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北京大学考古学通论研究生试题和答案
2002年考题 名词解释1三棱大尖状器：一种大型石片石器，为旧石器时代“ 河 -丁村系”文化的典型器物。山西芮城西侯度、 河、襄汾丁村、陕西蓝田公王岭等遗址都有发现。
2城背溪文化：长江中游新石器时古学文化，年代约在公元前6000—4500年之间。城背溪文化于八十年代初期首先发现于枝城市红花套吴家岗村城背溪，故名。据目前发现，城背溪文化主要分布在宜昌市及其周围地区，是长江中上游地区已发现的较早的原始文化遗 存，已出土较原始的石器和陶器。
3蒙特留斯：瑞典考古学家，史前时代文化研究工作的开拓者之一。蒙特柳斯研究的重点是史前文化的分期与年代，尤专注西欧、北欧地区的青铜文化，提倡类型学方法。他的主要著作有《青铜时代年代问题》(1885)、《异教时代的瑞典文明》(1888)、《使用金属器以来的意大利原始文化》(1895?1910)、《东方与欧洲上古文化诸时期》（1903?1923，第一卷的中译本名为《先史考古学方法论》）、《英国青铜时代年代学》（1908）、《史前希腊》(1924)等。他在各地博物馆和大学的演讲对考古工作的普及也有很大贡献。
4周原：中国周王朝的发祥地和早期都城遗址。在陕西省岐山与扶风两县之间。周人自古公亶父由邠迁徙周原，到文王晚年迁居丰，此处一直是早周都邑。武王灭商后，将周原分封给周、召二公作采邑。直到戎人入侵，周平王东迁洛邑，岐邑毁于战火，终被废弃。 已发 掘有岐山凤雏和扶风召陈 2处。墓葬分布范围很广，已发掘 400多座，一般都是中小型土 坑竖穴墓，少数为洞室墓，自西汉以来，西周的铜器窖藏已发现多起。
5滇王之印：云南省晋宁石寨山6号墓出土一方金质蛇钮，印面文字为“滇王之印”,为西汉 早期滇国王之金印。证实了《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载滇国之事基本可信。
6印纹硬陶：中国青铜时代至汉代长江中下游和东南沿海地区生产的一种质地坚硬、表面拍印几何图案的日用陶器。原料含铁量较高，烧成温度也比一般陶器高，成型方法主要采用泥条盘筑法，也有轮制成型。印纹硬陶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也有发现，但数量很少，出现时间比白陶为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曾与白陶并存。在江西、湖南、福建等地距今四千年左右的遗址里，只发现有少量造型简单的器物，至商代器形增多，有罍、罐、尊、釜、碗、杯、豆等。西周是印纹硬陶生产的发展时期，器形增加了瓮、罐、瓿等。战国秦汉时印纹硬陶变化不大，器物主要有瓮、罐、坛、瓿、钵、盂、缸、匏壶等。
7新考古学：20世纪60年代初在美国兴起的考古学理论。代表人物为美国新墨西哥大学的L .R.宾福德和英国D.克拉克。基于对传统考古学研究方法和目的的不满，新考古学主张考古学应解释过去的事情何以会发生，并设法研究清楚事物变化的来龙去脉，而不仅仅满足于再现过去和简单地说明以往发生的事情。还认为考古学家必须把文化看成是人们在一个文化体系里活动的行为，这种行为留下了人工制品，考古学家的任务是根据这些静止的人工制品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布，推断人类的动向，通过社会和文化的变化，了解和掌握人类文化发展动力的一般法则。在方法上，新考古学改变传统的归纳推理法，先建立理论或假说，再利用一系列的新技术和新方法，包括使用考古发掘，来进行验证。它注重环境考古学的研究，运用民族学的成果。认为陶器、石器等文化遗物不是考古学主要研究对象，不 重视类型学的研究和描述方法。
8法门寺：法门寺位于陕西省扶风县，1987年4月，法门寺地宫被发掘，出土了佛指舍利及一大批唐朝稀世珍宝，包括金银器、琉璃器，以及珍贵“秘色瓷”器，还有锦、绫、罗、纱、绢、绮等各类纺织品。据考证，法门寺始建于北魏时期约公元499年前后，唐朝是法门 寺的全盛时期，法门寺地宫是国内迄今发现的佛塔地宫中最大的一个。前室发现了《大唐咸通启送歧阳真身志文碑》和《监送真身使随负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器衣物帐碑》，这两通碑不仅是研究法门寺历史，而且是研究唐朝佛教的的重要资料。从地宫发掘了四枚佛指骨舍利，地宫出土的佛指舍利，是世界上目前经过考古科学发掘，有文献和碑文证实的释迦 牟尼真身舍利，是当今佛教界的最高圣物。地宫中还有25000多枚唐朝货币，其中有13枚 玳瑁币，是世界上至今发现的最为珍贵的古代货币品类。
9大明宫含元殿：唐代长安城重要宫殿， 含元殿位于丹凤门正北龙首原的南沿上，可以由此俯视长安城，重大庆典和朝会多在此举行。现存殿址台基。殿面阔11间,进深4间。殿东、西山墙和北面的后墙皆为版筑夯土墙，殿的东南和西南分别建有翔鸾阁和栖凤阁，两阁 都在其北侧设廊道与含元殿连接。殿前向南伸出 3条阶梯和斜坡相间的砖石阶道，长78米 ，当时称为“龙尾道”。殿址中出有大量表面呈黑色光亮的陶瓦,当是殿顶的屋面用瓦,还出有少量的绿琉璃瓦片，可能含元殿的檐口使用了琉璃剪边的作法。在台基四周出土残石柱和螭首石刻残块多件，在翔鸾阁北廊道的西侧出土许多铁甲片及矛头。
10号墓为陵：唐代高级贵族墓葬。“号墓为陵”的懿德太子墓和永泰公主墓，规格相似者有成王李仁墓、章怀太子墓则等，都有前后两室。这些墓葬多长墓道多天井，如懿德太子墓有天井7个、壁龛8个，章怀太子墓有天井4个、壁龛6个。
简述
1简述水稻起源阶段考古新发现参见《试论中国稻作的起源》，这篇文章在介绍各种起源说、中国稻作农业的发现等方 面是比较系统的一篇文章。
2判断考古遗存年代的方法
考古学的年代，可分为“相对年代”和“绝对年代”。前者是指各种遗迹和遗物在时间上的先后关系，后者是指它们的作成距今已有多少年，断定相对年代,通常是依靠地层学和类型学的研究，这是考古学范围内的两种主要的断代法。此外，也可以利用某些自然科学 的手段来断定相对年代。地层学断代的要旨，是先确认各文化层次序的先后以断定它们的相对年代，然后再以各层所含的遗物断定各层的绝对年代。这里,有两条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
①各层（或各墓） 所含年代最晚的一件遗物，是代表该层（或该墓）可能的最早年代；
②各层（或各墓）的 年代，可以以该层所压和被压的上下两层的年代分别作为它的上限和下限。类型学断代的要旨,是将遗物或遗迹按型式排比,把用途、制法相同的遗物（或遗迹）归成一类，并确定它们的标准型式（或称标型），然后按照型式的差异程度的递增或递减，排出一个“系列”，这个“系列”可能便代表该类遗物（或遗迹）在时间上的演变过程， 从而体现了它们之间的相对年代其在断代上的效果就会更好。断定绝对年代的方法，在历史考古学的领域内，主要是依靠文献记载和年历学的研究。对于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考古学的绝对年代的断定，就不能不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于自然科学的方法。就测定考古资料的绝对年代而言，有放射性碳素断代、热释光断代、古地磁 断代、钾-氩法断代、树木年轮断代、裂变径迹法断代、氨基酸外消旋法断代、黑曜岩水合法断代、铀系法断代等方法，有的也适用于历史考古学的断代。用各种自然科学手段测定年代的方法，为第四纪以来人类进化史的研究提供了年代依据，特别是为建立以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为主的史前考古学的年代体系奠定了基础。 3秦始皇陵的考古发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的陵园。位于今陕西省临潼县城东。秦始皇开创的陵园制度,对此 后历代帝王陵园建筑影响很大。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即位以后,便开 始在骊山营建他的陵墓，统一中国之后，建陵工程更加扩大，直到秦亡，陵园尚未全部竣 工。秦始皇陵园平面呈南北长、东西窄的长方形，有内外两重夯土筑造的垣墙。内外垣墙每边都设有门。坟丘在内垣墙的南半部。夯土筑造，底部方形，坟丘的原来形状,因年久塌毁 ,已不甚明显,估计应为覆斗形。坟丘的东西北3边都发现墓道。在西道的过洞中发现彩绘铜车两乘，每乘驾铜马四匹，车上各有一铜御官俑。铜车马俑约为真车、真马、真人的二分 之一。车马的系驾挽具齐全,装饰华丽,为研究秦代宫廷舆服制度和单辕车系驾方法提供了较为确切的实物例证。内垣墙的北半部，有规模宏大的建筑群遗址,应是秦始皇的寝殿所在。内垣墙的东西南3面墙外，都有沿墙边建筑的廊房遗址。在遗址中出土的陶壶上，发现了 “丽山园”、“丽山食官”铭文，知为丽山园左右食官居处。陵园东边有始皇诸公子、公主的殉葬墓，有埋置陶俑、活马的从葬坑群,还有模拟军阵送葬的兵马俑坑。陵园西边有埋葬役徒的墓地，还有打制石材、烧制砖瓦和堆放建筑材料的场 地。
大题1马家窑文化特征，并画出代表性陶器
马家窑文化是中国黄河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因甘肃省临洮县马家窑遗址而得名。主要分布在甘肃省，以陇西平原为中心，东起陇东山地，西到河西走廊和青海东北部，北达甘肃北部和宁夏南部，南抵甘南山地和四川北部。目前一般认为，它是仰韶文化晚期的一个地方分支，故又名甘肃仰韶文化。它上承仰韶文化的庙底沟类型，下接齐家文化。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约为公元前3300?前2050年。马家窑文化一般分为马家窑窑、半山和马厂3个类型，分别代表3个发展时期。不过,有的在马家窑类型之前插入一 个石岭下类型。马家窑文化的突出特征是彩陶特别发达，马家窑类型彩陶多为橙黄黑彩。画彩的器物主要是碗、盆、瓶、罐。花纹繁缛，多用等粗的线条构成。其中动物花纹和几何花纹等。半山类型用红黑两色相间的锯齿纹构成各种图案，彩陶器形以小口鼓腹瓮、单把壶、双耳罐和钵为主；夹砂陶则多系各种罐类，肩部饰较细的附加堆纹，有些夹砂罐为白陶。马厂类型其彩陶带有红衣，早期用很宽的黑边紫红条带构成圆圈纹、螺旋纹、变体蛙纹和波折纹等；晚期则用单色线条，以黑色为主,有时单用红色,构成波折纹、菱形纹、编织纹和变体蛙纹等。器形大部分脱胎于半山类型，新器形主要是单把筒形杯。马家窑文化的居民以经营原始的旱地农业为主，种植粟和黍。原始手工业有石器制造、木作、纺织和制陶等。在甘肃东乡林家的马家窑期地层中，曾发现一把铜刀和若干铜器碎块，马家窑文化的制陶业十分发达。有很大的制陶窑场，马家窑文化的村落遗址，多数位于黄河及其支流两岸的马兰台地上，接近水源，土壤发育良好。房屋遗迹平面呈方形、圆形和分间3大类,以方形房屋为最普遍。当时流行公共墓地，墓葬的排列不甚规则，但在同一墓地内，绝大多数墓的方向是相近的，多数为东或东南。马家窑文化的晚期，不少彩陶罐 上有用墨笔书写的记号,最常见的是“＋”、“－”和“ ”等,在柳湾发现有130余种,当是 在文字产生以前用来记事的符号。
2商周墓葬制度及等级意义
在墓葬制度方面，商代流行以墓道的有无和多少来体现墓主人的身份等级，如殷墟西北冈王陵区的王墓带有四条墓道，王的至亲如儿子的墓葬往往有南北两条墓道，地区略低一些王族或其它高级贵族的墓葬仅有一条墓道，或没有墓道，一般平民墓则根本没有墓道。我们迄今还未发现周王的陵墓，但在沣镐遗址张家坡墓地的井叔墓、河南浚县辛村卫候墓、山西天马曲村晋侯墓以及在北京琉漓河发现的燕侯墓都发现带南北两条墓道或一条墓道的大型墓，而中小型墓葬则为没有墓道，可见商代以墓道的有无和多寡表现主人生前身份 的制度被周王朝所继承。在墓地制度方面，殷墟商代晚期的王陵是自成区域，与一般平民墓地相隔离；一般贵族的其它成员则是“聚族而葬”。在西周时期，亦与商代相同，即王侯墓往往独居一处，远离一般社会成员的墓区，形成“公墓”，而一般贵族及其宗氏、则聚族而葬，形成“邦墓”。如在山西天马北赵发现的晋侯墓地共有十余座带墓道的大型墓，周围不见中小型墓葬，这应当是一处晋侯的公墓地。由此可见，在商代晚期已现雏形的“公墓”和“邦墓” 的制度在西周时期广泛流行，成力西周墓葬制度的重要特点之一。 在周代，还有一项极其重要的制度，即宗法制度。宗法制度是血缘关系为基础，以周王为核心而形成的维系贵族之间乃至整个社会内各阶层之间关系的完整制度。它是以嫡长子继承制为中心。周王是周族中最高的族长，其长子为大宗，继承王位。周王的其余儿子为小宗，被分封为诸侯。各诸侯在本国内为大宗，诸侯的长子继任为侯，诸侯的其余儿子则被诸侯封给采邑，作为卿大夫。卿大夫的职位也是由其长子继承，其余儿子被封为士、分给采邑。每个周王诸侯或卿大夫都是他所在贵族的族长，其宗族的成员一般居住在一起，受族长的控制和保护，死后则同一宗族的成员要埋在同一墓地。商周时期的墓地中往往成群的墓葬集中在一起，就是这种聚族而居。聚族而葬的习俗在墓地中的反映。由于周王朝是以周人为核心建立的，而周王即是最高的行政首领，又是周人中最大的族长，因此他将行政权力与族权集于一身，他君王的地位不仅来自行政方面，而且来自家族方面。各地的诸侯都是周王册封的，在行政上隶属于周王，，是周王的臣民，在宗族关系方面，诸侯多是周王的宗亲，是从周王的大宗中分离出来的小宗，在亲族关系方面也附属于周王，宗法制度就是这样在通过分封制建立了王、诸侯、卿大夫、士的等级关系及与周王在行政方面的隶属关系之外，又罩上了一层以宗族关系确定尊卑秩序的网。分封制与宗法制度结合，政权与族权相结合，从而使西周王朝的统治得以巩固。周王朝为了维护统治，除分封制和宗法制之外，还推行了一整套维护统治阶级内部秩序的制度，史称“礼乐制度”。据文献记载，周公摄政后，作“礼乐”。礼乐制度起源较早，在夏王朝建立之前已具雏形。周王朝建立后，积极吸收、继承了商王朝的礼制，并根据周代的情况，逐步形成了一整套礼乐制度。换句话说，周代的礼乐制度是在继承商代礼制的基础上，根据周人统治政权的需要而制订并不断充实，完善的。西周时期的礼制表现在贵族生活中的各个方面，从衣冠服饰，到食用器具，再到出行车马，都依身份的高低而有严格的规定。以食用器具为例，只有贵族才能在日常生活中使用青铜的鼎、簋、爵、觯、壶、卣等礼器，而其中又以鼎簋为代青铜礼器的核心，这一点与以觚、爵等青铜酒器作为礼器核心的商代显然不同。在周代的文献记载中，有关于周代贵族用鼎制度的记载。按照这一记载，周代天子使用九件鼎和八件簋，诸侯用七鼎和六簋，卿大夫用五鼎四簋，士用三鼎二簋或一鼎一簋。这一记载的可信度曾被怀疑。近几十年来各地发现的周代贵族墓葬中，出土了不少青铜礼器。墓葬中青铜鼎的数量多是奇数，而铜簋的数量却是偶数，且铜簋的数量往往较铜鼎少一件，即如有两件簋，则有三件鼎；有四件簋，便有五件鼎；六件簋则配七件鼎，而且规模越大的墓葬随葬鼎簋的数量越多，而稍小的墓葬则鼎簋的数量也较少。规模更小的墓则没有青铜器随葬。上述考古发现与古代记载的以鼎簋的有无和数量来表现主人身份的制度在周代确实曾经实行过。在西周初年的沣西客省庄77M1墓葬中，随葬铜鼎3件、铜簋2件，其中的2件铜簋的形状和大小相同，3件铜鼎中的2件形状和大小相同。反映出当时“列鼎”制度处于萌芽阶段。迄今发现的年代较早的“列鼎”的墓葬是陕西宝鸡竹园沟1号墓，该墓中随葬形制相同而大小有别的铜鼎3件，另有2件纹饰相同而大小有别的铜鼎。该墓的年代为西周早期偏晚。在宝鸡茹家庄1号墓，该墓中随葬形制相同而大小有别的铜鼎5件和铜簋4件，该墓的年代是穆王时期。上述发现表明，在西周早期偏晚，列鼎制度已经形成。这种列鼎制度不见于商代，是周人的发明。在王畿地区之外，列鼎的出现年代稍晚，到了西周末年，在周王朝控制 的地区，普遍实行了列鼎的制度。春秋中期以后，周天子的地位则日益衰落，一些主要的诸侯国势力增强。他们吞并其他小国，为争夺霸而大动干戈。这些诸侯国的国君越来越不把国王放在眼里，他们擅自采用了西周时期只有周天子才能使用的各种礼仪，这种行为被古代文献称为“僭越”。在春秋中期至战国中期的诸侯墓葬中，常可见到随葬九鼎八簋的情况。如河南郑韩故城发现的春秋中期的青铜礼乐器坑中，便出土了4套列鼎，其数量皆为九鼎八簋。表明当时“列鼎制度”虽然仍然实行着，但其创始之初的明君臣、尊王权，维护周王朝统治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成为各地诸侯显示自己势力的工具。与此同时，随葬七鼎六簋的卿大夫的墓葬也不鲜见。表明诸侯的部下也水涨船高，跟着诸侯一道“僭越”。在晋国，卿大夫的势力不断增强，最后韩、赵、魏三个上卿将晋国一分为三，史称“三家分晋”。与列鼎制度同时实行的还有使用乐器的制度。即编钟和编磬的制度。编钟最早出现于西周康王时期的陕西关中地区。目前，以陕西宝鸡竹园沟7号墓出土的3件一组的编钟为最早，其年代为西周早期期偏晚。关中地区西周中期的几座贵族墓葬中也有发现。均为3件一组 。西周晚期，一组编钟增至7—8件。磬的出现早于钟。在距今约4400年前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的显贵墓中便随葬有石磬。到了商代晚期，王室的墓中随葬的石磬制作十分精美。一般为5件一组。西周时期，编磬与编钟一道，成为乐器的核心。西周中期的贵族墓葬中，常常可以见到5件或10件一组的编磬 。春秋中期之前，只有周天子和各国的诸侯才能使用编钟和编磬，春秋中期之后，一些卿大夫也开始使用编钟和编磬，这和他们在列鼎制度上的僭越是相一致的。从而表明，史称“礼崩乐坏”并不是指礼乐制度彻底崩溃，而是普遍出现了这种“僭越”的行为，其背景是周王朝势力的衰落和各诸侯国势力的增长。
3邺城考古发现及意义东汉末年,魏王曹操营此城以为都城., 及魏文帝曹丕受禅移都洛阳,乃以其为北都。后赵、 前燕、东魏、北齐等朝代都先后定都于此。邺城位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包括南北毗连的两个城址。北邺城大部在今漳河北，北临故漳河，传始建于春秋齐桓公时。南邺城在今漳河南，初营于东魏，毁于隋。由于漳河频繁泛滥和改道，北邺城遭严重破坏，地面遗迹残存甚少，南邺城则全为白砂所覆盖。北邺城呈长方形，有七门：南面三、北面二、东西各一门。一条东西大道将全城分作南北两区。北区中部建宫城，宫城以东为贵族所居戚里及官署，以西为禁苑铜雀园，苑内置武库、马厩、仓库，西城垣中部偏北，以城垣为基础筑金虎、铜雀、冰井三台。南区大部分为居民里坊，只有少数官署，在全城中轴线的位置上辟南北干道,南通大城正南门,北达宫城。整个布局区划分明，形成了中国古代都市规划的一种新模式，给南北朝和隋唐都城规划以重大影响。北邺城的建筑遗迹，只有位于城西垣上的金虎、 铜雀两座台基和城内8 处不知名的夯土台基。城的东门外为对外交往和设市之地。邺城的西门外有大片皇家苑圃和水面，引漳河水从铜雀三台下流入宫禁地区，一部分河水分流至坊里区，从东门附近流出城外。邺城的规划在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上有重要意义。它继承了战国时期以宫城为中心的规划思想，改进了汉代长安宫城与闾里相参、布局松散的状况。邺城是一个功能分区明确、结构严谨的城市,主要道路正对城门,干道丁字形相交于宫门前，把中国古代一般建筑群的中轴线对称的布局手法扩大应用于整个城市。这种布局形式对此后的都城规划如隋唐长安 城等有很大影响。
4元大都考古发现及意义（见前年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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