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玉脉络浅析“大汶口文化”

大汶口古玉

人类社会文明的起源，是以能够制作和使用工具来划分的。而人类最初所使用的工具就是在自然中获得的石块，进行了简单的加工，制成的石器用具，用来狩猎或日常生活用。石器是我们原始人类在征服自然过程中最早使用的工具，它要比陶器出现的时间要早的多。在我国陶器制品出现的时间，距今约有一万多年的历史。而发现玉器的时间，大约在1.2万年以前，比陶器的出现要早的多。所以，我们祖先对石头的追崇可见一斑。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民族能像我们中华民族这样，对石器的追崇，从石器时代至今，从来没有间断过，并逐渐演变形成了一种民族特有的传统文化“玉文化”。这种独特的历史文化，不仅开启了中华史前文明的先河，而且，贯穿了中华民族文明发展的整个历史。在这方面，日本、欧洲、毛利、玛雅和阿拉伯等地的碾玉技艺都是望尘莫及的。因此，“玉”就成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文明发展历史的见证者，直至今日，我们依然对“玉”倍加宠爱，达到了极致。这不仅是我们民族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也是我们中华文明史，经过几千年的传承、发展的文化的结晶。有华人的地方，就会有玉石文化。有玉石文化的地方，就会有华人的身影。“玉”成了中华儿女的一种象征性符号，是华人普遍喜爱的物品，是整个华人文明的图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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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祖先使用玉器的历史，最早发现的实物，可以追述到迄今1.2万多年以前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辽南原始居民，开始用蛇纹石打制砍砸器，功能主要是日常劳动或狩猎用具。而国外最早使用玉器的是公元前3000年至2000年的西伯利亚原始文化，他们用软玉制造工具和圆盘，但后便销声匿迹，未再重现。日本古代硬玉“大珠”出现于绳文时代中期（公元前2900元至公元前2300年）。印第安人使用玉器开始于公元前1000年，到了公元900年趋于消失。我们的祖先进入石器时代，就已经开始利用高硬度的石块来制作工具。在长达几十万年的进化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石器磨制经验，这个过程是我们现代人无法想象的。到了新石器中期，人们不仅把石器作为工具使用，还开始寻找更加坚硬美观的石头，用来装饰自己，并把它予了一种文化“神巫文化”加以崇拜。一般认为，上古时的人们在制作和使用石制工具时，首先发现了“玉”这种矿物。因它比一般石头更为坚硬，于是，人们就利用它来加工成可利用的用具。由于，它质地与众不同，色泽光彩、晶莹通透，惹人喜爱，人们就慢慢的开始利用它做饰品。这时期，由于，人们征服自然能力的不断提高，开始追求一种精神的寄托。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人们逐渐意识到，这种“美石”对心灵仿佛有一种特殊的感应。于是，就把它们从“石”中独立出来，称之为“玉”，并把它进行了简单的雕琢，赋予了独特的文化内涵，演化成了一种“巫”文化的载体，伴随祖先进入了一个新时代“神玉时代”。

我们祖先在长期的制作和使用石器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加工经验，石器磨制技术已相当高。这种技术看似简单，其实不然，这可是我们先祖用几十万年的时间积累起来的经验结晶（从我国北京猿人遗址里就可以看到这些加工成型的石块）。随着玉石加工技术能力的不断提升，真正用于装饰或赋予祭祀功能的，应该出现在7000-8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玉器形式上有了象征性意义，并刻画出了纹饰，赋予了较简单的文化内涵（“红山文化”玉器就是典型的代表）。这时期，精美坚硬的石头就自然成为我们祖先追崇的首选目标。由于各区域可获得石头品种的不同，对石头的认知也有不同的表现，这就形成了不同石器文化的不同特征。我们先民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没有什么私有财产，只有通过共同的劳动，来征服自然，获取生存回报。因此，唯有在日常的活动中，获得用于狩猎的用具，才能成为自己的私有财产，所以，坚硬、锋利的石器就成了个人首选的目标。我们祖先在利用石器过程中，能以获得当地最坚硬、手感温润的石头为荣。后来随着祭祀文化的出现，精美的石器就自然演变成了这一文化的载体，成为权力和财富的象征。我国发现最早的玉器，是12000多年以前的一件玥型器，它很可能就是先祖用于先象征权力的权杖。它的器型，可能是先民日常可使用最有力度的工具的演变。人类任何文化的进步，都会有一个发展的起源，会不同程度的影响到周边的区域。如果得到周围区域人们的认可，就会产生共鸣，被后人传承，予以发展。无论人类来源至那个发源地，对石器的使用是共同的习惯，对石头的崇拜也是有共鸣的。因此，石文化在我们生长的这块土地上，被普遍认可，并得到了广泛的传承和发展，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文化体系。

在金属发明之前，玉是用间接的磨制方法来雕琢的，即使用较先进的解玉砂来磨玉，加工成简单的器型，也极为困难。由于，我们先民交通原始，活动区域狭小，能够获得玉石的数量不是很多。因此，这种极为耗费人工的器物，数量极少，不可能作为日常的劳动工具来使用。这又促使它渐渐的演变成了一种礼器或祭器，成了一种具有特别性质的石头，只有族群里少数头面人物（如族长、巫师）才有资格佩带、使用，后期转化成能代表权力、地位、财富、神权的象征。传说中的夏代，是我国有历史记载的第一个阶级社会。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积累，传说逐步变为现实，夏代文化正不断的被揭示出来。夏代玉器的风格，应是红山文化、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后期的分支）、良渚文化玉器向殷商玉器的过渡形态，这可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玉器，可窥其一斑。要想了解中国的远古玉器文化，就必须首先了解这一文化时期的人文、地里和发源概况。在我国大陆，这个广大的区域里，由于，各个文化时期的地理位置的不同，决定了玉器发展的型质的差异。而已发现的众多文化时期的玉器，虽然历史背景、地里位置和时期的差异，它们依然可以找到共同的加工工艺特征。它们的时间跨度大约有4000多年的时间，基本占据了我们中华文明发展史,一半的历史。这一时期，由于社会进步缓慢，人们生活在自然原始状态中。日常可利用的工具，基本上是在大自然中获得的、最原始状态的物品，经过人们的简单加工，形成了不同用途的器物。近些年来，我们在各地陆续发现了大量的史前文化时期遗址。根据初始文化形态的不同，大多冠以当地的地名，形成了遍布全国的不同文化时期的遗址。为此，我们产生了一个错觉，认为各个文化区域的玉器应该显示不同的特点。其实不然，它们却有着共同的工艺特征，只是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内涵的不同而已。不同的文化区域，由于时期的不同，会呈现不同的特点，这是由于时间和地域跨度的原因造成的。每个文化时期的跨度都是在千年以上，甚至达到2千多年，在时间跨度上相互重叠。对于不同区域，不同文化的发展演变，玉器的加工工艺，肯定也会出现不同，但总体特征基本可寻，它们之间有传承关系，不是独立发展的。各个文化区域，不论时期的早晚，对玉的崇拜，都及其相似，都达到了极致，这就是中华文化的起源。代表新石器时代，玉器文化特点的器物，按时间先后，主要有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形成了由北到南的历史发展轨迹。而较成熟的玉石加工技术，出现在较晚的良渚文化遗址中，这是我国玉器发展进入成熟期的第一个高峰。我国新石器时期，由于玉料来源的稀缺，各个文化区域对玉石的利用及影响是不同的。所以，能代表这一时期“玉”文化的主要是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红山文化由于玉石来源广泛，其影响范围之大，是前所未有的，而后期突然消失，更需我们进一步去研究挖掘，消失的原因，我认为战争或迁移是主要因素。大汶口文化出现的时间与红山文化基本相同，但是，它持续的时间更长，影响更广泛，它奠定了我们华夏文明的基础。良渚文化玉器出现的时间较晚，已经到了新石器时期晚期，社会进入了一个较快的发展区间，专业分工基本完成，私有经济初步形成，开始出现更大部落聚集区，“玉石”开始演化成权贵的象征。所以，玉石来源，是决定这一时期“玉”文化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我国在文化时期，玉料主要来自贝加尔湖流域、辽河流域、河南南阳区域、泰山区域和太湖流域，到了新石器末期新疆地区的玉料也开始出现。红山文化出土的玉器，玉石原料主要来自贝加尔湖流域和辽河流域。大汶口文化出土的玉器，玉石料来源主要来自河南南阳、泰山山脉区域。良渚文化玉石的来源广泛，品质较杂。但是，还是以当地产玉料为主，其用料主要来自太湖流域。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可以说是我国新石器中晚期，玉器文化的三大发源地，而其它文化区域，由于玉料稀缺，其影响力相对较弱。但是，它们有着一条共同的历史传承纽带相连接，这在我国玉器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在这时期，我们祖先基本形成了三大文化板块的部族群。以“鱼神”为代表的炎帝部族（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以“鸟神”为代表的皇帝部族（庙底沟类型）和“太阳神”为代表的蚩尤部族（半坡类型）。史载，在半坡类型早期，距今约6500年左右，炎帝、黄帝族联合擒杀了蚩尤族，导致后来民族的第一次大融合。蚩尤曾和炎、黄联军大战于涿鹿之野，结果是蚩尤战败，从此一蹶不振，主群分散迁移，以至于影响到的其它部落的发展。“鱼鸟相战”（亦即炎、黄之战，半坡类型与庙底沟类型之战）很可能发生在距今6200——6100年之际，即炎、黄两族大约有300来年的和平共处的时间，之后又发生了矛盾和战争。在史家类型晚期的最末段（距今5950年左右），黄帝部族战胜了炎帝部族，成了我们华夏文明的始祖。之后，谓水流域基本进入了一个和平时期（这一时期的，姜寨二期和渭南史家多人二次葬墓地，大约产生在距今6100——5950年间）。黄帝部族分布在我国西部和北部广大的区域范围内，基本上与红山文化谱系有关。它以“鸟神”图腾为代表的部族群，牧业是他们的主要生活方式，延续了北方民族对动物的崇拜。而炎帝部族在我国的南方，这里水网、湖泊众多，人们自然多以捕鱼为生，图腾就以“鱼神”为代表了，良渚文化就在这区域内。蚩尤部族主要发源地在我国的中原地区，面向东海，它位于炎帝、黄帝族中间，农耕是主要生活方式，对动物的崇拜慢慢的退化，靠天吃饭成了主流，所以逐渐进化成对“天”的崇拜，太阳、月亮、星辰就成了他们的关注点，图腾就演变成了“太阳神”，基本上在大汶口文化区域内。由于，蚩尤部族战败，民族开始向东、南方向迁移，一部分到了日照、连云港区域，另一部族迁徙到了云、贵地区。大汶口文化与古史传说中的“少昊”有关，这一认识，现在各界似乎对此已无疑议。但是，大汶口文化延续的时间，上下约两千多年，其早、中、晚期，分布的范围有所不同。特别是中、晚期影响很大，分布地域很广，它们是否都是“少昊”文化？这个问题也只有将古史传说与考古学文化的谱系结合起来考察，才能解决。关于大汶口文化的谱系问题，栾丰实先生做了很好的研究。他将大汶口文化主要分布区的考古学文化分为两系：一是，主要分布在泰山以南汶、泗流域（兼及鲁北、济、淄流域），自早至晚依次为后李文化、北辛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商代文化。其中，从北辛文化到岳石文化，已被学术界公认为属于同一谱系；二是，主要分布在豫东、鲁西南、皖北一带，自早至晚依次是，小山口下层类遗存、石山子类遗存、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遗存，龙山文化王油房类型和岳石文化遗存。其中，大汶口文化至岳石文化为同一谱系。鲁东大汶口文化也与豫东、鲁西南、皖北为同一谱系，它们主要是从苏北迁徙而来。泰山南北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属于少昊文化，传说中的少昊以百鸟为官，能驱使百鸟，使之为太阳鸟图腾。大汶口文化中的“日、火”纹刻符和鸟形器陶鬶，被我们视为太阳图象、太阳崇拜，尊其“太阳神”。也有传说少昊族本为东夷民族，少昊为西方天帝，有“金德”，本身即是“白帝”，五大行星中金星，光色银白，配属西方。江苏连云港西南，锦屏山马耳峰南麓的将军崖有一处岩画遗迹，其中A组岩画，刻画的太阳神头像有十个，陆思贤先生对这些人像，作了很贴切的释读。他认为10个太阳神头像表现的就是神话传说中帝俊之妻羲和所生的十日。所以，A组岩画可名为“羲和生十日图”“鸟历天象图”，距今约有五千多年。将军崖岩画在时空和内涵表达上，都与我们所论帝俊、帝喾的历史文化吻合（即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也和许慎《说文解字》所说的凤鸟“出于东方君子之国”，以及“少昊鸟王国”神话相合。仰韶时代晚期，中原地区仰韶文化的势力衰退，而东方的大汶口文化迅速崛起。这种力量对比上的消长，在文化影响和传播的进退上得到了反映和证明。大汶口文化对中原地区的文化传播和影响加强，进而发展到人口迁徙的移民，逐渐形成一股潮流。这种趋势到龙山时代早期后段，即距今4500-4600年前后达到高潮。大汶口人这一西进大潮不仅大大地拓展了海岱文化区的范围，而且对中原地区龙山时代文化的发展和夏王朝的形成，都有不容忽视的作用和贡献。
山东是大汶口文化的主要发源地之一，位于泰山南麓的大纹口村是最早记录这一时期文化发源的地区。大汶口文化的历史比红山文化稍晚些，但持续的时间要比它长。1969年在大汶口村，首先发现了这时期的文化遗址。从出土的物品看只有几件较小的玉器踪迹，出土物多为陶、石、骨制品，后期在各地也陆续出土了这一时期的文化遗物，但是，玉石制品普遍量少，较为罕见，大件的玉器几乎没有，这大概与玉石的来源稀少有关。这与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出土的    大量玉器数量上比，     大汶口文化方形人面像  明显要稀少。所以，它在新石器时代玉器发展史上，影响不太大的原因。大汶口文化玉器，最典型的代表器型是方形人面型玉器，它与良渚文化的兽面纹型器，有着类同的含义。大汶口文化崇拜的是太阳神，这可能与太阳神巫文化有关。红山文化地处在我国的北方，因为在现今内蒙古赤峰市的红山首先被发现而得名，这种文化分布于东北辽宁省的西部和内蒙古的东部，其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为距今约五千多年以前，本世纪七十年代上半期在辽宁省朝阳、阜新地区及内蒙苦翁牛特旗一带，陆续发现红山文化玉器，尤其在阜新发现的红山文化玉器几乎都出土于墓葬。所用玉质温润纯正，基本达到现代人对玉质的审美要求。这是由于当地玉石矿源较充足，古人得到较容易的缘故。因此，红山文化玉器大型器较多，器型多以实物直观造型为主，多动物型器。红山文化延续的时间长达一千多年，它所使用的玉材大部份为岫岩玉。因生活方式多以牧猎为主，崇拜动物，   红山文化猪龙    神话动物是很自然的事，为我们祖先的神巫文化奠定了基础。  随着族群的迁移，后期逐渐影响到了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良渚文化地理位置处在我国的南方，先民生活方式以农耕为主，生活富足稳定，对动物的崇拜慢慢的退化。巫神文化成了主流，多以礼天为主，各类符号线条替代了动物造型，对动物的崇拜已经进化到对人型神的崇拜。代表器型是兽面纹玉崇。这文化时期的玉器，多为象征型器为主，内容开始逐渐形成以人物夸张变形器演化。纯玉制品明显偏少，这主要是因为，当地玉矿较少，    良渚文化斗形方脸神面玉琮得到极为困难的缘故。玉料大多是透内石、阳起石，多产自太湖地区、天目山脉和宁镇山脉。 大汶口文化地里位置处于良渚文化和红山文化区域之间，玉器的刻画风格既有共同的特征，也呈现与两大文化板块不同的特点。动物造型的器物明显减少，从红山文化崇拜的动物造型，转变到对人自身的崇拜。方形人面型器开始大量的出现，牧耕成为这一时期的生产方式。人们的意识形态发生了变化，巫术开始进化，人与神开始融合，形成了人巫文化。人们开始礼天，崇拜太阳、月亮和星辰，与良渚文化较接近。器物上的刻线开始大量的应用，刻痕要比红山文化的深，工艺基本相同，磨具硬度明显较高。钻孔技术有了较大的提高，细小的深孔明显增多，对钻手法依然使用，但保留和发展了管钻工艺。这时期开始出现了实钻工艺，主要针对的是细小、很深的钻孔,钻孔内壁钻痕明显。实钻工艺与管钻不同，实钻主要是利用较细的实心工具钻孔，钻出的孔，因细小、较深，控制难度增加，孔壁因加工时偏心，留下钻痕较凌乱，呈现弯曲旋转延伸。从器物的孔壁的钻痕上可以发现，磨切速度和力度明显增大，钻痕依然不规则。但是，钻痕的间距明显加宽，可充分证明磨切工具的锋利。线条中的刻痕，要比红山文化玉器上的痕迹粗糙，线条槽侧壁划痕深度较大，这说明磨切用料的颗粒较大，  磨切的力度也较大的缘故。沁色大汶口文化方形人面像  与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有明显的区别，这与其所在的地理位置有关。沁痕大多与中原出土的战国、秦汉时期的土沁玉器较接近，区别主要是沁痕的深度和位置。沁大多是通过玉器完整光滑的表面沁入玉器内心，沁的痕迹呈现不规则蔓延状，就像小孩子尿湿的被褥，呈现中部色浅，边缘色深的特征，龟裂处沁色较重。同一区域出土的玉器,玉质各不相同，呈现不同的产地，这与原料稀缺，来源复杂的缘故有关。在整个大汶口文化出土的器物上，发现一个共同的特点，主要表现手法是，运用大量的线条,来作为图文的表现形式，这为后来的良渚文化玉器雕刻技艺打下了基础。从已出土的大汶口文化时代，玉器的刻画风格上可以看到，文饰特点大多以线条简约组合来表现图案特征，绘图不受生活原形的限制，在洞察本质的基础上，用写实的手法简单的几笔就能把对象形象的描绘出来，上面的人面方形器，是它的代表器型。方格型纹和人物写实装饰，成为这一时期绘画的主要特征。这与红山文化多用抽象的动物变体“C”卷曲造型特征，显得更加写实传神，更接近人神合一的境界。从加工技术和纹饰表现手法上看，良渚文化时期玉器要比大汶口文化时期玉器刻工精细、纹饰较夸张。这主要是与，后期的加工技术大幅进步有关。极细的条文用来刻画图案装饰，与商代的雕刻装饰艺术极其接近。这一时期，社会出现专业化分工，私有制充实到了社会的每个角落，社会阶层开始分化。专业的技工群体雏形基本形成，为后期的商代玉器加工技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说到高古玉，就不得不说一下辨伪。近年来，高古玉的仿品水平不断提高，利用高科技作伪，突破了前人鉴定古玉的一些理论，给辨伪工作带来了新的难题。让许多收藏家对高古玉不敢问津，有的藏家甚至怀疑一切。有些鉴定家片面追求经济利益，串通作伪者，推出大批高仿品。特别是日本、台湾的一些不法分子，利用我国法律监管问题，协同大陆不法之徒，肆意妄为，给古玉器收藏带来了极其负面的影响。针对市场上的这些高仿品，过去一些鉴定古玉的方法，已经无法适应当代古玉的辨伪。现需要我们，不能只停留在原有的鉴定理论上，要从客观实际出发，针对仿品的不同特点进行研究。深入市场，不断总结经验，进行科学的、客观的、全面的分析、鉴定，而不是依靠带有主观性的推理、考证、猜测以及专家意见去鉴定其真伪。现今，鉴别一件高古玉的真伪，已经不能从刻痕、表面光泽和器型来判断了。现在的电脑雕刻、激光、化学、喷磨、纳米分子高压渗透和调质技术，已经完全的颠覆了这一领域的鉴定理论，就连较复杂的刻痕鉴定，也完全被仿制者突破。留给我们这些藏家唯一的希望，只有在后天形成的“沁”上下功夫了。光面5mm以上的局部沁，应该还能作为鉴定的依据，无沁的大件高古玉，还是不要有侥幸心理的好，特别是红山、良渚玉器更要加倍小心。我还是坚持提倡一个理念，对于高古玉器的收藏，要坚持无土沁者不藏，无孔者不买的原则。   二零一三年初夏 於 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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