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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挺真”或“证伪”,对曹操墓的争论已经成为一个寄托了各方复杂情感的社会公共事件。与曹操墓真伪相比,我们更关注的是,这一事件能否引发我们对其背后一些问题的思考,比如学术公信力的保障、文化与利益的关系、观点争鸣的尺度与风度……
本文摘自:《人民日报》2010年9月30日第16版,原题:《“曹操墓”争论看什么(时事观察)》
关于曹操墓真伪的争论,在历时8个多月后,依然没有定论。对这场旷日持久讨论的关注,恰恰是因为它可以成为我们观察当下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标本。
如今,这场争论仍在继续。一边是有人不断拿出各种证据:9月18日,120名专家学者在河南安阳举行了“曹操高陵考古发现专家座谈会”,初步达成了一个共识:西高穴2号大墓应该是曹操墓。
一边是有人锲而不舍的反驳质疑:8月21日,23名专家学者在江苏苏州发起“三国文化全国高层论坛”,并一致认为:安阳“曹操墓”在发现和发掘过程中,存在人为策划、蓄意造假的行为。
局部“共识”的背后,是巨大的分歧质疑,乃至“派别”对立。在这场争论中,“挺曹派”和“反曹派”各方,都不断通过媒体、博客、微博等方式发出各种声音,爆出各种猛料,一场学术争鸣正在演变为道德诚信之争、法律责任之争。
在这一过程中,当有人拿身体乃至生命打赌发誓、有人直言争论背后的利益诉求时,人们不禁感慨:争夺在上升,水平线在下降;利益在升级,获取的手段在降级。
不管是“挺真”或“证伪”,对曹操墓的争论已经成为一个寄托了各方复杂情感的社会公共事件。与曹操墓真伪相比,我们更关注的是,这一事件能否引发我们对其背后一些问题的思考,比如学术公信力的保障、文化与利益的关系、观点争鸣的尺度与风度……
学术判断应有“程序正义”
陈少峰(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参与该问题争论的学者们,无论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从此都应当远离利益的漩涡,都应当重视建立一个学术判断上的程序制度,由此来破解主观武断和猜疑
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各界对曹操墓真伪的争议已经白热化,而且争议的方式和焦点都已经超出了考古鉴定和历史学者解释的学术范围,演变成争议各方相互猜忌、缺乏游戏规则的纷争以及类似于庄子所谓“是非无定”式的“悬案”。
实际上,我们将争论各方的意见归纳起来,还是可以看清两个要点。一方面,所谓的“曹操墓”可能是曹操众多惑冢中的一个,这个惑冢和曹操墓还是两码事。即使确认其与曹操有关,恐怕也只能断定为“曹操惑冢之一”。另一方面,从数量上说,不少考古学者倾向于认为它就是曹操墓,但是也尚未能完全解答其他学者或者民间人士的质疑。同时,对此我们还可以澄清两个问题:所谓的曹操墓是否造假,该问题与学术无关,不能与它是否曹操墓之问题混为一谈,该问题需要有关方面组织专业调查队伍针对举报或者质疑做出客观审慎的调查;因此,目前可以暂时不做出结论性的判断,因为无论是判断主体的选择还是就时间安排的要求来说,程序或者研究方面仍显得不完备或者不完整。
按照我个人的看法,假以时日,经过严谨的科学分析,该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总会有一个客观公正的结论。但是,问题在于,目前不仅没有沿着这个方向迈进,甚至呈现了不少值得忧思的问题:为什么一个理应由考古学和历史学的专业学者评判的学术问题,却受到学术独立性的质疑或者遭遇不信任?学术的公信力是否已经不存在?非学术的各种力量的介入和干预明显促进了人们对结论科学性的怀疑,为什么有关机构和个人依然乐此不疲呢?是什么原因妨碍了在此一问题上公正性与信任的建立呢?
首先,本来属于学术的问题,因为各种非学术力量的介入或者学术力量的非正常介入,已经演变成利益问题,包括旅游、学术权力即解释权以及利用此机会个人出风头等等。实际上,旅游方面的利益考虑本来并非不合理的考虑,关键是旅游获利的动机如果太突出,在缺乏严格论证之前地方政府过早介入,以利益凌驾于学术判断之前或者之上,以及当事的有关学者缺乏包容学术批评的态度等等,都会适得其反,造成学术公信力的丧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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