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试论商末周初宁镇地区长江两岸文化发展的异同

龙山湖人

试论商末周初宁镇地区长江两岸文化发展的异同


水涛 / 南京大学历史系





地理概念上的宁镇地区指长江下游的宁镇山地一线。这里主要是一些海拔200-400米左右的低山和丘陵。长江从中间切过，江北地区有滁河、江南地区有秦淮河等通江河流。文化概念上的宁镇地区也有别于太湖流域和其他地区，这里自古就是南北、东西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对宁镇地区青铜时代文化的研究，将有助于说明这种文化走廊效应的形成过程。



长江北岸地区的有关发现
1961年，南京博物院对长江北岸仪（征）六（合）地区的湖熟文化遗址进行了调查1。1982年，发掘了仪征市胥浦甘草山遗址2。1983年，发掘了江浦县曹王塍子遗址3。1983年，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发掘了江浦县蒋城子遗址4。1995年，又发掘了仪征市神墩遗址5。以上四处地点的发现，对于认识江北地区这一时期的文化面貌是非常重要的。


甘草山遗址分为四层堆积，其中，第3、4层堆积和最下面的灰坑为西周到春秋阶段的堆积。3、4两层所出陶器以夹砂和泥质红陶为主，比例高达72%以上。器形主要有鬲、鼎、罐、盆、钵、器盖。泥质灰陶比例约为12%，黑皮陶占8%，器形有豆、盆、罐、钵、器盖等。印纹硬陶占7%，器形有瓮、罐、钵、小盏。原始瓷所占比例不足1%，器形有豆、碗、钵。这几种不同性质的陶器在不同层位之间也存在差别，时代越早夹砂和泥质红陶的比例越高，印文硬陶和原始瓷则相对很少。


曹王塍子遗址堆积分为4层，其中，第3、4层是西周和春秋文化层。西周层中陶器夹砂红陶占48%，夹砂灰陶占40%，泥质红陶、灰陶、黑陶的比例较小，几何形印纹陶只占2%。器形有鬲、罐、盆、甗、豆、钵、瓮等。


蒋城子遗址堆积厚达4米，分为8个层次，出土物可分为4期，第1期年代相当于西周早期，陶器以夹砂红褐陶和泥质红陶为主，夹砂灰陶、泥质灰陶、黑陶均少见，没有发现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形有绳纹连裆鬲、绳纹甗、素面甗、圆腹平底盆、高圈足簋、粗柄豆等。第2期年代相当于西周晚期，陶器仍以夹砂红陶为多，泥质灰陶、黑陶更少，出现少量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形有绳纹连裆鬲、素面鬲、绳纹甗、盆、簋、豆、罐、原始瓷碗等。


神墩遗址地层堆积可分为西周早期、西周中晚期、春秋中晚期等几个时期。西周早期的陶器以夹砂灰褐陶、泥质红褐陶为主，泥质黑皮陶也比较常见，器形有素面鬲、簋式豆、粗柄豆、罐等。西周中晚期的陶器仍然以夹砂和泥质的红褐陶为主，印纹硬陶少见，原始瓷基本不见，器类有素面袋足分裆鬲、绳纹连裆鬲、素面甗、盆、缸、罐等。


以上四处地点的遗存具有比较多的一致特点，表明在西周初年江北地区分布着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遗存，这种遗存与同时期长江南岸的文化遗存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二、长江南岸地区的有关发现


长江南岸地区从20世纪50年代发掘湖熟镇老鼠墩遗址1开始，有了一系列重要的工作，先后发掘了南京锁金村2、北阴阳营3、安怀村4、太岗寺5、江宁县点将台6、咎庙7、镇江马迹山8、句容县白蟒台9、城头山10、高淳县朝墩头11、丹徒县断山墩12、团山13、丹阳凤凰山14、沈家山15、贺家山16、三城巷17等地点。


北阴阳营遗址第3层年代相当于商代前期，陶器中泥质红陶和夹砂红陶所占的比例很大，纹饰以素面为主，器形有绳纹袋足分裆鬲、素面折脚连裆鬲、素面甗、绳纹甗、碗、钵、盆、豆、三足盘、盂、簋、研钵、瓮、尊、器盖等。其中，碗、钵、豆等器形中有一些器物是硬陶或原始瓷。第2层年代相当于商代晚期到西周初期，陶器中的基本器类有素面甗、素面鬲、绳纹鬲、碗、盆、豆、杯、盂、瓿、垒等18。


锁金村、安怀村等地点的遗存基本类同于北阴阳营第2层堆积。


团山遗址的地层堆积分为11个层次，可归为6期遗存，第1期年代可能早于商代。第2期年代相当于商代早、中期，陶器中常见甗、鼎、鬲、罐、豆、刻槽盆、钵、缸等。第3期年代相当于商代晚期和西周初期，陶器中鼎的数量明显减少，鬲以素面鬲为主。第4期年代相当于西周中晚期，陶器仍以甗、鬲为主。鼎少见，出现原始瓷豆等新器类。


团山遗址的发现具有典型意义，其他如白蟒台、城头山、断山墩等地点的遗存，基本同于团山发现的各期遗存。


凤凰山遗址共分8个层次，其中，7-2层堆积均属青铜时代的遗存，可分为4个时期，第一期年代相当于商末周初，陶器有素面分裆鬲、素面甗、刻槽盆、鼎、罐、盘、钵、高圈足豆等。第二期年代相当于西周中晚期，出现原始瓷豆等新器形。


丹阳境内其他地点发现的遗存大致与凤凰山遗址的内涵相同，但年代偏晚。三城巷、沈家山、贺家山等地点的年代大致相当于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这一时期。


长江南岸地区发现的这些年代相当于商代和西周，甚至晚到春秋时期的文化遗存，传统上被称做湖熟文化，有关这种文化的发现还包括分布于这一地区的大量土墩墓遗存1。现在，有一些学者倾向于将湖熟文化只限定在商代这一阶段，而将西周时期的遗存单独划分出来，与土墩墓遗存一起称为早期吴文化2。本文无意就湖熟文化的具体问题进行讨论，因此，对于大量土墩墓的材料不再作进一步的分析。



长江两岸文化的比较甗



长江北岸地区曾经被看作是长江南岸的湖熟文化的分布区3。不过，随着一些新发现的材料陆续公布，人们已经注意到长江北岸地区文化面貌的不同特点。有人提出，应该将滁河流域的周代文化从湖熟文化中分离出来4。有人认为，长江以北的扬州至仪征一带西周时期属邗国，两周之际，吴灭邗，江北地区并入吴的版图5。


如果把以上各处地点的相同之处进行归纳，可以看出，长江北岸地区至少在西周初年就形成了比较一致的文化特点。就滁河流域的情况来说，这里始终以存在大量的绳纹陶器为特点，如绳纹鬲、绳纹甗、绳纹罐等，其他的有粗柄高圈足豆、圈足簋、平底盆。这些器物的风格明显具有中原周文化的烙印。这一地区很少发现几何形印纹陶的装饰风格，器类中也基本不见鼎、原始瓷豆、原始瓷碗、钵等器物。


仪征神墩遗址的发掘表明，这些特点不仅仅存在于滁河流域。而且，也存在于所谓仪征、扬州一带的蜀岗丘陵地带。


长江南岸地区则是另一种表现形式，以团山遗址为例，这里的陶器组合是以素面鬲、素面甗、刻槽盆、鼎、罐、钵，原始瓷豆等为特点。虽然，素面鬲在江北地区的遗址中也可以见到，但这种器类在陶器群中所占的地位明显不如长江以南的湖熟文化遗址。长江南岸地区的另一种文化现象，土墩墓传统也没有在江北地区发现。可以肯定的说，西周早期宁镇地区长江两岸的文化发展具有不同的特点。团山遗址第3期遗存的年代有可能早到商代晚期，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江南地区与江北地区文化发展方向的分歧，应该出现在更早阶段的商代晚期。


四、中原传统因素进入长江南岸地区的路线问题


仅仅确认商末周初宁镇地区长江两岸文化发展的差异性，并不是本文的最终目的。我们的主要兴趣在于讨论中原传统因素如何向长江南岸扩散的问题。


仅就宁镇地区来看，在商周时期，这里并不是南北文化传播的走廊地带。如果把范围再扩大一点，在整个长江北岸的江淮地区，存在着一些混杂有土著文化因素的的商文化遗存。有的学者注意到，江淮地区的这些文化遗存与中原地区的文化相比，实际上存在着明显的南北之别。或者可以将江淮地区的商时期文化遗存推定为淮夷的遗存，到周代，这种情况基本没有发生大的变化1。


太湖流域的马桥文化具有一些夏商文化风格的陶器，如觚、簋、盆等2。马桥文化的分布并未到达太湖以西地区，也就是说，宁镇地区不是马桥文化的分布区。长江三角洲地区成陆过程较晚，与马桥遗址隔江相望的苏北沿海地区在夏商时期尚是一片汪洋3。因此，中原文化因素在苏北沿海地区的分布和南下基本没有可能。


典型的中原商文化遗存在长江流域的发现，目前仅限于长江中游地区，如江西赣江流域的吴城文化。这种文化在长江南岸的广泛分布，表明早商文化基本控制了长江中游的广大区域。长江中游地区的商文化发展到商代晚期时，有一个从南向北逐步退缩的过程。到西周初年时，南方的土著文化开始再次繁荣。


长江中游与下游地区的文化交流何时出现并不清楚，至少在商代前期，代表着南方文化传统的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就已经在各地出现。从印纹硬陶技术在南方地区的流行趋势可以看出，夏商时期，存在着从长江中游的赣江、鄱阳湖地区向下游的宁镇地区、太湖地区、以及岭南地区逐步扩散的过程4。也就是说，存在着中下游地区的文化联系环节。如果我们设想，中原商文化是随着长江中游地区的这种印纹硬陶传统一起逐步传入下游地区的宁镇地区，这种猜测不是没有根据的。只是由于目前在安徽皖南地区的考古工作相对比较薄弱，我们还不清楚，这种文化联系是否是经由安徽南部地区而完成的。江西新干大洋州大墓的发现表明，长江中游的赣江流域存在过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所以，我们对长江中游地区商时期文化的辐射影响能力，应该有一个新的认识。


宁镇地区长江两岸发现的商末和周初的文化遗存显示了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代表了江北和江南地区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因此，宁镇地区此时并不是南北文化传播的走廊，太湖地区和安徽省的沿江地区也不是南北文化交流的通道。中原地区商文化的南下，首先是从长江中游的赣江、鄱阳湖地区越过长江，然后扩散到长江下游的宁镇及其以远地区。如果这种认识能够确认，那么，关于宁镇地区早期吴文化的形成以及太伯奔吴事件的影响，都应该作出新的解释和评价。

虫见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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