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活史前考古遗存的精华-《文明起源的中国模式》之我见（转）

龙山湖人

作者：许永杰

1987年初冬，结束山西忻州游邀遗址发掘后，卜工与我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向苏秉琦先生汇报。当我们呈上初步整理的陶器分期图——“大青山下斝与瓮”时，苏公十分高兴。那天他大约和我们谈了两个小时的话，特别告诫我们要关注考古发掘中的特殊现象，具体到游邀遗址就是要给予H2以特别关注。H2就是卜工《文明起源的中国模式》（下文简称《中国模式》）前言中展示的苏公给他的来信结尾处提到的“大灰坑”，该灰坑是发掘前在断崖上清理的，出土一套有别于一般生活用具的陶礼器。是年仲夏，苏公在张忠培、王克林两位先生的陪同下，曾在工地认真地摸过H2的陶片。苏公讲，特殊的考古遗物应与特殊的考古遗迹相联系，出有成套礼器的灰坑在断崖处破坏了，但附近也许还会有形制特殊的大房子等遗迹；考古学要特别关注特殊现象，是因为特殊现象往往是考古遗存的精华，考古遗存的精华往往最能代表和反映古代居民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高度。那时，一般考古人的理念是：考古学是根据古代物质遗存来研究和重建古代历史的，关注的是最普通的物质遗存和物质生产。卜工不是一般的考古人，他谨记和理解了苏公的教诲。《中国模式》赖以成书的基本材料，主要是史前考古遗存的精华，有黄土高原半坡文化和庙底沟文化的鱼纹和鸟纹彩陶；有辽河上游红山文化的积石冢、祭坛和“女神庙”；有齐鲁大地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的以鬶和觚代表的成套酒礼器；有环太湖地区良渚文化的祭坛、以琮、璧和钺代表的敛玉贵族墓；此外，还有河北易县北福地的陶面具、河南濮阳西水坡的龙虎图形、河南临汝阎村的鹤鱼斧彩陶缸、安徽含山凌家滩的玉人、薛家岗文化的列孔石刀、鸡公山文化的列瓶，以及散见各地的八角星图案和鸭形器，等等。史前考古遗存的精华公允地陈列在每位考古人的面前，独具慧眼的《中国模式》一书的著者何以将其盘活？

        一种理念。这一理念就是坚信中国文明独具特色。说到中国古代文明独具特色，不同于罗马、埃及、两河、印度、玛雅、印加等其他世界古代文明，大概没有人会反对，但是中国古代文明的特点是什么？人们的理解却有很大的差别。《中国模式》一书认为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连绵不断，一脉相承；一是以农耕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形态为基础的农业文明。正是坚信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文明特点，著者才能将文明起源研究的触角上伸到距今万年的农业出现期，才能将文明起源研究的视野拓展到全部新石器时代，才能将史前时期的全部考古遗存精华纳入到文明起源研究的范畴。从而包括了距今七千年前后的河北武安磁山和湖南洪江高庙祭祀场所，距今六千年前后的陕西西安半坡、临潼姜寨鱼纹人面彩陶盆和河南陕县庙底沟花卉鸟纹彩陶盆，以及距今五千年前后的甘肃秦安大地湾史前殿堂和地面祭祀画、辽宁牛河梁女神头像和彩陶筒形器、山东莒县陵阳河和安徽蒙城尉迟寺日月山形刻符、浙江反山和瑶山神人兽面傩徽玉琮，等等。这样从国情出发、广开视野的研究是多么的酣畅惬意。相反，由于忽视了中国古代文明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文明特点，而茫然地套用世界其他地区古代文明的模式、标准和特点，来做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研究，则将研究的焦点聚集在文明的确立上，将研究的视野锁定在新石器时代的末期。这种不顾国情、削足适履的研究是多么的拘谨痛苦。
        一条主线。这一主线就是通贯中国文明起源过程的礼制。文明确立的研究剖取文明起源研究的一个截面，是点的研究；文明起源的研究包括文明因素的出现、发展、变化和成熟全过程，是线的研究。《中国模式》一书认为，通贯万年中国文明起源全过程的经脉是礼制。与文明起源的过程相伴，礼制经历了从古礼到酒礼、再到夏商周礼的过程。磁山和高庙祭祀场所表现的是古老的祭天祈年礼仪；大汶口文化中期以后以严格的器物组合表现的是古老的埋葬制度。在中国文明起源的过程中，礼制无处不在、形式多样。礼制存在于陶器制作上，使得陶器规范化；礼制存在于葬制上，制约着墓葬的排列和墓地的布局。古礼有两大系统，一是北方以具像图案表现的萨满礼，一是南方以抽象图案表现的傩礼。古礼有不同的类型，以祭祀祖先为对象的是祖礼，以祭祀自然为对象的是社礼。历史时期的礼制主要作用之一是维护等级制度，周代墓葬中随葬的列鼎和列簋，表现的是墓主天子、诸侯、公卿、士大夫、平民身份。古礼时期的安徽潜山薛家岗的多孔石刀和江苏无锡承墩M5的列璧，表现的同样是器物拥有者的身份差异，维护的同样是等级制度。“礼制的发生与发展、完善与成熟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独特经历，是中华文明的核心特色，也是中国文明起源的基本脉络，这就是中国模式的全部内容。”《中国模式》一书就是靠这经络状的主线连缀起全部史前考古遗存的精华，赋予其生命，使其鲜活。
        一个基点。这一基点就是西周礼制。夏鼐先生在《中国文明的起源》一书中提出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要以殷墟文化为基点向上追溯。以殷墟文化为基点研究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是因为殷墟遗址出土的青铜器、甲骨文、大型礼仪建筑，被认为是世界流行的文明物质标准，用文明物质标准衡量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者，乐于接受这一研究基点；青铜器、甲骨文、大型礼仪建筑、王陵及都城的存在，标明殷代国家形式已经相当成熟，用经典作家认为国家是文明的概括的认识判明文明起源的研究者，乐于接受这一研究基点；殷墟甲骨文记载的商代先公先王世系与《史记·殷本纪》的记载相合，商代是中国信史的基点，用中国历史文献记载做文明起源的研究者，乐于接受这一研究基点。《中国模式》一书在充分肯定这一基点的同时，另辟蹊径，设定西周为文明起源研究的基点。将西周作为本书的研究基点立意于《周礼》是中国古代礼制的集大成，由宗法制度、祭祖制度、昭穆制度、埋葬制度、分封制度、畿服制度、等爵制度、盟誓制度、井田制度、关市制度等构成，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维护国家机器的运转，规范社会秩序。追溯周礼的源头，考察周礼的形成过程，著者发现周礼的前身是古礼。古礼由史前考古精华所承载，以不同地区的不同考古学文化以不同的形式所表现，渗透到史前社会的物质生产、意识形态和社会秩序各个方面，包括萨满礼和傩礼两个系统、祖礼和社礼两种类型。另辟一蹊径，眼前便会出现一片新天地。当年苏秉琦先生避开文明物质标准的纠缠，直接切入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和大地湾类型等中国考古学的具体材料，创建了中国文明起源的“漫天星斗”学说。《中国模式》一书变换了文明起源研究的基点，使得由古礼盘活的史前考古遗存精华有了一个坚实的落脚点，创建了文明起源的“中国礼制”模式。
        一心追求。这一追求就是考古学的公众化。考古学是一门最具神秘色彩的学科，对于公众有着极强的吸引力，这可以从我们身边的人对中央电视台“探索与发现”节目的高度热忱中时时感受到。考古学还是一门能为众多学科提供基础材料的学科，这些学科无时不在关注考古学的发现和研究成果。社会的需要是学者的责任，前辈学者的贡献是很好的表率。在由商务印书馆和三联书店出版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苏秉琦先生以通俗的语言将“古文化古城古国”“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三部曲”“发展模式三类型”等一系列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学术成果推介给社会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和震撼。张忠培与严文明两位先生则以历史学的语言驾驭考古学的材料，写成历史学界所接受的《中国通史·远古时代》一书，成功地完成了考古学向史学的转化。《中国模式》一书继承师门传统，将“贴近现实、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考古学公众化作为一心的追求，较好地解决了科研与推广、提高与普及的辩证关系。读者可以从书中对仗工整的章节标题，以及注重陈述、淡化论证的正文中充分地感悟。考古学的公众化追求带来的必然结果就是被礼制盘活的史前考古遗存精华更赋血肉、更加鲜活。也是由于著者的这种考古学的公众化追求，才是我们得以从《前言》和《后记》中读到一段段难以忘怀的旧事。
        一点缺憾。这一缺憾是指本书在论证方法上的不足。业师张忠培形象地把考古学的目标概括为：“透物见人，以物论史，替死人说话，把死人说活”。但是，如何阐释史前考古遗存的精华，以其实现考古学的目标，首先遇到的就是方法论上的难题。《中国模式》一书使用的论证方法主要有四种。一是利用中国古代文献相关记载解释史前考古遗存。如以《论语·八佾》关于“古社必树”的记载，说明史前时期竖立巨石的建筑为“社”的论证；以《史记·五帝本纪》等文献关于黄帝活动范围和事迹的记述说明西阴文化的论证等。以后世文献说明前世史实，说服力不如当世文献；以神话传说为底本的后世记述传说时代的历史，文献价值更应折扣。二是利用后世的考古现象解释早期的考古现象是书中使用较多的方法。如以殷墟王陵前排葬坑说明陕西华阴横镇墓地H103埋人坑和安阳后岗圆形M46祭祀坑为杀戮古礼。以考古学科自身的认识自证，在方法论上属内证。三是利用著者已有的成果和认识支持本书新得的成果和认识。如将史前陶斝认定为礼制重器的认识，是以著者《关于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几个问题》文章为证。用自己的观点说明自己的观点，在方法论上属循环证。四是对考古现象的推理解释。如对彩陶为礼器的认识，是以西阴文化彩陶器图案规范、特征鲜明、覆盖辽阔和穿透力强为依据的推理。在方法论上推理与实证还不是同一层次。可以说《中国模式》一书的著者已经调动了目前所能调动的一切有效方法，来论证和说明史前考古遗存精华所蕴涵的古礼内容，但也只能说是差强人意，不能认为是完美。这点方法论上的缺憾还不能责难著者，因为考古学发展到今天，还没能产生出比这还更有说服力的方法。
谨以此文纪念师祖苏秉琦先生辞世十周年。

        (卜工著，科学出版社2007年4月出版，定价4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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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地区都有不同特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