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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广地区原始穿孔石器用途考
邓小红
(广东省博物馆)
关于穿孔石器的用途问题,早已引起了许多专家学者的关注,并展开了多方的研究讨论。由于穿孔石器使用的时间长——从旧石器晚期到现代,地域广——从北京周口店山顶洞遗址至南部非洲,随着时间和空间的转换,用途也各有千秋。其中有些穿孔石器是装饰品,有些是采集工具,有些是点播工具,也有认为有些是狩猎工具,有些穿孔石器则集多用途于一身。那么广东、广西两地区原始的穿孔石器用途又如何呢?本文试作一探讨,望各位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一、两广地区的原始穿孔石器是装饰品吗?
据现有的资料,两广地区的原始穿孔石器约出现于1万年前,主要是利用天然的近似圆形的砾石作原料制成,直径10厘米左右,中部凿有一孔,孔内直径约1厘米~2厘米。制孔的工艺有的是打制,有的是磨制,有的是单面凿打,有的是对穿一孔而成,重量约一市斤。那时的人类已萌生了爱美的意识,他们除了用一些色彩缤纷的花草装扮自己以外,还用多彩颜料在身上涂抹以增添美,或者在耳垂、脖子、腰间挂上一些色彩艳丽的饰物以炫耀美。而两广地区原始的穿孔石器,重约一斤,甚至一斤多,既大又重,外表平淡无奇,而且又不像宝石那样色泽鲜艳,光彩照人和可遇不可求,试想一下,古人会把这么一件既不光洁莹润,又不色泽鲜艳,而且累赘的石头挂在身上炫耀吗?所以本文认为两广地区早期的穿孔石器并不具有装饰品的用途。
二、两广地区的原始穿孔石器是狩猎工具吗?
根据上述两广地区原始穿孔石器的造型可知,如果它们是狩猎工具,应有三种可能的使用方法:第一就是用绳索从穿孔石器的中间孔穿过,将其固定起来,另一边则握在狩猎人的手里,使用的时候狩猎者通过旋转绳索带动穿孔石器作圆周运动,当穿孔石器旋转到最高速的瞬间,狩猎者将手握着的绳子放开,让穿孔石器沿切线方向飞出,从而产生惊人的速度和力量以达到追赶捕猎物的目的,这种用途的工具有些人称之为流星索,亦有些人称之为飞石索,在此暂称之为飞石索。
第二种使用方法是将穿孔石器固定安装在离棍棒的前端约15厘米处,以作为标枪式投石器使用,一旦遇到猎物,即将标枪或投石器掷出,以捕获猎物,但使用距离相对有限,不如飞石索投掷的距离远。
第三种使用方法是在绳索的一端绑上穿孔石器,作一般石头投向猎物,绑上的绳索只是为了用后易于捡回。
上述作为狩猎工具的三种使用方法,不管使用哪种,都必须要通过甩、掷、抛等动作将穿孔石器投出去方有可能达到捕获猎物的目的。试想一下,穿孔石器如果经过狩猎者反复的用尽全身力气的投掷之后,其结果当然是千疮百孔,而事实上出土穿孔石器遗留的痕迹又如何呢?
我们试以两广地区几个遗址出土的穿孔石器使用痕迹为例加以探究。
根据广东阳春独石仔新石器时代洞穴遗址的发掘报告载[1],该遗址上文化层年代在新石器时代的早期,其中所出贝壳经14C测定为距今14900土300年,下文化层年代为新石器时代早期之初。两文化层共出土穿孔石器9件,均以河滩砾石为原料,其中有照片可见的有两件,一件编号为T2②:10的穿孔石器,从照片上看它周边光滑,仍保留着扁圆砾石的自然光面,只是左部似有小小瑕疵。另一件编号为T4④:4的穿孔石器,则仅存大半部分,除断裂的缺口外,在中间还留有打制中孔时残存的疤痕,不过周边仍保留着河滩砾石的自然光面。
广东封开黄岩洞遗址,文化堆积有三处,在第三处黄褐色砂土胶结堆积中,出土有穿孔石器一件,据考古所14C测定,该堆积的螺蚌壳年代为距今10950土300年[2]。从附图可见这件穿孔石器仅存半截,除中间的断裂口外,周边仍保留砾石的自然光面,而未见大的缺损。
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早期距今9000年前,也出土有穿孔石器3件,从附图可见其中编号为BT1③:1的穿孔石器,未见缺损;而编号为DT2③:2的穿孔石器,仅存大半,除中间的断裂缺口外,周边也未见明显的缺损[3]。
广西柳州市大龙潭鲤鱼嘴遗址,根据文化层的堆积分为两期文化,其中第一期文化的年代为新石器早期[4]。出土有穿孔石器一件,从附图可见,这件穿孔石器椭圆形,基本完整。
从上述四个遗址报告中附图照的6件穿孔石器资料可知,其中三件基本完整,另外三件中部断裂 ,并仅存约一半体积,但周边都基本保留着、砾石原有的光面,而无大的缺损。试想一下,穿孔石器如果作为飞石索使用,经常地高速沿切线方向抛出,至少会使它表面出现不同程度的坑坑洼洼的现象。如果作为狩猎工具中的标枪前面的重石,也同样无法避免在飞出的过程中的磕碰现象的发生,也就是说至少穿孔石器除背面外的其他方向都有可能在飞出时受到撞击,所以凹凸不平现象是无法避免的。即使穿孔石器仅作为一般的投石器使用,也同样避免不了掷扔后的撞击,表面应该是疤痕累累或碎成多块的。总之狩猎者一旦遇到猎物,出于本能他一定会用尽全力将手上的武器掷出,如果一旦打不着野兽,而碰上树木或石头,可想而知结果肯定是不碎也留下疤痕。而我们从附图中所见的穿孔石器恰恰相反,周边都基本上保持砾石原有有光面,并末见明显的磕碰伤痕,所以说从穿孔石器的使用痕迹分析,它并非狩猎工具。
那么从制造工艺来看,两广地区早期的穿孔石器是否会是狩猎工具呢?据资料可知早期的穿孔石器主要是利用天然砾石,在中间穿孔而成。它们有些是单边穿孔,有些则是两边对穿孔,有些孔的打制有些孔是先打制后磨制有些则是磨制虽然每件石器仅有一孔,但对于1万年前后的人类来说,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极端低下,制孔所付出的劳动就可想而知了。
请看独石仔遗址的资料,与穿孔石器伴出的打制石器均为单面打制,其中砍砸器42件,多经简单加工,刮削器45件,多无加工,另有石锤14件,石砧1件,石片29件,石核50件,半成品46件,磨制的切割器7件。这些伴出的石器只有砍砸器和切割器经过稍多的加工,其中制作砍砸器时,只需要选好石料后,在它的一面打出锋利的刃部则行,加工过程中用力稍大,可打出一个稍大的锋面,用力稍小,也可打出一个稍小的锋面,相对来说,成品率比较高,磨制切割器亦然。而制作穿孔石器却要在砾石的中间打一个孔,力气大,工具粗,孔未打成,砾石已开裂报废;力气轻,工具小,则更费工费时,总之成品率甚低,制作难度极大,可见穿孔石器在当时来说应该是属于比较贵重的工具。试想一下,一件需付出相当长的时间和相当艰苦劳动才能生产出来的工具,如果投掷出去能换回一头大的动物,当然值得,而且猎物身上的皮毛,肌肉可缓冲一下穿孔石器的碰撞力,而不至于有大的损伤,但弹无虚发者又有几人?也就是说辛辛苦苦制出来的穿孔石器,投掷出去之后,很可能打不中猎物,而是碰在石头或树木之上,结果不是碰碎,至少也会留下疤痕。古人会这么傻,舍得拿来抛、掷吗?他们何不随手捡些石头取而代之呢?可见从制作穿孔石器所需工时,及作狩猎工具使用时容易损坏这两点来看,穿孔石器不强能是狩猎工具。
穿孔石器作为狩猎工具中的飞石索用途,曾是一个热门的话题。现在就两广地区穿孔石器作为飞石索用途的可能性试作一探讨。
如果穿孔石器是飞石索,它必须有一个旋转的空间,如果绳索有1米长,那么它必须有大于两米的旋转窨,且在猎人与猎物之间必须无任何树木阻挡,否则飞石索就会被树木缠绕而无法击中猎物,而动物都有一定的逃离距离,亦就是当它们发现天敌进入一定的距离之后,便会逃走。一般说来,动物体积与其逃离距离之间成正比关系,即动物的体积越大和敌人保持的距离就越大。当天敌离羚头号500米远时,羚头号就会逃离。也主是说如果要用穿孔石器制的飞石索击中羚羊,则猎人与羚羊之间直线内必须全无树木等障碍物,如果要捕获比羚羊更大的动物,则要求无树木的距离更长。否则飞石索将无法施展其技。
下面试借助两广地区几个出土有穿孔石器的遗址的伴出动物骨骼资料,探讨一下当时遗址周围的自然环境。
独石仔遗址,各文化层伴出的陆生兽类动物骨骼有:猕猴、马蹄蝠、鼯鼠、家鼠、板齿鼠、小灵猫、金猫、长尾麝香猫、果子狸、南方猪獾、无颈鬃豪猪、中国黑熊、水獭、豹、犀、(犭莫)、野猪、水鹿、麂、水牛等,其中:
猕猴:喜住在石山、裸岩的树林中。主食野果和嫩枝叶[5]。
马蹄蝠科分无尾蹄蝠、大蹄蝠、中蹄蝠、双色蹄蝠。大蹄蝠常栖居较阴湿的山洞中。主要在森林和山村中活动,捕食各种昆虫。本种分布于我国南方各省区[6]。
鼯鼠:亦称“天飞鼠”。哺乳纲,鼯鼠科。栖于东亚亚热带森林,夜行性,以坚果,嫩叶、甲虫等为食物[7]。
家鼠:包括黑鼠和褐鼠等,黑鼠的原产地是东南亚,原来生活在树上[8]。
小灵猫:栖息的环境较大灵猫(大灵猫栖息于大范围的山地、丘陵的林灌中)广泛,能攀树觅食或躲藏[9]。
金锚:栖息于大范围山地的中上层林灌中,白天很少活动,善爬树,捕食鸟雀和小兽[10]。
麝猫:平时独居于树林中,雄麝猫为引起雌猫的注意,或为了表示领域界限而分泌麝香[11]。
果子狸:爱栖息于多岩穴的丛林,居岩洞、石隙、土穴、树洞或灌丛中。善攀缘,常爬到树梢取食,遇爱吃的果子,往往反复去采[12]。
猪獾:哺乳纲,鼬科。通常筑洞于土丘或大树下,主要在夜间活动;杂食性,以昆虫、啮齿类、蛙、蜥蜴、鸟、果实和植物的绿色部分等为食物[13]。
豪猪:在密林中挖洞栖居。取食植物根或野果[14]。
黑熊:栖息于深山密林,是典型的林栖动物,无固定住所,善爬树,能游泳[15]。
豹:栖息于石灰岩山地茂密的丛林,但少到高山。以伏击方式捕食麂、野猪、鸟类等[16]。
犀:住在亚洲的犀牛只有单角的印度犀牛、爪哇犀牛和有两只角的苏门答腊犀牛。其中印度犀牛生活在有沼泽的密林中,爪哇犀牛居住在浓密的森林中,行动范围广大,尤其是雄犀牛可移动到很远的地方。苏门答腊犀牛过着与爪哇犀牛相似的生活[17]。
(犭莫):哺乳纲,貘科。栖息于热带密林多水的地方,善游泳,遇惊即逃入水中,主食嫩枝叶[18]。
野猪:一般野猪类生活在森林内,可有鼻尖掘取各种食物[19]。
水鹿:生活在各类森林、稀树草坡等环境。草食性,以青草及各种技叶花果为食[20]。
赤麂:栖息于丘陵、山地的草丛、林灌中,食嫩草、树叶及果实,也食番薯、花生苗等[21]。
小麂:栖息于丘陵、低谷及林缘等灌林草丛地带,活动范围较赤麂小,生活习性同赤麂[22]。
从以上的资料可见,独石仔遗址伴出的20种陆生兽类动物中,就有不少于17种是属林栖性动物,它们有些喜欢栖居在丛林中,有此喜欢攀树觅食,有些喜欢在树下筑洞,可见该遗址的周围当年应该是树木旺盛。
黄岩洞遗址,在第三处黄色砂土胶结堆积层中,出土动物化石有六目十八科二十四属三十种。如安氏猕猴、丁褐氏鼻猴、猩猩、黑鼠、褐家鼠、小鼠、华南豪猪、豪猪、竹鼠、大熊猫洞穴亚种、古爪哇豺、西藏黑熊、猪獾、大灵猫、水獭、虎、狐、鬣狗、东方剑齿象、纳玛象、华南巨貘、中国犀、南方猪、野猪、水鹿、麂、獐、羊、水牛、野牛[23]。
其中安氏猕猴、丁氏鼻猴、猩猩、黑鼠、华南豪猪、竹鼠、大熊猫洞穴亚种、古爪哇豺、西藏黑熊、猪獾、大灵猫、虎、狐、鬣狗、东方剑齿象、纳玛象、华南巨貘、中国犀、南方猪、野猪、水鹿、麂、獐共24种为林栖性动物。说明当时黄岩洞周围也是树木茏葱。
甑皮岩早期遗址伴出的可辨认的陆生动物骨骼有:猪、牛、羊、鹿、豪猪、獾、麂、亚洲象、猴9种。其中猪、鹿、豪猪、獾、麂、亚洲象、猴7种动物都是林栖性动物,可见林栖性动物又占了绝大多数。也就是说甑皮岩遗址在9000年前,周围也是树木茂盛。
鲤鱼嘴遗址,伴出的可辨认的动物类有鹿、猪、牛、豪猪、犀牛、竹鼠共6种。
其中鹿、猪、犀牛、竹鼠5种为林栖动物,当时鲤鱼遗址周围也应该是绿树成荫。
从以上4个遗址伴出动物都是以林栖性动物为主,可见当时几个洞穴的四周都是树木茂盛,郁郁葱葱。飞石索这种狩猎工具是无法施展其技的,也就是说两广地区的穿孔石器不具备飞石索的用途。
综上所述,可见两广地区早期的穿孔石器,无论从自然环境,还是使用痕迹,还是制作工艺来说,它们不可能是狩猎工具。
三、两广地区的原始穿孔石器是采集和点播工具吗?
据悉现今仍处于采集、狩猎经济的南部非洲桑人,还使用一种工具,就是将圆形钻孔的石头,装在削尖的木棒上,来挖掘可食的植物块根,南非显然还有一些岩画,说明这种用途。布须曼人的卡拉哈里部落,采集植物性食物主要是妇女的工作,他们用的是尖头的挖掘棒,有时还在挖掘捧上插上一块穿孔的石头以加重分量,有时也以有窟窿的石球代替之[24]。也就是说,穿孔石器至今在某些部落仍具有采集工具的用途。
在距今1万年前后,两广地区的人类主要是以狩猎和采集经济为主,原始的农业已经萌芽[25]。那时,如果用一根树枝或木棒从穿孔石器的中孔穿过,将其固定在离尖端10~20厘米处,确实可获得一件得心应手的采集和点播工具。因为穿孔石器外形又圆、内孔径又圆,而且又重,它可以使整条细长的木棒重心下移,以增加它的稳度、力度、硬度和准确度,树枝或木棍的长、短、粗、细则根据使用功能而定。如果是作为采集工具使用时,由于采集主要是蹲着,所以应该是以较短的、细的木棍套在内孔径较小的穿孔石器上比较合适,这样比较轻便和易于操作。如果作为点播工具使用时,则将穿孔石器套在较长而粗的木棒上,由于点播仅需戳一个小洞,把种子放进去即可,操作者主要是站立,适合使用比较长的木棒,若木棒直径太小,则力度不够且容易折断,所以要求它的直径相对较大,所配套的穿孔石器内径也相对要大,这就较为合理地解释了穿孔石器中间孔径为什么有些较小,有些又较大的疑难问题。
穿孔石器的制作虽然费时费力,但如果将其套在木棍上用于采集和点播,由于它增加了木棍的稳度、力度、硬度和准确度,则使采集和点播的劳动强度减轻,增加了工作效率,且穿孔石器作为采集、点播工具除可能会因日久使用震裂外,根本不容易造成伤,因为它远离地面,并不直接与任何硬物接触,而接触根茎、泥土的尖头木棒一旦断了,也是再换一根便了,穿孔石器高高在上永无伤害。所以说制一件穿孔石器不管它费多少工时,都是值得的,可谓是一劳永逸,磨刃不误砍柴工。而穿孔石器的遗留痕迹也证明了,它们要么是完整无损,要么就残存一半,但器身上根本就没有千疮百孔现象,这又进一步印证了穿孔石器作为采集和点播工具的用途。
四、结 语
两广地区原始的穿孔石器,由于它既光泽又色彩,所以认为它们不可能是悬挂于身上的装饰品。由于穿孔石器的制造工艺相当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来说,是既费工又费时,古人是不会轻易拿来抛、掷、甩 以获取猎物的。从出土的穿孔石器的遗址周围原是树木旺盛,若穿孔石器作为飞石索将无法施展其技,所以认为穿孔石器不可能是狩猎工具。但如果用一根树枝或木棒从穿孔石器的中孔穿过,将其固定在离尖端10厘米~20厘米处,将获得一件得心应手的采集和点播工具,因为这件组合的工具单纯的由一根木棒所制的采集和点播工具来说,在使用时是明显增加了稳度、力度、硬度和准确度。由于两广地区距今1万年前后,主要是处于狩猎和采集经济阶段,原始农业已经萌芽,所以本文认为两广地区原始的穿孔石器,是一件由木棒和穿孔石器组合的采集和点播工具的一个重要构件。
注 释
邱立诚、宋方义、王令红:《广东阳春独石仔新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发掘》,《考古》1982年第5期。
宋方义、邱立诚、王令红:《广东封开黄岩洞洞穴遗址》,《考古》1983年第1期。
广西状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桂林市革命委员会文物管理委员会:《广西桂林甑皮岩洞穴遗址的试掘》,《考古》1976年第3期。
柳州市博物馆、广西状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柳州市大龙潭鲤鱼嘴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考古》1983年第9期。
[6][9][10][12][15][16][20][21][22] 广东省林业厅、华南濒危动物研究所主编《广东野生动物彩色图谱》,第10、8、17、19、18、14、20、32、31、31页,广东科技出版社1987年版。
[7][13][14][18] 辞海编辑委员会编:《辞海》第2074、826、360、1978页,上海辞书出版社 1979年版。
[8]朱耀沂总监修:《世界动物图鉴8》、海豚出版社、光复书局合作1995年版。
[11][17] 朱耀沂总监修:《世界动物图鉴9》,海豚出版社、光复合作1995年版。
[19]朱耀沂总监修:《世界动物图鉴10》,海豚出版社、光复书局合作1995年版。
[23]张镇洪、宋方义:《广东封开黄岩洞动物群的研究》,《纪念黄岩洞遗址发现三十周年论文集》,广东旅游出版社 1991年版。
[24]李泳集:《华南地区原始农业起源试探》,《农业考古》1990年 第2期.
[25]邓小红:《广东地区农业起源考略》,广东农史研究会第五次年会学术讨论会论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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