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器时代考古
中国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南京市北阴阳营遗址而得名。分布在江苏省宁镇地区和安徽省东南部。估计年代为公元前4000～前3000年。1955～1958年南京博物院 4次发掘北阴阳营遗址。该遗址第2和第3层是商周青铜时代的湖熟文化遗存。第4层为新石器时代遗存,最初把它归属于青莲岗文化，后又有人定为青莲岗文化江南类型北阴阳营期，但存在较大争议。1979年学术界定名为北阴阳营文化。它以北阴阳营遗址第4层西部墓地的253座墓和东部的居址为典型遗存。同类遗存见于江苏江宁太岗寺、卸甲甸、庙山，江浦蒋城子，安徽滁县朱勤大山等地。 文化特征 主要反映在陶器上，以夹砂红陶和泥质红陶为主，灰陶次之。三足器、圈足器普遍。有富于特色的牛鼻式器□、角状把手、弯屈的器足。部分陶器施加红衣。有少量彩陶，大都先抹橙色或白色陶衣，再以红彩或黑彩绘成宽带、网状、十字、圆圈等简单纹样，其中有很少的在内壁画彩。代表性器形有罐式鼎、双耳罐、三足□、高柄豆、圜底钵、圈足碗等。石器大都磨制精细，多见舌形穿孔石斧，其他如环状大石斧、穿孔石锄、七孔石刀、长条拱背或带脊的石锛、楔形凿，也各具特点。玉石和玛瑙装饰品丰富，有□、璜、管、珠、坠饰等。（见彩图 七孔石刀、 玉质装饰品、彩陶鼎） 北阴阳营文化的遗物
居址和生产 在北阴阳营遗址东部，发现一处长方形居住面残迹，面积为7米×5米。有椭圆形大灶坑（或火塘），久经烧用，坑壁坚硬。居住遗迹附近分布有许多废弃的灰坑。
从大量石器工具和庙山遗址陶器上的稻壳印痕可知，当时的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从出土的兽骨得知，家畜有狗和猪。从骨镞、石球、陶弹丸等工具和鹿、水獭、鼋和龟类遗骸说明，渔猎是辅助性的经济部门。陶器制作处于手制轮修阶段，胎壁较厚。石器的磨光和穿孔技术较高。石料多从附近的紫金山（钟山）取得，有两件穿孔斧的质料属于铁矿石。制玉工艺较发达，使用蛇纹石、透闪石、阳起石、石英和玛瑙石等，成品都是小件装饰品。 埋葬习俗和社会形态 北阴阳营遗址西部为一片集中的墓地，面积约700平方米，清理出墓葬253座，分布密集,上下叠压多的达4层。未发现墓坑和葬具。盛行单人一次葬，绝大多数头向东北，以仰身直肢葬为主，个别为屈肢葬。有二次葬墓19座，墓中乱骨成堆。没有发现男女合葬墓。大部分墓中有数量不等的随葬品，多数在10件以内，有一座墓内陶器和玉管等多至40件，另有几座还用一、二件猪下颚骨随葬。器物的组合，常见的是锛、斧、鼎、钵、豆、罐、璜、□等。陶器和石器无固定位置。装饰品中,□放在耳边，璜置于颈下,管、坠等位于胸间；玛瑙石子含在死者口中或放在陶罐里，可能有原始信仰的用意。 根据生产水平、未发现成年男女合葬墓及随葬品数量有所差别等情况，北阴阳营文化大致处于母系氏族社会末期，但已孕育着父系氏族社会的萌芽（见中国古代墓葬制度）。
与其他文化的关系 在北阴阳营遗址东部的两座灰坑中，发现了腰沿釜、鸡冠耳夹砂红陶罐等早于北阴阳营文化的遗存。东部较晚的13座墓中的出土物接近于太湖地区的崧泽文化。在另一灰坑中则发现袋足□、大口圜底篮纹缸等遗物，年代约与更晚的良渚文化相当。这些为探讨北阴阳营文化的来龙去脉和确立宁镇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序列，提供了重要线索。北阴阳营文化与东邻的马家浜文化后期遗存，与西边的安徽潜山薛家岗遗址，与北部邳县刘林遗址的大汶口文化遗存，都有一定的联系。 ＝＝中国中新器时代考古＝＝二里头文化 中国青铜时代文化。以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命 名。年代约当公元前21世纪至前17世纪。主要分布在河 南中、西部的郑州附近和伊、洛、颍、汝诸水流域以及 山西南部的汾水下游一带。现已发现遗址近百处，经过 发掘的有洛阳东干沟、矬李、东马沟，陕县七里铺，临 汝煤山，郑州洛达庙和山西夏县东下冯、翼城感军等十 余个地点。 这种文化遗存最早于1952年在河南登封的玉村遗址 发现。1956年发掘郑州洛达庙遗址时，人们注意到它在 文化面貌上具有若干特色，一度称为“洛达庙类型”。 1959年起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进行科学发掘以后，发 现这里的遗存更具典型性，故将这种类型的遗存命名为 二里头文化。 文化特征 二里头文化的特征，突出地表现在一组 富有特色的器物群上。这组器物中作炊器的是鼎、折沿 深腹罐、侈口圆腹罐等。作食器和容器的有三足盘、深 腹盆、平底盆、豆、澄滤器、小口高领罐和大口缸等。 酒器则有□、觚、爵等。侈口圆腹罐口沿部的花边形装 饰和深腹盆、甑、侈口罐口沿下附加的一对鸡冠形□， 是这组陶器中很有特色的风格。在这里见不到河南龙山 文化中常见的□、鬲、带耳罐、杯、碗及双腹盆等器物； 也与郑州商代文化中以鬲、□、□、卷沿圜底盆、大口 尊、簋、小口高领瓮为主的器物组合有明显的区别。以 东下冯遗址为代表的晋南地区发现的二里头文化遗存与 豫西地区的同类遗存相比既有共同之处，也有差异之处。 如鼎、折沿深腹罐、深腹盆、甑、澄滤器、侈口罐、小 口高领罐等的形制与豫西地区所见的一致。但是，晋南 地区不见三足盘,鼎少而鬲多,底部有三足的蛋形瓮在豫 西地区的同类遗址内不见。它们之间的差异反映了两个 地区间文化面貌上的地方性特点，所以分别命名为“二 里头类型”和“东下冯类型”。 分期 根据二里头遗址的地层与典型器物所作的排 比，二里头类型文化目前被分为 4期：第一期陶器以褐 陶为主,磨光黑陶占一定比例，纹饰以篮纹为主,另有少 量方格纹、细绳纹。第二期陶器中黑陶的数量减少，以 细绳纹为主，篮纹和方格纹明显减少。这两期的器形多 折沿、鼓腹、小平底。第三、四期的陶器颜色普遍变为 浅灰，以绳纹为主，出现粗绳纹，篮纹和方格纹几乎绝 迹。在第三期遗存中，第一、第二期常见的鼎、深腹盆、 甑等继续延用，但有局部变化，同时，新出现了鬲、□、 卷沿圜底盆、大口尊、小口高领瓮等与商代二里冈期遗 物十分接近的器物。这组新器形在第四期中越来越多， 并表现出融合前者的趋势。东下冯类型也分为 4期。 二里头文化早期器物 居址与埋葬 二里头文化的居址有半地穴居址、地 面建筑和窑洞式居址等几种。平面形状有圆形、方形圆 角和长方形等多种。一般居室的直径在3米左右,较大的 长方形居址长在10米上下,宽5米左右，中间有隔墙。地 基和隔墙都经夯筑。东下冯发现的窑洞式居址，系就断 崖和沟壁掏成。二里头遗址上层发现的大型宫殿基址， 是反映这一时期建筑水平的代表性遗存，已经发掘的两 座宫殿遗迹都建筑在夯土台基之上。 1号宫殿的基址长 宽均约百米,占地1万平方米。正面是面阔8间，进深3间 的殿堂，四周有廊庑,前面有门，中间是庭。2号宫殿的 规模略小，南北长72.8米，东西宽57.5～58米，基本形 制与 1号宫殿相同。这两座由堂、庑、庭、门等单位建 筑组成的宫殿，布局严谨，主次分明，是迄今所知中国 最早的宫殿建筑。其形制开中国历史时期宫殿建筑之先 河。在各遗址中，居址附近多有灰坑、窖穴、水井等遗 迹。一些遗址中还发现有铸铜、制陶、制骨、琢玉等作 坊址。 二里头文化晚期器物 二里头文化的墓葬在东干沟、东马沟、二里头、东 下冯等遗址均有发现。大多为小型墓，目前尚未发现与 二里头宫殿基址相称的大型陵墓。这些墓都作长方形土 坑竖穴，长2米左右，宽1米上下。葬式多为仰身直肢。 随葬品以实用陶器为主，常见的有鼎、罐、三足盘、盆、 觚、爵、□等，少者数件，多者十余件。此外还有贝、 玉饰件和铜铃等小件铜器，二里头遗址发掘的少数墓中 随葬有铜爵。二里头遗址曾发掘一座较大的墓，墓口长 5.2 ～5.35米,宽4.25米,有二层台。因被盗掘，仅见少 量漆皮、□砂、蚌饰以及狗骨架和骨片等物，推测原来 墓中的随葬品是相当丰富的。东干沟发现的一座墓，死 者作蹲坐状，比较少见。各地同类遗址中还经常见到一 些没有墓圹的人骨遗骸,其葬式或俯身;或身首异处；或 有捆缚、斩割痕迹，一般都无随葬品。两种不同的埋葬 方式，说明死者生前的社会地位存在等级差别。 经济生活与社会形态 二里头文化居民的经济生活 以农业为主。农具主要是石器，铲、镰的数量较多，斧、 锛、凿等也有出土。另外还有蚌铲、蚌镰、骨铲等。木 质的耒耜一类工具也在使用。饲养的家畜有猪、狗、鸡、 马、牛、羊等。农业生产已能提供较多的剩余产品，饮 酒之风比较普遍，一般平民墓中也多用觚、爵等酒器随 葬。 当时的社会分工更加精细。不仅手工业与农业已经 分离,而且在手工业内部,铸铜、制陶、琢玉(石)、制骨 以至木工建筑等都已出现专业分工。陶窑在洛达庙、二 里头等地发现多座,直径一米左右,窑室都已残损，火门、 火膛和窑箅等一般保存较好。火膛作直壁圆筒形，中设 长方形土柱以支撑窑箅，箅面有若干圆孔，附近还出有 一些陶拍等制陶工具。玉器有琮、圭、璋、钺和柄形饰 等。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一件柄形饰上雕琢有规整的兽面 纹，纹样与后来在铜器上常见的一致，这是目前已知年 代较早的兽面纹样,工艺相当精致。另一件兽面铜牌,用 200多块绿松石镶嵌而成,是目前已知最早的铜镶玉(石) 制品，也具有较高的工艺水平。二里头等地还发现不少 经过切割的骨料、半成品和簪、锥、凿、针、镞、鱼叉 等骨制品和砺石等遗物，表明制作骨器也已成为单独的 手工行业。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器是中国已知年代较早的 青铜器之一，有爵、铃、戈、镞、戚、刀、锥、鱼钩等。 二里头遗址发现了不少铸铜的坩埚、陶范、铜渣等，东 下冯遗址发现有铸器的石范。铜爵的胎壁较薄，表面较 粗，无装饰纹样，表现出早期青铜器的特点。工具和兵 器都用单范铸造，爵则运用复合范铸成，铸造工艺比较 复杂，说明这些青铜器还不是中国最早的青铜制品。据 测定，铜爵的合金成分为铜92％、锡7％，属锡青铜,说 明二里头文化已经进入青铜时代。（见彩图铜爵） 各地发现的不同形制的墓葬，反映了当时社会存在 的等级差别。第三期遗存中发现的宫殿遗址，证明奴隶 主与奴隶、贵族与平民的阶级分野十分明显，社会处于 严重对立的状态。当时的社会应属早期奴隶制形态，并 出现了最初的城乡分野。 二里头文化时期是否出现了文字，目前尚不能肯定。 一些遗址出土的陶器上一再发现有刻划的符号（记号）， 已知有20多种。其中有的可能就是原始文字，但还有待 进一步研究。这一文化的乐器有陶埙和石磬两种。此外， 还见有卜骨，大多用猪、牛等动物的肩胛骨，上有灼痕。 这些遗物可从一个侧面反映奴隶主贵族的精神生活。 与其他文化的关系 从地层迭压关系和放射性碳素 断代的数据看，二里头文化晚于河南龙山文化，而早于 二里冈期商文化(见郑州商代遗址)。但对三者间的关系， 人们的看法很不一致。有人认为二里头文化是从河南龙 山文化的王湾类型直接发展而来；有人提出二里头文化 与王湾类型文化之间实际是同一文化的不同阶段；有人 认为二里冈期商文化是从二里头文化发展而来，后者是 二里冈期商文化的直接先驱。但也有人不同意上述看法， 认为在同一地区内，时间较晚的文化接受和融合较早文 化中的一些因素是正常的现象，从二里头文化与河南龙 山文化及二里冈期商文化之间的文化特征的差异等方面 看，用一脉相承的说法无法解释，二里头文化应该另有 渊源。 由于二里头文化早于二里冈期商代遗存，且分布地 域与传说夏人活动的地域比较一致，所以人们把它列为 探索夏文化的对象之一。不过，对这一问题，学术界的 看法也有分歧。有人认为二里头文化的 4期遗存均早于 郑州商城，郑州商城是汤都之亳，所以整个二里头文化 都是夏文化;有人指出,二里头文化在第三期遗存中出现 了一组与二里冈期商文化的典型器物群一致的器物，表 明其年代已经进入商代，所以二里头文化第一、第二期 遗存有可能是夏文化。这个问题目前仍在讨论之中（见 夏文化问题）。 近20年来，中国南方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进展很快，使得这里成为研究早期人类在中国及东亚地区演化发展的重要地区。令世人瞩目的安徽和县人、银山人，湖北郧县人与江苏南京人等珍贵的远古人类化石相继发现，还有数以百计的旧石器地点发现在北起陕西汉中的汉水谷地，南到广西百色的右江河谷的广大地区。这些发现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新认识，使得早期人类在中国大陆发展演化的图景变得日益纷繁复杂，更加扑朔迷离。
1980年在安徽省和县龙潭洞发现的直立人化石揭开了中国南方一系列重要古人类发现的序幕。和县人化石主要是一个近乎完整的直立人头骨，另有几件头骨残片及数枚牙齿。化石的体质特征与北京猿人相近。根据铀系法与热释光等年代测定结果，和县人的生存时代为距今20万年左右或更早。有趣的是，仅在两年之后，在距和县人化石地点不足百里的巢县银山地点又有另外的古人类化石发现。银山的化石不及和县的完整，只有部分头骨的残片。从残片所反映的体质特点来看，银山人与和县人有非常明显的区别，应属于早期智人而不是直立人。然而后来的年代测定结果却说明两者应大致生活在同一年代。 就在学术界为上述现象困惑之时，1989—1990年在湖北郧县曲远河口又先后发现两具早期人类的头骨。郧县头骨的发现立即引起古人类学者的兴趣，并进行讨论。一部分学者认为应属于直立人，但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是早期智人。不论其归属如何，郧县人都是本地区已经发现的最早的人类。根据最新研究，郧县人的时代为中更新世之初或更早，也就是距今60—70万年或还早。与郧县人同时发现的还有丰富的哺乳动物化石和石质工具，大量制作这些工具的副产品，这些发现是早期人类在本地区活动悠久历史的直接证据。
南方另一项重要的古人类发现是南京人的头骨化石。1993年3月，在南京市江宁县汤山镇雷公山葫芦洞为开发旅游资源而挖掘洞内堆积的过程中，在洞内南侧下方的小洞挖掘时，发现了古人类颅骨化石。从总体看来，南京人与北京人化石的特征很相似，应处于相同的演化阶段，即属于时代较晚的直立人。在南京人化石地点还出土大量的脊椎动物化石。已鉴定出的有15个种类，绝大部分在周口店北京人动物群中均可见到。这说明两者不但时代相近，而且生活环境也不会相差太远。年代测定的结果与动物群的时代特征也相吻合，铀系法与电子自旋共振方法测定的结果为距今35万年左右。 上述几项发现给中国的古人类学研究带来巨大冲击。传统认为直立人与早期智人是祖裔关系，从直立人到早期智人是直线演化。然而中国南方新发现的古人类化石证据却告诉我们，人类进化的情况十分复杂，并非简单的从原始向进步方面直线发展。相距不到百里，年代测定结果也很接近的安徽和县人和巢县人就具有不同的体质特征。按照体质特点，前者应属于直立人，而后者却是早期智人。这种情况曾被解释为人类进化过程中的“镶嵌进化”现象。郧县人的发现使得人类演化的历史画卷更为复杂。这种镶嵌进化或并存的现象也许并不是个别地区的暂时个案，更可能是延续很长，也比较普遍的情况。还有学者认为，这些新发现证明，除了邻近地区同时代人类进化的不平衡性，此时在中国南、北方之间人类体质的差异也已经开始出现。例如将和县人同北京人相比，两者之间既有相同之处，但也有许多不同特点。这些特点亦可能是后来中国不同地区人群之间差异的开端。 华北地区一直是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发现与研究的中心。然而近20年来南方旧石器时代文化发现却更为丰富。70年代中期，考古工作者首先在广西百色盆地右江河谷的露天地点找到旧石器。这一发现揭开了中国南方东部旧石器发现的序幕。1987年，湖南的考古工作者首先在湘西，进而在湘西北发现数量更多的旧石器。随之而来在南方东部各地调查寻找旧石器的工作再掀高潮，相继在安徽、湖北与江西各地也有多处露天地点发现砾石石器。这些新发现填补了本地区旧石器考古发现的空白，也使中国旧石器文化发展的多元化特点开始得以展示。
新发现的这些旧石器遗存，往往是成群组集中分布在不同地区相对独立的自然地理单元内。在陕南汉中盆地、广西百色盆地、湖南湘西的沅水及其支流、湘西北的澧水中下游的河谷地带，都已经找到分布密集的旧石器地点。另外在鄂西、皖南及江西的部分地区，也都有数量不等的发现。不过在新发现的数百处旧石器遗址或地点中，绝大部分只经过调查或简单的试掘工作。只有少数遗址经过了系统的科学发掘与研究工作。如湖南津市虎爪山、湖北郧县曲远河口、荆州鸡公山、安徽宣州陈山等遗址已经过正式发掘，并有很多重要的发现。 各地新发现旧石器的文化面貌比较一致，从石器原料的选择、加工技术的应用，到石器组合的构成均很接近。石器都利用遗址附近的砾石加工而成，石器形体粗大，大部分石制品保留着砾石面，因而被称为砾石石器工业。石器中适合用于做砍砸工作的砍砸器，在各遗址中都很多。还有很多一端带尖的大型尖状工具。有的遗址还发现很多球形的石制品。除了上述大型或称重型工具外，适合做切割、刮削等工作的小型工具则比较少见。这些特点与以往在华北及西南地区发现的以石片石器工业占主导地位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很不相同，使得南方东部成为一个特色鲜明的砾石石器文化分布区。
南方新发现的砾石石器不但分布面积广大，其延续的时代也十分久远。这样的认识也得益于近年来对南方地区遗址的年代学方面的深入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铀系法、电子自旋共振法、热释光与古地磁等多种测年方法，陆续应用于不同地点的年代测定工作，并不断取得成果。已有的研究成果显示，早期人类在南方东部的活动历史与中国其他地区同样悠久，至少从早更新世的晚期，即距今一百多万年就已经开始，并一直延续至晚更新世之初。到晚更新世晚期才普遍出现砾石石器工业被石片石器工业取代的变化，但砾石工业的文化传统一直持续到旧石器时代行将结束之时还清晰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