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制石器的韵律化趋势

萨满

第二章 源于工具制造的形式美——石器艺术   第二节打制石器的韵律化趋势

　　一、打制石器形态的稳定
　　打制石器是石质工具中最早产生的石器种类，也是石器制造工艺中最原始的技术产品，从旧石器时代早期直到新石器时代结束乃至更晚的时期一直被广泛地使用。从西藏考古发现的材料看，属于旧石器时代的石质工具均是打制技术的产品。进入新石器时代之后，打制石器仍是西藏高原石质工具的主要类别，如在高原各处广泛分布的细石器遗存中几乎都有一定数量的打制石器产品；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著名的昌都卡若遗址、拉萨曲贡遗址所出土的石质工具中，打制石器分别占石器总数的85％和95％；近年来在贡嘎县昌果遗址的发掘中，打制石器亦占绝大多数；在藏东南地区和拉萨河流域等地区采集到的新石器时代的石质工具中，打制石器仍占绝对优势。考古调查资料表明，在西藏高原新石器时代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打制石器也并未完全消失，可见在高原古代文化的漫长发展过程中，打制石器不仅是人类最原始阶段的石质工具类型，同时也是高原居民使用数量最多、时间最长的石器种类。

　　西藏打制石器的诸多特征表明，它们在技术水平上并不是打制石器最高工艺水平的代表，但从各个遗址或地点中其所占绝对优势的数量比例以及其漫长的使用时期来看，可以说打制石器在高原生产工具史上具有长盛不衰的特点，它并未因为文化和经济的进步与发展（如磨制石器和农业的出现）而立即消失。这就提醒人们应注意到石器技术进步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即尽管石器制造技术的发展和提高在总体上是沿着由原始到进步、由落后到成熟的轨迹演进，但有时它在形态上并非简单地表现为“从单一到多样”，或者是“从粗大到细小”的必然演化轨迹。打制石器在形态上的进步应主要是与其功效性的提高密切相关的，它除了体现人们对工具的形态有着越来越明确的既定要求（即对用途的要求）外，还表现为制造者希望以最少的工力和最简单的技术去达到最接近主观意图的效果。因此，打制石器的进步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人类在工具制造过程中日益增长的控制形态的能力，即必须使某种用途的工具具备某种既定的形态，这种以控制产品形态来实现产品功效的努力，使打制石器的形态出现了逐步趋于稳定化、而不是复杂化的特征，也就是说，打制石器形态的稳定是石器技术和人们对工具形态要求提高的一个标志。

　　例如用于切割的打制工具在最初阶段可能仅仅是利用石片薄利的边缘，或是采用修理技术去制造刃缘，因而其形态特征就可能是以制造出锋利刃缘为主，凡具有锋利刃缘的工具都可用于切割，而不是首先考虑其形态的稳定。在长期的工具使用过程中人们发现切割工具的刃缘最易变钝，而且由于切割比刮削需要更大的作用力，所以这类工具就需一条凸出的刃缘和利于手握的平直的背部，因而切割器的基本形态就出现了比较稳定的器形，其平面多呈“半月形”，有一条平直的背部和向外弧的刃缘，这种特征直至磨制石器出现之后，用干切割的石镰、石刀等磨制石器也多是这种形态，并且在新石器时代大量打制的切割工具也基本是属于这种形态。卡若遗址的发掘者在分析这种具有稳定形态的工具时曾对其制作工艺作了如下推断：

　　先在核体上修理成所需的外形，再行打片。打下的石片基本上符合器物的形状，仅在局部边缘稍作加工即可使用，如梯切割器、平柄端刮器、窄柄端刮器等均属此例。这种在预先修整好的石核上打片的方法，在欧洲被称为‘勒瓦娄技术’（Levalloistechnique），是旧石器时代中期广泛见于欧洲、北非和近东的一种技术。

　　不难看出，追求稳定形态的打制石器技术是早在旧石器时代就已产生、并在不同的文化区域广泛流行的一种趋势，在石质工具的发展史上具有比较普遍的意义，而这种进步技术的标志不是石器外观的精细化，也不是修理技术的复杂化，恰恰相反，在于追求“一锤定形”的稳定形态，为了求得这种既定形态的工具，不惜将稳定形态的工作主要放在打击石片之前的石核修理上，可见人们在此时的工具制造中追求形态与追求功效是完全统一的。与切割器形态发展趋势类同的其它工具也不乏其例，如尖状器、砍斫器等工具的形态发展都是如此。

　　上述分析表明，所谓打制石器的艺术化特征，其最先始的因素就是制造者在对功效的追求中产生了对既定形态的追求。人们力图使具有特定用途的工具具有相对稳定的形态，不是这种形态的工具就可能被舍弃，只有具备这种形态的工具才是成功的产品，这种非此即彼的取舍在思维模式上实际就是一种对完美形态的取舍，可以说此时这种对形态的视觉感受已经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心理活动，在原始艺术的发生学上它构成了心理满足对形式的体验，这也是打制石器技术的发展对人类审美意识萌发所产生的推动作用之一。

　　二、人工韵律的创造
　　打制石器的制造，促使人类对形态的感受上升到一个超功利性的心理活动层次，即具有审美意义的心理体验，其标志还可反映在这样一个方面：人们将一块自由形态的砾石或石片制作成为可用于砍斫、刮削、锥钻等功能的石器，就其形态而言是对原有的自然韵律的破坏，并由此产生新的人工韵律，而这种新的人工韵律越是具有形式上的完美（例如精细、对称、均衡、规整等），就越能体现和刺激制造者的技术能力和形象感受能力。因此，一件由人工完成的工具受到肯定和重视，一件体现了高水平技术能力和思维能力的形态完美的工具甚至受到喜爱而被随身携带或被他人摹仿；反之，非人工形态的自然石块则受到轻视，甚至即使它有时在形态上十分接近人工制作的产品也不一定被使用，这种看来似乎是功利性的选择，实际上体现了打制石器制作过程中人类对工具形态追求的另一个方面——超功利性的人工韵律的创造。

　　人工韵律的创造与前述对既定（稳定）形态的追求不同，后者在形象思维上主要是基于对功效性的追求而使其在形态上完美地体现产品的“成功”，前者虽然同样注重产品的功效性，但其形态上的完美标志则主要是由于人工韵律而产生的视觉上的“悦目”。在这类产品中尤以手斧、砍斫器、尖状器等工具类型最具代表性。手斧是自旧石器时代早期就开始出现的一种石核（或砾石）式大型切割类工具，主要分布于欧洲、非洲以及西亚、南亚的部分地区，80年代即有学者指出中国地区旧石器文化中亦存在这类工具，西藏考古材料表明此类工具在高原旧石器文化中也是具有代表性的工具之一。西藏高原的手斧标本主要见于东部地区的甘孜炉霍虾拉沱地点和西部地区的日土夏达错东北岸地点，这两处地点手斧类工具的年代大致都相当于旧石器时代中期至晚期。关于手斧工具的基本特征曾有学者归纳为如下几点：

　　①手斧是一种大型切割工具，其长度（纵轴）一般在100毫米以上；
　　②在形态上通常是两侧对称，围绕器身的周边有连续的刃；
　　③横截面比较薄，多呈双凸或平凸的透镜体；
　　④典型手斧的制作是先粗制成雏形，然后进行去薄和最后成型，器物的两面经过广泛的修整；　　⑤手斧的刃部“似乎是在尖端和两个刃缘”，根部有时无刃。

　　从以上对手斧基本特征的归纳中我们可以发现，在形态上它最突出的特征有两点：其一，在型制上它是完全对称或基本对称的一种工具，这种对称不仅是外观形态的对称，同时还包括修理部位的对称；其二，由于在技术上手斧是精加工（即利用石核去薄成型、两面进行广泛的修理）的产品，并且可能使用软锤进行通体修理，因而其器形比较规整和精致。这两点表明，手斧的制作尽管其本质是出于功利性的目的，即达到能够有效使用的原则，但实际上制作者对其形态的要求已经融入了超越功利性的意识，即力求使之具有标准化、规范化的形式，因此在实施加工修理的过程中倾注了包括运用软锤技术在内的体现了大量心智的劳动。手斧类工具的制作者显然意识到“美观”、“对称”、“均衡”等韵律形式观念必须是通过人工技术来得以体现，自然形态的韵律在视觉上及心理上的感受都是无法与人工形态的韵律相比拟的，正是在这种具有审美意义的主观意识的驱动下，手斧工具的形态标准实际上已大大超出了其功能作用的标准。毫无疑问，手斧类工具的人工韵律在打制石器技术产品中是具有形式美的最典型的例证之一，即便是在严肃的考古学家们看来，也认为“这些精细地完成加工的大型切割工具（手斧和薄刃斧）可能是人类审美观念的最早的证据，它们是在文化记录上最早出现的、制成正规类型的‘正式的’工具”。

　　从西藏打制石器的其它特征看，所谓超越了功效需求的工具形态的例证并不鲜见，如某些类型的尖状器，其使用部位虽然主要是修理出来的尖刃，但其对称的形式和相对精细的加工都与制作者所追求的形式意义有着密切的关系。就工具的用途而言，对称的形式和规整的外观有时并不是必须的前提，然而作为一种情绪体验，人工韵律的产生已使人们将工具制造上升到了一种较高的心理活动的层次，在打制石器作为人们对自然物进行再创造的主要对象的石器时代，所谓的文化象征意义和“艺术性”也就蕴含其中了。

　　三、对精细化和质地美的追求
　　从世界范围内打制石器技术的发展看，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几乎各文化区都出现了一个新的产品类型——细石器。作为复合工具技术的产物，细石器的产生标志着人类工具制造水平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它体现了人们能够充分利用硬度较高的优质石料，在体积非常有限的石核上最大限度地生产出具有刀缘和刃尖的细石叶的熟练打制技术水平。关于细石器技术的产生和发展在石器文化方面的意义，考古学者已经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在这里我们需要讨论的是，细石器的出现和发展同时还体现了人类在工具制造中对产品形式因素的新认识，即对形态精细化和原料质地美的追求。

　　我国典型的细石器大致出现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在新石器时代一直被比较广泛地使用，某些地区细石器的使用年代可以晚至历史时期，在整个打制石器制造业中它是极具代表性的一类产品。西藏地区是我国细石器分布相对集中的一个区域，目前发现的细石器地点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60处之多，它们代表了从西藏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整个新石器时代高原石质工具中一个形态特殊而又种类丰富的石器类别。

　　细石器产品主要包括两类，一是用于剥制石叶的细石核，有时它们也被修理成用途不同的工具；二是各种类型的细石叶，它们被用于安装在骨质或木质的其它有机物工具上作为切割用的刃。作为切割刃的细石叶，其形状和体积都非常细小，并且很难在上面再进行二步加工修理，多是直接用于安装成为复合工具。要产生这种体薄、边缘锋利的细小石叶，以往的打制技术是无法完成的，因此人们不惜以复杂的石核修理过程来达到对细石叶的形态控制，当制造者把一件毛胚通过打制成型、加工出平整的台面、修理用于固定石核的侧缘等一系列工艺流程制作出一件符合预期设想的细石核时，其目的只有一个：产生既定形态的细石叶。这种源于对功效性追求的复杂技术可以用“百般筹划，一击成型”这句话来概括，因为它不仅标志着人们对既定形式的石器产品一次成型技术的掌握，同时也表现出人们对于精细化产品特定形态的追求。与运用精细的二步加工技术来体现完美的人工韵律不同，细石叶工艺在某种意义上可看作是对石片工具后期加工的否定，它将产生标准化式态的技术提前到对细石核的修理和准确剥制石叶的部位上，从而一次性地产生具有光洁表面和稳定几何形态的石叶工具。可以这样说，细石器产品的出现使人类在打制石器技术的发展过程中对产品形态精细化、准确化的认识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并且这种认识的进一步发展和与之相适应的技术的提高，对此后人类制造细小化石质品（包括非工具的一其它石质品）亦具有深远的影响。

　　另一方面，细石器工艺的特征是以特定岩性的石质为原料（如水晶、燧石等），这就使人们在原料的选择方面必须有明确的取舍。一般而言，其它打制石器在石料选择方面似乎没有特定的岩性要求，人们对石料的选择基本上是以其硬度为主，时常是就近取材、尽其所用。如属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吉隆宗嘎地点的打制石器，多利用灰岩岩性的砾石为原料，其硬度较低（约为5度），而且在风化和水蚀的作用下极易钝化，显然不可能制作精细化的工具。而细石器的制作，使人们对原料的选择不仅停留在硬度和岩性上，而且对其质地（包括机理、色泽、透明度、光洁度等）的认识也有了进一步提高。综观西藏细石器产品所选用的原料，绝大多数为石英、燧石、水晶、黄玉、碧玉、玛瑙、硅质岩等硬度高、韧性强、质地细、色泽鲜明的石料。之所以选用这类石料作为细石器原材，其主要原因应当是功利性的，即上述石料具有一定的硬度和一定的韧性以及一定的光洁度，但同时也不可否认其中的许多石料本身又具有美观、悦目、透明等非功利性的特征，而且这些在今天看来仍是十分珍奇的石料显然也不是远古先民们可以随手拾取的，可以推测当时的人们必须经过努力寻找才可能得到这些珍贵的石料。这样看来，细石器石料的选择在一定前提下也就具有审美意识的含义，它使人们在诸多类别的工具制造中认识到，石料本身亦具有主观舍取的价值：透明的、细腻的、色彩艳丽的、光洁的石料与单调的、粗糙的、色彩晦暗的、坚涩的石料相比较，两者对于人们情绪的体验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显然更易被接受和受到重视，更易产生赏心悦目的心理快感。人们对难于寻觅的“美石”所具有的珍视心理乃至崇拜感，在现代藏民族以及其它民族的审美意识中亦是典型的心理特征，对这种非功利的情绪体验的追根溯源表明，石质品的质地美是与石器时代工具制作中石料的选择密不可分的，人们对自然界岩石质地美的认识，正是人们在石器制造业中视觉、心理的审美情趣不断提高的一个标志。在一定意义上讲，对工具质地美和精细化的追求，是使装饰品、礼器类物品乃至宗教类用品等“艺术化”的石质品从一般意义的石质工具中分化出来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模式化工具和圆形工具的出现
　　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往往把打制石器与磨制石器分别看作是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石质工具的代表产品，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打制石器在进入新石器时代之后就已完全消失了，相反，打制石器技术及其产品在旧石器时代结束之后仍然存在并且延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种情况不仅在各地区不同类型的史前文化中都比较普遍地存在，而且在西藏新石器文化中打制石器所占石质工具的比例也一直很高。由此说明了打制石器与磨制石器之间不仅存在一种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同时也有一段时期的共存关系。从石器技术发展史看，磨制石器的产生一是源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出现的磨、钻、刻等先进的工具加工技术，二是源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石质工具形态的模式化和规则化倾向，尤其是后者在工具造形方面无疑对磨制石器的出现有着深远的影响。

　　在漫长的打制石器技术发展过程中，人们对稳定的形态、人工韵律的创造、精细化与质地美的认识等人工产品形式美的感受和制作技巧都有了相当程度的积累，在磨制石器即将问世之时，打制石器的造型也开始进入模式化和规则化的终极产品发展阶段，这个阶段大约相当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一方面，由于农耕生产的出现，人们把日常生产中使用频率较高且又不易制作的某些大型工具（如砍斫器、大型切割器等）的形态进一步模式化，使之继续得到发展；另一方面，把一些使用频率较低而制作相对容易的小型工具（如各类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等）的形态归于简单化并在其后的使用过程中逐步被摒弃。从构成磨制石器基本类型的斧、锛、刀、镰等工具形态看，大多是打制石器模式化的发展，这种趋势在发达的农业经济文化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因此可以认为，打制工具形态发展的最终结果就是基本工具类型的模式化和规范化，由此体现了石质工具制造者从打制石器阶段发展起来的对人工产品的形式感和造形法则的更高追求——完全对称和模式化。

　　打制石器终极产品的模式化和造型更新的最突出例子可以盘状器这一工具类型为例。盘状器的出现虽然较早，但数量极为有限，中国旧石器时代的此类器物不过数十件，而在西藏至今尚未发现旧石器时代的盘状器，但在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庙底沟遗址中出土的盘状器多达两千多件，西藏新石器时代诸遗址中盘状器的比例也很高，这就说明该类器物是打制工具技术发展到十分进步阶段的产品。与其它进步阶段的打制石器相比，盘状器代表了人们对模式化工具形态的最高认识。当人们在工具制作的造形过程中充分发挥了主观意识的“自由体现”之后，他们对人工产品形式与功效结合的最佳形态产生了一种新追求，这种新形态的概念一是具有一器多用的功能，二是具有可以普遍复制的模式化特点，三是具有更新的造型形式。前两点应当是源于工具制造的本质动因，即工具的功效性，后一点则主要是源于人们形式概念的更新，即打制石器前所未有的新形态——圆形工具的产生。

　　人们对圆形工具的感受可能最早起源于对以砾石为原料的工具制造，大约是由于经济生产方式转化等原因，狩猎与采集生产所大量需要的是以石片工具为主的刮削器、切割器等工具类型，因而标准的盘状砍斫器未能大量发展起来。当旧石器晚期至新石器早期农业经济得到广泛的发展，随之而起的是用干砍伐、挖掘、砍斫的工具大量出现，而这种使用频率较高的工具需要有可以普遍制造的技术特点，因此也应有比较固定的的模式化形态，于是就出现了周边有刃的砍伐器或砍斫器，这类器物常常利用接近工具形态的砾石制造，由曲线构成的圆形工具与其它几何形态的工具相比，无疑代表着一种新的形式。人们日益发展的审美意识对于新形式产品的接受通常是十分敏感的，一旦这种新形式符合人们审美心理的某种追求，就会很快地得到发展并广泛地被随机复制。圆形的盘状器作为一种新形态的工具产品，它可能引发人们心灵的某种联想而产生工具以外的附加的精神含义，例如曾有研究者认为盘状器可能与当时人们的太阳崇拜有关。虽然圆形的盘状器在其后的磨制石器中并未出现大量的形态相对应的工具类型，但不少学者认为新石器时代的圆形石壁等非工具的“艺术化”产品与盘状器在形式上极可能存在着某种渊源关系，是圆形石质工具的延续和发展。从石器技术上看，盘状器的完美、规范的加工技术对其后磨制石斧、石锛的毛胚修理及刃缘修理奠定了基础，而盘状器的衰落，正是标志着磨制工具的成熟，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有理由认为盘状器不仅是模式化的打制石器的终极产品代表，同时也可能是最早具有非工具意义的圆形石器、玉器的祖形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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