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至明代的许多墓葬中，有些铜镜的随葬方式十分特殊，有的置于墓室天井下、排水孔，有的悬挂于墓顶或墓壁，钉(嵌)于棺壁，竖立于墓主头前足后，盖于墓主面部，置于墓主身上(胸、腹部)，握在死者手中，还有的镶于面罩板内、置于腰坑等。铜镜在墓中这样的放置形式显然都不是仅仅作为死者生前用品随葬的，其用意还在于驱鬼辟邪，保亡灵安宁。
古人认为灵魂不灭，人活着受灵魂的支配，即魂魄与人体合一；人死后形魄入士，灵魂归天，归天之魂谓之鬼。考古发掘证实，我国先民早在旧石器时代即有鬼魂不灭的观念，以为冥冥中的鬼魂与人同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随着氏族社会的解体、阶级的分化，人们对于鬼魂的认识有了新的变化，认为鬼魂世界有尊卑之别，即人死后有的升天成神，有的在冥府为官，有的受冥官管辖，有的则沦为游魂，生活在另一世界的鬼魂能降福或作祟于人。并认为冥间还有怪兽，它们不但时常作祟人间，有的还会进入墓穴侵害死者。
其中被认为会到墓葬中为祟死者的主要有野鬼、厉鬼、魍魉和蝹等，为防止传说中的上述鬼魅进入墓中作祟，人们采取了许多对付它们的手段。据《风俗通》载：“墓上树柏，路头石虎。《周礼》：‘魍魉畏虎与柏，故前立虎与柏。”’考古发掘资料显示，战国时期的有些楚墓已出现了专门用于驱鬼辟邪的镇墓兽，汉以后各地的多数墓葬都设有镇物，除特制的镇墓兽、镇墓瓶和石敢当外，许多死者生前使用过的佩饰、兵器和生活用品都被用作驱鬼辟邪的镇物放在墓主周围或墓室，铜镜就是其中最常见的镇物之一。
祛病除魔——辟疟镜
疾病是人类生存的最大威胁。古人无法解释人体出现的疾病，认为患病是因鬼缠身所致。自远古直至近代，巫术一直是民间对付疾病的重要手段。被认为具有驱鬼辟邪功能的铜镜也被当成了“治病”的工具，这种用途的铜镜叫辟疟镜，患疟者照之即愈。前述东晋葛洪《西京杂记》中提到的照胆镜据认为具有“诊断”病因的功能。据民俗学调查显示，巫医在通过巫术诊断出病因后，通常还会以巫术结合具体的内外科手段对患者进行治疗，但也有纯粹以巫术手段对患者进行治疗的。明代就有以古镜照辟疟鬼而治好病的故事。明陆杰《庚巳编》卷四：“吴县三都陈氏，祖传古镜一具，径八九寸，凡患疟者，执而自照，必见一物附于背，其状蓬首熏面，胡涂不可辨。一举镜而此物如惊，奄息失去，病实时愈，盖疾鬼畏其形而遁也。世以为宝。到弘治中兄弟分财，各得其半，再以照疟，不复见鬼矣。”
占卜吉凶——镜听占卜是巫术活动的一种，在我国自商周至近代一直流行。商周时期主要采用龟甲和蓍草或竹棍进行占卜，以后各地又陆续出现了许多各种各样的占卜形式，大致有动物卜、植物卜、食物卜、人体卜、扶乩(ji音击)、工具等几种。以铜镜占卜从唐代开始流行，俗称“镜听”或“镜卜”。唐王建《镜听词》曰：“重重摩擦嫁时镜，夫婿远行凭镜听。”元尹世珍《琅邪记》卷上：“镜听咒曰：‘并先类丽，终逢协吉。’先觅一古镜，锦囊盛之，独向神灶，双手捧镜，勿令人见，诵咒七遍，出听人言，以定吉凶。又闭目信足七步，开眼照镜，随其所照，以合人言，无不验也。”清蒲松龄《聊斋志异·镜听》：“次妇望夫綦切，足岁大比，窃于除夜以镜听卜。”
佛家的业镜与道家的照妖镜
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佛、道两大传统宗教中，辟邪是二者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佛教和道教所讲的辟邪与民间辟邪的目的不一样，其主要目的是为宗教的修养(炼)服务的。
佛教将用作法器的铜镜称作“业镜”，谓诸天上、人间、地狱中照摄众生善恶的镜子。佛教认为，在“天道”的众生，寿命长，享福多，然而一旦“天福”享尽，免不了要进恶道受苦。因此，协力天主帝释在琉璃壁上显示出生死轮回的种种“业相”，包括地狱的苦相和天上的天相，并对诸天说：“汝等天子，慎勿放逸也。”“业镜”之说在民间影响较大。
宋庄季裕《鸡肋编》卷上载：“天帝之宫有一镜，能尽见世间人之所作，随其善恶而福祸之。轮照四洲，每岁正、五、九月，正在南洲，故竞作善以要福。”迄今发现的作为“业镜”的铜镜仅见于辽、金墓葬。在内蒙古、辽宁等地发现的辽代契丹王室墓和山西发现的金代女真人墓中，有的铜镜悬挂墓顶或墓室墙壁，这与佛教寺庙中大梁正中和壁上悬挂铜镜的做法十分类似。
道家的照妖镜至迟在东晋时期就已出现。东晋道人葛洪所著《抱朴子》内篇20卷记述了大量神仙、炼丹，符箓等事，均为道家之言。书中说：天下万物变老后，时间一长久，就会灵性和神通，它们的精魄会化成人形，祟人、迷惑人，但它们惟独不能在镜中改变真形，镜子一照便原形毕露。唐以后一些墓葬中出土的八卦镜、神仙人物故事镜显然都是作为照妖镜使用的。
铜镜如此种种用途的产生，与秦汉以后铜镜加工工艺的进步和民间巫术、佛教、道教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进入了成熟发展期的铜镜，表面越来越光亮，样式越来越多，纹饰越来越丰富，大尺寸铜镜屡见不鲜，然而，铜镜在人们心目中的崇信反而有增无减，于是，这种家家必备的日常生活用品不但成了巫术、佛教和道教宣称的拥有神奇魔力的法器，甚至还成了象征爱情的信物。到了清代中叶，玻璃镜子在我国迅速普及，至此铜镜才完成了它的全部使命，走到了它的历史尽头。
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佛、道两大传统宗教中，辟邪是二者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佛教和道教所讲的辟邪与民间辟邪的目的不一样，其主要目的是为宗教的修养(炼)服务的。
佛教将用作法器的铜镜称作“业镜”，谓诸天上、人间、地狱中照摄众生善恶的镜子。佛教认为，在“天道”的众生，寿命长，享福多，然而一旦“天福”享尽，免不了要进恶道受苦。因此，协力天主帝释在琉璃壁上显示出生死轮回的种种“业相”，包括地狱的苦相和天上的天相，并对诸天说：“汝等天子，慎勿放逸也。”“业镜”之说在民间影响较大。
宋庄季裕《鸡肋编》卷上载：“天帝之宫有一镜，能尽见世间人之所作，随其善恶而福祸之。轮照四洲，每岁正、五、九月，正在南洲，故竞作善以要福。”迄今发现的作为“业镜”的铜镜仅见于辽、金墓葬。在内蒙古、辽宁等地发现的辽代契丹王室墓和山西发现的金代女真人墓中，有的铜镜悬挂墓顶或墓室墙壁，这与佛教寺庙中大梁正中和壁上悬挂铜镜的做法十分类似。
道家的照妖镜至迟在东晋时期就已出现。东晋道人葛洪所著《抱朴子》内篇20卷记述了大量神仙、炼丹，符箓等事，均为道家之言。书中说：天下万物变老后，时间一长久，就会灵性和神通，它们的精魄会化成人形，祟人、迷惑人，但它们惟独不能在镜中改变真形，镜子一照便原形毕露。唐以后一些墓葬中出土的八卦镜、神仙人物故事镜显然都是作为照妖镜使用的。
铜镜如此种种用途的产生，与秦汉以后铜镜加工工艺的进步和民间巫术、佛教、道教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进入了成熟发展期的铜镜，表面越来越光亮，样式越来越多，纹饰越来越丰富，大尺寸铜镜屡见不鲜，然而，铜镜在人们心目中的崇信反而有增无减，于是，这种家家必备的日常生活用品不但成了巫术、佛教和道教宣称的拥有神奇魔力的法器，甚至还成了象征爱情的信物。到了清代中叶，玻璃镜子在我国迅速普及，至此铜镜才完成了它的全部使命，走到了它的历史尽头。
疾病是人类生存的最大威胁。古人无法解释人体出现的疾病，认为患病是因鬼缠身所致。自远古直至近代，巫术一直是民间对付疾病的重要手段。被认为具有驱鬼辟邪功能的铜镜也被当成了“治病”的工具，这种用途的铜镜叫辟疟镜，患疟者照之即愈。前述东晋葛洪《西京杂记》中提到的照胆镜据认为具有“诊断”病因的功能。据民俗学调查显示，巫医在通过巫术诊断出病因后，通常还会以巫术结合具体的内外科手段对患者进行治疗，但也有纯粹以巫术手段对患者进行治疗的。明代就有以古镜照辟疟鬼而治好病的故事。明陆杰《庚巳编》卷四：“吴县三都陈氏，祖传古镜一具，径八九寸，凡患疟者，执而自照，必见一物附于背，其状蓬首熏面，胡涂不可辨。一举镜而此物如惊，奄息失去，病实时愈，盖疾鬼畏其形而遁也。世以为宝。到弘治中兄弟分财，各得其半，再以照疟，不复见鬼矣。”
占卜吉凶——镜听占卜是巫术活动的一种，在我国自商周至近代一直流行。商周时期主要采用龟甲和蓍草或竹棍进行占卜，以后各地又陆续出现了许多各种各样的占卜形式，大致有动物卜、植物卜、食物卜、人体卜、扶乩(ji音击)、工具等几种。以铜镜占卜从唐代开始流行，俗称“镜听”或“镜卜”。唐王建《镜听词》曰：“重重摩擦嫁时镜，夫婿远行凭镜听。”元尹世珍《琅邪记》卷上：“镜听咒曰：‘并先类丽，终逢协吉。’先觅一古镜，锦囊盛之，独向神灶，双手捧镜，勿令人见，诵咒七遍，出听人言，以定吉凶。又闭目信足七步，开眼照镜，随其所照，以合人言，无不验也。”清蒲松龄《聊斋志异·镜听》：“次妇望夫綦切，足岁大比，窃于除夜以镜听卜。”
佛家的业镜与道家的照妖镜
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佛、道两大传统宗教中，辟邪是二者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佛教和道教所讲的辟邪与民间辟邪的目的不一样，其主要目的是为宗教的修养(炼)服务的。
佛教将用作法器的铜镜称作“业镜”，谓诸天上、人间、地狱中照摄众生善恶的镜子。佛教认为，在“天道”的众生，寿命长，享福多，然而一旦“天福”享尽，免不了要进恶道受苦。因此，协力天主帝释在琉璃壁上显示出生死轮回的种种“业相”，包括地狱的苦相和天上的天相，并对诸天说：“汝等天子，慎勿放逸也。”“业镜”之说在民间影响较大。
宋庄季裕《鸡肋编》卷上载：“天帝之宫有一镜，能尽见世间人之所作，随其善恶而福祸之。轮照四洲，每岁正、五、九月，正在南洲，故竞作善以要福。”迄今发现的作为“业镜”的铜镜仅见于辽、金墓葬。在内蒙古、辽宁等地发现的辽代契丹王室墓和山西发现的金代女真人墓中，有的铜镜悬挂墓顶或墓室墙壁，这与佛教寺庙中大梁正中和壁上悬挂铜镜的做法十分类似。
道家的照妖镜至迟在东晋时期就已出现。东晋道人葛洪所著《抱朴子》内篇20卷记述了大量神仙、炼丹，符箓等事，均为道家之言。书中说：天下万物变老后，时间一长久，就会灵性和神通，它们的精魄会化成人形，祟人、迷惑人，但它们惟独不能在镜中改变真形，镜子一照便原形毕露。唐以后一些墓葬中出土的八卦镜、神仙人物故事镜显然都是作为照妖镜使用的。
铜镜如此种种用途的产生，与秦汉以后铜镜加工工艺的进步和民间巫术、佛教、道教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进入了成熟发展期的铜镜，表面越来越光亮，样式越来越多，纹饰越来越丰富，大尺寸铜镜屡见不鲜，然而，铜镜在人们心目中的崇信反而有增无减，于是，这种家家必备的日常生活用品不但成了巫术、佛教和道教宣称的拥有神奇魔力的法器，甚至还成了象征爱情的信物。到了清代中叶，玻璃镜子在我国迅速普及，至此铜镜才完成了它的全部使命，走到了它的历史尽头。
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佛、道两大传统宗教中，辟邪是二者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佛教和道教所讲的辟邪与民间辟邪的目的不一样，其主要目的是为宗教的修养(炼)服务的。
佛教将用作法器的铜镜称作“业镜”，谓诸天上、人间、地狱中照摄众生善恶的镜子。佛教认为，在“天道”的众生，寿命长，享福多，然而一旦“天福”享尽，免不了要进恶道受苦。因此，协力天主帝释在琉璃壁上显示出生死轮回的种种“业相”，包括地狱的苦相和天上的天相，并对诸天说：“汝等天子，慎勿放逸也。”“业镜”之说在民间影响较大。
宋庄季裕《鸡肋编》卷上载：“天帝之宫有一镜，能尽见世间人之所作，随其善恶而福祸之。轮照四洲，每岁正、五、九月，正在南洲，故竞作善以要福。”迄今发现的作为“业镜”的铜镜仅见于辽、金墓葬。在内蒙古、辽宁等地发现的辽代契丹王室墓和山西发现的金代女真人墓中，有的铜镜悬挂墓顶或墓室墙壁，这与佛教寺庙中大梁正中和壁上悬挂铜镜的做法十分类似。
道家的照妖镜至迟在东晋时期就已出现。东晋道人葛洪所著《抱朴子》内篇20卷记述了大量神仙、炼丹，符箓等事，均为道家之言。书中说：天下万物变老后，时间一长久，就会灵性和神通，它们的精魄会化成人形，祟人、迷惑人，但它们惟独不能在镜中改变真形，镜子一照便原形毕露。唐以后一些墓葬中出土的八卦镜、神仙人物故事镜显然都是作为照妖镜使用的。
铜镜如此种种用途的产生，与秦汉以后铜镜加工工艺的进步和民间巫术、佛教、道教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进入了成熟发展期的铜镜，表面越来越光亮，样式越来越多，纹饰越来越丰富，大尺寸铜镜屡见不鲜，然而，铜镜在人们心目中的崇信反而有增无减，于是，这种家家必备的日常生活用品不但成了巫术、佛教和道教宣称的拥有神奇魔力的法器，甚至还成了象征爱情的信物。到了清代中叶，玻璃镜子在我国迅速普及，至此铜镜才完成了它的全部使命，走到了它的历史尽头。
妖，而且也用于阴间驱鬼辟邪。
秦汉至明代的许多墓葬中，有些铜镜的随葬方式十分特殊，有的置于墓室天井下、排水孔，有的悬挂于墓顶或墓壁，钉(嵌)于棺壁，竖立于墓主头前足后，盖于墓主面部，置于墓主身上(胸、腹部)，握在死者手中，还有的镶于面罩板内、置于腰坑等。铜镜在墓中这样的放置形式显然都不是仅仅作为死者生前用品随葬的，其用意还在于驱鬼辟邪，保亡灵安宁。
古人认为灵魂不灭，人活着受灵魂的支配，即魂魄与人体合一；人死后形魄入士，灵魂归天，归天之魂谓之鬼。考古发掘证实，我国先民早在旧石器时代即有鬼魂不灭的观念，以为冥冥中的鬼魂与人同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随着氏族社会的解体、阶级的分化，人们对于鬼魂的认识有了新的变化，认为鬼魂世界有尊卑之别，即人死后有的升天成神，有的在冥府为官，有的受冥官管辖，有的则沦为游魂，生活在另一世界的鬼魂能降福或作祟于人。并认为冥间还有怪兽，它们不但时常作祟人间，有的还会进入墓穴侵害死者。
其中被认为会到墓葬中为祟死者的主要有野鬼、厉鬼、魍魉和蝹等，为防止传说中的上述鬼魅进入墓中作祟，人们采取了许多对付它们的手段。据《风俗通》载：“墓上树柏，路头石虎。《周礼》：‘魍魉畏虎与柏，故前立虎与柏。”’考古发掘资料显示，战国时期的有些楚墓已出现了专门用于驱鬼辟邪的镇墓兽，汉以后各地的多数墓葬都设有镇物，除特制的镇墓兽、镇墓瓶和石敢当外，许多死者生前使用过的佩饰、兵器和生活用品都被用作驱鬼辟邪的镇物放在墓主周围或墓室，铜镜就是其中最常见的镇物之一。
祛病除魔——辟疟镜
疾病是人类生存的最大威胁。古人无法解释人体出现的疾病，认为患病是因鬼缠身所致。自远古直至近代，巫术一直是民间对付疾病的重要手段。被认为具有驱鬼辟邪功能的铜镜也被当成了“治病”的工具，这种用途的铜镜叫辟疟镜，患疟者照之即愈。前述东晋葛洪《西京杂记》中提到的照胆镜据认为具有“诊断”病因的功能。据民俗学调查显示，巫医在通过巫术诊断出病因后，通常还会以巫术结合具体的内外科手段对患者进行治疗，但也有纯粹以巫术手段对患者进行治疗的。明代就有以古镜照辟疟鬼而治好病的故事。明陆杰《庚巳编》卷四：“吴县三都陈氏，祖传古镜一具，径八九寸，凡患疟者，执而自照，必见一物附于背，其状蓬首熏面，胡涂不可辨。一举镜而此物如惊，奄息失去，病实时愈，盖疾鬼畏其形而遁也。世以为宝。到弘治中兄弟分财，各得其半，再以照疟，不复见鬼矣。”
占卜吉凶——镜听占卜是巫术活动的一种，在我国自商周至近代一直流行。商周时期主要采用龟甲和蓍草或竹棍进行占卜，以后各地又陆续出现了许多各种各样的占卜形式，大致有动物卜、植物卜、食物卜、人体卜、扶乩(ji音击)、工具等几种。以铜镜占卜从唐代开始流行，俗称“镜听”或“镜卜”。唐王建《镜听词》曰：“重重摩擦嫁时镜，夫婿远行凭镜听。”元尹世珍《琅邪记》卷上：“镜听咒曰：‘并先类丽，终逢协吉。’先觅一古镜，锦囊盛之，独向神灶，双手捧镜，勿令人见，诵咒七遍，出听人言，以定吉凶。又闭目信足七步，开眼照镜，随其所照，以合人言，无不验也。”清蒲松龄《聊斋志异·镜听》：“次妇望夫綦切，足岁大比，窃于除夜以镜听卜。”
佛家的业镜与道家的照妖镜
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佛、道两大传统宗教中，辟邪是二者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佛教和道教所讲的辟邪与民间辟邪的目的不一样，其主要目的是为宗教的修养(炼)服务的。
佛教将用作法器的铜镜称作“业镜”，谓诸天上、人间、地狱中照摄众生善恶的镜子。佛教认为，在“天道”的众生，寿命长，享福多，然而一旦“天福”享尽，免不了要进恶道受苦。因此，协力天主帝释在琉璃壁上显示出生死轮回的种种“业相”，包括地狱的苦相和天上的天相，并对诸天说：“汝等天子，慎勿放逸也。”“业镜”之说在民间影响较大。
宋庄季裕《鸡肋编》卷上载：“天帝之宫有一镜，能尽见世间人之所作，随其善恶而福祸之。轮照四洲，每岁正、五、九月，正在南洲，故竞作善以要福。”迄今发现的作为“业镜”的铜镜仅见于辽、金墓葬。在内蒙古、辽宁等地发现的辽代契丹王室墓和山西发现的金代女真人墓中，有的铜镜悬挂墓顶或墓室墙壁，这与佛教寺庙中大梁正中和壁上悬挂铜镜的做法十分类似。
道家的照妖镜至迟在东晋时期就已出现。东晋道人葛洪所著《抱朴子》内篇20卷记述了大量神仙、炼丹，符箓等事，均为道家之言。书中说：天下万物变老后，时间一长久，就会灵性和神通，它们的精魄会化成人形，祟人、迷惑人，但它们惟独不能在镜中改变真形，镜子一照便原形毕露。唐以后一些墓葬中出土的八卦镜、神仙人物故事镜显然都是作为照妖镜使用的。
铜镜如此种种用途的产生，与秦汉以后铜镜加工工艺的进步和民间巫术、佛教、道教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进入了成熟发展期的铜镜，表面越来越光亮，样式越来越多，纹饰越来越丰富，大尺寸铜镜屡见不鲜，然而，铜镜在人们心目中的崇信反而有增无减，于是，这种家家必备的日常生活用品不但成了巫术、佛教和道教宣称的拥有神奇魔力的法器，甚至还成了象征爱情的信物。到了清代中叶，玻璃镜子在我国迅速普及，至此铜镜才完成了它的全部使命，走到了它的历史尽头。
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佛、道两大传统宗教中，辟邪是二者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佛教和道教所讲的辟邪与民间辟邪的目的不一样，其主要目的是为宗教的修养(炼)服务的。
佛教将用作法器的铜镜称作“业镜”，谓诸天上、人间、地狱中照摄众生善恶的镜子。佛教认为，在“天道”的众生，寿命长，享福多，然而一旦“天福”享尽，免不了要进恶道受苦。因此，协力天主帝释在琉璃壁上显示出生死轮回的种种“业相”，包括地狱的苦相和天上的天相，并对诸天说：“汝等天子，慎勿放逸也。”“业镜”之说在民间影响较大。
宋庄季裕《鸡肋编》卷上载：“天帝之宫有一镜，能尽见世间人之所作，随其善恶而福祸之。轮照四洲，每岁正、五、九月，正在南洲，故竞作善以要福。”迄今发现的作为“业镜”的铜镜仅见于辽、金墓葬。在内蒙古、辽宁等地发现的辽代契丹王室墓和山西发现的金代女真人墓中，有的铜镜悬挂墓顶或墓室墙壁，这与佛教寺庙中大梁正中和壁上悬挂铜镜的做法十分类似。
道家的照妖镜至迟在东晋时期就已出现。东晋道人葛洪所著《抱朴子》内篇20卷记述了大量神仙、炼丹，符箓等事，均为道家之言。书中说：天下万物变老后，时间一长久，就会灵性和神通，它们的精魄会化成人形，祟人、迷惑人，但它们惟独不能在镜中改变真形，镜子一照便原形毕露。唐以后一些墓葬中出土的八卦镜、神仙人物故事镜显然都是作为照妖镜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