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砧石片及其实验研究之评述

青飞

碰砧法打片的实验及其研究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丁村遗址发现之后，我国关于碰砧法及石片各种打制方法的实验研究进入了一个相当长的应用阶段。碰砧法作为学术界认定的主要打片方法之一在中国盛行了30多年。但是自上世纪80年代末，丁村碰砧石片不断受到各方面的挑战，学术界也意识到其中存在问题，并进行了一定的讨论。1991年3～4月间笔者赴丁村进行了为期１个月的石片打制方法的实验，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项目就是对碰砧法打片与锤击法打片的方法、特征进行对比实验。本文系这次实验成果的一部分，对碰砧石片的特征及其识别、丁村碰砧石片产生的历史背景、丁村遗址中是否存在碰砧石片，考古研究中的惯性思维和习惯思维，以及我国实验考古中存在的问题等进行了较为广泛的探讨。

一  丁村石片打制方法的研究历史

    丁村遗址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周口店以外地区发现发掘的第一个旷野型遗址。由于有别于周口店第1地点的石英制品，其石片和石器的打制方法从一开始就受到研究者的重视。1958年裴文中、贾兰坡在《山西襄汾县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以下简称为《丁村报告》）中对丁村石片做了如下总结：“一般的石片都很大,台面与劈裂面所成的石片角多大于110°,打击点不集中，半锥体很大，且常双生。这一类石片可能是用上述的摔砸法和碰砧法打制的。”[1] 这一结论作为碰砧法打片方法的主要特征和定义在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界盛行了30多年。1978年，Aigner对丁村碰砧石片最先提出异议[2]，可惜没能引起国内学者的重视。1988年，刘源对丁村石制品进行再研究认为：“丁村石片和前人实验用碰砧、摔砸方法打制的有较大的区别，而更接近于锤击法产生的”[3]。之后，有关丁村石片打制方法的讨论不断出现[4-6]。1989年李莉在做硕士论文时，对碰砧法和锤击法打片进行了对比实验和一些有益的探讨[7]。然而，该实验报告缺乏与丁村遗址发掘材料的详细对比，对丁村石片的打制方法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论。1994年我们在《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群调查发掘简报》中对丁村石片的打制方法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讨论，认为：“丁村遗址中的石片基本上是以锤击法产生的。”[8] 之后，李炎贤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多次讨论[9-11]。应该说对于丁村碰砧石片的讨论已有了一个清楚的轮廓。然而，学术界并没有因此放弃对丁村石片打制方法的传统看法，“碰砧法打片作为丁村石片主要打制方法”的观点还在不断地、习惯性地被引用。本文在探讨碰砧石片的特征、辨别方法以及丁村遗址是否存在碰砧石片的同时，希望通过碰砧石片的研究过程反思我们在石器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碰砧法打片的实验研究始于本世纪20年代[12]。裴文中1936 年的《论史前石器和假石器》(裴文中，1987)一文中记述了库奇埃(Coutier) 碰砧法打片的实验过程和结论。然而，碰砧法打片的研究真正传入中国是在1958年《丁村报告》出版以后。而裴老的论文直到1987年才译成中文并得到应用的。

    库奇埃手持一大块砂岩，使它徐缓地落在置于地上的石块或石砧上，落下的砂岩破裂出大量石片。石片大而宽，有的相当长。这么大的石片是不可能用手拿着打制得的(下划线乃引者所加，下同)。这种石片具有下列特征：

    1)台面常大而平。台面倾斜，石片角为90°至170°。在台面上常可见到打击点，有一个或几个环形裂纹(最初的打击泡缺失)。因为再次拿起手中的石块时，摩擦到石砧，所以，有时台面上产生细小的鳞状疤痕，因而边缘上也会造成一种假的修整痕迹。

    2)打击泡常很大，有时产生相邻的两个打击泡，每个打击泡具有一个大而清楚的锥体。

    3)破裂面有时具强烈的波纹。

    法国和英国发现的克拉克当文化期的石片恰恰具有上述特征。因此，我们设想克拉克当文化期的石片也是用这种方法制得的。[13-14]

    从上述这段引文中可以看出，这一早年进行的实验有一个先决条件，认为“这么大的石片是不可能用手拿着打制的”。尽管文章没有说明打下的石片到底有多么大，但这一条件成了实验的前提。裴的论文中同时还介绍了使用硬岩石的手锤打制石片的方法：“手锤打制法的操作技术很简单。打制者右手拿一块石头作为石锤，左手拿着被加工的石头，快速打击，石片便会剥落下来。用这种方法打出的石片多薄而宽……”[15]。可见，当时对锤击法打制石片的认识和实验，仅仅是用左右两手各拿石核和石锤进行打片，一只手当然不可能拿起太大的石核，也就打不下太大的石片。

    1958年《丁村报告》研究过程中也做了相应的实验，而且上述这种认识仍然被作为实验的先决条件。

在地上放一大块角页岩的原料，用另外一块也相当大的角页岩,用双手举起,用力向地上的石块摔砸，连续地摔砸，可以由地上的石料打下很大的石片；厚，宽大于长，石片角大于110°,打击点大而不集中于一小点，半锥体大而常双生。[16]

    这段文字是对摔砸法打制石片方法及其特征的描述，有学者指出：摔砸法实际上就是锤击法[17]，也就是笔者本次实验中所称的双手锤击法。然而，当时对锤击法的认识仅仅是一手拿石锤一手拿石核进行打片。这种双手举锤的打击方法被称之为摔砸法。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被称为摔砸法打片的特征描述与碰砧法打制的石片特征相差无几，并且被作为丁村石片的两种主要打片方法(摔砸法和碰砧法)一同写进了《丁村报告》中。但不知是何原因从1965年起，上述特征仅仅被作为碰砧石片的特征和定义予以描述和传播，而摔砸法从此不见诸于许多文献中[18-22]。

    丁村碰砧石片的实验研究，实际上是裴文中1936年打制实验的翻版或继续。

另外，我们也用了碰砧法，就是用一块石料作石砧放在地上，另在双手中拿着另一块石料,连续在石砧上碰击,主要是利用石料重量的下坠力量，再加双手下堆的力量，这样可以从手中拿着的石料上，碰下大石片来；这样碰下来的的石片和丁村的石片也大致相同，台面斜偏，石片角大于110°，半锥体常双生。这后边的方法，在欧洲也有许多人应用打制火石的石片，结果同西欧克拉克当文化期的石片相似。[23]

    1958年也做了锤击法打片的实验。

除了上述的方法以外，丁村的石片中，也有一定的数量，是用石锤直接打制而成的。方法很简单普通，就是选择一个适当的石核，用另外一个石锤在石核上打击。这样打下的石片，多半长大于宽，石片角约在90°左右打击点集中，半锥体较小，例如……。[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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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文中等结合实验对比的方法，开创了我国研究石片打制方法的途径。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打片方法的实验研究成了我国旧石器考古报告中研究的重点。如在《吅印贰ⅰ段骱疃取返缺ǜ嬷卸加煤艽蟮钠凼鍪拇蛑品椒ê图虻サ氖笛槎员[25-26]。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富林文化》中仍然应用这种方法[27]。这一时期，在我国的旧石器时代考古报告中，以打制方法对石片进行分类成为一种时尚，直到90年代以后这种分类才逐步被放弃。虽然如此，关于石片打制方法的研究进展却十分缓慢。其根本原因是，对石片打制方法的认识并不基于充分而准确的实验研究，大多数是靠简单实验和常识性的认识断定的。

    以张森水对石片打制方法的介绍为例：

锤击法：其具体生产方法有二：其一，是左手握被打的石块，右手执锤……其二，被打的石块太大，不宜握在手中，将其置于地上，用石锤敲击，亦能打下石片来……锤击石片由其生产方法决定其一系列特点。由于石核一瞬间受力，打击力多集中于一点，因之，会出现集中的打击点和较凸的半锥体；由于打击时，石核和石锤之间的作用基本垂直，因此，其石片角接近或稍超过直角，一般在100°左右；人手握石锤不可能太大，因之,打击力有一定限制，所以在打片时，需要使打击点落在石核的近缘，太靠近石核中心部，阻力大，不易打下石片，太厚的石片，再加工也无益，因之，其结果必然是其台面比较小，石片的面积也不会太大，常见的长度为30─ 50毫米。

碰砧法：……用这种方法生产的石片也有其自身的特点：由于在被打石块向石砧撞击时，角度是倾斜的，石核与石砧的接触面要大一些（太小了，只能碰下碎渣），另外两者接触不像前一种方法是点接触，而是面接触，就产生横向的碰击力大于纵向的情况，其结果是：石片具有台面大，石片角也大，一般在120°以上，打击点散漫，半锥体稍凸,石片常常是宽大于长等特点。由于碰砧的力相当大，所产生的石片多比较大而厚，长度常常超过80毫米。[28]

    看来早年的石片打制实验和对石片的认识至少存在三个问题。一是实验具有先决条件，认为用锤击法难以打下大石片，必须采取投击、摔砸和碰砧方法才能打下大的石片；认为锤击石片“常见的长度为30～50毫米。”。二是实验不够充分，仅以能够打下石片为实验的终点，没有考虑打制技术的成熟性，没有进行充分而系统的实验，实验结果往往是以简单实验和常识性的认识来断定。三是认为不同的打击方法打下的石片应该有不同的破裂特征，进而极力寻找不同打制方法形成的石片特征之差别，并将这些有前提条件的观察到的结果 “放大”，总结为不同打片方法形成的石片破裂特征进行区别。

    实际上，用石头打石头的直接打片的方法很有限。我们已经发现或总结出的直接打片方法有：锤击法（包括摔砸法）、碰砧法、投击法、砸击法和锐棱打击法等等。其中有一些方法的确是原始人使用过的，另有一些可能是现代研究者的发明创造。下面的论述将进一步证明，在这些方法中，除砸击法和锐棱打击法打下的石片较为特殊外，其它打击方法产生的石片的破裂特征区别并不明显。

    石片的打制是一种原始技术。原始人是每天都在打制石片，其石片打制技术相当纯熟。而我们的实验者有的或许是第一次拿起石锤打制石器(包括笔者的本次实验在内)。因此，不能靠“三拳两脚”的实验来进行验证和得出结论。必须是在熟练掌握打片技术的基础上进行系统的对比实验，必须根据遗址中出现的现象进行有针对性的实验，而且必须有相当数量的实验数据，排除以简单实验带来的个别特征代替整体特征的现象出现。另外，实验必须与考古遗存进行必要的对比，得出的结论才能够比较客观的反映遗址中出现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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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碰砧法打片实验及其讨论

    我国的石器打制实验研究的现状，可以说基本上处于最初的各自摸索的阶段。正如本文前面讲到的那样，实验带有很大的主观色彩，缺乏有针对性的与考古遗址紧密相关的系统实验。与国外的实验研究相比，既没有专门进行打制实验的田野学校，也没有这方面的专家。裴文中先生早年的论文[29]一直被国内学者奉为经典，这篇文章在当时确实是国际上的一流文章，也是当时实验研究的最高水平。但是60年过去了，国际上一批从事石器打制实验的专家，既是实验研究的高手，又是著名的旧石器考古学专家，他们把实验研究发展成旧石器考古的一个分支。一批这方面的专著问诸于世，如：An Introduction to Flint working(by D.E.Crobtree,1972)、Simulations in Archaeology(by Jeremy A.Sabloff,1982)、Flint knapping Making & Understanding Stone Tools(J.C.Whittaker,1994)等，但我国在这方面的连一本也没有介绍进来。近十几年来，我国的旧石器考古实验研究呈上升趋势，从事实验研究的人员大多数是青年人。当真他们正走上旧石器考古工作岗位之后，就无暇顾及实验研究了。从“实验报告”的内容来看，多数与考古材料结合的不紧密，对解决学术问题不能产生很大的作用，不能引起学术界的普遍重视。

    实验必须为验证考古发现中的现象而实验，必须与考古发现紧密结合。裴文中、贾兰坡1958年《丁村报告》中的实验也是如此，首先解决丁村遗址中大石片的打制问题。尽管在实验和观察上存在一些问题，但切入点一针见血。如前所述，1958年《丁村报告》的石片打制实验仅仅局限于打击特征的观察，而且仅仅是以有限数量的实验石片的特征为依据（一定要有相当数量的实验数据才具有统计学意义），因而出现了一定的纰漏。

    1991年3月15日～4月20日，笔者在丁村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打制实验。本次实验的目的和设计有以下三个方面：（1）解决多年来丁村石片的打制方法及其特征的认定问题，即丁村遗址中是否存在碰砧法打制的石片；（2）确认丁村遗址中的目的石片和一般石片，主要是大石片的打制方法。因为，大石片在丁村遗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们是丁村人专门打制的用于加工修制象三棱大尖状器、斧状器、砍斫器等大型工具的目的石片。这类石片最大径(石片的长或宽)一般都超过10厘米以上。（3）根据丁村遗址群的考古现象，针对丁村遗址群的河流埋藏特征和石制品特征有控制地进行的打制实验，进而与丁村遗址中石片进行考古学对比，分析遗址群中各地点之间的差异以及河流搬运埋藏所造成的影响。

    本文涉及的仅仅是以上三个问题作的第一个问题——即丁村石片的打制方法及其特征的认定，以及丁村遗址中是否存在碰砧法打制的石片？后两个问题将另文讨论。

    【原料】本次实验所用的石料均采集自丁村以东的沙女沟、红土寨沟的角页岩砾石，其岩性与丁村遗址中的完全一致。

    【方法】本次打片实验采用碰砧法和锤击法两种。

    碰砧法打片实验的方法与裴文中等人的实验描述的一样：用双手举起一个石核，砸向地上的石砧，从而产生石片。

    锤击法打片实验，有双手锤击法和单手锤击法两种方法之区别。

    双手锤击法：是把“石核”固定在地上，两脚站于石核两侧并略高于石核,弯腰，双手执锤，从上向下进行打击。由于我们的实验是以打制大石片为目的，石料选择的都比较大（在20多公斤）。所以每一个“石核”最开始的几个石片都是把“石核”放在地上，双手执锤进行打制的——我们称之为双手锤击法。当打到一定程度，石核的体积变小无法放在地上打击时，便采用坐姿将石核放在腿上，单手执锤进行打片。

    单手锤击法：象一般教科书上所描述的那样一手拿着石核，一手执锤打击石片，但是笔者在本次实验中只是在石核较小和修理石器时，使用这种方法，对于较大一些的石核一般采用膝垫法，即将石核放在腿上，左手固定石核，右手执锤进行打片。

    【结果】1994年笔者曾对这次实验的结果进行了简单总结：“第一，与丁村石片特征相似的石片均可由锤击法产生；其二，用碰砧法产生的石片与锤击石片较难区分；其三，用于碰砧的石核不能太厚，而且必须有足够的长度打片者才能用手握住石核进行碰击。由于这些条件的制约，碰砧石核只能选一些扁长砾石或大石片，从一端连续地或交互地往下碰击。当石核打到一定程度时就无法再进行碰击了。然而，这样的剩余核体在丁村遗址中很少见。”[30]

    在此我们进一步对以上三点展开进行必要的论证。

    第一点，与丁村石片特征相似的石片均可由锤击法产生，学术界也基本上形成共识[31-36]。笔者在本次实验中使用锤击法打制的近千件石片。并且证明1958年确定的石片厚大、宽大于长、大台面角、半锥体双生等所谓碰砧石片的特征均可由锤击法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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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我们用《石片形制探究》[37]一文的研究方法进行判断，除砸击石片以外，石片的长宽、厚薄、大小与石核的大小形状及打击点选择的位置相关。

    ⑴ 在石核和打击力足够大的情况下，打击点越靠近石核台面边缘产生的石片越薄、越小，相反越靠近台面的中心打下的石片就越厚、越大。

    ⑵石片的形状则取决于石核剥片面上棱脊的状态。一般地说，剥片面上棱脊如果是纵向的，打下的石片就是纵背脊石片，即长石片（长大于宽），剥片面上棱脊如果是横向的，打下的石片就是横背脊石片，即宽石片（宽大于长）。因此，石片的大小、形状只与石核的大小以及石片的背脊有关，与石片的打击方法无关。

    ⑶ 对于“石片角大于110°,半锥体常双生”，我们在《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群调查发掘简报》中作了较为详细论述：“以石片角大于110 °论定丁村石片多为碰砧法产生，恐怕是一个历史的误解。丁村遗址是我国解放后在周口店以外地区发掘的第一个大型遗址，从周口店到丁村，从脉石英砸击石片到角页岩大石片，面貌完全不同。因而，石片角多大于110°被总结为丁村石片的一大特点也是很自然的。现在看来,石片角多大于110°既不是丁村石片的独有特点，也不是碰砧石片的独有特点，而是除两极石片之外的普遍规律。”我们认为，“丁村遗址中的石片基本上是以锤击法产生的。半锥体双生的特点并不常见,其出现频率约2% 左右。我们在用锤击法做打片实验时常常会在一次打击未果的情况下再次打击，这样打下的石片有时便可产生半锥体双生的特点。”[38]

    第二点，关于碰砧石片与锤击石片的区别。过去认为碰砧石片以石片厚大、宽大于长、大台面角、半锥体双生等为特征。通过上述论述不难看出这些特征不仅仅是碰砧石片的特征，也是锤击石片的特征。

    我们用碰砧法进行的打制实验发现二者在破裂特征大多数是一致的，单单从石片上很难判断和区分碰砧石片和锤击石片。李莉和沈辰、王社江的实验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因此，笔者没有必要再做重复劳动。在下面还将详细介绍他们的实验研究及其对碰砧石片特征的认定。

    因此，碰砧法打片只能依靠碰砧石核的存在与否来证实？

    第三点，关于碰砧石核的讨论。由于碰砧法是以石核为动力体——即人举着石核进行打片，存在着许多意想不到困难和弊端。而且在石核的选择上有许多制约的条件。

    ⑴ 碰砧法对石核的要求也比较苛刻，石核不能太大、太厚，还必须有足够的长度，但是又不能太小。如李莉所说：“如果选择比较小的石核手把握不稳，或者操作时容易把手碰伤。相反，如果石核太大，太厚，难以有足够的碰撞力使石片从上面分离开来”[39]。因此，选用的石核只能选一些扁长砾石或板状岩块，从一端连续地或交互地往下碰击。当石核打到一定程度时，就无法再进行碰击了。

    ⑵ 由于碰砧法是手持石核进行打片。打片者无法准确地判断打击点的位置或落点，因此，在撞击石砧时只能是撞到那里算能那里，与锤击法打片相比存在着严重的弊端。另外，碰砧法是一种比较危险的打片方法。由于碰砧打击形成的石片是向上蹦起的，在石片下落时容易伤人。

    ⑶ 碰砧法打片剩余的核体也较为特殊。一般来说剩余的石核较大，一端保留有较多的石皮面，相对的一端有一个较锐的缘，很像单面加工或两面交互加工形成的粗加工的砍砸器，但比砍砸器要大得多。丁村遗址的石制品中没有见到类似的石核。因此，我们认为丁村遗址中，基本不存在碰砧法打片的可能。但是，这里还需考虑到考古学的可见度问题，或许我们目前还没有发现这样的石核；或许原始人将这类石核加工成石核石器；或是在打制石片的过程中改用锤击法继续打片，使这样的石核不复存在了。这也就是我们在过去的研究中没有完全把门关死（否定碰砧法存在之可能性）的真正原因。

    ⑷ 我们尝试用石片作为石核进行打片实验。这种方法较手持砾石石核进行碰砧打片更为容易，由于石片的厚度的制约，打下的石片也较砾石石核者要小。以石片作为碰砧石核进行打片，这种方法应该被叫做为石器的修理或二次加工，即使用碰砧法进行石器加工。那么，在丁村遗址的石器加工中是否用到了碰砧技术？这是一个难题——因为我们仍然无法判定哪些石片是使用碰砧技术进行修理打下来的。实验证明使用碰砧法修理石器虽然可行，但仍存在许多困难和弊端，加工者无法准确地判断打击点的位置或落点是其最大的障碍。

    总之，由于无法从考古遗存中识别哪些是碰砧石片，原始人是否真正使用过碰砧法成为了一个悬案。而碰砧石片特征的认定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之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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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碰砧石片特征的认定——有关实验的评述

    如前所述，过去认定的碰砧石片的特征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石片的形状特征，如石片厚大、常常是宽大于长、台面大等特点；我们认为石片的形状特征——长宽、厚薄、大小、形状与石核的大小、形状、剥片面棱脊（石片的背脊）的形状以及打击点选择的位置有关，与石片的打击方法无关。另一类是碰砧石片的破裂特征，如：大台面角、打击点散漫，半锥体稍凸且双生, 破裂面有时具强烈的波纹等。然而，石片的破裂特征与岩石的力学性质、岩石的破裂机理相关，与打片方法并无太大的关系。除砸击法以外的直接打击法打出的石片具有完全相同的破裂特征。

    事实上，打击力的入射角度对石片的破裂及破裂面的形成影响最大。在我们已知的几种直接打击的打片方法中，锤击法、投击法、摔砸法、碰砧法等，打击力与台面都有一个夹角（入射角度与台面的夹角均小于90°），石片破裂时的状态均为赫兹发生或折断发生（Hertzian Initiation or Bending Initiation）。赫兹发生和折断发生打下的石片，就是我们常见到普通石片。其中赫兹发生最为常见——即通常所指的具有半锥体、打击泡的石片。折断发生的石片半锥体、打击泡不明显，石片角（台面与破裂面之夹角）及其它破裂特征与赫兹发生产生的石片都基本一致。砸击石片和部分锐棱打击法产生的石片的破裂面及其破裂特征与普通石片不同，破裂面上没有半锥体和打击泡。由于打击力垂直于台面，加上石砧的反作用力的作用，使得破裂面呈现出与其它打片方法不同的特征。这种打击力的垂直于台面入射（角度为90°）的打击方法，石片破裂时的状态为楔裂发生（Wedging Initiation）。[40]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除砸击法和锐棱打击法外，锤击法、碰砧法等大多数打片方法的破裂机理是一致的。因此，它们破裂特征上基本相同也就不难理解。

    那么，是什么导致了这场将近80年的误解呢？我们回顾认为有两个原因。其一，对石片的破裂机理不了解，仅仅根据简单的实验得出结论；其二，对实验有一个前提条件，认为不同的打片方法打下的石片大小不同，而且它们的破裂特征也存在明显的差异。而这个前提条件，很可能是因为周口店发现的大量砸击法打制的石片与习见的锤击石片不同的原故。实际上，楔裂发生与赫兹发生才是导致砸击石片与锤击石片破裂特征不同的真正原因。

    李莉和沈辰等人的实验都认为，碰砧法与锤击法打制的石片在特征上没有大的区别。但是得出的结论确是两个完全相反的结论。因此有必要对他们的实验结果做简单的介绍。

    李莉的实验认为：1）使用锤击和碰砧两种打片方法所产生的石片，在形状、尺寸、大小、特征等方面有一定的差别，但它们之间的差别不像传统观点所说的那样大。2）同一种原料，采用不同的打片方法，在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可以产生特征相同或相似的石片。[41]。这一结论虽然没有否定碰砧石片存在的可能性，但至少说明碰砧石片和锤击石片具有相同的破裂特征。李炎贤根据这一实验对碰砧法和锤击法打片的各项特征也做了详细的对比，强调“碰砧法打下的石片大多数是天然台面。” 他认为根据台面的性质的综合统计分析可以大体上判断碰砧石片的存在与否。丁村石片大多数不具备碰砧法打制的特征，即使有少数标本并不排除碰砧法生产的可能，但从总体判断，“丁村的大部分的石片，是用摔砸碰砧法制作的。”  [42-43]这样的结论实难于苟同。

    相比之下，沈辰、王社江的实验过程更加充分，他们选择了石片的最大长、最大宽、最大厚、中间宽、中间厚、台面宽、台面厚和台面角等8个变量，对碰砧石片和锤击石片进行测量、比较、分析，认为两类石片在这些变量上没有明显区别，也就是说，过去所说的碰砧石片的破裂特征，不能有效地将碰砧石片与锤击石片区别开来。同时得出结论：1）碰砧法是一种可行的能够有效地产生石片的打片方法，而且能够产生指定的大、小两个类型的实验品具有同样的效率，甚至产生小石片比生产大石片更容易些；2）我们的那些技术娴熟的祖先必定掌握和使用了这种技术[44]。

    我们同意沈和王的第一个结论，碰砧法能够产生石片。从1936年裴文中的实验研究，到以后的所有实验都得到了证实。此外，碰砧法在大小两类石片上具有同样的效率，甚至生产小石片更容易。这一论点在过去的实验研究中似未被提及。首先，这是早年实验观念的具体体现——认为锤击法只能双手各执石錘与石核进行打片，因而打下的石片较小，大石片必须用碰砧和摔砸的方法产生。其次，过去对石片大小的概念以及打制方法之间的关系是有前提条件的和凭借初步实验得来的。碰砧法打片实验仅仅以能够打下石片为终点，没有进行充分而系统的实验。如果当时的实验再深入一些，就不会得出同样的结论。其实，能够产生大石片，就一定可以产生小石片，而且碰砧法打制小石片要比打制大石片更容易。

    但是，对于沈和王的第二个结论，笔者不能同意。实验证明碰砧法能够有效地产生石片不等于原始人就必定掌握和使用这种技术。退一步讲，即便原始人真的使用了这种技术，我们也无法有效地从考古遗存在将它们识别出来。碰砧法打片的实验也就失去了它的本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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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辰、王社江的实验研究还指出，碰砧石片的石皮很频繁地出现于近端和远端，也就是石片的打击台面和尾端[45]。李炎贤最近在两篇文章中反复强调“碰砧法打下的石片大多数是天然台面。”[46-47]但是，这仅仅是碰砧法打片的一种情况，即以砾石为碰砧石核，并始终以该砾石的一个面为台面的情况下进行碰砧打击。如果不以砾石面为石核台面，而是以破裂面（包括片疤面）为台面，情况就复杂得多。笔者在碰砧实验中，反复翻转石核，并以前一次打片的片疤为台面进行碰砧，也可以打下石片来。打下的石片就各种台面都有可能出现。况且石片近端和远端带有石皮的现象，在锤击石片中也同样存在。与碰砧实验得出的其它特征一样，在考古遗存中并不能明确有效地进行识别和区分。

    我们必须明确地认识到，实验与考古遗存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因为，实验是一个封闭系统，实验是专门针对某一类型（如碰砧石片）而设定的。如果愿意，我们可以把所有获得的实验品逐个逐项地进行分析，得到想要的种种特征和数据。但是，如果找不到有特殊意义的识别特征（就像砸击石片那样），这些专门收集来的特征和数据只能证明实验本身。

    考古遗存是一个开放系统，它的组成要复杂得多。就拿打制石片来说，原始人不会专门在一个地方用碰砧法，在另一个地方用锤击法。他们的行为完全是随机的。如果他们在同一个地方既用锤击法又用碰砧法打片，而这两类石片的特征的区别又不十分明显，就给考古学家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更为恼火的是，原始人以整个活动区域为“实验室”，或许40－50平方公里，甚至更大。所以，我们的发掘面积再大，也仅仅是一个局部。加之遗址在埋藏过程中，受到人类和动物活动的影响，受到水流搬运动影响。在发掘探方中，有原来留存于此地的（或许有一部分搬运出去的），也有从其它地方搬运进来的。要从这样一个开放的、杂乱无章，而又极不完整的考古遗存中区分出哪些是碰砧法打制的石片，哪些是锤击法打制的石片，几乎是不可能的。

    记得有一幅法国漫画，一对莫斯特时期的夫妇正在制作石器，妻子突然拿起扫帚胡乱哗啦一气，说道：“我们给未来的考古学家制造点麻烦吧！” 这个漫画的确好笑。原始人虽然不可能和我们开这样的玩笑，但是，他们也不会给我们准备一个不受任何干扰的遗址。原始人的活动以及埋藏过程中，其它动物的活动和地质作用都会给我们的分析造成很大的麻烦。因此，我们必须从原始人的角度出发，必须把我们的考古发现和材料放回到当时那种自然环境和历史条件下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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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结  论

    碰砧法实验研究在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发展历程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它开创了我国旧石器考古实验研究的先河，使得人门对远古人类打制石片的方法和技术有了比较深刻的理解，同时也促进了我们对石片打制技术的研究不断深入。在此有必要对碰砧实验研究中几个相关问题进行总结。

    1）碰砧石片作为我国学者分析旧石器时代考古遗存的一个重要因素，一直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即使是在欧美学者重新审视碰砧石片和克拉克当技术，并且早已退出“碰砧法打片”的讨论和应用许多年之后，仍然是我国学者重点讨论的一个问题。正如沈辰等人所指出的那样：“F. Bordes通过他有影响的锤击实验，否定了步日耶关于在克拉克当和阿布维利工业中使用碰砧技术的观点之后，受裴文中研究的影响，中国的考古学家根据裴文中、步日耶的标准一直在试图确认三种主要打片技术（锤击法、两极法、碰砧法）和石片的存在。”[48] 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术界提出了一系列否定丁村碰砧法打片的看法，但在一些文章和著作中仍然强调“碰砧法打片作为丁村石片主要打制方法”这一早年的观点。这种学术研究的惯性思维和习惯思维，一方面是由中国特殊的文化背景形成的；另一方面也是对石片的破裂机理不了解的表现。

    2）从石片的破裂机理看，除碰砧法之外，如锤击法、投击法、摔砸法、碰砧法等直接打击法中，打击力的入射角度与台面的夹角均小于90°，石片破裂的发生均为赫兹发生或折断发生。所以，锤击法、碰砧法等打片方法的破裂特征基本相同。

    3）由于在石片打制特征上，碰砧法与锤击法打制的石片很难进行有效的区分。在考古遗存中也无法识别。因此，碰砧法对于考古遗存的分析没有太大的意义。如果从反证的角度看，碰砧法的实验研究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它证明了碰砧法与锤击法打下的石片具有同样的特征。

    4）1958年实验所指的摔砸法就是锤击法的一种（双手锤击法），所以，丁村的厚大石片主要是用锤击法打制的在1958年就已经被证明了，只不过当时不认为是锤击法，而叫做摔砸法。碰砧法仅仅被作为摔砸法的一个补充一同写进了《丁村报告》中。从1965年起摔砸法也不见诸于许多文献中，碰砧石片作为丁村石片的主要打片方法被确定下来。这应当是一个误解。

    5）过去对碰砧法打片的实验及其特征的认定，存在一个先决条件；认为用锤击法难以打下大石片，必须采取投击、摔砸和碰砧方法才能打下大的石片，并极力寻找不同打制方法形成的石片特征之差别，是导致碰砧法打片实验研究反复进行的一个主要原因。

    7）通过实验分析和考古材料的对比，碰砧法和锤击法打片的各项特征均表现出较为一致的性质。丁村的厚大石片均可由锤击法产生。而且在丁村遗址中找不出明确的碰砧石核。所以我们认为：丁村遗址中不存在碰砧技术。

8）实验考古的结论必须是可以被反复证明的，必须与考古标本进行对比分析，并且与考古遗存中的现象吻合。碰砧法实验研究经过80年坎坎坷坷的风雨历程，得到的是一个有悖于当初设想的结论。这虽然多少有些伤感，但是对于我们探索石片打制方法，认识石片的破裂机理，解决旧石器考古学中的理论问题，乃至今后的实验研究方向都是一笔不小的财富。

（原载：《桃李成溪——庆祝安志敏先生八十寿辰》，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出版，2003年，第22－30页。）

青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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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裴文中、贾兰坡，1958。《山西襄汾县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所甲种专刊第二号。北京: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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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刘源，1988。《丁村石制品再观察》，《人类学学报》7卷4期：306—313。

[4] 邱中郎，1989。《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中国远古人类》（吴汝康等主编），北京：科学出版社，195－219。

[5]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编，1994。《山西考古四十年》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第14－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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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同[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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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李炎贤，1996年。《关于碰砧法在旧石器时代技术中的意义》，《长江中游史前文化暨第二届亚洲文明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长沙：岳麓书社，1996，48－54。

[11] 李炎贤，1997。《关于丁村文化的几个问题》，《演化的实证——纪念杨钟健教授百年诞辰论文集》（童永生等编）。

[12] 同[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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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飞

[14] 裴文中，1987。《裴文中史前考古学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

[15] 同[17]

[16] 同[1]

[17] 同[9]

[18] 裴文中，1965。《中国の旧石器时代——附中石器时代》，《先土器时代》，杉原庄介编著。324－350,[in Japanese]

[19] 裴文中，1980。《中国石器时代》（第三版）北京：青年出版社。

[20] 邱中郎、李炎贤,1978。《二十六年来的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古人类论文集》（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编）北京：科学出版社，4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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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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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贾兰坡、王建，1978。《西侯度——山西更新世早期古文化遗址》。北京：文物出版社。

[27] 张森水,1977。《富林文化》，《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5(1)。

[28] 同[22]

[29] 同[13]

[30] 同[5]

[31] 同[7]

[32] 张森水，1993。丁村54∶100地点石制品研究。《人类学学报》，12(3)：195—123。

[33] 张森水，1994。丁村54∶90地点石制品研究。《人类学学报》，13(3)：209—222。

[34] 同[9]

[35] 同[10]

[36] 同[11]

[37] 王建、王益人，1988。《石片形制探究》，《考古与文物》（3）：12－30。

[38] 同[6]

[39] 同[7]

[40] 科特雷尔、坎明加著，陈淳、王益人译，1993。《石片之形成》，《文物季刊》，（3）：80－98。

[41] 同[7]

[42] 同[9]

[43] 同[10]

[44]  Shen Chen and Wang Shejiang，1999.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Anvil-chipping Technique: Experiments and Evaluations. In Lithic Technology.vol.25.no.2,81-100.

[45] 同[44]

[46] 同[9]

[47] 同[10]

[48] 同[44]




原文地址：碰砧石片及其实验研究之评述作者：wyr081

偶是火星人

好帖子，顶！感谢分享，学习欣赏！

专业农夫

学习了。

阳光

好帖，学习

赵哥

偶是火星人 发表于 2011-10-3 18:30
好帖子，顶！感谢分享，学习欣赏！

兄有兴趣试试身手么？亲手实践一番怎样？

偶是火星人

赵哥 发表于 2012-8-12 05:57
兄有兴趣试试身手么？亲手实践一番怎样？

我做不动了！希望看到赵哥精彩杰作！

席北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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