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西藏新石器时代文化类型的经济形态
任何一种史前文化都反映了一定的经济形态，而一定的经济形态成为构成特定史前文化的重要决定性因素。分布于西藏高原不同地区的三支新石器时代文化同样存在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形态，从发掘出土的大量遗物，我们可以了解到创造这些文化的人们经济生活的大致状况。
（一）卡若文化类型经济形态
卡若文化类型出土的工具中有大量与锄耕农业活动有关的石制工具，如打制的铲状器、锄状器、石斧、切割器、犁形器等；磨制的石刀、研磨器、斧、锛等，无可置疑地证明了这是一种以经营农业型生产为主的社会经济形态。同时卡若原始居民已能建造形式多样的房屋建筑，在此定居生活了上千年，并逐渐将捕获的野猪驯化成家猪开始饲养，生活的稳定、人口的增长和家猪饲养业的出现都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卡若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碳化谷物，以及一些保存很好、未经碳化的植物种壳，经专家鉴定为粟。这一粮食作物在中国新石器时代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北方旱作文化中有着广泛的分布，栗的出土表明它也是卡若先民主要的粮食作物。但是由于遗址所处位置为东北—西南走向的狭长山谷临江的平缓坡地上，地域狭小，用来种植粮食的土地极其有限。另外虽说粟的耐逆性很强、成活率高，然而其产量低，因而农业资源不可能成为卡若人唯一的食物来源。由此可知，卡若文化中绝对不会只有农业一种经济种类，还存在居于辅助地位的其他经济门类。
卡若文化中出土的镞、矛等狩猎工具和大量的动物骨骼，不仅说明狩猎活动是当时人类经济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还反映了当时生态环境中动物资源十分丰富。动物被猎获的品种有狐、麝、狍子、鹿、藏羱羊、青羊、兔、藏羚等数十种之多，因而遗址中骨料和骨块的出土量甚丰，2002年的发掘中，其总数远远高出其他遗物数量。这种情况表明遗址附近栖息着大量不同种类的动物，它们既为卡若文化居民提供了充足的食物，也使骨（角）器的制作有了稳定的材料来源。
卡若文化的一些陶器上饰有形似植物叶片的“贝纹”、“叶纹”和“涡纹”，这些具象的图案与当时人们从事采集活动有关，在长期的采集生涯中，他们熟悉了一些植物的外观特征，并对这些丰富了人们可食用生活资源的植物有种特殊的情感，于是就用写实的手法将其饰于陶器表面，既满足了自己感情上的需要，又起到了美化陶器的作用。此外骨针、骨锥、陶纺轮等纺织工具的出现，以及在一件罐底部的织物印痕来看，当时已存在原始纺织业。
通过以上分析表明卡若文化的经济形态是以农业经济为主，兼营狩猎和饲养业，采集经济比重最小，同时还从事石器、骨(角)器和陶器制作，以及纺织等生产活动。
（二）曲贡文化类型的经济形态
曲贡文化类型的经济形态同样存在多种经济成分，不过农业经济所占比重较大。主要表现在曲贡文化不仅有与农作物的耕种、收割等生产活动密切相关的斧、锛、刀、镰一类耡耕农具，并有大量加工谷物的石磨盘、磨棒等生产工具，如邦嘎遗址出土的石器种类就以磨盘与研磨器为大宗。这些磨具大多磨槽深凹，显然经过长时间的使用，足以说明曲贡文化类型的农业生产规模较大，经济生活中农业占有不小的比重。至于曲贡文化先民主要种植的农作物为何品种的问题，现只能依据属于该文化范畴的昌果沟遗址中发现的大量碳化谷物种子的材料。这批碳化种子经科学鉴定、分析已确认绝大多数为青稞和粟的碳化粒，“表明青稞虽可以认为是昌果沟遗址的主要粮食作物，但粟在当时的粮食生产中亦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由此我们完全可以推测，分布于雅鲁藏布江中游及其支流的西藏中部、南部河谷平原地区的曲贡文化应以青稞和粟为主要栽培作物。粟在卡若文化中得到成功栽培后，逐渐从藏东地区向藏西南传播，并到达高原腹地，使之成为西藏新石器时代种植地域最广、栽培时间最长的农作物；另外从西藏高原地理生态环境背景上考虑，青稞因产量高、生长期短、适应范围广、种植海拔上限最高等习性成为最适宜生长在高原上的植物品种，当时曲贡文化的先民们在对其有意识的照料中，逐渐地注意到在高原农业生态中它所表现的独特适应性，从而在藏中南河谷地带大面积种植，作为人们主要的粮食作物。
曲贡先民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同时，还驯养着牦牛、绵羊和狗三种家畜，其中以牦牛和绵羊数量最多，成为人们攫取脂肪蛋白质的主要来源。家畜的大量饲养是人们有限生活来源的一项重要补充，并促进了畜牧经济的发展，从而使畜牧业在曲贡先民的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虽然曲贡文化经济生活有农业和畜牧业的支持，但遗址中不同材质的镞和石矛的出土，以及发现的大量动物骨骼都说明狩猎活动频繁发生，仍是先民们的一个辅助经济手段。不过猎获物品种不如卡若文化丰富，主要有马鹿或白唇鹿、麝、野猪、藏野驴和涉禽等，均为青藏高原的习见种类。在曲贡遗址中还见到有鱼骨，“当是曲贡文化先民食用拉萨河无鳞鱼的证据”。虽说该遗址地处色拉乌孜山山脚，距拉萨河较远，可是当时的人们依靠规模化的畜牧业和狩猎，扩大了自己的活动范围，其活动区域已达拉萨河附近，使渔捞也成为生计方式的一项补充。
从经济成分看，曲贡文化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畜牧业占有较大的比重，还存在狩猎业和渔业，经济形态的广泛性是当时人们增加食物获取量的必要手段。
（三）加日塘文化类型的经济形态
细石器所代表的经济生活是多方面的，“可能由于时代或自然环境的不同，出现了渔猎、畜牧狩猎和农业兼畜牧狩猎等方式，无论哪种经济，采集也占一定的比例”。但学术界普遍认为，细石器的主要用途与狩猎和畜牧经济有关。加日塘文化是西藏高原上的一支以细石器为主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地处藏北高原游牧区和拉萨河谷农牧区相连接之处，海拔都在4300米以上，年平均气温较低，寒冷干燥的气候条件不太适宜农作物的生产。但遗址附近湿地遍布，还分布着大面积的高山草甸，这些都是优良的天然草场。由此可见，加日塘文化先民赖以生存的经济生活手段主要是游牧业。
由于遗址的性质是季节性往返迁徙的临时居住点和石器加工点，因而当时人们生活活动所遗留的各种遗迹现象和生活遗物非常少。但从细石器的主要用途分析，狩猎应该作为食物生产补充的一种取食活动，始终是当时必不可少的生计方式。
加日塘遗址出土的10件磨制石器中以磨盘与磨石为主，可能是加工植物种壳和根茎所用，表明采集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占有一定的比例。在气候条件和生态环境较恶劣的情况下，加日塘先民通过游牧、狩猎和采集等方式获得人体必需的各种营养物质，多渠道的食物来源成为丰富食用物品种的主要途径。
三、西藏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特点
就现有的西藏新石器时代考古资料和认识而言，本文认为可将其文化特点大致归纳为以下三点：
（一）西藏新石器时代文化地区性特征突出，已构成多种地域性文化
西藏地形、地貌复杂多样，高差悬殊；气候在全区内差异很大，有明显的垂直变化；土壤发育出从热带森林到高山寒带冰缘环境的各种类型。独特的气候条件和复杂的地形、地貌、水源补给类型决定了其丰富的生物资源。综合这些要素就在西藏全区内形成了一些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即藏北高原区、藏中、藏南河谷平原区、喜马拉雅高山峡谷区和藏东三江峡谷区，每一个地理单元都有自己独特的地理和生态环境。在人类历史的早期阶段，对自然的依赖性很强，这种环境因素的重大差异必然会在考古学文化中有所反映，主要表现在不同地理环境和生态环境中孕育出不同内涵特征、不同经济形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分析西藏新石器时代文化类型产生的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应归根于地理和生态环境的相异性。卡若、曲贡、加日塘文化类型分别位于藏东三江峡谷区、藏中、藏南河谷平原区和藏北高原区三个完全不同的地理单元中，正是由于各地区富有特征的地理和生态环境，促使新石器时代生活在这些地区的人类采取了多种的适应方法。由此可知，西藏复杂多变的地理环境和生态环境，使得史前人类创造出多样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同时不同地域间相对闭塞的状况，让人群经常在较隔离的环境中进行活动，这就为众多的社会文化集团的出现提供了客观条件，反映在考古学文化中便形成了文化特征的多样性。因此，西藏新石器时代文化表现出极强的地域化特征。
（二）细石器分布范围广、内涵丰富、延续时间长
细石器在西藏新石器时代空间分布相当广，现今除藏东南的林芝地区未发现外，其他地区均有大量的发现，其数量之多可位于全国前列。通过对已知材料的分析，西藏新石器时代的细石器主要有三种存在形式，一是典型而较单纯的细石器遗存；二是与小石片石器共存的细石器遗存；三是与磨制石器、打制石器、陶器共存的细石器遗存。
西藏细石器的工艺技法较全面，内涵丰富。细石器的各种形态特征和加工技术都有发现，其工艺传统属于同一种细石器工艺传统，即非几何形细石器传统，或称细石叶细石器。细石核的圆体和扁体两个基本类型均存，典型的圆锥形、圆柱形、船底形、楔形石核全有发现。石叶既有间接压剥法产生的，亦有用直接锤击法或软锤直接打击所致。
西藏细石器的分布范围和存在形式表明，它不仅出现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中，而且延续了一个较长的时期。细石器作为一种特殊的工艺技术所产生的石制品，普遍存在于代表不同文化因素的考古学文化中，且贯穿于新石器时代的始末，其年代下限可能还要更晚，已到西藏早期金属时期。同时它所代表的社会经济形态亦是多样的，既可能与以游牧—狩猎为主的经济活动有关，缺乏定居聚落；也可能与以农耕为主的经济活动有关，有着稳固的定居聚落，并不是只代表某一单纯的社会经济形式。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识到，西藏细石器遗存出现在不同的地理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形态中，并存在于不同范畴的考古学文化中，具有明显的地域特点。
（三）打制石器一直占主导地位
综观人类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是一个磨制石器使用广泛且数量最多的时期。西藏新石器文化的磨制石器虽也制作精美、磨制技术成熟，但在石制生产工具史上一直居于次要的地位，其主导权自始至终被打制石器牢牢掌握。
打制石器在西藏新石器时代长盛不衰的特点，可能与经济形态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我们知道，磨制石器和农业有着直接关系，它是适应农耕的需要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凡是农业经济发达的新石器文化，其磨制石器都比较发达。如我国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是两个重点的农业经济中心，故磨制石器都比较发达。西藏农业经济的出现最早也要到新石器时代中期，晚期才得到大规模的发展，可见西藏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经济形态并不存在单纯的农业经济，相对而言，农业经济所占比重不算太大，相当部分文化的经济形态是以游牧—狩猎为主。有限的农业生产无法提供人类所需求的丰富物质，更影响了人口的规模和增加速度，由于这些因素的制约使当时不太可能投入较多的人力和生活资料以从事精细化的石器制作。经济形态决定了西藏新石器时代打制石器的使用一直占据绝对优势，并未因为文化和经济的进步与发展而渐渐衰亡。
综上所述，西藏高原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向世人呈现出多姿多彩的文化，由于迄今发掘的遗址不多，故对其整个文化面貌的认识尚显粗浅，更无法构建起文化发展序列。因此我们必须有计划、有目的地开展田野工作，这样才会在不久的将来，获得更多新的关键的资料来深化对西藏新石器文化的认识，以带动西藏史前考古学的发展，并使西藏史前文化的研究有一个新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