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种器-我国史前考古中首次发现的实物。

h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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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北美见到一只土著（印第安人或墨西哥人）的“火种器”。灰黑砂泥方形罐 盘泥成型，有盖，盖上两乳耳，乳耳上有横孔，可穿绳以便于提起。年代不详。现正与物主就其价格商榷中。同时也在收集这方面的资料。见国内有报道说：

关于“火种器”，近来各大报刊有国内首例发现的报道，认为是可以载入中华史册的伟大发明（见下转载）。

报道一：

最早的时候人们为保留火种会挖一个洞，并不断的丢入树枝等可燃物，来保留火。这样总要有人看护火，也需要人不断的寻觅可以燃烧的东西。而保留火的过程中，因烧烤地附近的土变质而受启发，人类发明了陶器。从而制作了第一个火种器，这样可以移动火种了。洛阳境内出土的5600年前人类贮存火种的火种器是首个被发现的火种器。
后来为了携带方便，又产生了火折子。很粗造的土制纸卷成紧密的纸卷，用火点燃后再把它吹灭，这时候虽然没有火苗但能看到红色的亮点在隐隐的燃烧，就象灰烬中的余火，能保持很长时间不灭。需要点火时只要一吹就能使它复燃
/ |4 N0 e. g7 f" q6 l& I千里火同火刀火石或火折子一般，是易于携带之简便照明用具。制作方法乃以白薯蔓浸水田中泡浓，取出捶之勿拆，再泡再捶，晒干，加硝五钱，璜两，松香四钱，樟脑末一钱，拧为绳，晚间燃之似无火，一幌即亮。
以上是被动存放，下面是主动制造火种的方法。古代取火法主要有三：1、用木燧；2、用金燧；3、用石敲火......(略）。

hank

& {  Y; `/ F! a% @报道二：火种器
出土时间：1996年
2 I* Z) A/ b$ s& h出土地点：孟津寨根新石器时代遗址
文物年代：距今约5600年
规格：亚腰筒状，口径4.5厘米，底径9厘米，高11.8厘米
价值：为目前我国史前考古所仅见，在人类用火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 A: K1 W% ~% R5 U　　五六千年前新石器时代的人们是如何保存火种的吗？

　　洛阳博物馆新馆收藏着一个貌不惊人的“陶罐”。但在专家眼中，它却具有重大考古价值，是距今5600年前人们的火种器，在我国史前考古中为首次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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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k/ y- X. m' R　　1 貌不惊人的“陶罐”为何具有重大考古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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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8 g% m7 B) M+ V+ t! \　　北大博导认为，这件“过去从未见过”的器物，是古人用于贮存火种的火种器

2 W6 i7 z' ^  c: w. @* [; s+ f* B　　1996年，为配合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建设，市文物工作队等单位组成联合考古发掘队，对孟津寨根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了大面积考古发掘。在一座仰韶文化时代的房基中，考古人员发掘出一件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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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1 W- I. |# M  　这件陶器其实貌不惊人。它高11.8厘米，为手工制作，属厚胎夹砂红陶器；形状为亚腰筒状，小口圆唇，口径4.5厘米，斜肩，束腰；底径9厘米，底不平；腹中部偏上处有2个对称圆孔，底部中心有1个圆孔，3个圆孔的孔径均为2厘米；外表装饰竖绳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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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测年实验室测定，该器物的制作与使用年代应为距今5600年前。可这样的出土文物过去从未见过，大家对于该器物的用途莫衷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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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4 C+ Q$ T5 G) N  t: p* P$ j　　正在这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生导师严文明来到洛阳，看到这件出土文物后判断：这应是一件古人用于贮存火种的火种器，具有重大考古价值。

, M/ E9 z% ]/ o! V　　2 专家缘何认定其为火种器？

　　该器物的出土地点、陶质、陶胎及形制特征，是专家作出该结论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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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 t! p# S. `4 z　　据负责此次发掘的洛阳市文物工作队研究员李德方介绍，考古专家之所以认定这是火种器，依据有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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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从出土地点及陶质、陶胎特征观察，这应当是一件与用火相关的耐高温陶器。该器物出土于一座因火灾而废弃的房子内的烧灶旁，与其相伴出土的还有釜、盆、杯等生活用具。该器物为夹砂厚胎陶器，器壁的厚度达到1厘米，此类陶器具有耐高温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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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该器物具有贮存火种的功能。其口部较小，便于放置火种后聚火、排烟；腹部有对称双孔，便于器内充入适量氧气；其底部不平且有一孔，既可以排灰，又可以让少量空气充入器内，促进空气循环，保证了火种在该器内缓慢、持续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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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s' `% G! }7 C8 |　　总之，从该器物的出土地点、陶质、陶胎及形制特征看，这是一件耐高温的生活用具。因为腹部和底部有孔，它不可能贮存高温液体，而只能贮存固体。根据种种迹象，专家最终作出“这是一件火种器”的判断。

/ t8 B5 o8 Q& @! Z0 A  e　　3 远古人类如何用它来保存火种？

　　其结构、原理及使用方法与如今我们使用的煤球炉相近，古人类的智慧令人称奇

　　洛阳都城博物馆工作人员陈大好、市文物工作队工作人员裴学杰分析说，这件火种器是小口、多孔的筒形器具，与今人所用的煤球炉相似。他们推测，火种器当时可能是这样使用的：

- |2 X6 D) z& ^/ r# M9 ?　　把火炭投置于器内并在其上覆盖黑炭，适度封闭口部并置其于空气流通处，这样木炭可在器内缓慢燃烧。

　　采用火种时，打开口部并借助吹火具吹火，火便燃烧起来。使用后，晃动火种器，排除炭灰并续加黑炭。这样，火种器便如同如今的火炉一样，可以长久贮存火种。

　　4 小小火种器，作用到底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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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_# d: N* _2 G) N5 R　　它降低了火灾发生率，还让火种易于携带、移动，是后世火炉的“祖先”

  \" _0 O6 ^! d; S7 M　　我国北京周口店猿人洞穴内曾经发现过用火痕迹，说明在距今四五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偏早阶段，猿人已会用火御寒及制作熟食。李德方推测，在北京猿人乃至其后漫长的历史阶段，古人类还处在采集天然火种和“钻木取火”的阶段，并把获取的火用“持续燃烧法”保存下来。

" `/ n8 a1 C( D" J% Y% ]　　到新石器时期仰韶文化阶段，从黄河流域发现许多设有灶坑的仰韶文化时期房址分析，当时人们贮存火种的方法主要为“灶坑法”，即把灶坑内燃而未尽的火炭用灰烬掩埋起来，使余火处于低氧燃烧状态，延长燃料的燃烧时间。但用“灶坑法”在居室内保存火种很不安全，尤其是在当时矮小的“窝棚式”房子里，非常容易引发火灾。或许，仰韶时期的先民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经过长期的摸索、试验才发明了这种便捷、实用的贮存火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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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德方认为，火种器的发明，不仅降低了火灾发生率，并有助于火种的移动，其筒状、透气、漏渣、耐高温等特征，均被后世的火炉所继承。从这一个意义上讲，寨根遗址出土的火种器是后世火炉的“祖先”，是可以载入中华史册的伟大发明。洛阳日报报业集团全媒体记者 张亚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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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 p1 Q) C* p- W4 e! L" T9 R报道三（转载）：有学者称红山文化的斜口陶器也有储存火种的功能，但网上找不到图片，希望有网友提供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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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 红山文化中“斜口器”的用途、命名及诞生背景
时间： 2007-12-03        


8 \; H: k1 B7 U3 V6 z　　红山文化的陶器中有一种形制特异的器物，人称“斜口器”。它敞口、斜壁、小平底，有的斜口呈“心”形，有的斜口呈“门”形，总体为箕状。也有人称其为“斜口缸”，还有学者称其为“簸箕形器”或“异形器”等。这种器形先后在新乐遗址、富河沟门遗址、兴隆洼遗址、左家山遗址、敖汉旗四棱山、赤峰西水泉等红山文化遗址中都有发现。其中四棱山遗址的六座陶窑中发现有很多这种器物的口沿，说明此类器物在五千年前，是红山文化分布地区原始居民的一种常用器物。
( J4 [$ I8 `0 L  r　　有关这种器物的用途一些学者已进行过，吉向前先生在《文物报》2000年12月24日3版发表了《红山文化的斜口器是盛放器不是撮楼工具》一文（以下称《吉文》）。《吉文》从斜口器的分类、功能、源流进行了考证，同时还把斜口器与马蹄形玉箍之斜口进行了对比，但是《吉文》所持观点及举证所得的结论，笔者不能苟同。另外，所流行的：“斜口器是一种撮搂工具的观点，或是一种专门保存火种的容器、或是用作取暖的火盆、或是人们漂洗食物用的澄滤器、或是取水用的大水瓢”等诸说法，笔者通过对红山文化所发表的相关资料的研究，认为所有这些说法都不能成立。故撰此短文，略陈己见。
1 F" r  S0 `6 u8 D　　一、斜口器的形制、用途、命名
  {9 B. N2 N" u0 {　　如果把红山文化中的斜口器分为“有板耳”、和“没有板耳”两类，我们就会发现“有板耳的斜口器”一般器形较大，“没有板耳的斜口器”通常器形较小。很清楚，没有板耳的小型斜口器适合单手操作，有板耳的大型斜口器必须双手操作。无论有无板耳、但有鸡冠耳的斜口器更适合双手端握。
　　牛河梁遗址出土的斜口器经复原，口径约52.8、底径12.8、通高约52.4厘米。北台子遗址出土的斜口器底径13.2厘米，口径与通高当与牛河梁遗址出土的斜口器差不多。《吉文》云：“牛河梁遗址和北台子遗址出土的斜口器，皆为夹砂陶质，形体硕大，斜口外敞十分厉害，斜口最高处与最低处两者的高差在45厘米左右，如果用它来撮取灶坑中的灰烬等，稍微碰撞就会损坏”。并言：拿斜口器实物模拟撮取动作，因“它的口太大、太敞，身极长又很重，根本不敢用力前后移动，小心翼翼地用力托着才能保证不失手，更不用说大幅度高强度的撮搂动作了。”故吉先生认为：用斜口器作撮搂杂物工具达不到省力快捷的目的，它主要是作为盛放器使用的。
　　虽然斜口器形似撮子，但它并不是作为撮搂杂物的撮子来使用的，它只所以口敞如撮，完全是为取火、载火、传火方便而设计的。它常常出现在火塘旁，或闲置在房屋的角落，它与火所结的不解之缘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四棱山遗址出土的斜口器，敞口、斜壁、小平底，口沿呈慢坡状。口沿下有一圈指甲纹和两个对称的鸡冠耳，器表施横行弧线加篦点纹，底部有编织纹。口径约24、底径10.4、高约17厘米。这种器形在新乐遗址也发现过，比牛河梁遗址出土的同类器物要小。鸡冠耳在这种器物上的出现，说明它在使用过程中可以供人双手端握。所以说其用途不可能有第二种解释，它只能用于取火、载火、传火。如果是用于打扫灰烬、撮搂杂物，按照当时的生产技术，编织一种竹编、或草编、或藤编的“撮形器”完全可以，根本没有必要去烧造一种即笨重又易碎的陶器去作撮子。
　　“红山人”选用陶质斜口器取火、载火、传火的另一个原因是陶质不仅保温，而且隔热，用时或抓、或握都不烧手。可以想象，原始的“红山人”从一个火塘中（或者专用的火种堆）取火，其过程应该是先将斜口器对准火塘灶口底部放下（或者将斜口器对准正在燃烧的火堆，也有可能是燃后未灭的柴灰堆，或者是公共保存的火种堆），取火者左手推掌住斜口器的小板耳，有可能是撮取火种，但更大的可能性是取火者右手用火棍从火塘中（或正在燃烧的火堆、或燃后未灭的柴灰堆中、公共火种堆）将火种拨进斜口器，如果斜口器口面过小，就不利于火种的拨进和撮取。此时，人们在拨进撮取火种过程中，往往会把火炭连柴带灰一起撮进、或拨进斜口器，假若是火塘或火堆正在燃烧时取火，就更有可能在拨进火种时迸出很多正在燃烧的柴炭渣，斜口器开敞如撮的嘴子和伸长的舌头正好吃掉它，这就是斜口器为什么口斜、为什么口敞的原因。
　　诚然，当人们双手端握着带有一对鸡冠耳的斜口器(有些无耳)将火种运载到一个新的地方的时候，其传接火种时还存在着一个“拨火”过程。不过，这时火种是从斜口器中向未点燃的火塘中拨进，此时的斜口器中不仅仅有火种，而且还有取火时带进来的柴灰渣，如何将有用的火种拨进火塘，将无用的柴灰渣筛选出来，斜口器宽敞的口面就成了拨选火种的“前沿”，也可以称作“簸箕舌头”，这样就为筛选火种带来了方便。筛选火种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端起斜口器进行摇簸，或者拿火棍来回拨刨，所以说它是一种获取火种、承载火种、筛选火种的专用工具。不是打扫灰烬用的撮子，不是火盆、不是澄滤器、也不是大水瓢，更不是《吉文》中所描述的，是存放较短棍棒、骨质鱼漂、木质陶拍、纺轮、网坠之类的盛器。正因如此，所以人们在操作使用它的过程中，根本不可能使用大幅度、高强度的动作，一切都是在小心翼翼的情况下进行。若给其定名，笔者认为称其为“火簸箕”是比较合适的。因为此器不仅有簸箕之形，而且在功能方面行簸箕之实。
　　二、“火簸箕”产生的条件及背景
+ F5 {9 {0 x7 f* M( I& w8 Y　　人类用火已有一百多万年到二百万年以上的历史。，在红山文化分布的主要区域辽宁省朝阳地区所发现的喀左县水泉乡鸽子洞遗址，曾出土距今10万年前的人类牙齿化石、和动物化石、以及打制石器和灰烬层，说明在十万年前，“鸽子洞人”已从事狩猎并用火熟食。距今四、五万年前，朝阳大地上出现的与人体特征相似的原始新人——“建平人”，应该说是“鸽子洞人”的后裔，“红山人”应该是“建平人”的后裔。但是“鸽子洞人”所用火种也是来自对火种的保存。我们通常所说的“钻木取火”，即便是到了“建平人”生活的年代也未出现。“红山人”的取火水平到底有多高，现在我们无以验证。但从《周礼•司爟》有“更火、变火”,《论语•阳货》有“钻燧改火，期可已矣”记载情形来看，距今五千年前的“红山人”，其取火水平还不可能太高，其保存火种的还只能说是“鸽子洞人”的继续。汉代学者马融其所著的《三传异同说》中注“改火”：“《周书•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枣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钻火各异木，故曰改火也。”为什么四季钻木取火，要选择不同的木材，这是古人在长期的取火实践中发现的。
　　相关资料表明：五千年前，红山文化分布的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河北北部、吉林西北部地域范围之内，所生长的适合做取火材料的常见树种仅有榆、柳、杏三种，也就是说，到每年农历六月（季夏）以后，生活在红山文化区域范围内的原始部落，都要为取火找不到合适的木料而发愁，保留火种就提到了“红山人”的议事日程上来。《周礼》、《论语》所记是距今两、三千年前的情形，由此推断：“红山人”虽然已掌握了钻木取火的本领，但因季节变化，他们春、夏常用的榆、柳、杏三种取火木料，在秋季以后使用时往往因取火困难、或取不出火来。这时，他们就不得不采用古老的、传统的、保存火种的办法来保存火种。“红山人”每一个聚落里都可能有一个或几个公共“火种堆”，这些“火种堆”都有专人看管。每个家庭在做饭、取暖和聚落集体烧窑时都要从公共“火种堆”提取火种，然后才能点燃自家灶膛和集体的陶窑。当然，这也不排除各家之间就近互引火种的可能，“火簸箕”正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诞生的。它是生活实践的产物，是“红山人”的专利产品。无论从形制设计、还是从实际用途角度讲，它都集中体现了“红山人”的聪明和智慧。
　　三、马蹄形玉箍与“火簸箕”毫无关系
5 u, [' t1 J+ F% v5 t9 O　　《吉文》把红山文化中发现的马蹄形玉箍（《吉文》中称其为“玉箍形器”）与火簸箕进行联系，并把马蹄形玉箍与“火簸箕”二者之间的“斜口”联系起来进行了寓意上的发挥，《吉文》云：“玉箍形器的斜口不是凭空想象而来的，它来源于实际生活中，它受到了斜口器的并采用了斜口器的斜口造型。玉箍形器作为沟通天地联系人神的重要礼器，它的一端设计为斜口，其斜口就具有极为特殊的作用与意义。人神相绝不通在那时是困扰人们的一大，红山人用一端斜口一端平口的玉箍形器最大限度地去寻找天与地、人与神联系沟通的切入点，斜口的一端朝向天空，斜口的面积较平口的面积扩大了许多，与天接触的面积扩大也就意味着扩大了天与地、人与神接触的空间，沟通天地联系人神的成功概率也就大一些。这是玉箍形器一端为斜口最主要的作用所在。”
　　笔者认为：马蹄形玉箍的斜口并未受到“火簸箕”斜口的影响，虽然马蹄形玉箍属墓葬出土，火簸箕属遗址出土，但从相对年代上看，二者应该是同时期的，不存在谁影响谁的问题。从形制上讲，马蹄形玉箍的“斜口”与火簸箕的“斜口”还是有区别的，马蹄形玉箍的斜口呈“马蹄形”，火簸箕的斜口呈“心”形或呈“门”形。从用途上，它有“礼”的成份。因为作为随葬品它常常发现于死者的头部底下或周围，笔者推断它是部落首领或上层人物专用的一种削法、束发器具，同时又具有装饰的作用。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在它的斜口一端边缘薄锐似刃，平口一端两侧有对称缺口，或双孔。以牛河梁遗址出土的一件墨绿色马蹄形玉箍为例，此玉箍“高16.4厘米，筒状、平口一端两侧有对称缺口(有的标本为双孔)，斜口一端边缘薄而锐似刃”，此类器物先后在敖汉旗、巴林左旗、凌源三官甸子墓都有出土。由此可见，红山文化部落的首领或上层人物无论是在世时、还是去世后，其束发、头饰是有一定讲究的，是与一般部落成员不一样的。所以，笔者认为，吉先生关于马蹄形玉箍“斜口”的寓意推论是站不住脚的。玉箍在一些红山文化墓葬中的出土，只能说明墓主在部落内部社会地位的高低，马蹄形玉箍是一种权利和财富的象征，其“斜口”与沟通天地，联系人神，毫无任何缘由。

金口俗

好资料，但还没时间细看，不知道最下面那红山文化的马蹄型器与火种器有什么联系。有时间再细细拜读，这类学术文章值得高亮

hank

谢关注！吉向前先生1992年入山东大学考古专业学习（可能有误）2000年12月24日他在《文物报》3版发表了《红山文化的斜口器是盛放器不是撮
搂工具》，从斜口器的分类、功能、源流进行了考证，同时还把斜口器与马蹄形玉箍之斜口进行了对比。因本人查不到红山文化斜口器的图片，只能发张马蹄形玉箍的图片参考。“火种器”这种（异形陶器）题材比较冷僻，也和缺乏出土实物有关。

高地

欣赏一遍

tmdmp

欣赏欣赏8.22

赞古

可以这么认为，使用火是人类迈向文明的标志,此发现的实物与道理（近代的煤球炉相似）值得我们思量一下，5000年就进化了一丁点的科技？~~是不是仅仅属于当时最上层社会使用（属于保密技术之类的？）疑问或者很多，待解~~呵呵

hank

印第安人(或墨西哥人)的“火种器”图：这陶器是否真正“火种器”？它没有孔洞，它不像我国5600年的那只，有三孔可透气（腹部有对称双孔，便于器内充入适量氧气；其底部不平且有一孔，既可以排灰，又可以让少量空气充入器内，促进空气循环，保证了火种在该器内缓慢、持续燃烧），但其壁很厚，约1公分，此点对“火种器”之说比较有支持力。
; ~/ O( q- `& r' Z其梯形形状和玛雅人的祭坛（金字塔）有相似之处。上面赞古兄的看法颇有道理，古时火种的保存是部落头领或巫师的特权之一。
此物征得物主首肯，摄得照片附上供考：

三石轩

欣赏了！谢谢！

席北石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