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 重庆考古60年
重庆考古60年摘要：本文将60年来重庆地区200万年前到明代的全部考古材料进行了详尽梳理，对龙骨坡遗址、兴隆洞遗址、大溪文化、小田溪墓群等逐一分类点评，初步建立了重庆地区考古文化序列，令人信服地感受到重庆历史文化的全貌。关键词：重庆；考古；60年重庆考古60年，经历了建国初期的奠基期，20世纪60、70年代的调整期，改革开放恢复期，直辖以来的发展期四个大的发展阶段。在国家文物工作方针的指引下，每一个时期，我市文物部门和考古工作者都实施完成了许多重大的考古工作，取得了重要的考古成果，促进了我市考古事业的持续发展。伴随重庆直辖，三峡文物抢救性保护同步启动。汇聚全国近百家考古科研单位跨世纪会战的十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是新中国重庆考古事业最重要的一个时期。60年的田野工作，60年的考古收获，为重庆历史文化面貌的复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重庆三峡地区是探寻人类起源的重点区域。目前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地点有6处，除铜梁张二塘遗址外，巫山龙骨坡、雷坪洞、迷宫洞、奉节兴隆洞、草堂镇5个地点均集中分布于三峡地区。这些遗址时间跨度大，与早期人类起源、直立人的起源与演化、现代人的起源等世界古人类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密切相关［1］。目前田野考古与研究工作比较深入的是龙骨坡、兴隆洞两个遗址：
巫山龙骨坡遗址是我国目前发现最古老的人类化石地点。1984年以来，开展了多次联合发掘，发现了1段人属下颌骨和1枚上门齿，被定名为直立人巫山亚种。此外，还发现了120余种哺乳动物化石、有规律埋藏的动物肢骨化石、石制品。遗址地层的古地磁年代距今201—204万年［2］。关于巫山人下颌骨是否属于人类、门齿是否属于早期人类、石制品性质等问题，古人类学界尚有讨论。其发现，为三峡地区寻找远古人类带来新曙光的启示意义，却是毋庸置疑的。可以说，近十余年三峡地区的连续发现，都是龙骨坡遗址启示的新收获。
2001以来，奉节兴隆洞遗址出土4枚人类牙齿化石、20件石制品、50多种哺乳动物化石等，地质年代为中更新世晚期至晚更新世早期，距今约15-12万年。三峡地区早期智人化石的首次发现，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剑齿象门齿上的刻划痕迹，引发了原始艺术起源、东亚地区现代人类行为方式的深入研究［3］。
二
1949年以来，重庆发现的旧石器地点近100处。最早的发现是1976年铜梁文化遗址［4］。最大规模的发现是1993-1994年配合三峡工程的旧石器专题调查，共发现了68个地点［5］。最近十年，重庆市文物考古所在渝西长江、嘉陵江、乌江、酉水流域新发现了10多个地点。
1995年以来，三峡地区重要的28个遗址开展了十年的考古发掘，发掘面积近2万平方米，出土了万余件石制品、大量动物化石及其他科学标本。
三峡地区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集中分布于丰都长江两岸的二、三级基座阶地，构成了规模可观的遗址群。高家镇遗址发现石制品2500余件，以大型砍砸器为主，运用锤击法剥片和简单加工，具有中国南方旧石器时代主工业鲜明特点［6］。冉家路口出土石制品882件，呈现较强的石片工业特点［7］。枣子坪遗址石制品具有长宽等比小型化的特点，预示三峡地区南方主工业由早到晚石片石器增加,且沿长宽等比小型化发展的趋势［8］。井水湾遗址出土石制品910件，发现零散分布的东方剑齿象、貘、牛、鹿类哺乳动物化石58件，推测为古人类狩猎和食用的遗物，光释光测年距今约8万年。环境分析分析结果显示，该时期植被繁茂，气候暖湿，适合人类的生存［9］。
2003年以来，嘉陵江流域的合川唐家坝遗址两次发掘，在埋藏于地表以下5-20米的黄土中，发现大型砍砸器、刮削器等石制品253件［10］。2005年，秀山河湾遗址发现的石制品以石英砂岩为原料，石片石器为主，锤击法剥片，刃口向破裂面单向加工，器形主要为刮削器和砍砸器，是重庆酉水流域的首次发现［11］。这些发现，与丰都遗址群相似，属旧石器时代中期华南旧石器主工业系统。
晚更新世晚期的铜梁张二塘遗址是铜梁文化的发现地，碳十四测年距今约2.5万年，是重庆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代表。该发现，对于长江流域旧石器文化传统以及中国南北旧石器文化二元结构的认识具有重要启示［12］。上世纪80年代以前，该类文化遗存在重庆嘉陵江及其支流涪江流域、大渡口长江沿岸及四川沱江流域有多次发现［13］。 三
重庆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目前发现约80处，主要的发现有以下几次：建国以后在长江沿岸开展的文物专题调查取得了初步收获［14］；1992～1996年三峡库区调查发现30处遗址［15］；1997年以来，三峡考古发掘过程中，又陆续取得了巫山人民医院、云阳大地坪遗址等重要发现；2000年以来，重庆市文物考古所在酉水、乌江、嘉陵江、渝西长江等区域新发现了39处新石器时代遗址。
1958年巫山大溪遗址发掘，取得了长江流域最有影响的史前考古发现［16］。忠县干井沟［17］、江津王爷庙［18］也开展了少量试掘。但是，直到1992年，重庆本土新石器文化面貌还非常模糊，甚至难以从商周遗存中甄别出来。1994年开始，“魏家梁子文化”［19］“老关庙下层文化”［20］“哨棚嘴一期类型”［21］等文化命名相继提出，峡江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初露曙光。1997年以后，层出不穷的新发现、连续多年的考古材料积累、测年技术、环境考古等新的技术手段和理论方法的介入，为我们建立史前文化序列、了解古代社会、探讨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创造了条件。重庆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已经揭开了神秘面纱。
（一） 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探索
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探索，与旧石器时代考古密切相关。1997年以来，三峡地区旧石器遗址系统发掘情况表明，分布于河流一、二级阶地以及河漫滩的遗址，基本不属于古人类生产生活的主要区域，其时代距今1万年左右,已经跨入全新世早期。属于这个阶段的遗址有十来个地点。
奉节三沱遗址发现了石片、断块等石制品和食肉类、豪猪、野猪、羊等动物化石种类［22］。奉节横路遗址发现有利用率较高的石核、锤击法生产的石片、加工简单的刮削器，石制品以小型和中型的窄薄型石器为主［23］。奉节鱼腹浦遗址发现了有规律排列的12个火塘遗迹和集中分布在烧土堆附近的大量石制品、动物骨骼标本，在遗址的下部文化层出土了陶片，C14测年代距今约8000年［24］。这些发现，是重庆地区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探索的重要线索。
（二） 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存
1999年发现的丰都玉溪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存［25］。遗址下层遗存骨渣等生活垃圾与长江洪水交互叠压形成的坡状堆积厚5米，多达59个文化层。其中，洪水淤积层多达27层，为本地区古代环境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依据［26］。
玉溪遗址出土遗物主要有陶器、石器以及动物骨骼。石制品发现上万件，成型器形体比较大，多为一次成型、简单修理的石锄、砍砸器等石片石器，有少量磨制的条形石斧。陶器数量较少、制法原始、简单器类，有釜、罐、钵、碗、盆等，釜的变化特征非常明显。玉溪下层遗存目前仅发现一个地点，其分布范围、文化源流不明，暂命名为“玉溪下层遗存”。根据19个骨胶原C14测年结果，玉溪下层遗存距今约7600~6300年，早、中、晚三期分别延续了400~500年。玉溪下层遗存发现的动物骨骼数量巨大，经鉴定，有哺乳动物、鱼类、蚌类、龟鳖以及鸟类等27种。这些动物骨骼多为碎骨，可能是原始居民肢解和食用后的遗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玉溪当时的生态环境，折射出玉溪下层居民渔猎、捕捞占重要地位的经济类型。
玉溪上层遗存堆积较薄，出土遗物有打、磨制石器，多台面小燧石石核和少量陶片。主要的陶器标本有折沿釜（罐）、卷沿盆、深腹缸、敛口钵、附耳钵、敞口钵、纺轮等，陶系以泥质灰陶为大宗。玉溪上层遗存动物骨胶原C14测年大约为6200年左右。 （三） 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
重庆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广泛发现，有关其文化属性、空间分布、年代范围等重要共识已基本形成。最新发表的研究成果，通过对涪陵陈家嘴遗址，丰都玉溪坪遗址群，忠县干（注：音gan，字库无）井沟遗址群，万州苏和坪、黄柏溪、涪溪口遗址，云阳丝栗包、大地坪遗址，奉节老关庙遗址，巫山大溪、锁龙、魏家梁子遗址等近20个典型遗址的独立分期、统一排序和综合分析，将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划分为三个大的发展阶段，命名为三个考古学文化［27］。
哨棚嘴文化：以忠县哨棚嘴遗址为代表，卷沿罐器物群盛行，时代与大溪文化中晚期相当，距今约5500～5100年。哨棚嘴文化与玉溪上层文化遗存一脉相承，与东边的大溪文化分界大致在瞿塘峡。大溪文化晚期阶段，哨棚嘴文化日益强盛，跨过瞿塘峡到达了大溪遗址。哨棚嘴文化与西边川西高原岷江流域的营盘山遗存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玉溪坪文化：以丰都玉溪坪遗址为代表，折沿罐器物群盛行，时代大致相当于屈家岭文化时期，距今约5100～4600年间。玉溪坪文化遗存在东起湖北宜昌、西至渝西、东南到贵州东北、北达四川东北的广大地域皆有发现，属于重庆峡江新石器晚期文化的鼎盛时期。
中坝文化：以忠县中坝遗址为代表，花边缸器物群盛行，其时代大约距今4600年～3700年。其中，中坝文化前期距今约4600～4300年，属新石器文化的最后阶段；后期大约距今4300～3700年，已经跨入了夏纪年范畴。
（四） 重庆地区的大溪文化
重庆地区大溪文化主要分布在瞿塘峡以东、酉水流域两个区域。
巫山大宁河流域的欧家老屋遗址，发现了大溪文化早期遗存，出土了一批重要遗物［28］。大宁河与长江交汇地区的巫山县城遗址，发现了120余座大溪文化墓葬，发现了鱼骨坑等重要遗迹［29］。最重要的发现依然是大溪文化命名地、上世纪50年代以来多次发掘的巫山大溪遗址［30］。
2000年以来，大溪遗址全面发掘，发现墓葬近200座，灰坑700多座，取得了多方面的重要收获：发现了大溪文化早期遗存；揭示了大溪文化晚期遗存与重庆本土新石器文化共存关系；发现了多种形式葬俗的演变，结合DNA结果，可以开展大溪文化社会结构的深入研究；发现了大量器物坑、动物坑、鱼骨坑，可能主要反映了大溪人的某种意识或原始宗教观念；遗址功能分区的材料，为聚落研究提供了条件；峡江地区大溪文化渔猎采集经济类型，与江汉平原地区稻作农业经济不同，对于大溪文化经济类型与环境关系的探讨，是非常典型的材料。
2007年，酉阳笔山坝遗址发现了丰富的大溪文化遗存，包括典型的屈肢葬墓葬7座，石器加工场1处，出土遗物丰富。陶器以釜、罐、圈足盘、钵类为主；石器有打制石器，斧、凿、锛等磨制石器，多台面石核为主的小燧石石器；玦、璜等少量玉器。遗存年代距今约7000～5500年，可分早、中、晚三期。晚期出现大溪文化、哨棚嘴文化两组器物［31］。重庆酉水流域大溪文化的首次发现，对于大溪文化在重庆地区的分布和传播线路研究，对于大溪文化的总体认识，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
重庆地区早期青铜文化遗存总计达142处。发现始于上世纪50年代［32］，随即长期陷入沉寂。1992～1996年，三峡调查发现近70处遗存［33］，取得突破性进展。最近十年，重庆市文物考古所在三峡以外的区域新发现了70余处遗存，收获巨大。这些遗存主要沿长江、嘉陵江、乌江、酉水的河流宽谷分布，文化面貌以巴文化为主，多种文化因素并存，客观反映了该时期重庆地区古代族群不断迁徙、文化交流十分频繁的走廊文化特征。夏商至春秋时期，重庆地区早期青铜文化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34］。
夏代至商代中期：发现地点近20处，典型遗址有忠县哨棚嘴［35］、中坝［36］，万州中坝子［37］、云阳大地坪［38］、云阳丝栗包［39］、奉节新浦遗址［40］等。该时期器物群可以分为三组：侈口罐、盘口罐、敛口罐器物组，继承了新石器时代末期峡江地区土著文化传统。小平底罐、高柄豆、灯形器、鸟头勺、器盖器物组，与三星堆文化相似。鬶、封口盉器物组，属于中原二里头文化因素。总体上观察，该时期文化面貌属于三星堆文化系统，是三星堆文化与土著文化结合的地区类型。根据2000年忠县中坝遗址C14测年，在公元前1900～前1050年之间，属于夏商的纪年范围。万州中坝子农业遗迹的发现说明，该时期可能已经有相对重要的农业。忠县王家堡、老鸦冲［41］、中坝等多数遗址大量发现陶网坠、骨制鱼钩、骨锥、石斧、石锛的现象说明，重庆多数地区还属于渔猎为主的经济类型。
商代中期至西周早期：即石地坝文化时期［42］。以丰都石地坝遗址为代表，以三峡中部地区为核心，该时期遗存分布范围广大，至少东达巫山、东南越过乌江进入黔东北一带，西边可能涵盖了嘉陵江中下游的大部分地区。石地坝文化第一期陶器有鼓肩小平底罐、敞口尖底盏、泥质灰陶高领瓮、卷沿盆等，年代与三星堆遗址第四期相当，大约在殷墟一期与二里岗上层偏晚阶段。第二期陶器出现了圜底器，典型器物有溜肩小平底罐、折肩小平底罐、尖底罐、子母口尖底盏、高领壶等，年代与十二桥遗址早期遗存相当，属殷墟第二、三期。第三期陶器出现船形杯、炮弹形尖底杯、角状尖底杯，子母口尖底盏、素缘绳纹罐流行，年代与殷墟第四期相当。第四期陶器敛口尖底盏、尖底钵大量出现，小平底罐、子母口尖底盏数量减少，甚至消失，年代约为西周早期。总体上看，石地坝文化小平底罐器物组与成都平原十二桥文化接近，属于一个大的文化系统。但石地坝文化圜底罐、尖底杯器物组属于本地文化传统；石地坝文化晚期，与十二桥文化差异逐渐加大，至西周中、晚期，分别形成了两个独立的文化。
西周中期至春秋时期：重要地点有巫山双堰塘［43］、巫山跳石［44］、奉节新浦上层［45］、万州中坝子、忠县中坝、忠县瓦渣地［46］等遗址。以巫山双堰塘、忠县瓦渣地遗址为代表，文化面貌呈现出明显的东西差异。
瓦渣地文化［47］以忠县瓦渣地遗址为代表，主要分布在瞿塘峡以西，C14年代在公元前1130年～前760年之间，时代大约在西周中期到春秋时期。瓦渣地文化陶器夹砂陶为主，以圜底器为大宗，有是尖底器和三足器。主要器类有花边口罐、釜、圜底钵、敛口尖底钵、尖底盏、炮弹形尖底杯等。总体上看，瓦渣地文化在早期依然保留了大量的尖底器，是石地坝文化发展和演变的结果；花边口圜底罐数量、种类的突然大增，是瓦渣地文化的标志性特征。
巫山双堰塘遗址西周中期至春秋时期早期遗存，代表了瞿塘峡以东重庆地区的文化面貌。陶器以夹砂陶居多，纹饰丰富，器类有花边口罐、釜、鬲、豆、钵、碗、盘、簋、尊、器盖、尖底杯、尖底盏等。双堰塘遗址的西周遗存虽然保留有花边口罐、尖底杯等石地坝文化、瓦渣地文化特征，但其典型器类如鬲、尊等，属于楚文化因素。
上述差异，反映了西周中期以后重庆地区族群和文化的变迁。渝西地区仍然以土著居民为主，从石地坝文化到瓦渣地文化呈现出文化的继承关系；双堰塘为代表的遗存，应该是长江中游以鼎、鬲为代表的楚文化，开始对渝东地区产生了重要影响。 五
以巴文化研究为主题，重庆地区晚期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发现和研究始于抗战时期。1954年冬笋坝船棺葬墓群的发掘［48］，引发了巴蜀文化研究的热潮。1972年以来，涪陵小田溪墓群的发掘［49］，将巴文化研究引向深入。1997年以来，东周时期考古学文化面貌得以全面揭示。
东周时期墓葬有船棺葬、崖葬、土坑墓三类。船棺葬主要发现在巴县冬笋坝及四川地区，与蜀文化联系密切，近年在云阳李家坝墓地有发现［50］。崖葬是三峡地区独特的葬俗，在奉节盔甲洞等地开展过零星的发掘工作［51］。土坑墓是该时期最普遍的葬俗，发现地点近百处，累计墓葬上千座。
2002年小田溪墓群第五次发掘［52］，清理秦灭巴至西汉初期墓葬13座，M12规模较大，出土玉具剑、錞于、钲及玉璧、玉璜等体现墓主重要身份的珍贵文物。2005年以来，陈家嘴遗址发现东周房址、道路等遗迹，清理战国晚期至秦代小型土坑竖穴墓46座，主要出土巴文化遗物，有靴式钺等越文化因素［53］。该遗址与小田溪贵族墓地隔沟相望，其内在联系的深入探讨，将有助于巴人社会组织结构的揭示。
1997年以来，云阳李家坝遗址发现春秋末期至西汉早期墓葬300余座，墓葬分布密集，排列大致有序，有“人牲”、“人殉”的现象，出土的青铜兵器多为典型巴文化兵器［54］。开县余家坝遗址2000年以来发现战国中晚期墓葬131座，墓地有一定的分区现象，随葬品存在性别差异，基本组合为铜鍪、陶豆［55］。两个墓地皆位于彭溪河宽谷地带，地缘关系密切、文化属性相同、时代大体相当，应存在必然的联系。对晚期巴文化的内涵、社会性质、生活习俗、埋葬制度等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忠县中坝遗址1997年度清理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早期墓葬22座，出土陶器主要为圜底罐、尖底盏、圜底钵等［56］。万州大坪墓群是一处规模较大的春秋末至战国中期的巴人墓地，2001年以来发现墓葬67座，主要随葬圜底罐、釜、豆、单耳铜鍪、柳叶剑、弓耳矛、图形印章等巴文化遗物［57］。1997年以来，在涪陵镇安，武隆土坎，忠县老鸹冲，万州中坝子、余家河、曾家溪等地点发现了数百座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墓葬，出土巴文化遗物为主，演变规律比较清晰；铜印章类型多样，以“巴属图语”印章为主。中坝子遗址战国墓葬出土的陶豆上刻画与“巴蜀图语”类似的文字、太阳、五星等符号。
为了寻找《水经注》记载的“楚故陵”，1994年以来，国内外遥感部门在云阳故陵镇帽盒岭一带开展了多次物探、化探。1998年发现6座普通战国墓葬，否定了文献记载［58］。2003年，在故陵镇平扎营墓群发现四座大型楚墓，其中M3通长约24米，墓室宽8米、深10米，有陪葬坑、台阶式墓道、二层台、殉人现象。未被盗掘的M9、M3陪葬坑出土成对的鼎、敦、壶等铜器、玉器近100件套［59］。从墓葬形制、规模及出土器物判断，该墓地应为战国中期楚国贵族墓地，可能与“楚故陵”有着重要关系。2005年，奉节永安镇墓群发现三座大型楚墓，其中M66通长17米，墓室长、宽、深超过10米，墓内均铺挂竹帘，出土铜鼎、敦、壶，车马器、镏金带钩、玉壁、琉璃珠等大量遗物［60］。此外，万州大丘坪墓群也发现了一座规模相当的大型楚墓［62］。
1997年以来，忠县崖脚墓地发现数十座战国中期楚墓和少量小型战国晚期巴式墓。崖脚墓地这批楚墓是分布于最西端的典型楚墓群，年代下限不晚于公元前278年白起拔郢时期［63］。此外，巫山10余处墓地、奉节上关遗址［64］、云阳马沱墓地［65］春秋末期至西汉早期墓葬，总体特征与东部楚文化核心区域的同期墓葬非常一致，基本上属于楚文化风格的墓葬。
重庆地区春秋中晚期至西汉早期墓葬以巴、楚墓葬为主，兼有秦、越、中原五组文化因素。巴文化墓葬是最主要墓葬，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广泛分布于云阳及其以西地区，东部的奉节地区呈巴、楚文化并存现象，巫山地区则主要属于楚文化区域；战国中期忠县至云阳一带有巴文化墓葬发现，晚期大量发现于万州及以西区域。楚文化墓葬战国中期已到达忠县地区，战国晚期墓地与墓葬数量明显上升。复合文化墓葬，主要出现在战国中期以后的忠县及以东地区。秦、越文化因素极少。中原文化墓葬在战国末期零星出现于巫山地区，逐步沿江西上。
目前发现的东周时期生活遗存不多。万州麻柳沱遗址发现的地平式房屋一般有红烧土地面和圆形灶坑；房屋使用时间长，经反复修缮；在房屋附近发现有用于占卜的龟甲；遗址存在聚落活动区转移的现象，显示出聚落规模扩大和人口增加的信息［66］。云阳李家坝遗址分为五个功能区，战国时期的房址等生活类遗存与自然冲沟隔离的墓葬区功能划分明确，共同构成比较完整的聚落。奉节新浦上层遗存发现有干栏式建筑等生活遗迹，出土遗物兼有巴楚文化因素，表明出楚文化的强烈影响。巫山大宁河流域大昌盆地西周时期已经呈现巴、楚两种文化面貌，蓝家寨［67］等大昌盆地遗址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生活类遗存表明，春秋晚期楚文化影响进一步增强。
文献记载，巴人与盐有着密切的关系。东周时期巴人控制的三峡地区是我国岩盐的重要产地，盐卤资源的开采，自汉以来的史料记载不绝于书。1997年以来发现的制盐有关的一些遗址，是晚期巴文化时期重要的生产类遗存。中坝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一些结构特殊的窖藏、黏土坑、水槽遗迹，内壁有灰白色钙化物残留；发现了数以百计仅有地面、柱洞、水槽和用火痕迹的房址，应该是生产类作坊；房址平面密集的“柱洞”与生产有关；类型单一的尖底杯、占陶器总量96%以上的圜底罐也是制盐有关的遗物。中坝龙窑、瓦渣地窑业等是盐业生产有关的附属产业。结合多学科研究及相关考察发现，忠县干（注：音gan，字库无）井沟遗址群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了制盐，夏商时期生产活动逐渐频繁，在东周时期达到鼎盛。汉唐以后，制盐业作为主要产业，一直维持到近代［68］。
重庆东周时期不同区域的经济类型也存在差异。中坝、瓦渣地遗址动物骨骸、植物果核、旱作谷物的发现表明，忠县干（注：音gan，字库无）井河流域旱作农业，家畜饲养与渔猎并重，主要生业是盐业及附属的制陶业。万州麻柳沱遗址生产工具有打制磨制石器、青铜工具及铜器冶铸遗物，发现的动物骨骸种类、数量呈递增的现象，表现出经济形态存在重渔轻农的现象。巫山蓝家寨为代表的大昌盆地各种网坠，铜镞，鱼类、野猪等骨骼的普遍发现；铁锸、铁钁等农具的流行，说明当地渔猎经济继续存在，农业得到了迅速发展。 六
公元前316年秦灭巴，置巴郡，采取放巴王归巴地，充当“蛮夷君长”统帅各部族的政策，使巴文化在中原文化的渗透下得以长期延续。至西汉早期，重庆地区考古学文化总体上仍呈现晚期巴文化面貌。武帝拓边，加强对西南地区的开发，重庆地区的汉文化面貌才基本确立。
云阳旧县坪遗址［69］1997年以来发现夯土城墙、城门、道路、建筑、衙署、排水沟渠等城市基础设施，冶铸作坊、制陶区等生产遗迹。出土墨书木牍、印章、封泥等大量遗物。熹平二年（公元173年）巴郡朐忍令雍陟所立德政碑“汉巴郡朐忍令景云碑”的发现，最终确认了旧县坪遗址即朐忍县故址。朐忍县城面积约1平方公里，西周晚期开始有人群活动，战国时期聚落扩大，汉代筑城，六朝遗存叠压在汉代遗存之上，遍布全城。《汉书•地理志》、《太平寰宇记》等记载，秦设巴郡、汉设盐官均有朐忍县，北周武帝天和三年（568年）迁治于汤溪河口，改为云安县。旧县坪遗址作为汉晋朐忍县治历时800余年，与史载相符。发掘表明，六朝以后旧县坪遗址至少经历了两次大规模地质滑坡，导致遗址大部分湮埋。这或许是朐忍易治、改名的重要原因。
巫山古城遗址［70］1994年以来多次调查发现，遗址整体叠压在现代巫山县城之下，平面略成圆角方形，面积约27万平方米。城墙依山而建，北面倚山、南临长江、东西两侧为深沟，设有东、西、南、北四道城门。1997年以来大规模发掘，发现的城墙宽16米、高8米，以10厘米左右的厚度分层夯筑。城墙打破东周文化层，始建时代在西汉时期，修正了《水经注》“吴孙休分为建平郡，治巫城”的记载。汉晋以后，巫山古城曾一度废于水患；宋元时期补筑城池，形成第二期城墙；明代以后采取青石包砌的措施，对城墙进行大规模维修，形成第三期城墙，沿用至今。历年的发掘，在城内发现了早于汉代的大型建筑夯土基址，发现了汉代冶炼相关遗存；在城外发现了环绕古城分布的多处大型公共墓地。
朐忍县城、巫山古城的发现，是山地类型城市考古的重要收获，对于峡江地区历史时期文明进程、社会经济发展的综合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云阳李家坝遗址Ⅰ区发现汉代六朝时期房址、制陶作坊30余座。汉代房址均为地面建筑，有规模较大的夯土台基式三合院建筑，推测为汉代澎溪河流域的重要聚落或某级地方行政机构所在地。东汉时期手工作坊遗址逐渐兴起。六朝晚期废弃，出现了墓葬打破手工作坊遗址的现象。巫山张家湾遗址［71］居住区发现了东汉时期大型卵石堆砌墙基、人工铺垫居住面的地平式房址，有长约23米的分间排房。生产区发现了西汉时期陶窑、东汉祭祀坑、冶炼遗迹等。出土较多的铁铤、铜镞表明，该遗址具有浓厚的军事防卫性质。其发现，为寻找西晋泰昌县遗址提供了重要线索。云阳佘家嘴遗址［72］是长江巴阳峡口重要的场镇遗址，2000年以来发现秦汉时期的房屋遗迹，出土大量与中原基本相同的砖瓦建筑材料及生活用品。万州王家沱遗址［73］发现的7座六朝时期的房址均属木骨泥墙建筑，保存较好，是六朝时期峡江民居的一种类型。
汉晋时期烧制砖瓦、陶器的窑址发现比较普遍，有马蹄窑、龙窑两种。马蹄窑较多，总体上属于半倒烟窑，但平面形状、窑址规模不尽相同，具有较多的地域特征。汉晋时期的铁器发现数量众多，主要有农业生产工具锸、钁、锄、铲、镰，手工工具斧、锛、凿、削、锯、刻刀，武器，生活器具、钱币等类别，从巫山、云阳、丰都等地发现的冶铁遗址及铁器类型观察，重庆汉晋时期的铁器应为本地冶铸、加工。铁器冶铸，是该时期非常重要的手工业。铁器的广泛应用，改变了至东周时期仍然很大程度依赖的渔猎经济，推动了本地区山地农业的发展。该时期墓葬中大量出土的持农具俑、水田模型、仓、碓、谷物收获画像砖等材料，也反映了农业经济的迅速发展。
重庆地区汉晋有崖葬、土葬两种类型。关于崖葬，唐宋时期已多有记载，上世纪70年代以来开展了少量清理发掘工作。战国至东汉时期分布在长江三峡地区；六朝以后，龙床河流域丰都、石柱，乌江流域的彭水、黔江，酉水流域的酉阳、秀山等峡谷险绝之处广泛分布［74］。一般认为，崖葬是百越、百濮系统的古代少数民族的葬俗，至于不同区域崖葬的准确族属，目前还缺乏共识。
汉晋时期土葬墓有竖穴、横穴两类。竖穴墓以土坑墓为主，岩坑墓、瓮棺葬属于该类型，是重庆地区西汉至东汉早期的主要类型。横穴墓以砖室墓为主，包括石室墓、土洞墓、石洞墓、砖洞墓、崖墓等六种类型，大致出现在在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很快取代土坑墓，广泛流行在东汉六朝时期。
土葬墓的发现层出不穷，难以统计。上世纪50年代巴县冬笋坝墓地［75］，上世纪80年代开县红华村崖墓［76］、临江支路汉墓［77］等，是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发现。1997年以来，三峡规划发掘的377处汉晋遗址、墓葬已经全部完成，实际发现的汉晋墓地在400处以上，取得了空前的收获。
巫山发现的重要墓地，均环绕分布在汉晋巫山古城附近。土层坡墓地［78］发现秦汉~南朝墓葬269座，以西汉土坑墓为主，出土各类文物4590余件套，是已发现墓葬数量、类型及出土遗物最多的重要墓地。麦沱墓地［79］墓葬分布有规律，类型多样，出土鎏金铜棺饰等大量精美遗物。瓦岗槽墓地两汉墓葬序列清楚，西汉初期墓随葬楚文化仿铜礼器，王莽时期墓葬处于土坑向砖室墓过渡形态，东汉六朝流行土洞墓、多家族合葬墓，具有区域文化特点。江东嘴墓地［80］可以划分为若干墓葬区，发现了典型的西晋三代五人家族合葬墓。类似的墓地还有高唐观、下西平、胡家包、水田湾墓地等十余处。大宁河流域双堰塘汉晋墓地［81］墓葬规划有序，出土遗物丰富，是汉晋家族墓的典型材料。
永安镇墓地［82］2005年发现西汉土坑墓为主的土坑、石室、砖室墓76座，出土遗物丰富，是奉节地区最重要的墓地。营盘包、赵家湾、宝塔坪、三台崖墓群的发掘，也取得了重要收获。
云阳马沱墓群［83］、张家嘴墓地［84］是分布在朐忍县城两侧的重要墓葬区，发现汉晋墓葬数百座，墓地延用时间长、出土文物丰富，其发展序列，具有重要的标尺意义。澎溪河流域环绕李家坝汉晋聚落的乌龟堡墓区、走马岭墓地也是重要的汉晋墓地。
万州大坪墓群［85］发现两汉墓葬61座、蜀汉至南朝墓葬30座，墓葬类型多样，出土各类遗物近千件。瓦子坪-糖房坪墓群［86］发掘墓葬近百座，墓地排列有规律，盛行合葬，是建立东汉晚期至南朝墓葬发展序列的重要墓地，也是一处典型的家族墓地。武陵地区是万州最重要的汉晋墓群密集区，发现大丘坪［87］、柑子梁［88］等墓地约20处，清理墓葬近1000座，以武陵石墓阙为代表，出土遗物丰富。文献记载，武陵镇于北周武帝建德4年（575年）置武宁县，隋开皇初废除。大量墓地材料证明，武陵始于战国，汉晋繁盛，早在武宁置县之前，已经成为万州长江沿岸重要的区域中心。
忠县乌杨将军村墓地［89］清理汉晋多种形制墓葬257座，出土文物近4000件，发现了蜀汉乌阳石墓阙、刘宋泰始五年（469年）石柱、南朝大型石避邪等重要文物，是重庆地区规格最高的东汉六朝墓地。老鸹冲-王家堡墓地［90］是一处大型公共墓地，发现西汉中期至东汉早期土坑墓约200座，墓地总体缺乏规划，有五个不同时代的墓区，由早到晚墓区规模渐小，成组墓葬的排列规律逐渐明显，总体表现出社会结构由大族群向小家族的逐渐转化。崖脚墓地［91］发现土坑墓为主的汉晋墓葬数十座，打破关系较为复杂，为墓葬分期提供了重要依据。发现的南朝墓出土青瓷、刘宋时期钱币，是重要的南朝标型墓。邓家沱遗址东汉晚期石墓阙雕刻内容丰富、技法细腻，有“故绵竹县令王君神道阙门”等铭文［92］，也是一项重要发现。
上世纪70年代，忠县涂井等地发掘过一批蜀汉崖墓群［93］。2002年以来，忠县土地岩、仙人洞等墓地［94］发现一批西汉中晚期-南朝崖墓。墓地选择依山临江、地势陡峭的地点，墓葬以单室墓为主，具有墓区相对集中，墓葬成组、成排有规律排列等特点。
丰都汇南墓群［95］绵延六公里，分布在25个临江的山包上，1987年以来，清理墓葬上千座，是重庆地区墓葬规模最大、发现墓葬最多的汉晋墓地，对于重庆地区汉晋墓葬序列的建立有重要的标尺意义，建有汉墓遗址博物馆。冉家路口墓群［96］发现墓葬150余座，总体缺乏规划，但部分成排、成组的墓葬有明显的埋葬规律。袁家岩墓群［97］以小山包顶端规模较大的主墓为中心，呈放射状分布，头向均朝向主墓，是东汉六朝典型家族墓地。槽房沟墓地［98］M9出土的“延光四年五月十日作（公元125年）”刻款摇钱树座、“巴郡平都蔡寘骑马”款刻陶马，见证了丰都古属巴国、原称平都的历史，记载了墓主人和准确的入葬时间。出土摇钱树干上铸造的铜佛，是长江流域最早的佛教遗物。 涪陵镇安墓地［99］土坑墓为主，发现数量较多，出土遗物丰富；北岩墓群［100］墓葬类型多样；太平村墓地［101］砖室墓为主，出土遗物丰富，具有一定的区域文化特色。
总体上看，重庆地区汉晋墓葬具有一些普遍的变化规律：
汉晋时期墓地不与居住区混杂，属专用墓地。竖穴墓地一般选择地势平阔的河流阶地；横穴墓地普遍向临江河的坡地、山丘转移；崖墓、洞室墓地多出现于地势狭窄的山地。这种变化，与墓葬构筑技术要求、地貌环境制约、社会观念变化都有一定的关系。
西汉早中期墓地规模较大、有统一规划，应该是聚族而葬的墓群。西汉晚期墓地规模减小，存在一定组群关系，并穴夫妻合葬墓增加，表现家族分化的社会背景。东汉至六朝墓地受地貌环境限制，规模不等；墓地内存在不同的组群关系；多人合葬现象更加普遍。反映了该时期家族墓地兴盛、家庭合葬墓流行的丧葬文化现象。该时期，以家庭合葬墓为基本单元的家族墓地，相对集中在一定区域，形成数量巨大、绵延数公里的大型公墓。
西汉初期墓葬主要随葬实用陶器、仿铜陶礼器、少量铜兵器、铁器等。西汉文帝至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之前，出现仓、灶等明器组合。西汉中、晚期出现带斜坡墓道的土坑墓，流行夫妻异穴并列合葬，大量随葬陶礼器、日用铜器、铁器等。王莽时期出现土坑、砖室过渡形态墓葬。东汉早期出现成熟的砖室墓、各类洞室墓。东汉中、晚期砖室墓、洞室墓流行，釉陶器、俑类、模型等明器大量出现。六朝时期墓葬形制沿用东汉，有规模变小、构筑简化的趋势。蜀汉时期出现少量的瓷器；两晋时期，四系罐、盘口壶、碗、盘、钵、砚等青瓷器成为主流，明器逐渐减少；南朝晚期明器全部消失。
重庆地区西汉初期墓葬具有浓厚的战国晚期巴、楚、秦文化特点，东部受楚文化影响较大、西部与四川地区联系密切。西汉中期以后，汉文化面貌基本确立，但陶釜等体现巴文化传统的因素长期有所保留。此外，重庆地区汉晋墓葬陶罐、壶、仓等陶器，各种人物、动物俑类、鎏金铜牌饰、墓葬建筑材料如独具特色的空心砖、发达的几何花纹砖，洞室墓葬俗等，体现了浓郁的地方风格，形成有别于与中原地区的丧葬习俗。其形成，与重庆地区的自然环境、民族构成、社会经济、文化传统等都有着内在的联系。
七
唐宋城址在1997年前仅限于调查，少有发掘。2005年土坎遗址发掘，发现了唐武隆县治遗迹［102］。奉节永安镇宋夔州城的大规模发掘，取得了重要收获。遗址叠压在现代奉节县城下，发现的宋、元、明、清时期遗存异常丰富。2003年发现的通往夔州城南门外的宋代主干道宽4.5米，修造规整。2008年发现的大型宋代高台基建筑出土板瓦款识表明，系涪陵、丰都、万州等地官府督造，应为南宋衙署类建筑［103］。
1998年以来，奉节白帝城遗址群［104］方圆5平方公里范围内的大规模发掘，取得了南宋抗蒙山城为核心的系列收获。发现的南宋白帝城依山而建，平面略呈马蹄形，现存城墙约7000余米，主要修筑和使用年代在淳佑—至元年间，约40年左右。在城内发现了内城、城门、马面、马道、高台基建筑群等重要遗迹；在城外发现了擂鼓台城，锁江铁柱、烽燧等附属军事设施遗迹。这些设施有机联系，共同构成严密的军事攻防系统。该发现，对于峡江山地城市类型的认识、对于南宋西线抗蒙防御体系的研究有重要价值。
2006年至今，合川钓鱼城遗址开展了范家院子地道、石照县衙、城墙、南北一字城、南水师码头等重要遗迹的调查、勘探、发掘工作。城墙等遗迹的解剖，印证了钓鱼城三次大规模筑城、修建码头的重要史实。南北一字城墙、水军码头，内外城组成的封闭防御体系，修正了过去的学术观点。蒙古军队开凿的最早的攻城地道，连接水师码头的上山道路，在码头城墙内侧拣选堆码、用作礌石的卵石等发现，弥补了文献材料记载的缺失，具有重要的军事史方面的研究价值。
2000~2003年，云阳明月坝遗址进行了数万平方米的大规模揭露，清理唐宋时期各类建筑80余座、市镇道路20条、码头两个、墓葬80余座，出土佛教造像、建筑构件、瓷器为主的各类生活遗物万余件［105］。发掘结果表明，明月坝遗址为初唐至北宋中期的市镇遗址，经历了草市到市镇的不同发展阶段，在中晚唐时期形成了丁字型布局为基础的开放型市镇。建筑规整的民居、多进院落式衙署、四合院式寺庙等高规格建筑以及商用店肆、制铁作坊的出现，各种砚台、青铜銙饰、博具的出土，尤其是涂山窑、湖田窑、龙泉窑、耀州窑、长沙窑等南北著名窑口瓷器的大量出土，见证了明月坝遗址作为一个早期重要市镇的繁荣。北宋中期以后，受洪水、河道变迁的影响，明月坝市镇中心逐渐转移。至明代，原唐宋市镇中心废弃，被平整成为了一块近4000平方米的集市广场。类似的早期市镇发现有万州武陵镇下中村遗址、云阳佘家嘴遗址、丰都玉溪坪、万州大地嘴遗址等。
市镇是介乎城市与农村中心聚落之间的重要纽带，是历史时期城市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份。明月坝遗址为代表的早期市镇的重要发现，弥补了我国早期市镇遗址发掘与研究几近空白的状态。
与明月坝佛教寺庙遗址相似，奉节宝塔坪遗址［106］2001年度发现了高规格唐代建筑，出土佛教造像、铁鼎香炉、瓷鼎香炉等佛教寺庙遗存。丰都玉溪坪［107］、云阳乔家院子遗址［108］发掘中，出土200余件高5~15厘米，带有活动座子，用以旅途供奉的镏金铜观音像成品和半成品。这些发现，为重庆地区唐代宗教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2000年以来巫山大昌古城遗址［109］的勘探、发掘，比较全面地复原了明清大昌城的基本格局和生产生活场景，为大昌古镇的搬迁保护提供了重要依据，对于峡江地区明清时期城址研究具有参考价值。2006年以来，重庆市文物考古所在秀山打落寨遗址发现了明代杨氏土司城城墙、街道、房址、作坊等遗迹，在酉阳后溪遗址发现了明清白氏土司城衙院、居址、花园等遗存，是渝东南民族地区考古的新收获。 1978年万州初唐剌史冉仁才墓是重庆地区最重要的一座唐墓［110］。1998年以后，三峡地区20余个地点发现了数量不等的唐墓，弥补了该时期墓葬材料的不足。奉节上关［111］、宝塔坪墓群［112］发现唐代小型土洞、土坑、砖室墓100余座。土洞墓一般墓室窄小，部分有墓道、壁龛，存在双室墓现象，墓内一般使用木棺为葬具，是最具特点的唐代墓葬。唐墓出土遗物简单，多为青瓷盘口壶、执壶、四系罐、唾壶、风字砚、银簪、铜镜、铁剪、开元通宝等。从随葬盘口壶四系、铜镜破损的现象分析，部分唐代墓葬可能存在毁器习俗。
重庆地区宋墓流行砖、石室并穴合葬，1958年发掘的北碚井口宋墓［113］、1980年发掘的荣昌沙坝子宋墓［114］是这类墓葬的代表。比较重要的还有：1987年南川隆化镇张子硕石室墓［115］，出土南宋绍兴25年（1155年）带盖墓志，随葬金腰带、碗、手镯，银壶，铜镜，玉带钩，影青及定窑白瓷等珍贵文物；2003奉节永乐镇胡修政夫妻合葬墓［116］，出土北宋大观、绍圣年墓志、经幢，随葬形象生动的三彩俑、碓、灶、磨子模型等遗物。三峡地区近年发现的宋代墓葬还有土坑、土洞、石椁等多种类型，常随葬民窑烧造的各类瓷器、铁钱。
1982年江北区发现的明玉珍墓［117］是一项重要发现，出土的“玄宫之碑”1004字，祥载明玉珍生平、大夏政体及大夏抗元史实。2005年巫山庙宇镇元代壁画墓［118］、2008年永川凌阁堂明代早期壁画墓［119］，弥补了重庆地区发现的空白。上世纪70年代以来，铜梁陆续发现张文锦夫妻合葬墓［120］为代表的一批官宦、士绅家族墓地，出土石质仪仗俑为特色的一批文物。北部新区大竹林镇蹇氏家族墓地1958年曾发现蹇芳墓，出土雕镂楼台人物、铸诗文金钗等珍贵文物。2008年，再次发现了明吏部尚书蹇义墓神道碑、碑亭及相关墓葬［121］。
涂山窑［122］发现于上世纪30年代，1949年以来至上世纪80年代，陆续发现和发掘了南岸黄桷垭窑址群，巴南清溪、姜家场，荣昌瓷窑里窑址群。2004年以来，新发现了合川炉堆子，涪陵蔺市、石沱窑址，开展了南岸酱园遗址、小湾遗址、慈母山窑址的发掘，取得了窑炉、窑场、制瓷作坊、出土遗物的新收获。此外，在南岸涂山窑核心区开展了瓷土资源、煤炭资源、环境与水源调查，形成了关于涂山窑的基本认识：涂山窑是承袭北方馒头窑技术，与四川盆地金凤窑联系密切，烧造黑釉实用瓷器为主，兴盛于北宋末至元代初期的民间窑场。其产品，是重庆及其周边地区宋元时期使用最广泛的生活用瓷。
忠县中坝遗址2000年度发掘的唐代地层中，发现了排列有序的盐灶多座［123］。云阳县云安盐场遗址［124］2001年度以来发现了宋至清代盐业作坊遗迹，包括挖井、取卤、输送、沉淀卤水、制盐、装运等古代制盐的各个环节，发现了一些生活类遗迹。云安盐场《水经注》、《晋书》有载，宋代以来生产工艺基本保持传统，与四川自贡地区为代表不断发展的掘井技术和取卤技术不同，具有较高的古代盐业技术史方面的研究价值。
丰都明清冶锌遗址群2003年得以确认以来，多家单位联合,开展了大量的调查、发掘与科研工作。目前发现的数十个冶炼遗址，分布在丰都、石柱、涪陵、武隆等广大区域；以丰都冶锌遗址群为重点的发掘，发现了大量不同类型的冶炼遣迹；在七跃山东南面方圆300平方公里范围内开展的锌矿、煤炭、运输线路专题调查，也取得了重要收获。该发现是对中国乃至世界冶金技术史研究有影响的重要发现。
执笔：邹后曦（特别说明：文中“干井沟”的“干”字是专用地名，字库无。该字为上下结构，上部似“洽”（“氵”旁只有两点），下部为“甘”。） 注释：
［1］武仙竹、裴树文等：《中国三峡地区人类化石的发现与研究》，《考古》，2009年第3期。
［2］黄万波、方其仁等《:巫山猿人遗址》，海洋出版社，1991年。
［3］黄万波、徐自强等《:14万年前的奉节人———天坑地缝地区发现古人类遗址》，中华书局，2002年。
［4］李宣民、张森水：《铜梁旧石器文化之研究》，《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81年4期。
［5］李毅、陈琂:《三峡工程淹没区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调查报告》，《庆贺贾兰坡院士九十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科学出版社》，1999年。
［6］裴树文、卫奇等：《高家镇旧石器遗址1998年出土的石制品》，《人类学学报》第24卷第2期，2005年5月。
［7］陈福友、高星等：《冉家路口旧石器遗址的初步研究》，《人类学学报》第23卷第4期，2004年11月。高星、卫奇等：《冉家路口旧石器遗址2005发掘报告》，《人类学学报》第27卷第1期，2008年2月。
［8］裴树文、陈福友等：《三峡地区枣子坪旧石器遗址》，《人类学学报》第23卷第3期，2004年8月。
［9］三峡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队：《丰都水井湾遗址考古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卷，科学出版社，2003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重庆自然博物馆，重庆市丰都县文物管理所：《丰都井水湾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9卷，科学出版社，2006年。
［10］重庆市文物考古所、合川市文物保管所：《重庆合川市唐家坝遗址抢救性考古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006年增刊。
［11］重庆市文物考古所2005年度发掘资料。
［12］李宣民、张森水：《铜梁旧石器文化之研究》、《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81年4期。张森水：《中国旧石器文化》262-264页，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
［13］李宣民：《桃花溪旧石器》、《人类学报》1992年2期。张森水:《四川省旧石器文化和古人类研究》,《巴渝文化》第三期，西南师范大学出版，1994年。
［14］四川省博物馆：《川东长江沿岸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简报》，《四川省长江三峡水库考古调查简报》，《考古》1959年第8期。重庆市博物馆：《重庆市长江河段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1983年6期。
［15］三峡工程库区文物保护规划组：《长江三峡工程水库淹没及迁建区文物古迹保护规划》，1996年3月。
［16］四川长江流域保护委员会文物考古队：《四川巫山大溪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记略》，《文物》1961年11期。四川省博物馆：《巫山大溪遗址第三次发掘》，《考古学报》1981年第4期。
［17］忠县试掘组：《忠县甘井口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简况》，《文物》1959年第11期。四川省长江流域文物保护委员会文物考古队：《四川忠县甘井口遗址的试掘》，《考古》1962年第8期。
［18］重庆市博物馆：《重庆市长江河段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1983年第6期。
［19］吴耀利、丛德新：《试论魏家梁子文化》，《考古》1996年第8期。
［20］赵宾福、王鲁茂：《老关庙下层文化初论》，《四川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
［21］王鑫：《忠县泔井沟遗址群哨棚嘴遗址分析———兼论川东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及早期青铜文化》，《四川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
［22］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重庆市文物局：《奉节三坨遗址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0卷（上），科学出版社，2007年。
［23］三峡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队：《奉节横路遗址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卷，科学出版社，2003年。
［24］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重庆自然博物馆等：《奉节鱼腹浦遗址旧石器时代考古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卷，科学出版社，2001年。
［25］邹后曦、袁东山：《重庆峡江地区的新石器文化》，《重庆•2001三峡文物保护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3年。
［26］白九江、邹后曦等：《玉溪遗址古洪水遗存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科学通报》第53卷增刊1，2008年3月。
［27］白九江、邹后曦：《重庆峡江地区的新石器晚期文化》，《中国考古学会第十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8年。
［28］重庆市文物局：《巫山欧家老屋遗址》，《三峡文物珍存———三峡工程长期库区地下文物卷》，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
［29］重庆市文物局：《巫山人民医院遗址》，《三峡文物珍存———三峡工程长期库区地下文物卷》，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
［30］重庆市文物考古所，重庆市文物局，巫山县文物管理所：《巫山大溪遗址勘探发掘简报》，《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0卷（上），科学出版社，2007年。邹后曦、白九江：《巫山大溪遗址历次发掘与分期》，《重庆•2001三峡文物保护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3年。
［31］重庆市文物考古所：《渝东南地区先秦时期的考古发现》（待刊）
［32］忠县试掘工作组：《忠县甘井口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简况》，《文物》1959年11期第76页；四川省长江流域文物保护委员会文物考古队（袁明森、邓伯清）：《四川忠县甘井口遗址的试掘》，《考古》1962年8期416-417页。
［33］重庆市博物馆：《重庆文物考古工作五十年》，《新中国重庆考古60年42四川文物2009年第6期考古工作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年。
［34］方刚、袁东山：《重庆三峡地区早期巴文化分期初论》，《中国考古学会第十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8年。
［35］北京大学考古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三峡考古队等：《忠县哨棚嘴遗址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9卷，科学出版社，2006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36］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忠县中坝遗址1999年度发掘简报》，《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0卷（下），科学出版社，2007年。
［37］西北大学考古队、万州区文物管理所：《万州中坝子遗址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卷》，科学出版社，2001年；西北大学考古队：《万州中坝子遗址第三次发掘简报》，《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9卷》，科学出版社，2006年。
［38］席道合：《云阳大地坪新石器时代至夏商时期遗存》，《中国考古学年鉴•2004》，文物出版社，2005年。
［39］四川大学考古系：《云阳丝栗包遗址2005年发掘完工报告》，（重庆市文物局三峡办资料室）。
［40］吉林大学考古系、奉节县白帝城文物管理所：《奉节新浦遗址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卷》，科学出版社，2001年；吉林大学考古系、奉节县白帝城文物管理所：《奉节新铺遗址发掘简报》，《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卷》，科学出版社，2003年。
［41］重庆市文物考古所、重庆市文物局：《忠县老鸹冲遗址（居址部分）发掘简报》，《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0卷》，科学出版社，2007年。
［42］白九江、李大地：《试论石地坝文化》，《三峡考古与多学科研究》，重庆出版社，2007年。
［4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三峡考古队、巫山县文物管理所：《巫山双堰塘遗址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卷》，科学出版社，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三峡考古队、巫山县文物管理所：《巫山双堰塘遗址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卷》，科学出版社，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三峡考古队、巫山县文物管理所：《巫山双堰塘遗址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9卷》，科学出版社，2006年。
［44］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巫山县文物管理所：《巫山跳石遗址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卷》，科学出版社，2001年。
［45］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重庆市文物局：《奉节新浦遗址发掘简报》，《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0卷》，科学出版社，2007年。
［46］北京大学考古系三峡考古队、忠县文物保护管理所：《忠县瓦渣地遗址发掘简报》，《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卷》，科学出版社，2003年。
［47］孙华：《峡江地区的先秦文化》，《国学研究》第6期，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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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重庆市博物馆：《四川重庆明玉珍墓》，《考古》1986年9期。
［118］张光敏：《截取巫山元墓壁画》，《重庆历史与文化》2006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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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重庆市文物考古所2008年度发掘资料。
［122］重庆市文物考古所：《重庆涂山窑》，科学出版社，2006年。
［123］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中坝遗址的盐业考古研究》，《四川文物》2007年第1期。［124］重庆市文物局：《云阳云安盐场遗址》，《三峡文物珍存———三峡工程长期库区地下文物卷》，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 好资料:vi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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