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于小鱼 于 2011-2-11 08:43 编辑
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
中国旧石器时代是中国历史最早的阶段,时间与地质上的更新世大致相当。这一时期的人类,以打制石器为主要生产工具,过着采集和狩猎的原始生活(见<A 史前考古学)。中国大地上埋藏有十分丰富的人类化石和旧石器时代遗物,至今已发现的早、中、晚各个时期的地点共200多处,包括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各个阶段的人类化石,其中有距今约180万年的<A a 西侯度文化和距今约170万年的[url=]化石,它们是中国境内目前已知最早的旧石器文化和古人类化石;还有在人类远古文化和人类进化研究上有重大意义的北京人遗址。丰富的腊玛猿化石的发现,表明中国西南地区很可能是人类起源的地区之一。中国旧石器时代的人类体质,表现出与蒙古人种的联系,其中旧石器时代晚期的[/url],即是形成中的蒙古人种的早期代表之一。中国旧石器时代的文化,具有自己的特色,但同时又存在与外界的种种联系。大约在距今1万年左右全新世开始的时期,中国的旧石器时代结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A a 北京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首先是将1929年成立的[url=]几经调整、扩充,成立了[/url]。该所恢复了中断达12年之久的周口店发掘工作,又发掘出北京人牙齿、下颚骨、额骨、枕骨等化石,为研究北京人体质形态的发展增加了新材料。由于以前出土的北京人化石已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全部失落,因此这些新发现的标本更显得格外珍贵。该所还单独或与有关机构合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系列调查和发掘。此外,许多省、市、自治区的文物、 考古部门和高等院校有关专业, 在一些地区也进行了不少工作。上述努力取得了许多重大成果。例如,山西的丁村、河、西侯度、峙峪、许家窑、下川,陕西的蓝田、大荔,河北的虎头梁、小长梁、东谷坨,河南的小南海,甘肃的环县,辽宁的庙后山、小孤山,湖北的大冶,四川的汉源、铜梁,云南的路南、元谋,贵州的观音洞、硝灰洞、猫猫洞,青海的小柴旦湖等重要旧石器遗址,以及湖北长阳、广东马坝、广西柳江、安徽和县和巢县、山东沂源、辽宁金牛山等重要人类化石地点,都是近30年来发现和研究的。今天,北起黑龙江畔,南到西南边陲的云贵高原和两广,西起青藏高原,东抵黄海之滨,在27个省、市、自治区,都发现了可以归入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化石或人工制品。这些地点基本上代表了人类进化和旧石器文化发展的各个阶段。通过这些发现,大大提早了中国旧石器时代的年代上限,获得了中国古人类进化的系列材料,填补了东北、西北、华南广大地区旧石器发现的空白,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华北地区的旧石器文化年表,在探索中国旧石器文化的传统和复原中国旧石器时代的生产、生活等方面也迈出了可贵的一步。此外,在利用同位素和古地磁方法配合传统的地层古生物学方法测定遗址的年代,利用孢粉分析、岩性分析等手段以配合古哺乳动物学来复原古人类的生活环境等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A a 遗迹
[url=][中国旧石器时代重要遗址分布图][/url]
<A a 许家窑人
[url=]中国古人类和旧石器文化的时间和空间分布[/url] 在中国,发现的人类化石十分丰富。最初发现的北京人、河套人和<A a 山顶洞人化石已经为中国的早期人类进化史勾画出一个大致的轮廓。新中国成立以来,人类化石材料大大增加,逐渐充实了各个进化的环节。现在,中国已拥有代表人类进化各主要阶段的标本,其中直立人等阶段的材料在世界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早期直立人的化石,已发现的有元谋人蓝田人(公王岭)和湖北郧县的材料;晚期直立人的化石特别丰富,除北京人外,还有<A a 和县人、金牛山人以及在安徽巢县、山东沂源、河南淅川和南召、湖北郧西、贵州桐梓、辽宁庙后山等地发现的材料;早期智人的化石有<A a 大荔人、许家窑人、丁村人、<A a 马坝人、<A a 长阳人以及辽宁喀左等地的材料;晚期智人的化石有柳江人、河套人、山顶洞人、<A a 资阳人以及辽宁的建平、海城、丹东,甘肃泾川,云南丽江和台湾省左镇等地的材料。目前,中国尚未发现可以确定的[url=]化石。过去曾归入南猿类的湖北建始的 4枚臼齿,现在看来也可能属于早期直立人。(见彩图[/url][元
发现的旧石器地点比人类化石地点更多,分布范围也更广泛。按时代可以划分为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最早阶段、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中、后阶段、旧石器时代中期和旧石器时代晚期4个阶段。
旧石器时代早期最早阶段的地点目前共发现4处,即山西省南部的西侯度文化遗址、云南省北部的元谋人遗址以及河北省北部的小长梁和东谷坨旧石器地点。其中,西侯度的年代较早, 经初步测定, 不晚于距今180万年。元谋人遗址略晚,古地磁测定为距今170万年。小长梁和东谷坨,据古地磁测定为距今100万年左右。从地理分布上说,元谋人遗址位于中国西南的云贵高原,海拔约1250米;西侯度位于黄土高原区的河谷地带,海拔500~520米;小长梁和东谷坨则位于华北平原到蒙古高原的过渡地带,海拔 900多米。它们分布在从北纬25°13′到40°13′的地区里。 4个地点都处在古老盆地的边缘,除西侯度是河流堆积外,其他3个地点都是河湖相堆积。[url=]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从地理分布上说,大体上保持前一阶段文化的范围。在华北,通常将“马兰黄土”的底砾层或与此相当的地层视为晚更新世早期,其所含的文化多为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丁村文化(见[/url])就是这一时期文化的代表。但是,关于丁村的时代地质界一直有争论,有人主张提前至中更新世晚期。
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分布范围进一步扩大。在华北地区,这一时期的旧石器地点几乎遍布黄土高原,在蒙古高原和华北平原也有越来越多的发现。在东北地区则向北延伸至黑龙江流域的漠河(北纬53°20′,东经122°30′)呼玛十八站(北纬52°24′05″~25′11″,东经 125°19′56″~29′30″) 和嫩江流域的昂昂溪(北纬47°2′,东经123°53′)等地。旧石器文化还向西扩展到青藏高原。在西南和华南,分布范围也明显扩大,突出的例子之一,是在台湾省发现了这个时期的人类化石和文化遗物,表明人类由大陆向沿海岛屿的迁移逐步频繁。
[url=][河遗址的砍斫器][/url]河遗址的砍斫器" class=image>
[url=][丁村遗址的石器][/url]
[url=][许家窑人遗址的石器][/url]
在东北,发现于辽宁省本溪县的庙后山的石制品和华北的旧石器文化关系密切。发现于贵州省黔西县的<A a 观音洞文化是这个时期文化在华南的一个代表。它具有下述主要特征:大部分石片用锤击法产生,少数可能用碰砧法产生;大部分石器用石片加工而成,尺寸一般较小;单面打制的石器占石器的大部分,它们多半有两个以上的刃缘;刃角偏大,多数在75°以上;石器类型以刮削器为主,兼有端刃刮削器、砍斫器、尖状器,还有少量石锥、带凹口刮削器和雕刻器。这些表明观音洞的石器工艺与北京人的在许多方面相同或相近,但是也有明显的区别。这种异同反映了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在不同地区呈现出复杂化和多样化的面貌,同样也说明当时已经形成了不同的技术传统。
到了旧石器时代中期和晚期,中国旧石器文化进入空前繁荣的发展阶段。首先表现于石器工艺的进步。前一时期已经出现的某些技术,如修理台面技术,在中期的丁村有更多的应用,而在晚期的水洞沟成为生产石片的主要工艺,用这种方法产生的长身石核和长石片在<A a 水洞沟文化的石器组合中占有重要地位。又如加工上的“指垫法”,在中期已见应用,而到了晚期则更加流行。但是,技术上最重大的变化是华北旧石器时代晚期出现了典型的细石器工艺,即使用间接打击法生产细石叶和使用压制法修理工具或武器。在已知拥有这种工艺的遗址中,山西省南部的下川遗址的年代最早,<A a 放射性碳素断代为距今约23000~16000年。这种典型的细石器工艺可能是在小型石器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不过,研究者们对此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石器工艺的另一个突出的发展趋势是类型的多样化。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许多遗存都拥有各种各样的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锥、锯等,个别的还出现了箭头。这些具有专门用途的工具或武器与发达的打猎经济相适应。在某些遗存,尤其是以细石器为主的遗存中,用细石叶做成的复合工具十分流行(见<A a 峙峪文化、<A a 下川文化)。在华北还存在石器工具小型化的趋势,像萨拉乌苏、峙峪、小南海、刘家岔等处的石器都具有尺寸小的特点,其中以萨拉乌苏的最为突出,一般只有2~3厘米长,1~2克重。华南也存在尺寸小的石器,如<A a 富林文化,但不如华北普遍。(见彩图[url=][富林文化的石器][/url])
在辽宁海城小孤山、周口店山顶洞、四川资阳、宁夏水洞沟、贵州兴义猫猫洞和普定穿洞等遗址出土的骨针、鱼叉(见彩图[url=][@辽宁海城小孤山洞穴遗址][/url]
不同技术风格的文化在旧石器时代中期和晚期呈现出复杂的发展情况。遍布华北的许多地点,如蒙古高原的萨拉乌苏、黄土高原的刘家岔和禹门口、华北平原的小南海(见[url=])、蒙古高原与华北平原过渡地带的峙峪,位于东北大兴安岭山脉东南边缘的鸽子洞(见[/url])和西八间房、长白山脉西南边缘的小孤山、东北平原北部的昂昂溪,以及位于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的富林等地点的石器制品,都和华北小型石器传统有密切的关系。而在秦岭南坡的汉水流域和华南边陲百色盆地的右江两岸发现的石器制品,风格上却同以丁村文化为代表的大型石器传统比较接近。另外,旧石器时代中期和晚期还出现了一些和上述传统不大一样的文化。突出的例子之一是蒙古高原上的水洞沟文化[url=] [/ur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