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问题

龙山湖人

第十章 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问题
第一节 文明时代与文明起源

　　一、文明与文明时代

　　在以往的学术研究和讨论中，人们赋予了“文明”一词种种含义，并设定了各种不同的文明要素和标准。如把工具和用火、艺术起源、埋葬习俗等作为文明要素，认为有了人就有了人类文明，每个时代都有各自的文明（１）。或者把人工制火和图腾崇拜视为文明要素，认为人工制火即是人类文明的起点，而图腾崇拜则是文明形成的标志，原始文明是没有对抗的低等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雏形（２）。这些观点和认识似乎都无可厚非，但通常作为文明时代，则是有其特定意义的。

　　文明时代是相对于野蛮时代而言的，如同历史时代之与史前时代。即一般所谓文明的起源与形成，实际就是探讨人类是如何由野蛮时代迈向文明时代，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哪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标志性特征。从社会制度包括政治组织结构方面来说，则是探讨人类如何由氏族社会发展演变为阶级和国家社会的。即如恩格斯所言：“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３）。所以，通常所谓的文明或文明起源，并非其他意义上的文明，而是文明时代之所指。

　　二、文明要素与文明起源

　　关于文明要素亦即文明集合体的构成要素，既就是限定在文明时代方面，也存在着一些不同的认识和理解。不过，归纳起来则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考古发现中可以直接或间接观察到的物化形态要素，另一就是隐含在物化形态要素背后的社会形态要素。人们在确定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时，要么以物化形态要素为线索或标准，要么以社会形态要素为线索或标准，或者把两者结合起来（４）。物化形态要素如文字、城市、青铜器、复杂的礼仪中心等，其中有的也隐含着社会形态因素，特别是城市。社会形态要素如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组织等，基本都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但却常以某种程度的物化形式表现出来。无论是以物化形态要素还是以社会形态要素为标准，似乎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如在缺乏文字资料或文献记载极为贫乏的情况下，对私有制、阶级和国家起源与形成问题的探讨也需以分析物质遗存为基础。虽说以物化特征为标准往往容易造成淡化理论分析的倾向，却也不能否定物质遗存特征与人类文化及社会进步之间的内在联系。

　　1 ．物化形态要素

　　关于文明起源的物化形态要素，学术界基本形成了较为一致的意见，在城市、文字、青铜器（冶金术）的基础上，礼制及礼仪性建筑也被纳入文明起源要素之列（５）。不过，礼制的物化形态是礼器及礼仪性建筑等，所以作为物化形态要素当是指礼器与礼仪性建筑等物质遗存。这些物化形态要素可以视为文明要素研究的第一个层次，是低层次的同时也是最基本的研究过程。虽然文明起源与形成在世界各地存在着不同的特点，物化形态要素表现得不尽一致，但就中国的具体情况而言，上述要素都是适用的，无需赘言。当然，诚如学者指出，文明要素的起源与发展并不等于文明时代的形成，唯有诸多要素的同时存在才可能形成文明社会（６）。也就是说文明要素本身都存在着发生发展的过程，并不是某些要素的出现就标志着文明时代的形成。而且，这些要素的起源时间不尽一致，有早有晚，不能一概而论。

　　2．社会形态要素

　　文明起源的社会形态要素包括私有制、阶级和国家，是文明起源要素研究的第二个层次，属较高层次的研究内容。而对社会形态要素的把握，又必须建立在详细而全面考察物化形态要素发生发展的基础之上，亦即要以第一个层次的研究为基础。社会形态要素的发生发展过程直接制约和影响着物化形态要素的发生发展，反过来，物化形态要素的发生发展过程也一定程度地反映着社会形态要素的发生发展水平。私有制可能是在社会物质产品日益丰富过程中私有观念不断膨胀和发展的结果。带有地缘因素的阶级则应是在氏族社会内部阶层分化的基础上逐渐出现的，并随着社会发展促使等级分化更为复杂，而贵族阶级的等级分化常常以礼制形式来规定和体现，至少古代中国当是如此。国家作为一种社会组织管理形式，在古代中国是以氏族社会组织为基础发展演变而来，既不同于氏族社会的组织形式，同时又保留着浓厚的氏族制度因素。不难看出，文明起源的社会形态要素中包含着较多的不确定因素，往往难以把握。如私有观念与私有制、血缘阶层与地缘阶级、氏族组织与氏族制度因素浓厚的早期国家组织，也包括所谓酋邦组织等等。所以，如果不把社会形态要素建立在物化形态要素的基础之上，往往也会造成对物质遗存泛泛而论甚至忽视物质遗存分析的学术现象，有关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的研究也很难深入进行下去。因此，在探讨文明起源问题时，需要把物化形态要素与社会形态要素有机地结合起来，既要克服以物化形态要素为标准而缺乏理论研究的资料罗列现象，同时也要避免重视理论研究而忽视或淡化物质遗存分析的学术倾向。

　　3 ．两种要素的逻辑关系

　　在物化形态与社会形态要素的关系中，物化形态要素是社会形态要素发生发展所导致的结果及物质表现形式，而不是原因。即文明要素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社会形态要素是第一位的，是导致物化形态要素出现的原因。我们之所以把物化形态要素视为第一个研究层次，完全是因为在考古发现和研究中首先能够看到的是物化形态要素，却无法直接观察到社会形态要素的存在与发展程度，但这丝毫不能颠倒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从考古学的角度来讲，两种要素之间的差异主要在于层次或因果关系方面。考古学研究首先是从物质遗存开始的，所以，物化形态要素往往被置于第一位，而社会形态要素常常被置于第二位。客观上，这种认识方法并没有违背考古学研究的程序，也符合由客观事实到理论分析的逻辑关系，因而也就不存在什么严重失误。只是在研究中需要克服忽视和淡化社会形态因素的现象，以及避免在第一层次向第二层次转化过程中的简单化倾向。最佳的方式应是把这些物化特征与社会发展变化的内在联系有机地结合起来，因为忽视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有可能限制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所以近年来，物化形态要素与社会形态要素严重脱离的现象已经得到较大程度地克服，呈现出把两者紧密结合起来的学术倾向（７）。不过，根据考古学研究的对象和特点，似乎还是把文明要素区分为两个层次较为清楚，更有利于研究，尤其便于把握物化形态要素与社会形态要素的内在联系（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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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文明形成的标准问题

　　文明要素的起源与发展并不等于文明的形成，而文明的形成或者说文明时代的基础和实质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国家又是文明社会的高度概括。从这个意义上说，文明形成的标准应当是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出现与存在。而文明起源的物化形态要素及其集合体可以视为文明起源与形成的重要线索和物质表现，但却不是文明的核心和实质。如果把社会形态要素引发的结果和低层次的基础研究内容作为文明形成的标准，势必会影响对社会形态要素与物化形态要素内在联系以及社会形态要素发展水平的深入考察，同时也有违由客观事实到理论研究的逻辑关系。因而，物化形态要素似乎不宜作为文明起源与形成的标准，而只能是文明起源与形成的重要标志或指示器。

　　如此以来，文明起源的社会形态要素表面上似乎就与文明形成的标准完全一致，其实不然。作为文明起源的社会形态要素，主要是指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起源与形成过程，而文明形成的标准则主要是指私有制、阶级和国家这些社会形态要素是否已经发展到一定高度并引发了质的变化，即私有制、阶级和国家是否已经形成，或者说社会制度及其组织结构是否已经较大程度地摆脱了氏族血缘关系的束缚。理论上，过程与结果的区别应当是存在的。所以，把所有制、阶级和国家的诞生而不是其孕育过程作为文明形成的标准，似乎比较合理。第二节 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形成问题

　　中国古代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一直受到人们的极大关注。在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的基础上，尤其是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以来史前城址的不断发现，从而掀起了探讨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学术热潮，并不断取得新的研究进展与成就，促使人们重新审视中国古代文明。

　　一、从信古、疑古到考古

　　“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逐渐开始把人们的思想从封建文化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一些学者提出要以科学的态度整理“国故”。其中以顾颉刚、胡适、钱玄同等人为代表，在学术界掀起了一场疑古辨伪的思想运动，对历史学和考古学等学科的发展都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中国学者历来都以拥有悠久的民族历史和灿烂的古代文明而自豪。司马迁的历史巨著《史记》是从“五帝本纪”开始的，而五帝中的第一位人物就是黄帝。尽管司马迁对五帝的历史将信将疑，但毕竟没有轻易束之高阁，而是作为历史的开端。后来，人们也就普遍相信黄帝是所谓人文始祖，中国的历史文明就应该从黄帝之时算起。这种认识非常符合孔子“信而好古”的精神，故谓之信古。历史上，虽然也有少数学者产生过质疑，却没有形成太大的影响，信古思潮一直占据主流地位。至于中国文明究竟发端于何时，在世界文明史上又占据什么样的地位，以前则很少予以深究。

　　从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顾颉刚等人对是否确有儒家所信奉的圣人尧舜禹、以及五帝时是否确实实行过禅让制度等问题提出怀疑。这样以来，中国历史文明的起源时间似乎就要被大幅度向后推移了。这些观点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从而展开了古史问题的讨论。这些学者也就被称为“疑古派”。

　　在展开这场古史问题讨论之初，胡适先生曾明确提出“宁可疑而过，不可信而过”的意见，就是希望以矫枉过正的方式及时引起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并达到了预期的效果。疑古辨伪的目的就是要冲破传统上对古史的盲信，以科学的态度重新估价和认识中国的古史问题。其中，顾颉刚先生还提出了“层累地构成的古史”的著名观点（９）。

　　在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提出著名的“二重证据法”的同时，这场疑古辨伪运动对中国考古学的发生发展也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顾颉刚先生在考察尧舜禅让传说时曾不失敏锐地叹道：“有一桩遗憾，这便是我们对于商以前的政治组织不能确实地知道，所以不能把这件故事所凭借的时代的情形托献给读者看，这是要待锄头考古学的发展来帮助我们的。”另外，在这场讨论中，还有学者提出解决古史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考古学。当时许多国文、历史、金石与古文字学者等都积极投身考古研究工作，这一情况也反映出疑古辨伪运动对考古学的影响。

　　二、关于城市起源问题的探索

　　由于古代城市大多拥有城垣设施，所以，一系列史前城址的发现与确认，便引起了有关中国古代城市起源问题的学术讨论。

　　在城市起源方面，首先涉及的便是判断城市的标准问题。一种意见就是强调要从内涵特征方面来判断是否为城市。如夏鼐先生在“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闭幕式讲话中曾经指出：“城有两种：一是城堡，一是城市。后者是王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堡本身并不便是城市。……古代的城市常有城墙，但是城市不一定非有城墙不可”（10）。俞伟超先生也提出：“有无防御性的围墙，并非城市的标志，……判断一个遗址是否为城市，关键要看这个遗址的内涵是否达到城市的条件，也必须考虑到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是否具有出现城市的可能；只有到出现了城市和乡村的差别时，城市才算真正形成”（11）。另一些意见则突出强调了商品经济亦即“市”的作用，指出城市当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张光直先生还具体论述了中国初期城市不是经济起飞的产物，而是政治领域中的工具（12）。显然，后一种意见都把商品经济理解为社会经济腾飞的主要标志。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以前，基于对城市标准的不同理解，有关城市发生的时间也存在着较大的分歧。或认为这些史前城址均属城堡性质，城市尚未诞生，甚或认为直到东周时期才出现了完整意义上的城市；或认为他们已具城市性质，尤其黄河中下游地区在龙山文化时期已具备了城市出现的各种社会条件（13）；或认为其中有些城址已具城市的性质如平粮台城址（14）。有的文章还涉及城市与国家和文明的关系问题。或认为城市的出现要晚于国家和文明的形成（15）；或认为城市先于文明而出现，我国古代城市的出现应该在原始社会后期（16）。而比较普遍的意见则基本上是把城（市）和国家及文明等同起来看待，认为城市、国家和文明通常是同时发生发展起来的。

　　自 80 年代末期以来，随着史前城址的大量发现以及相关研究的日渐深入，在城市起源研究方面形成了这样一种学术趋势，即人们普遍认为中国早期城市的出现时间当在龙山时代。进而还有学者提出中国早期城市的几个特征或标准，诸如人口相对集中、存在手工业者阶层、政治权力与行政管理中心以及区域金字塔式社会等级结构等。

　　三、关于国家起源问题的讨论

　　由于“城”或者城市不仅是社会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且与社会政治结构的进化也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在探讨城市起源的同时，许多文章还都涉及到国家与文明的形成问题，并形成了两种主要观点。

　　其一，认为夏代是我国阶级社会和国家的开始（17），而中原龙山文化中晚期已属夏文化范畴，故这一时期自然当已进入国家阶段（18）。这种观点产生较早，在殷墟甲骨文的发现直接证实了文献所载商王世系可靠性的基础上，也间接地证实了夏代世系的可信性。尤其是 1974 年河南偃师二里头宫殿遗址发现后，有关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问题的讨论便日趋热烈（19），而且比较普遍地把夏代作为中国古代国家的发端。当然，也有学者把中原龙山文化排除在夏文化之外。一种意见认为这些城址应是原始社会末期部落或部落联盟中心的防御性城堡，虽可由此望见东方文明古国的曙光，但国家尚未产生（20）。

　　其二，认为龙山文化时期产品交换的发展促使城市得以出现，这一时期的城市（或城堡）有双重性质：一方面是适应部落之间的掠夺战争而修筑的防御工程，是保护部落共同体的防卫设施，同时又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而城市的出现宣告了氏族制的最后崩溃和国家雏形的出现（21）；或认为我国奴隶社会的历史应该从炎黄开始，而龙山文化古城的兴建年代与黄帝、炎帝的时间基本一致；其中黄河中下游地区所表现出的文化繁荣和社会进步程度，标志着我国的历史从此进入了文明时代，亦即大约从距今 4500 年前开始，应是我国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第一章（22）。此外，还有学者试图借用国外流行的酋邦理论来解释“传说（五帝）时代”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23）。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以来，在着重探讨形成时间的同时，人们还普遍注意对早期国家特征和社会组织结构进行考察。在早期国家形成方面，除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国家形成于二里头文化（或谓夏代）乃至以后时期，龙山时代及其以前的一个阶段或为酋邦或为雏形国家等（24）以外，主要形成了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认为中国古代国家形成于龙山时代（约公元前 3000 —前 2000 年）以前，其中具体年代又略有区别，多以公元前 3500 年为上限，个别以仰韶文化早期为上限；有的还把夏以前的国家划分为两个阶段，或谓酋邦王国和联邦国家，或谓低级和高级古国阶段，有的则称之为方国（25）等。

　　第二，认为中国古代国家形成于龙山时代，这种认识相对比较普遍，其中不少学者都是在改变 90 年代以前甚或 90 年代初期观点的基础上而持此看法的，或称原始国家、早期国家，或称部落国家、城邦王国等（26）。在早期国家特征与社会组织结构的认识方面，人们或把国家政治权力的物化特征概括为象征王权的玉钺铜钺之突出者和王陵，成批的武器，与宫殿官署有关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和都邑（国邑、城邑）的出现（27）。或者把其所处社会阶段（良渚文化）的基本特征概括为上层权贵与一般居民（非为奴隶）的社会分层现象，贵族权力分为合掌军权神权者与只掌军权或神权者三种类型、军（王）权与神权并重的权力结构形式，以及众多被不同权贵集团统管、具有国家实体（方国）性质的社会政治体制（28）。等等。

　　另外，有的学者还考察了从氏族到家族—宗族社会组织结构的演变，把相关的聚落称之为宗邑聚落（29）。或者根据民族学及传说资料认为五帝时代已经形成了宗族部族国家，其特征之一是政治统治上的传承性，视兄终弟及、叔死侄继、宗族世选为其政治统治标志；其二是思想观念上的传承性，具体反映在以宗族观念为本位、以表彰家族为中间环节、以家庭伦理关系为基础的社会意识形态（30）。有的虽不是从史前城址或城市角度探讨国家的起源与形成，但把家族、部族和宗族等概念引入具有连续性历史发展特点的中国国家起源与形成问题的研究之中，无疑具有积极地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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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文明起源问题的讨论

　　在文明起源问题讨论中，比较普遍的意见是把城或城市作为文明起源的诸要素之一。或者把农业的发生等作为文明起源的条件和基础，经由部落、农村结合为国家和城市（31）。或者认为文明或文明时代的起源是以物质生产力发展到特定水平并导致脑体分工、城乡分离为其产生的真正标志的（32）。夏鼐先生明确提出，青铜冶铸技术、文字的发明和改进、城市和国家的起源等是文明的要素，而探讨文明起源应首先探索文明诸要素的起源和发展（33）。另有学者也认为原始文字、金属工具以及城堡等是文明的要素（34）；或者在此基础上把龙的起源视为中国文明诸要素的结晶（35）。 80 年代末，考古学界就文明要素等问题形成了较为一致的意见，把文字、城市、青铜铸造、礼仪建筑与礼制以及国家的出现等作为中国文明起源的要素（36）。在文明起源问题研究中，人们对文明起源与形成时间以及起源地区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有关文明的起源与形成时间基本与城市和国家问题的认识一致。而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地区，则存在着一元论和多元论的意见分歧。虽说多元论的观点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同，但人们也认识到在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过程中，中原地区的核心地位不容忽视。

　　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与形成问题，无论探讨的角度如何或以何为标准，也都无法同城市及史前城址完全割裂。由于比较普遍的观点是把文明与国家的出现等同起来，所以有关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基本和国家出现的认识一致。即在史前城址以及其他考古资料大量发现的基础上，就使得许多学者开始把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的时间前移，其中多以龙山时代为限，有的则提早到龙山时代以前。而且，中国文明多中心起源的观点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可和赞同。而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中国史前文化发展的重瓣花朵式多元一体结构，正是中国古代文明起源模式与过程的形象概括（37）。即在否定中国文化外来说的基础上，尽管中国古代文明不能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辐射式发展模式来概括，但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相互作用的多元发展模式却也是难以否认的历史事实。
第三节 关于原史时代的划分问题

  

　　在考古学不断发展的基础上，中国古代文明起源问题日渐成为非常重要的学术研究课题之一。然而，随着文明起源问题研究的日益深入，同时又产生了一些新的理论困惑，即如“文明”与“史前”的概念冲突等等。因此，人们不得不重新检讨以文字或文字制度为标准的史前与历史时代这一划分方案的准确性，并由此引发了有关中国历史分期问题以及划分“原史时代”必要性的探索和思考（38）。

　　一、关于原史时代的涵义

　　近代以来，基于诸多学科的形成与发展，人类对自身的历史日渐有了较为完整的认识。进而，人们又从不同角度分别提出了种种有关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方案，试图清楚地展现人类历史、尤其是早期历史的发展进程。在丹麦学者汤姆森提出石器、铜器和铁器时代的考古学分期方案后，法国及英国考古学者又结合传统史学的突出特征，从文字及文字制度的角度把人类历史划分为史前和历史时代两个阶段，不久又在其间划分出一个“原史时
代”（39）。或系考古证据不足等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原史时代这一划分方案一直未被中国学者普遍接受。

　　关于“原史”或“原始史”的涵义，学术界似乎没有展开过多的讨论。最初，原史一词似乎主要是指铁器时代（欧洲）。而法国《史前大辞典》中则作了如是的总结阐述：“首先具有一种方法论之意义，应用于一些为历史文献所不能确定的文化群体。……它可以是指那些自身尚未拥有文字、然而却为同时代的其他人群所记述和提及的人群（例如征服前之高卢人，他们为希腊于拉丁作家所记述）；也可以指那些通过后世的口头传说、记忆或者记载而保存下来其历史的人群。在此两种状况下，其研究可以包括考古学资料及间接的文字记载资料两方面（40）。”显然，“原史”一词的涵义甚为复杂，既包含有一些距文明时代可能较为久远但却为周围进步族群或民族文献记载所涉猎的后进民族的史前历史，同时也包括一些缺乏直接文字资料而又临近文明时代、传统上多归于“传说时代”的民族历史。

　　这样以来，原史时代的内涵就显得极为复杂，而且也使得原史时代的特征很难把握，从而失去了作为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特定阶段的代表性意义。这是因为对于一些民族来讲，虽然某一阶段的史前历史可能一定程度地为其他进步民族所记述，甚至其历史发展进程也受到了这些进步民族的强烈影响，但这并不代表该民族本身已经进入了它的传说时代或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再说，这些为其他进步民族所记述的后进民族在历史发展阶段上可能还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迈入文明时代的过程和模式可能也分别有所不同，很难一概而论。所以，把那些为其他民族所记述的后进民族历史纳入原史阶段，与进步民族的传说时代等同起来，显然不大合适。

　　再者，任何事物通常都会有其发生发展演变的过程。从文字的起源到文字制度的形成与完善，同样也会存在一个较长的演进过程。而且，最初的文字载体以及记录方式与内容一般比较简单原始，同时也常常掌握在极少数贵族手中，或基于宗教的目的而传世功能不甚明显，因而在历史的长河中很容易被淹没。这一事实早已为世界范围内的许多考古发现所证实，似乎无可置疑。如此，根据传统的文字资料或史籍文献而确定的所谓某一民族的传说时代，未必就十分准确。而以往之所以冠以传说资料或传说时代的名称，可能就是因一时难以确认而采用的“权宜”之说。随着新资料的不断发现，就需要对以往所谓传说资料的真实性与可靠性逐步进行重新评估和认识。实际上，传说时代一词本身就明显含有可信可疑、信疑参半的认识特点。因此，用原史时代直接表示“间接”文字资料所代表的传说时代，虽说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却常常存在较多不确定的因素，有碍于相关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

　　根据史前与历史时代的划分标准，似乎可以如斯理解：原者，初也；史者，文字历史也。因此，从文字制度的演进历程和社会文化的进步程度来看，把原史时代限定在没有直接文字记载的史前时代向成熟的历史时代之过渡阶段似乎较为合适，用以表示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代的初始阶段，其中可能也不同程度地包括为本民族各自记述的所谓传说时代。所以，我们还应该认识到，原史时代的时间范围、尤其是上限年代范围，可能常常会随着考古新资料的出现而不断得以修正，并非一成不变。这样，原史时代的含义才比较确切，才能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混乱，有利于文字起源及文明起源等学术研究工作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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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原史时代及其特征

　　在世界历史进程中，中国古代文明具有特殊的地位和意义。尤其中国历史连续发展的特点深刻表明，从文字起源到文字制度的形成与完善，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虽然我国学术界一直未就原史时代的划分问题达成共识，在学术史上还曾出现过疑古思潮，而历史、考古学界长期使用的“传说时代”一词同样也传递着不可轻信这样一种学术思想和观点（41）。近些年来，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尤其是龙山时代（约当公元前 3000 年 ~ 前 2000 年间）一些遗址中出土的陶文（42），以及商周甲骨文与金文所揭示的文字制度之完善程度等，都直接或间接地说明了“传说时代”一词的不准确性，于是便出现了“走出疑古时代”这样近乎呐喊的学术呼声。而“五帝时代”、“中国铜石并用时代”或“龙山时代”（43）等诸多概念的提出与使用，实际都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弥补和修正史前与历史时代两分法的学术缺陷。

　　从历史发展及其演变特征来看，似乎“原史时代”这一概念更能反映中国历史连续发展的事实与特点。中国原史时代的下限或可延至夏商及西周时期，即春秋以前。自春秋时期开始，文字日趋普及，甚或出现了私学，诞生了一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尤其社会政治结构在动荡中开始发生巨大的变革，明显出现了一些质的变化，因而可以把春秋时期的开始作为原史时代的终结。而原史时代的上限年代则完成依赖于考古资料以及人们对考古资料的认识。尽管目前学术界对仰韶文化及其以前的刻划符号争议较大，但对龙山时代一些遗址出土的陶文却拥有比较一致的认识，甚至把这一时期称之为“中国的原文字时代”（44）。再结合文化和社会的整体发展水平，似乎把中国原史时代的上限年代确定在龙山时代（约当传说中的五帝时代）较为合适，或可作为中国原史时代的早期，大致相当于以往所谓“史前时代”的末期（45）。在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尽管社会政治结构和文化发展水平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但总体特征却始终比较接近，并构成了中国原史时代的基本特征。

　　其一，以城乡分化为核心的早期城市开始出现并不断获得发展。城市是社会经济高度发展并适应政治结构演进的必然产物，三者的关系可以如斯表示：经济→政治→城市（聚落）。其中，商品经济不是社会经济高度发展的惟一标志，亦即城市是经济腾飞的产物，但不一定就是商品经济。尽管龙山时代的城址规模不一，但许多城址却已具早期城市性质，商周时期城市的存在似乎更无疑议。而城市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作用无须赘言，以至城与国在一定意义上是相通的。

　　其二，以王权为核心的权利结构开始形成并不断得到强化。在业已复杂的管理系统中，王权是各种权力的集中代表，同时又是各种权力系统的平衡者。在构成王权的诸多因素中，军事权力似乎更显突出，斧钺遂为王权和军权的象征。军队是以军事贵族和职业战士为核心的，大量的普通战士当是一般社会成员。礼制则是维系和稳定权力系统的“法律”保证，是社会内部等级制度规范化和秩序化的具体表现。

　　其三，构成王国大厦的社会基础仍然是部族或部落。虽然地缘关系为主要特征的阶级开始形成并逐步获得发展，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部族或部落仍是构成王国的社会基础，社会政治结构中的血缘色彩还十分浓厚。即便在商周时期，这种现象仍表现得非常突出，龙山时代更应如此。许多中小型聚落的凝聚式布局特点和同一墓地中不同墓区及不同级别墓葬的存在，都应是这种现象的具体反映。

　　其四，世袭制已经成为基本的继承制度，并不断得以完善。新石器时代晚期尤其龙山时代以来，许多聚落遗址存在的固定且长期沿用的贵族墓区似乎可以说明这一问题；如果没有世袭制的存在，则很难解释这些长期而固定的贵族墓区的形成（46）。而且，在尧舜禅让传说的背后，也揭示出世袭制的存在，鲧、禹、启三代人始终都是夏后氏集团最高权力代表者当是最有力的证据之一（47）。无论是家族世袭还是嫡长子世袭，都属于世袭制的范畴，世袭制已根深蒂固。

　　其五，文字制度已经处在形成与初步完善的过程中。无论是龙山时代以来的陶文还是商周时期的甲骨文、金文，基本都超越了文字的起源阶段，有别于仰韶文化及其以前单个出现的刻划符号。尽管目前龙山时代至商代前期的文字资料发现不多，但已很难作为否定文字制度形成的有效证据。之所以发现较少，很可能就是当时文字极不普及且社会功能或作用还相当狭小的具体表现。即便是商代后期的甲骨文，也主要发现于安阳殷墟都城遗址。西周考古发现的金文略有普及之势，却仍显贫乏。

　　上述这几个方面尽管不可能完整地概括出中国原史时代的全部内涵，但也大致代表了原史时代的基本特征。通过这些特征，似乎可以勾勒出原史时代与史前及成熟历史时代的联系与区别，比较准确地把握史前时代向历史时代的演进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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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原史时代的分期

　　在龙山时代（约当五帝时代）到西周时期这一历史发展历程中，中国原史时代文化和社会的发展特点与水平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其间还存在着一些较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据初步考察，中国原史时代大致可以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三个阶段。

　　早期：约当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考古发现和研究结果表明，冶金术、文字、城市以及礼仪性设施等文明要素在这一时期已经开始集合式出现。更主要的是，龙山时代以大量城址为主要线索、一些大型或超大型城址与聚落的存在，揭示出城乡分化现象已经出现。玉、石制斧钺类武器经常发现于大、中型墓葬中，说明作为军事力量核心成员的军事贵族和职业战士可能已经粉墨登场，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作为社会政治体系中的权力核心，以军事权力和宗教权力等为特质的王权也已经处于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之中。聚落和墓葬规格差异所揭示的等级及其与之相适应的礼制已趋成熟，并具有规范社会成员行为标准的“法律”效应，等等。

　　这些情况均可说明，龙山时代的社会结构已相当复杂，较大程度地超越了氏族部落以及所谓酋邦阶段，明显开始具有国家的性质。虽然社会政治结构中还带有浓厚的血缘色彩等原始性特征，但也难以作为否定其社会进步程度的有效证据，而恰恰反映出早期国家脱胎于氏族社会所应有的过渡性特点。其中以城乡分化为主要内容之一的早期国家所保留的血缘色彩、以及文字极不普及和冶金术尚欠发达等社会文化现象，都应是文明初始阶段的突出特征（48）。

　　综观龙山时代的文化特点及社会进步程度，似已不宜归入史前时代的范畴，而视之为中国原史时代初期则可能较为合适。而以龙山时代中晚期中原地区尧舜禹诸集团政治联盟的形成为标志，原史时代早期或可进一步划分为前、后两个发展阶段。

　　中期：约当夏及商前期（盘庚迁殷以前）。除冶金术、城市、文字与礼仪性设施等物化的文明特征日渐发达外，这一时期的社会政治结构已较前一阶段更为复杂，城乡分化现象更趋显著而剧烈，似已无可置疑，尤其二里头宫殿遗址、偃师商城、郑州商城等这些可能具有都城性质的城址最具代表意义。无论是考古资料还是文献记载，似乎都揭示出以夏、商王国为代表的中原政治一体化过程逐步得以实现，而且以夏、商王国为核心的中原政治同盟体的势力范围及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说明中国早期国家已经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当然，作为国家政治制度，明显还存在一些不成熟性特征。其中夏及商代前期频繁迁都的现象可能就是明显的例证之一。尽管迁都的原因可能很多，如战争及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等，但在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家族世袭制下，似乎还不能排除王权继承制度的影响作用。即在嫡长子继承制尚未确立的家族世袭制下，当拥有食邑封地的王子继承王位后，在种种原因的制约下未必就愿意驾临先王所在的都城，而且一时也无需大兴土木即可迁都于所居封邑。进而也说明都城在当时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尚不十分重要，都城制度仍在发展完善过程中。文字制度可能已趋完善，但目前的考古发现尚不充分，还需今后的考古工作进一步证实。

　　显然，这一时期虽较前一阶段有所进步，但还不及商代晚期尤其是西周时期，因而归之于中国原史时代中期似乎比较恰当，并且符合事物发展演变的逻辑过程。而夏代与商前期或可分别代表原史时代中期存在的前、后两个阶段。

　　晚期：约当商代后期及西周时期。冶金术、城市、文字与礼仪性设施等在这一时期达到了空前成熟的水平，其中文字的载体已经由甲骨逐渐扩大到青铜器方面。社会政治结构已经达到空前复杂的程度，呈现出规范化和成熟化的发展特点，中原社会政治集团的势力范围和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具体来说，这一时期的发展变化可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商代晚期、尤其西周以来，通过封邦建国而使一些同姓（姬姓）诸侯散布于今山东、河北等中原地区的周边地带，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中原及周边地区广大范围内各异姓诸侯的控制能力，使周王国联盟体的政治一体化特征明显得以增强。青铜礼器等代表的礼制在广阔空间范围内所表现出的一致性或类似性，当是明显的例证之一。而嫡长子继承制的确立，则使得世袭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从而强化了社会内部政治体系的稳定性。自盘庚迁殷开始，以往频繁迁都的现象似乎有所改变。一则历代史家对西周迁都问题存疑甚多；二是考古发掘研究表明，直至西周灭亡，周原遗址始终都是西周宫室宗庙重器仪仗之所在（49）。这些情况可能说明西周时期都城的政治地位和作用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巩固，进而说明西周社会内部的政治结构可能也渐趋稳定。殷墟甲骨文和西周金文都揭示出文字的制度化和规范化特征，并初步呈现出普及化的发展趋势。

　　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已经达到中国青铜时代文化的鼎盛阶段，社会政治制度也空前完善。不过，从整体的角度综合来看，这一时期仍与前一阶段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但却与春秋及其以后的文化内涵和社会政治却存在着更加显著的区别。因此，仍可归入原史时代的范畴，代表中国原史时代最晚的一个发展阶段。而商代晚期和西周时期或可分别代表原史时代晚期客观存在的前、后两个阶段。

　　一言以蔽之，所谓原史时代，就是指有文字记载历史的初始阶段。这种划分方案似乎更有利于消除“史前”与“文明时代”的理论冲突，能够比较准确地把握史前时代向成熟的历史时代发展演变的过渡性特征，尤其能够充分体现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字及文字制度在这一阶段中的不成熟性。亦即这一时期文字制度与文献记载的完整性和系统性还存在较大的缺陷，陶文、甲骨文和金文等文字资料仍显贫乏而散乱，一般还需要通过考古发现来获取。而且，大汶口文化刻划符号和殷墟甲骨文的载体及内容等许多迹象表明，最初的文字往往与宗教祭祀活动密切相关，充分表现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基本特征；商代晚期以来青铜器上的金文虽开始具有纪念性的含义，但文字的社会功能似乎还没有完全摆脱宗教因素的束缚，明显有别于春秋战国以来文字的载体、文字内容及其社会功能，尤其是它记载和广泛传播文化知识的社会功能。尽管如此，文字与文字制度毕竟已经初步形成，出现了当时人们直接记载的文字资料，因而很难再将这一时期归入传说或史前时代的范畴。

　　从政治体制方面来看，不论是联盟制还是分封制，仍常常带有较为浓厚的血缘色彩。各诸侯国通常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都拥有较强的独立性，说明中央集权与地缘性特征都不及春秋战国以来逐渐形成的郡县制。然而，这一时期的社会政治体制毕竟又不同于史前时代，已经逐渐开始摆脱氏族制度的束缚，等级制基础上的阶级和私有制明显已经出现，而且早期国家的性质和特点也在逐步得以加强。因此，虽说原史时代的概念也未必十分科学，但就学术界对史前与历史时代约定俗成的理解来说，用以表示文字记载历史的初期阶段亦无不可。结合考古资料分析，中国的原史时代大致相当于考古学上的铜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亦当古史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和夏商周（西周）三代，代表着中国古代文明的早期阶段。而原史时代早、中、晚三期的划分，似可比较清楚地揭示出中国古代文明脱胎于史前氏族社会，以及这一时期文字制度和社会政治结构逐步走向完善和成熟的发展历程。

　　从全球范围来看，世界许多古文明如两河流域古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等等，尽管具体情况不尽相同，但基本都是在这一时期兴起和衰落的。这种现象似已充分说明，原史时代应是人类文化及其社会进化历程中，尤其是史前时代向成熟历史时代发展演变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个阶段。虽然这一时期的人类文化及其社会制度常常能够获得显著进步，但却具有一些内在而难以逾越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因此，对这一时期人类文化及其社会发展特点的研究就极具学术意义。而有关中国原史时代的划分以及关于原史时代基本特征的研究，无疑有助于促进对中国原史文明的深入讨论，并有利于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探明中国历史连续发展的原因与特点，进而充分认识中国古代文明发生发展的特质和基础。

　　此外，在史前考古与文明起源研究中， 母系与母权制 以及 军事民主制 等问题也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重大理论课题。在批判研究的基础上，似乎能够更加客观地认识文明起源尤其社会形态发展演变的过程、方式与实质性内容。

金陵落泊人

补充一份资料：考古学泰斗苏秉琦先生的小册子《中国文明起源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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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q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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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落泊人 发表于 2011-1-5 22:58

    谢谢 我来学习

gzpz2011

学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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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gi520651

好久没来顶一下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