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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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

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始于公元二十世纪初叶。在这80年间，中国学者通过勤奋的耕耘，在神州大地发现、发掘上千处旧石器时代遗址，积累了大量的学术资料，发表了无数的研究成果，为追寻人类祖先在这块广袤的土地上文化技术发展的轨迹和复原其适应生存的演化历史，为探讨人类在东亚地区的起源、迁徙、进化和对生态环境的利用与改造过程，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在国际上取得了重要的学术地位。

在新世纪之初，如何对过去的80年进行恰当的定位和评价，如何总结和推广过去的成就，认识与反思存在的差距与失误，端正与明确未来的方向与任务，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一项新的课题。在此我愿将我的研究、思考与感想告诉大家，以此抛砖引玉，并与同行交流和探讨。

引入与探索（1920-1937）

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是由西方学者传入和启动的。早在1913年美国传教士艾德加（J.Edgar）即在长江沿岸寻找和采集过石器。他所采集的石制品多无详细的地点和地层记录。1920年法国古生物学家桑志华（E. Licent）在甘肃庆阳的黄土和黄土底砾层中发现了3件打制石器，这成为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开端。1923年桑志华和另一位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Teilhard de Chardin)在内蒙古和宁夏的河套地区发现了水洞沟等3处旧石器时代遗址，扩大了我国这一阶段遗址的分布区域。周口店的发掘与研究也是外国人发起的。1921年在瑞典古生物学家安特生（J. Andersson）的安排下，奥地利古生物学家斯坦斯基(O. Zdansky)开始在周口店龙骨山从事发掘。1929年中国学者裴文中主持周口店的发掘工作，并于当年12月2日在第1地点发现北京猿人的第一具头盖骨。同年裴文中还在遗址中发现用火遗迹和可能的石制品。从1930年开始大量的石制品在周口店被发掘和确认。随后贾兰坡也加盟周口店的发掘与研究工作，第3、4、13、15地点和山顶洞相继被发现和发掘，大量属于不同时代的古人类化石和文化遗存被发掘出土，中国旧石器时****古学的第一阶段进入鼎盛时期。这一阶段随着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的隆隆炮声戛然而止。

这一阶段持续短暂，从事专门研究的人员寥寥无几，发现的遗址也仅局限于北方的少数地点，旧石器时****古学还仅仅是作为地质古生物学的一个分支崭露头角，研究方法和思路基本上移植于法国。但该阶段的旧石器考古工作对华夏民族历史的重建和学科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首先，它将古人类在神州大地生存的历史向前推移了50多万年，打破了西方学者有关中国无旧石器时代遗存甚至无史前文化的断言，有力地驳斥了中华文明西来说。其次，裴文中等中国学者对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分期与发展序列的编排做了尝试，建立了以中国猿人文化-河套文化-山顶洞文化为代表的早、中、晚3期的更新世史前史，并将其与欧洲旧石器文化序列相对比。这为以后对中国旧石器文化的分期断代和对比研究奠定了基础。在研究方法方面，以裴文中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在接受了主要来自法国的地层学和类型学方法之外，还做了一些开创性的、意义深远的尝试。他们将打隔分方、分层发掘、对出土物进行详细编号记录的方法运用于周口店的发掘，并在工作中不断创新、不断完善，为田野发掘的规范性操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为了证明周口店出土的石英制品的人工属性，裴文中开展了模拟打制实验，并将实验产品与发掘出土品及自然破碎的石片、石块在显微镜下进行对比观察，确定了人工与非人工碎石的区别标准。裴文中对碎骨也做了同样的观察，同时还对非人工碎石、碎骨的成因和环境条件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这些研究工作在实验考古学、微痕研究和埋藏学等方面具有开创性和前瞻性，至今深受西方学术界的推崇。

   “中国旧石器时****古学派”的形成（1949-1979）

    1949年之后周口店的发掘与研究工作很快得以恢复。在一段时期内，周口店的研究工作保持着中国旧石器时****古学的中心地位。1953年丁村遗址被发现，次年开始大规模的系统发掘，这为中国旧石器时****古学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使中国旧石器时****古学队伍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登上了国际学术界的舞台。1960年发现并发掘小南海遗址；同年发现并发掘匼河地点群；1963年发现蓝田遗址和峙峪遗址，同时重新调查和发掘了水洞沟遗址。文革期间旧石器考古学工作被迫中断了数年。七十年代该项工作得以恢复，并以加速度向前推进：1971年发现石龙头遗址；1972年发掘观音洞遗址和富林遗址；1973年发现许家窑遗址、下川遗址，发掘鸽子洞遗址，并在元谋人遗址找到石制品；1974年发现金牛山遗址、猫猫洞遗址；1976年发现铜梁遗址；1978年发现小长梁遗址、大荔遗址和庙后山遗址。围绕这些丰富的遗址和材料，中国学者发表了一系列发掘报告和研究论文。这些发现和研究，表明中国旧石器时****古学进入了一个成熟而稳定的发展时期。

这一阶段中国旧石器时****古工作是完全由中国的学者独自承担的，是以裴文中和贾兰坡两位先生为主帅，以解放后自己培养的第二代力量为中坚，在近乎封闭的环境下推向前进的。其成就是巨大的：大量遗址的发现、发掘和大量材料的积累使中国旧石器时****古学在世界史前研究中占有了重要的地位；将古人类在中国分布的空间扩大到几乎是中华大地的每一个角落，生存的时间也向前推移了100多万年，为编写史前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些学者在出土材料的基础上开始探讨旧石器时代文化传统的形成问题，提出了华北的匼河-丁村系与周口店第1地点-峙峪系、小石器传统、长石片传统及细石器传统等概念，表明该领域的研究已从文化编年深化到探讨文化的源流以至区域文化传统的成因的深度。这一系列的研究工作也使中国旧石器时****古学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并培养锻炼出了一支具有一定规模的科研队伍。

当然，这一阶段的工作绝非一帆风顺、十全十美。四清、文革等政治运动使处于黄金年龄段的科研人员浪费了大量宝贵的时间，一些人在身体和心灵上受到了创伤。新遗址的大量发现、发掘和材料的大量积累，使学者们无暇对出土的材料进行充分的消化吸收，许多遗址的发掘缺乏连续性和后续工作，对一些遗址发掘出土的石器材料没有进行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在研究方法上缺乏创新和突破，多停留在地层学、类型学、形态学和文化时空界定、编年排序的层面上。裴文中先生在前期所创导的模拟实验研究、显微观察和埋藏环境分析没能被很好地继承和发扬；研究重心局限在对石器的分类与描述上，而很少去探究这些石器的类型与形态所能揭示的有关人类适应与生存的深层内涵；对石器的分类与功能界定基本上凭主观判断，对材料的观察、表述和研究局限于所谓“典型标本”；对“石器组合”、“考古学文化”乃至“文化传统”的界定及分析多采取简单而直观的归纳、定性和类比，缺乏对遗址形成过程的观察和对所面临的一组材料作为一个遗址全部信息体系中部分样本的客观分析、甄别和定位。这些欠缺既体现出学科成长过程中必然的局限性，也反映出社会与外部环境对其所施加的影响与限制。

此一阶段的研究重心、研究方法、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共同集合成一个在国际考古学界独特的学派：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派。这一学派以用地下实物材料诠释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为宗旨，以延伸和复原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为己任，以发现和发掘为工作重点，以地层学、类型学和形态学为基本方法论，以对器物的分类和描述为核心内容。形成这一特色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宋代以来中国传统的金石学的根基，有因其脱胎于地质－古生物学而存留的遗风，有苏联治学模式的影响，也有当时社会环境的制约，同时也是一个学科在初始阶段致力于材料的收集、整理、分类、表述的必然结果。

朝向与世界接轨的转型（1980-？）

二十世纪的后20年，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在田野工作方面获得了巨大的丰收。1979、80年发掘薛关细石器遗址；1981年发现东谷坨遗址和小孤山仙人洞遗址；1982年发现阎家岗古营地遗址；1984年发掘白岩脚洞遗址，并在金牛山遗址发掘出土人类化石；1985年发现龙骨坡遗址；1986年发掘岑家湾遗址；1988年发掘四方洞遗址；从1987年起在湖北澧水和沅水流域发现大量的旧石器遗存；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在安徽水阳江流域发现旧石器遗址群；1990年发现郧县人化石及石器，并发现盘县大洞遗址；90年代初在泥河湾发现半山、马圈沟等多处遗址，并对东谷坨等遗址进行了系统的发掘；1992年发现鸡公山遗址、落笔洞遗址；1993年发现南京汤山人化石；1993－1994年在三峡库区调查发现68处石器时****古遗址和哺乳动物化石地点，并在随后的数年间对其中的近20处重要遗址进行了系统发掘；1996年发现并发掘王府井东方广场遗址；1998年发现人字洞遗址，发掘出土可能为东亚目前时代最早的石制品；2000年在建始龙骨洞发掘出土早期人类化石和石制品。这些发现使中国旧石器时****古研究出现三个新的中心区域,即泥河湾盆地、三峡地区和长江中下游－淮河流域。

野外收获不但体现在数量上，更体现在质量上，尤其表现在对古人类于遗址中从事生产与生存活动遗迹的寻找和辨认。在对阎家岗遗址的发掘中，考古工作者注意到动物化石的有序堆放，进而推测其为供挡风居住或狩猎藏身的古营地遗迹；在对金牛山遗址的发掘中，发掘者辨识出人类“生活面”；在安徽毛竹山遗址，研究人员将由砾石、石制品组成的环带和小圆圈定性为“储料场和石器制造场”以及可能的“建筑遗存”；在湖北鸡公山遗址，砾石、石器组成的石堆区和“石圈”被推测为制作石器兼居住的“人类活动的产物”；而在福建船帆洞遗址人工“石铺地面”被发掘揭露出来。虽然对上述一些遗存的定性还有值得商榷之处，但这些考证和努力表明研究人员的视野已经由单纯的器物而扩展到人类活动的更广阔的空间。

在重大发现与发掘之外，基础研究得到加强，尤其体现在对遗址、文化和区域性的综合研究方面。在北方，对周口店遗址进行了沉积学、古环境学、古脊椎动物学、年代学和考古学等多学科的分析、测试和研究，对北京人在该遗址的文化技术发展、生存方式和环境背景取得了较深入的认识。在南方，对观音洞石器文化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对其技术特点和文化发展阶段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并将其扩展到区域文化体系以及与周口店的比较研究的层面上。此外，对泥河湾和丁村遗址进行了持续的多方面的探索和研究，初步建立了区域性的文化演变框架，在一定的范围内揭示了华夏先民的演化过程。这些发展变化说明我国的旧石器时****古学研究由长期的以器物为中心转化为以遗址为中心。

在该阶段旧石器时****古学家尝试在理论阐释方面取得突破，侧重点是对文化体系的划分、源流的跟踪分辨、对中国旧石器文化的总体特征及其成因的探讨，和东西方旧石器文化关系的比较研究。对文化传统及源流的探索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前一阶段文化编年和时空界定的延续。华北两大文化传统的理论继续得到发展，并且这种以类型和形态为核心的传统划分被赋予了人类经济生活模式的内涵。学者对整个中国境内的旧石器时****古学文化体系也尝试进行了总结，概括为南、北石器工业的二元结构和若干区域性的文化变体。属于此类理论研究的成果还包括对中国细石器传统的起源和发展的探讨、北方旧石器文化区域渐进学说的提出、对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体系的划分和对中国旧石器时代的重新分期。另一个研究热点是对中国旧石器文化总体特点成因的阐释。中国古人类群体演化的连续与独立性、与外部世界因隔离而缺乏交流、石器原料的劣质性、竹器的大量使用、因环境而导致的特定适应生存方式等都被不同学者解释为形成中国旧石器文化发展缓慢、规范性差、加工简单等特点的原因。与此相关的议题是东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尤其是在东亚是否存在以手斧为代表的西方旧石器技术模式，这成为90年代中国旧石器时****古学界论战的焦点，并由此炒活了早已沉寂多年的“莫维斯理论”，引得一些西方学者也加入了讨论。持东亚有手斧论者认为东亚与西方的远古文化和技术是并驾齐驱的，同为一个文化体系，并引入古人类群体迁徙浪潮和全球古气候、古环境的同步演变作为论据；而反对的观点则认为中国乃至东亚不存在真正的西方阿舍利类型的石器文化，两地在史前技术发展方面各自具有独特性。与此相应的是对中国北方石叶和细石器来源的探讨。持本土论者认为在华北早期的石器文化中已萌生了这样的未来技术，而另外的学者则将目光投向西、北方向寻觅新的文化源头。对这些争论多还未能达成共识，但讨论的本身表明中国的学者已经具备了更宏观的视野和更广阔的胸怀，已经在学术上和心理上摆脱了疆域和民族的局限。

该阶段中国旧石器考古学取得的最引人注目的进步是方法论的变革和改进。首先是田野方法的改革。从80年代开始，一些学者意识到沿用地质古生物学挖化石的作法和周口店时期立下的水平方格法已不再适应研究的需要，因而力求发掘做得更细、收集材料更全面、野外记录更完整。这一发展趋势在90年代初得到强力的推动。中美考古学家在泥河湾盆地将在西方业已十分普及、十分成熟的考古发掘方法运用到中国的旧石器考古工地，对文化层进行大面积揭露，对出土遗物进行详细的座标和埋藏情况记录，对移出的土石进行仔细的筛检，对有关古人类活动的遗迹、遗物进行更全面的收集、观察和研究。在这样的操作下，遗址成为了全方位信息的载体，遗物、遗迹间具有了内在的联系，而研究者的目光聚焦到了文化信息的最小单元。

以《中国猿人石器研究》为先河，中国的学者开始注重表述与研究的量化，定量分析的理念开始渗透到考古研究之中。这使中国的学者开始摆脱带有强烈主观和随意色彩的定性研究模式，使对材料的取舍、表述和研究结论更全面、更客观、更具有可比性和可用性。与此相应的是规范化的倡导。由于认识到移植于西欧的石器类型学和相关标准不能完全适用于中国的材料，一些学者尝试建立中国乃至东亚的类型学体系，并试图在学术术语、定位、定性等方面建立统一的规范。这尤其体现在对台面的分类、对石核与石片的类型划分，对石片背脊的力学分析、对刮削器和砍砸器的区分、对砾石石器的分类，和对器体大小的界定上。当然，这样的尝试在许多方面尚未取得明显的成功。

裴文中先生所倡导的实验考古学在经历近半个世纪的沉寂后又在中国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实践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并在8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一个高潮。以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为基地，以在读研究生为主体，一系列的实验项目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这些尝试主要集中在打片与制作石器实验方面，但也包括了使用与功能实验和骨制品的埋藏学实验。这些实验为复原远古人类的技术和生存方式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但由于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和宏观规划，一些实验流于零散和肤浅，甚至无果而终，实验得到的有益信息和结论也未能被很好地提取、总结和应用。与实验相关的是微痕分析。该技术在80年代中、后期被引入我国，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北京大学都进行过有益的尝试。只可惜浅尝辄止，至今这一卓有成效的方法未能在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与此相似的是拼合研究和动物考古学。中国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学者对其都进行过尝试和应用，只是缺乏系统，缺乏持久，也因而为其在我国未来的发展留下了巨大的空间。

在研究理念上也出现一些可喜的变化，于80年代初提出的“动态类型学”概念便是其重要的代表。在这一概念下，石制品类型不再是绝对、固定、孤立和静止的，而是相对、能动、可以变化和转换的；某一石制品不再是人类石器制作的终极产品或制作者思想锁定的目标产品，而是人类制作工具并用其从事生产和生存活动而产生的一系列产品中的某一环节, “典型标本”与“非典型标本”的界线就此被打破。这样的理念无疑是对传统的类型学和形态学的挑战，而与从80年代开始在美、法等西方国家流行起来的技术组织（the organization of technology）、操作链(cha?nes opératoires)和器物生命史(artifact life history)等观念相吻合。

这一阶段的研究工作是由我国旧石器时****古队伍的第二代主导的。而在第一代、第二代指导下的第三代则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尤其体现在野外发现和承担实验研究等前卫项目上，因而在研究队伍上呈现新、老交替的趋势。但这一趋势未能朝向理想的方向发展。一方面第二代研究人员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知识的老化在开放的环境下对新的研究取向和新的理论、方法有些力不从心，并逐渐淡出科研的第一线。另一方面留学的大潮裹挟着许多第三代学人流向西方，他们中绝大多数已在异国他乡定居改行，从而造成无可挽回的人才流失；而留在国内的第三代中坚力量中的一些人走上了管理和领导岗位，无暇在科研领域施展才华。这样，人才的断层在不断扩大，学科的发展遇到了致命的阻遏。

这一阶段的中国旧石器时****古学处于明显的变革时期，带有强烈的转型色彩。一方面旧有的传统仍然根深蒂固，材料的发现和报道仍然是成果的主体，分类与描述仍然是一些研究项目的核心，文化传统及其时空的界定仍然是研究的主线。另一方面在研究中出现一些突破和创新，源自西方的一些现****古学理论、方法和理念也渗透进来，并得以应用。在野外工作中发掘更规范、更科学，信息的采集更系统、更翔实；室内研究则更深入、更客观、更全面，方法手段更多样，理论探讨更活跃。但必须看到这些发展仍然带着很大的局限性，新的分支领域还不很成熟，舶来的理念和方法与中国的材料还未能很好地磨合；在对文化的发展和人类行为的理论阐释方面还显得生硬，还带有片面和主观的烙印，存在着从未经缜密甄别的材料到宏观理论定性的飞越，缺乏严谨的中间推理和论证。

   21世纪：对未来的思考

新世纪的到来对我们学科的发展提出了更新和更高的要求。因而我们必须对学科做必要的调整，以适应时代的需要。

首先我们必须夯实学科的基础。旧石器时****古学是一门基础性很强的学科，它汇集和借鉴了古生物学、地质学、历史学和年代学等诸多学科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对这些理论和方法还需做进一步的磨合、消化和提纯，进而形成自己独特的理论和方法论体系。此外在学术语言和专业词汇方面还存在着混乱和争议，学术研究的规范化程度不高，在研究方向和手段上狭窄、单调，缺乏分工和专门化。因此必须在学科基础的构筑方面狠下工夫，发展和完善研究的方法论体系，规范行业术语和科研行为，并大力发展分支科学，使该学科的发展有更广泛而坚实的基础。

我们还必须强化学科与研究的规划。政府部门和科研单位应加大对该学科的投入、规划和引导，建立全国性的研究中心和若干区域性的研究中心，并根据国际上的热点方向并结合我国的资源条件设立有较大支持力度的重点研究课题，引导科研人员为攻克前沿领域课题而主动去开展野外调查和发掘工作，寻找新的材料，并对已有的材料做深入的专题研究，并能在课题和人员之间相互协调、相互补充。

我们必须拓展研究的深度。如果说在研究的深度方面，上一阶段实现了由器物向遗址的转变，那么现在我们必须实现第二个转变：由遗址到人，即将研究的视线透过遗址中的各种现象而聚焦到古人类的适应生存行为，包括他们的生产过程、生活习惯、思维方式、社会组织和创造这一系列的考古学文化的动态过程。

我们还必须拓宽研究的领域与空间。旧石器时****古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单纯对石器进行研究并不能全面反映古人类的生产力水平和行为特点。遗址的埋藏环境和过程、伴生的动植物化石、人工碎骨和碎石上的痕迹、工具上的加工物残渍等都包含着古人类的行为信息。另外，人类对生存地域的选择和利用方式、对原料的开发方略、技巧和程度，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以及从考古学的角度阐释古人类种群的起源、迁徙、交流和其智力、语言、宗教和社会组织的发展都是目前旧石器时****古学的热点课题。因此，我们必须拓宽研究领域，将旧石器时****古由专注于石器分析而扩展为全信息、全方位的研究，在研究的内容和广度上与世界接轨。

我们必须对研究方法进行改进、发展和完善，实现由主观向客观、由定性到定量、由片面向全面的转变。目前我们不妨对在西方被证明为行之有效的一些研究方法采取“拿来主义”，进行引入和借鉴。这些方法包括数学统计分析、计算机数据处理和模式的建立与模拟、石器制作与使用模拟实验、微磨损观察-工具功能分析、拼合研究等。当然，这些方法、手段的引进和应用必须与中国的材料特点相结合，并在实践中加以改进、加以创新。

我们也必须扩展研究的视野。我们不应满足于“中国旧石器时****古学”的框架和对中国境内的旧石器文化传统的界定和探究，而应将研究的范围扩展到所有的旧石器时代人类遗存。我们可以先将周边地区纳入研究的范围，逐步扩大研究的领地，并积极参与境外遗址的发掘和重要课题的研究。只有参与国际重大的研究项目，并对热点问题取得发言权，我们才能在世界舞台上争得主角的地位；只有从全球的视野和高度聚焦中国境内的旧石器时代遗存，我们才能对所拥有的资料做出更客观、更全面和更深刻的定位、认识和分析。

为了防止中国旧石器时****古学出现人才的断层并使之得以健康的发展，必须以战略的高度加速人才的培养。可以在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开设旧石器时****古研究生班，培养高级人才，并结合野外工作举办培训班、研讨班以壮大学科的基础队伍和后备力量。这样的举措应该经常化、制度化，以使这支队伍能不断壮大。人才应该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应该有人数众多的业务人员去发现、发掘、整理和做基本的研究，构筑学科坚实的基础；同时这支队伍中必须有专才。目前旧石器考古学在研究理论、方向和方法上已有了细致的分化，这是学科成熟的重要标志。我们必须有专门的人员去熟悉这些学科分支，并在这些分支领域内开拓和进取。

我们目前的研究在整体上还处于转型阶段，在理论和方法上主要是在学习、跟踪和模仿，还无暇和无力做出很多的创新。但如果我们能抓住机遇，尽快做出学科规划的战略调整，在理论、方法和手段上大胆引进、锐意创新，并抓紧打造领军人才，壮大学科队伍，那么我们就会有望在未来20年内与西方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并进而充分发挥我国的资源优势，力争于本世纪中叶能在该领域的世界大舞台上挥洒风流，引领一场恢宏的东方之舞

石头bole

辛苦 顶

山顶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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酋长

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