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张光直：一个美国人类学家看中国考古学的一些重要问题

专业农夫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张光直先生，应邀到河南郑州西山，为国家文物局第八期考古领队培训班的学员和河南省文物考古工作者，作了题为《一个美国人类学家看中国考古学的一些重要问题》的讲演。农刊编辑部根据现场录音整理成文，承蒙张尤直先生惠允发表并审阅文稿，现将讲稿予以发表，以飨读者。

河南是中国考古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我说这话不知对不对，这里有许多人是从别的省来的。河南的工作自安特生从1921年发现仰韶村到现在已经有70多年了，现在从旧石器时代一直到历史时代晚期，河南的文化陈迹连续不断。
我来河南很多次，现在有机会在河南省的东部.在考古所几位同事的引导之下做些发掘调查工作，这事的商量经过，黄景略先生知道得很详细，我就不讲述了。工作还刚刚开始，大家如有兴趣，我可以介绍一些发掘情况。
现在与各位不拘形式的随便谈谈。我的题目是张文军局长给的:一个美国人类学家看中国考古学的一些重要问题。假如跟各位讲中国的考古问题，用英文讲是bringcral to Newcastle.用中国话讲是在孔夫子门前卖三字经，现在孔夫子又很受人重视，这个成语又可以说了。大家可能都懂这个意思知道我为什么不敢讲中国考古学的题目。但从美国人类学家的眼光来看中国考古学这是可以说的，因为这不是中国考古学者经常谈的看法，而是出于外国学者的看法，可以有一个比较客观的和不客气的反映和解释。
跟我一块来的罗泰先生，有的人大概认识他，罗泰先生是从德国来的，他是哈佛大学研究生毕业。我讲完了，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他可以参予讨论，也可以提出另外一个人类学家的看法。我想从旧石器时代开始根据文化顺序，提出我们的讨论，主要是提出一个美国人类学家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我希望各位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打断，要是我说不清楚就可以要我解释一下，然后我们讨论的时候.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批评的地方和不明白的地方也请给我提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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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旧石器时代考古



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照我个人意见在中国考古学中是没办法做，没办法解决，没办法研究的，它是世界考古学的一部分。因为在中国考占学上，不管你怎么解释，考古的对象总是一种文化上的东西。从旧石器时代的石器、骨器来看，暂不提人类化石.我们没办法做文化分布的决定。因为旧石器主要取决于形式和技术，甚至可以说全部是由它的功能来决定的，有着同样功能它可能会有不同的技术，这可能由文化决定的。但我觉得我们没有能力把这种区别分别开来，这是个方法论的问题。旧石器具体是怎么样的不同?是文化的因素不同，就是说两个族群在生活习惯上、思想方式上、历史传统上不同造成的结果?还是为了不同的使用目的的不同?对某种野兽，使用不同的石器来剥皮、切
肉、刮肉，还有砍树、斩草茎、刮鱼等，不同的用途，得到不同的形式。对这个问题.我做过多年的学习和考虑，到现在我不能够给各位借鉴一个在旧石器时代的例子，来找寻我们今天所说的人类文化和人类化石，我们更没有办法来研究和限制在现代中国找，这完全没有意义。假如有一个直二猿人头骨在云南，另一个直立猿人头骨在越南，我们说这是中国考古学，那是越南考占学，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除了在研究的人员上面，发掘经费是那来的，还有工作方法以外，说这
是越南.那是中国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要强调的一点是，旧石器考古学是一定要从世界全方位来做的。我们做旧石器考古学，要知道在世界其他地方做了什么同时的考占工作，有什么同类的考古资料，用什么眼光.有什么问题，怎么解决的。这样才能够知道中国的材料可用什么方式来做，能让世界的旧石器考古学者都能够使用、解释、了解和
比较。我们这样做才能够了解世界上其他地方旧石器考古学的意义。这是与各位谈的第一点。另外，关于旧石器时代已经很重要的一点认识是，中国的材料在世界上不能不考虑，现在世界上的学者已经人人知道这点，在他们自己的研究上已经对中国的材料加以慎重的考虑了。
现代人类的起源问题，现代人类，我的老师李济之先生译成有辨的，除了李先生以外，没人用这个词。不过我在念书的时候多将这个词来翻为智人，有智慧，所以一般翻译成智人即现代人。李先生用荀子的话.‘人之所以为人者非以其二足也，有辨也”.就是人才能辨别是非，不过这个恐怕是哲学语言，李济之先生用此来解释他的翻译，他说Homo也是人，Ant}lropos也是人，Anthro-Po，d类人，又是人，不如象和尚翻经一样.可取音义，把Anthropos翻成人，Hon翻成荷漠，强调现代人的重要。现代少、大概在一万五干年以前，在世界各地都产生了。那么.现在世界上HomoSap，ens的来源基本上有两个不同的学说:一个是说，所有的猿人在各地都绝灭了，被非洲来的一支智人取代.这个据说是建立在遗传学的基础上。另外一派人的说法就是，各地的人类演化，都是区域性的，都在区域上有连续性，每个区域的直立猿人的人体基因都多多少少的延续到后来当地现代人类Homosap，en、的基因的成分。但是这两个学派的说法、观点竞争相当激烈，彼此不能相容。我想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材料已经强迫世界学者要再仔细看一看。因为有几个重要的发现.如辽宁的金牛山人，以及在华北、华南、华东其他多处地方发现了早期的HomoSaplenS.包括安徽的和县人，陕西的大荔人。这几个早期的HomoSaPienS在形态上，一般都承认是解剖学上的现代少、，它的时代.尤其是金牛山的时代，使它不能够在时代上，加上地质、地理上的考虑，成为非洲的原始基因的后代。
那么.主张非洲起源的人，唯一的做法:1.接受金牛山人的时代，另外想别的办法来解释它们的说法;2.就是接受金牛山少、的时代，也接受金牛山人对后人的影响，华北、东北地区后来的人类的基因中有他们祖先的成分。现在我所接触到的学者，在这个问题上还没有达到任何共识，两派还是争论不休。不过这两派人都清楚，要解决这个问题，一定要使用中国境内早期的HomosaPiens化石资料。
现在，因为这些发掘资料多是用西文报告出去，所以这些学者如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的，还有各地的研究旧石器时代、地质学、生物学的工作者，对国际交流都很开放，所以很多外国学者，都自己检查过或看过这几个重要标本即人类化石的原物，除了金牛山的原物标本看得比较少以外，其他地点的人类化石原物都看得比较多。但是怎么样的结论还不知道，也还没有达到共识。我想这还要借助相当的时间。
总、之，关于旧石器时代，不但在中国重要，在全世界也重要。研究现代人类的来源，中国的考古学可以说是世界的考古学不能忽视的一环。现在考古学最重要的题目之一就是研究现代人类起源。没人能够把中国的材料放在一边，在这方面尤其使人自慰在这里，尤其是研究旧石器时代的研究者.要和国外的研究者多见见面.进行密切的交流，把材料供给他研究，间他要他的材料，然后彼此来研究材料，达到一个共同的看法。不能只有一种看法，因为学术上的不同看法是很多的，应互相并存.互相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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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农业起源




这里要说一下农业生活的起源“中国文化”有这样的认识，我想是从有厂农业以后开始的。就是说一个族群有不同的语言.有特别的思考方式.有特别的物质文化上的表现。从考古学上认识族群.主要靠物质文
化的陶器.一般农业文化是由陶器界说的。这在文化的识别上就是与旧石器不一样的地方。旧石器的形态和功用结合非常密切.旧石器的形态在“文化”上的表现没有办法做确定的了解。但是在陶器上表现形态和功用是可以分开的，对于陶器来说.用陶器的功用、形态、方式和技术，来作为一种文化的特征或一部分.这是可以做到的，所以中国文明是从有陶器的时代开始能够辨认的。
我们开始讨论中国的农业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的。从植物这方面看.就我接触到的材料，根据现在野生植物的分布，很清楚粟(小米)或谷子，分成两个大的类.一个是狗尾草类，一个是扫帚类，在学术术语里是
粟与黍。粟是狗尾草类，黍是扫帚类。粟和黍.在北方是最普遍的。南方就是稻米。但是除了这两类之外，尤其是南方同时还有芋和薯，还有麻。南方的薯分红薯和白薯，红薯在南方是很重要的作物，白薯是明朝以后由南美传进，所以白薯和红薯完全不能放在一起白薯、花生、玉米差不多是一起传进来的。从古代的植物分布看，植物学家早就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栽培植物的最主要的来源之一。帝俄时代的植物学家瓦维洛夫，他把全世界植物来源主要分成8个区域，中国是这八个区域中的一个，他列了一大堆的植物并认为从植物学立场上看是在中国土生上长的.是自己栽培的。但是，虽然有这么好的环境、潜力，中国的古人类学家、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在这方面并没有做过很集
中的努力。只有在考古发掘遗址时，有些偶然的发现，大家知道，安特生在仰韶村挖过米.比士博在辛村挖过粟和高梁。高粱的时代早晚有很大的争议，据说报告里讲大河村有高粱.大河村的高粱没有被植物学家接受。
从古生物学、考古学、植物学共同把植物、作物作为课题去联系和集中研究，在中国还没有开始。50年代，在外国做过玉蜀黍的研究.玉蜀黍是新世界印第安人最重要的作物，从玉蜀黍野生的祖形到它慢慢地被栽培起来，经过时间、形态的变化，一直到它完全被栽培.成为家生的作物，个头从小到大。这个经过.在考古学上的证据非常充实，在墨西哥栽培的时代是公元前4000年。小麦的起源，在近东地区，古生物学家、植物学家、还有考古学家，也从野生的历史到家生的作物这中间的变化作过研究。



我认为稻米起源这个题目做的潜力还是不小的。美国的一个学者马克尼施，他和江西博物馆及北京大学的严文明先生合作，在江西古洞穴里面发掘，第一次发掘在去年进行，最初在两个洞穴里没有找到任何文化遗迹，这是没有经验的关系，因为这两个洞穴在上法炼钢时变成了废墟。但另外两个洞穴.一个是仙人洞，一个是王洞，发掘中发现了很多米的遗迹，有一个标本的C11测定据认为是1.5万年，但这太早还不能相信，也不能马上接受。不过，1.5万年也许不到，但在南方的仙人洞和彭头山还有其他的一、二个遗址发现米的“C年代一致的很早。安志敏先生认为南方的石灰岩洞穴的“C年代受到石灰岩的干扰，故倾向于偏早，这种说法逐渐被各方面C11的研究所证明不完全能解释早的现象。我们要采取一个谨慎的方式，南方的米可能早到l万年或1万年以前，但是现在所发现的还没有一个真正早的能让大家所接受。不过，我自己觉得中国考古学在最近几年给我的教训是.我今天说了以后.明天中国文物报就有一篇文章说有比这更早的发现，然后过几天又有一个比这更早的发现。所以我现在觉得我们在发现材料时，发现有可以说，没有发现就不敢说，没有也许过些时候就有了。现在全国基本建设规模这么大，发掘遗物那么多.出了什么东西很难预料。象三星堆、大洋洲在10年以前问一个研究中国考古学的任何人能否想到这些东西，很少有人能想到。这种例子我想还可以有。所以米也是这样，其他植物也是这样，我们最好是做好工作。
农业的起源是逐渐的.并不是突然的。我们相信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人们对植物已非常熟悉，有非常彻底的认识.但是他不一定是知道了植物的属性即把它栽培起来，他一定要到需要的时候栽培。在旧石器时代有狩猎的方式、打渔的方式和采集的方式，也采集到可栽培植物，他一定知道这种东西有很大潜力，可以扩张，等到有什么原因他需要这个植物大扩张时，这种资源就得到了进一步的注意，把潜力变成实事，去拓展这种资源的产生，逐渐把它由野生变成人类可栽培的。所以新石器时代农业革命并不是突然的，一天就产生的，而是逐渐的。把对植物的知识和潜力逐渐地确实使用下来，把它扩张，到一定层次以后，我们就蜕变成新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象裴李岗、磁山或更早的徐水和南部的早期洞穴和绳纹陶文化，这些文化能说明什么问题，现在还不知道，材料还很少。象20年或30年以前，我们根本不知道仰韶以前的文化。现在知道的贾湖遗址的文化是非常富裕的，这个文化不是一个简单的石器、陶器可以概括的，但是整个内容没力、法复原和作了解。我想补充一下对新石器和旧石器的了解，我说旧石器时代不能作中国文化的基础，并不是说旧石器时代没有中国人的祖先。从文化意义上的反映，从精神形态意义上，从他留下来的东西看，现在没办法来传达文化上的分类。但是我想大慨全世界的考古学家都有这样认识:旧石器时代的人生活非常苦.非常贫乏，主要的工具是打制石器，穿的是兽皮。事实上，我相信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祖先，如果看到他们的所有的物质文化都存在.都没有被时间所埋藏和土壤侵蚀掉以前，我相信所有人都看得出来，他与我们并没有什么分别，甚至比我们所知道的知识还要丰富。他们对自然的了解，对天象天文的了解，对动物、植物的了解，比我们在城市里面住的人要了解的多的多。我相信我们基本的世界观，从中国古代
到现代传下来的基本世界观、宇宙观，一些符号的区别，我相信在旧石器时代晚期都具备了，这不是随便猜的，我有根据做这样的推论。但是在考古的遗址里没法复原了，所以我想完全了解这些已经很困难了，就等各位去挖的时候想办法把它找出来。


我在学校跟同学提过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像科学幻想或科幻小说那样，发明一种东西可以把旧石器时代晚期已消失的东西复原。我们想这不是不可能的，因为科幻小说写的不少过去绝非相信的东西到现在已经成为现实。我想我们要发明一种化学药水，发掘墓葬时往上一撒或一浇，马上衣服什么的都复原了，这是科幻，不过将来有一天也许你们各位还看得到，一下子把它搁在人身上，烂的东西就复原了，不过现在这还是科幻。现在还只能做梦，但是不做梦我们就不知道发展的方向，我建议大家多做点梦，多想想不可能的事，也许有一天梦变成现实，不可能变成有可能，假如不想不做梦的话就没有目标，就不知道将来能做成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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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是火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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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教授的大作我曾拜读过，采访他的一些文章我也读过。总的感觉是，他有预见性，看问题用发展的眼光。可惜，我们再也见不到这位德高望重已经仙逝的老先生了。重新编辑和提升他的文章，让我们重温他的一些重要思想，于小鱼先生和专业农夫先生做了一件大好事。感谢你们。当我们从事考古和喜欢考古的人怀念一位为人类考古事业作出一定贡献的先行者的时候，我们的品格也在其中得到一定的提高。是好事，真的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