栎、蒿、菊为主的针阔叶混交疏林草原，显示出气温开始由干凉向温凉转变。但大部分时间内仍较干凉，估计年均温比现代稍低。人类开始由山麓高地向平原地带转
移，走出岩洞，营建聚落。华北和华南都开始出现了以磨制石器和陶器为特征的新石器文化，原始农业处于萌发时
期。
　　华北区新石器时代环境气候演变表
　　　　　　　　表 2 — 3
考 古
分 期         植 被 特 征         气候特征与分 期         国际气候
分 期
新石器时代         晚期         松、栎、蒿为主的森林草原（含云、冷杉）         后段         降温期         凉 干         亚北方期
                栎、松、蒿为主的疏林草原         前段                 凉湿        
        中期         栎等阔叶树为主的森林草原         后段         最暖期         暖湿         大西洋期
                栎、松、蒿为主的森林草原         中段                 温湿        
        早期         栎、松、蒿为主的森林草原         前段                 温干         北方期
        初期         松、蒿、菊为主的疏林草原（含云、冷杉）                   升温期         凉 干         前北方期
　　2. 最暖期
　　约 9000 ±～ 5000 ± B.P ，相当于国际气候分期的北方期、大西洋期及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华北地区出现了以栎、榆、柳等落叶阔叶树为主的森林草原，还发现有现在主要生存在长江流域的竹鼠、獐、豪猪等。总的状况是四季分明，温暖湿润，水热条件可能好于今天，估计年均温高于现代 2 ℃ 左右。依据环境气候与文化的演变特征 , 可进一步细分为三个阶段 :
　　前段（ 9000 ±～ 7000 ± B.P ），相当于黄河中游的前仰韶时期。植被是以松、栎、蒿为主的针阔叶混交疏林草原，显示出气温进一步回升，大体与现今气温接近，其间有过冷暖波动。适应这一时期的环境气候特点，东北、华北、华中区的前仰韶时期诸文化迅速出现，并初步形成了粟作和稻作农业两大文化体系，原始农业处于初步发展和发展时期。
　　中段（ 7000 ±～ 6000 ± B.P ），相当于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早期阶段。植被多为以十字花科为主的中生草原和以松、蒿、藜为主的森林草原，其间的气候虽可能有过冷暖波动，但总的状况是温和半湿润，水热条件好于现代。各地区仰韶时期诸文化迅速地发展和发达起来，遗址密度大大增加。
　　后段（ 6000 ±～ 5000 ± B.P ），相当于黄河中游仰韶文化中、晚期。华北区大部分时间内的植被是以栎等阔叶树为主的森林草原，气温上升到全新世以来的最高点。黄河中、下游仰韶时期诸文化的发展进入最繁荣的鼎盛阶
段，人类文化的向北方高纬度、高海拔地区的迁徙也达到了高潮，促进了各地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3. 降温期
　　约 5000 ±～ 4000 ± B.P ，相当于国际气候分期的亚北方期和新石器时代晚期。华北区的植被变为以栎、松、蒿为主的针阔叶混交疏林草原，还发现较多适宜于草原环境的斑鹿、牛、鼢鼠、羊等种类。表明气温下降，开始向干凉的方向发展，估计年均温大体与现代接近。人类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和各地文化间的交流与影响不断增强，文化进一步发展，原始农业处于兴盛时期。黄河流域开始出现了一些小型铜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龙山时期诸文化中，普遍出现了原始城堡。依据环境气候和人类文化发展变化的特点，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
　　前段（ 5000 ±～ 4500 ± B.P ），约相当于黄河中游的龙山时代早期。华北区的植被是以栎、松、蒿为主的针阔叶混交疏林草原，反映出气温开始下降，并向干凉的方向发展。由于气温的下降，西北方的常山下层文化开始向东南移动，东北的小河沿文化向南迁徙。
　　后段（ 4500 ±～ 4000 ± B.P ），约相当于黄河中游的龙山时代晚期。华北区的植被变为以松、栎、蒿为主的疏林草原，表明气温继续下降，进一步向凉干方向发展。干凉的气候，迫使西北和北方的文化大规模向东南和南方迁徙，进一步加快了各地文化的交流、冲突、融合、发展和社会的变革。

大石锛

好资米斗   要时日学习

XRJ-2

专业呀

年轻@人

得好好学习了！

龙山湖人

回复 6# 大石锛


    慢慢学习~~~~~~~~~~~~~~别急着成专家

龙山湖人

回复 7# XRJ-2


    专业的不是我，是写书的专家。呵呵

龙山湖人

得好好学习了！
年轻@人 发表于 2010-4-6 23:36

    学习就有收获！

年轻@人

回复 11# 龙山湖人


    嘿嘿　谢谢龙湖哥的指点！

龙山湖人

回复 12# 年轻@人


   

123

不错！欣赏了

龙山湖人

不错！欣赏了
123 发表于 2010-4-11 04:29

    {:3_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