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韶文化之父，安特生

灵镜鹤子

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1874.7.3～1960.10.29】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 。1874年出生于瑞典的Kinsta。1901年毕业于乌普萨拉大学，取得地质学专业的博士学位，并从此开始了他的学者生涯。他先后两次参加了南极考察活动，从中结识了后来对其考古生涯有着重要影响的人物，同时在这两次南极考察中安特生所表现出来的专业素养和组织能力，更使其成为名噪一时的地质学家，在此期间他所主编和编写的《世界铁矿资源》和《世界煤矿资源》两本调查集更是安特生在地质学研究上硕果累累的好例证。安特生曾任万国地质学会秘书长，1914年受聘任中国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顾问，在中国从事地质调查和古生物化石采集。《中国的铁矿和铁矿工业》和《华北马兰台地》两部调查报告也正是在这段时间完成的。直到1916年由于袁世凯的倒台，地质考察的研究因经费短缺而发生停滞，安特生先生也正因此转而把精力放在了对古生物化石的收集和整理研究上了，然而这确导致了他日后工作性质上的根本转变。1921年发掘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遗址，发现仰韶文化，揭开中国田野考古工作的序幕。后到甘肃、青海进行考古调查，发现遗址近50处。受材料局限，提出过中国文化西来说；后自己有所纠正。他对周口店化石地点的调查，促成了后来北京人遗址的发现。归国后任远东古物博物馆馆长。著有《中国远古之文化》(An Early Chinese Culture,1923)、《中国史前史研究》(Children of the Yellow Earth:Studies in Prehistoric China,1934)等。安特生于1960年逝世，享年8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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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特生在中国的考古学史上，还有一个赫赫有名的称号——“仰韶文化之父”。在
　　他获准采集化石之初的1918年，安特生就为采集化石来到河南的瑞典传教点。当时观音堂附近新安县的传教士马丽亚•佩特松曾帮助安特生寻找河南西部的遗址，其中就包括渑池县北部的某些地点，安特生在这里发现了一些化石。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地点距离不久之后即有重大考古发现的仰韶村很近。
　　1920年 深秋，安特生把助手刘长山派往河南洛阳以西地区考察。12月，刘长山回到北京，带回数百件石斧、石刀和其他类型的石器。这些石器均购自一个地点——仰韶村。安特生早就注意到日本学者在中国东北等地发现了石斧，他本人也已经发表过一篇有关“新石器时代的中国石斧”的短文，因此，他对刘长山带回的这些石斧十分重视，他觉得这里面隐藏着一个重大的秘密。
　　1921年 4月，安特生再次前往河南，试图证实刘长山的发现并确认发现地点。4月18日，安特生从渑池县城徒步来到仰韶村。在村南约1公里的地方，他发现了一些被流水冲刷露出地面的陶片和石器的剖面。然后，安特生一行发现了更多夹杂着灰烬和遗物的地层，其中就有引人注目的彩陶片。回到北京之后，他从地质调查所的图书馆里借来俄属土耳其斯坦安诺(亚诺)及同类遗址的发掘报告，引发了两相比较的兴趣。
　　1921年 初夏，安特生被派往山海关附近考察准备筹建的港口葫芦岛，并估测该地区的煤炭储量。6月，这项工作即将结束的时候，他又发起了对奉天沙锅屯一带的考古调查。最后他们发现了沙锅屯洞穴遗址，出土了大量可与仰韶遗址的出土物相媲美的陶器。
　　1921年 9月4日，安特生给他的热心支持者、当时的王太子古斯塔夫•阿道夫写了一封非常有意味的私人信件，力劝他访问中国，并参加中国的考古发掘，以支持从事田野工作的中国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向轻视田野工作的旧传统挑战。王太子在5年之后的1926年终于来到中国，正如安特生所希望的那样，访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安特生在中国内地时使用过的护照
　　1921年 秋，安特生计划发掘潜力看起来最大的仰韶遗址。他给农商部部长写信，报告仰韶的发现(并且建议，鉴于中国没有保护史前遗址和文物的法律，请允许他购买土地以便保护和发掘该遗址，但这并没能成为现实)，而且还催促部长通过继续任命安特生为矿政顾问的安排。安特生的申请获得批准，同时，在仰韶村的发掘也得到中国地质调查所、河南省政府和渑池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从1921年10月27日到12月1日，安特生和地质学家袁复礼、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等一道发掘仰韶遗址，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们发现了大量精美的彩陶，而且还在一块陶片上发现了水稻粒的印痕！
　　这在中国是一个全新的、了不起的开始，这一发现是革命性的：安特生证明了在今日中国这个地方确有史前史的存在。在中原腹地这块地方，数千年之前即有类似“蛮夷”的人类生存，但是中国古代文献却了无记录。鲜为人知的史前史的发现，向正统的中国历史叙述提出了挑战：这些彩陶是什么人制作的？中国是何时、在什么地方又是以什么方式开始的？答案就埋在地下，而不在古书里。中国考古学家李济在回顾中国考古学史时曾经说过，安特生发现这“前所未知的早期中国文化后，关于它跟传统的中国文化的关系引起了大量推测”。事实上，安特生不仅给中国考古学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还带来了比过去广阔得多的视野。
　　1923年 6月21日，安特生的考察团到达兰州市。安特生首先研究了黄河沿岸的地质，他对黄河上用牦牛皮和羊皮制作的皮筏子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以后这些皮筏子成了安特生搬运文物的工具。同年六七月份，安特生一行继续西行，并在西宁附近的十里堡开始了正式的考古发掘工作。1923年9月，安特生的助手发现了后来赫赫有名的朱家寨遗址，这是仰韶文化时期一处丰富的聚落遗址。
　　1924年 五六月间，安特生的考察团在辛店遗址开始发掘，同时发现半山地区的遗址，以及齐家坪遗址和寺洼山遗址……没有安特生，仰韶文化也许至今还是一个深埋地下的谜团。
编辑本段
文物归属
　　按照安特生与中国地质调查所的最初协议，1924年12月30日，瑞典“中国委员会”主席
　　古斯塔夫王太子等人致函中国地质调查所丁文江、翁文灏两位所长，提出中国和瑞典两国将安特生在中国的收藏平分，先全部运去瑞典记录和初步研究，而后将一半退还给中国。1925年2月2日，丁文江、翁文灏征求上级部门同意后，代表中国地质调查所复信给瑞典“中国委员会”，同意关于平分安特生收藏的办法，并要求有关研究资料只发表在中国地质调查所的出版系列中。这封公函即代表中国官方对相应协议的批准。虽然只是“平分”，但与此前西方列强对中国强盗式的考古发掘相比较，这无论如何都是一种“进步”。
   
安特生发现的国宝
　　1925年12月，安特生在瑞典斯德哥尔摩收到了寄自中国的文物，并将其存放在原俄斯特马尔母监狱。1926年2月24日，瑞典国会决定成立“东方博物馆”收藏安特生运回国的文物，而后瑞典政府任命安特生为第一任馆长。1926-1928年，安特生致力于东方博物馆的筹建以及文物退还的准备工作。文物退还共分7次，1927年开始有一次，1928年一次，1930年两次，1931年一次，1932年一次，1936年最后一次送至南京。令人感慨的是，这些被退还的珍贵文物，后来都丢失了，成为中国考古史上的一大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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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地

1914年，应中国北洋政府的邀请，安特生来华担任农商部矿政顾问，主要负责寻找铁矿和煤矿。安特生进入刚刚成立的中央地质调查所，与从英国归来担任所长的地质学家丁文江一起组织地质调查，并训练了中国第一批地质学者。期间他完成了《中国的铁矿和铁矿工业》和《华北马兰台地》两部调查报告。1916年袁世凯死后，局势混乱，地质调查因经费短缺而停滞，丁文江与安特生决定调整工作重心，转而专注于古生物化石的收集和整理。计划得到了农商部及瑞典方面的支持，并促成随后的几项重大考古发现。

发如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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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镜鹤子 发表于 2010-9-1 21:38

一个赫赫有名的称号——“仰韶文化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