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器时代的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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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石器时代
约40万年前的安吉旧石器时代遗址

2002年10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根据原有的一些线索，在浙北的安吉、长兴、湖州和德清等地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田野考古调查，以砖瓦厂取土的断面为切入口和判断相对年代的依据，重点考察了西苕溪中游地区的二级阶地，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改变了浙江无旧石器时代文化遗物地点的历史。

在安吉县境内，发现旧石器时代文化遗物的地点有13处，获得186件石制品（出自地层有45件），其中3处在中更新世的网纹红土层发现了石制品。并在溪龙乡的上马坎地点进行了试掘，出土石制品30余件，采集的石制品标本141件。在长兴县则发现了18处，获得147件石制品（出自地层的有3件，而采集的石制品标本144件）。其中有2处的石制品有确切地层，一处是出自网纹红土层，另一处则是出自晚更新世早期的稀网纹紫红色黏土层。

其中的上马坎旧石器时代石制品遗址位于安吉县溪龙乡政府所在地的西面500米处，南距县城递铺镇21公里。这里属西苕溪第二级阶地面。2002年10月26日至11月17日，考察组选择再上马坎工业园区东侧开一个3米×6米的探方，依此发掘坑地层剖面。试掘探方中出土石制品29件，同时还有磨圆良好的砾石9件，是属于未经打制的石器备料。这29件石制品又可分为断块、石核、石片和石器。试掘出土最多的是石片，占石制品的51.72%，基本可分为断片、半边石片和完整石片三类。一般形态较为规则，表明人工锤击法打片技术具有较高的水平。石器只有2件，均属宽刃类，器身较大，加工粗糙，为非常用型石器。另外，采集到出自下部地层的石制品有12件，打片和修理石器均用锤击法，特点与试掘坑所出相一致。脱离地层的石制品，先后采集到66件，多发现于阶地堆积所形成的网纹红土的地面上或半埋于土中，主要亦采用锤击法打片技术，修理方法和方式与地层中所出大体相仿。

通过安吉上马坎的地层堆积及其出土的石制品进行研究分析，并结合与之邻近的安徽省宣州市陈山、向阳旧石器地点剖面对比论证，初步推断上马坎第五层年代略大于距今45.5万年，第四层约为距今36.4万年，第三层约12.6万年，为中、晚更新世界面期，第二层已进入到更新世晚期，大致属旧石器时代中期或晚期。另据称，2005年刚发掘结束的“红土层下的砾石层”，“可能属于早更新世（距今300～100万年）的晚期，保守估计在80万年前”。如果这一判断无误的话，那么浙江远古人类活动的历史，即已超过距今80万年之前。不过，这一推断是否正确，还得用现代科技测年手段来验证。但无论如何，上马坎旧石器遗址石制品组合特点是个体多较粗大，石器以块状毛坯为主，砍砸器是其主要类型，且刃口偏钝，归属中国旧石器时代南方主工业是可以肯定的，今后有可能成为中国南方最重要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之一。

安吉上马坎所取得的突破性成果，不仅为浙江旧石器时代考古奠定下基础，而且也扩大了中国南方旧石器时代主工业的分布范围。同时，它还使人们相信，浙江悠久而灿烂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必然有根可寻。（张森水、徐新民、邱宏亮等：《浙江安吉上马坎遗址石制品研究》，载《人类学学报》第23卷第4期（2004年）；《浙江通史》（史前卷），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一版，第15～19页。）

约5万年前的“建德人”时期

1974年冬，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韩德芬、张森水和浙江省博物馆的魏丰、张明华在建德县（原寿昌县，建德县现辖原建德、寿吕两县地）李家乡新桥村乌龟洞内发掘出一枚人的右上犬齿化石，除其齿冠远端外侧稍缺一小块之外，其他部分均基本保存完好。这是浙江发现的第一枚远古人类的犬齿化石，意义十分重大。

经鉴定，这枚犬齿化石为更新世晚期后一阶段的智人类型，距今约5万年，命名为“建德人”。依“建德人”牙齿化石形态的对比，可以看出“建德人”右上犬齿比之北京猿人的上犬齿有着明显的进步，但如将“建德人”牙齿标本与现代男性的上犬齿比较，不但其齿冠稍大，而且齿根也显得粗壮一些，没有像现代人那样略呈柱形。除此之外，“建德人”右上犬齿化石形态与“柳江人”和“山顶洞人”也表现出十分的相似，但又比“山顶洞人”、“柳江人”和现代人同类牙齿的平均值要略大一些。结合“建德人”出土的层位和与之共存的古动物资料分析，将“建德人”归属于“柳江人”一类的智人类型这一论点值得重视。

“建德人”牙齿化石的发现，尽管材料不多，但它为我国智人化石的分布提供了实证。现已作为考古遗迹，标绘于1979年12月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第30幅《中国主要考古遗迹图》。同时，“建德人”的发现表明约在5万年前就已经有人类在浙江建德一带蕃衍生息，这也为在浙江发现更多远古人类化石带来了希望。（韩德芬、张森水：《建德发现的一枚人的犬齿化石及浙江第四纪哺乳动物新资料》，载《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第16卷第4期（1978年）；建德县志编纂办公室编《建德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一版，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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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时代
约11000～9000年前的浦江上山遗址
2000年开始，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浦江博物馆联合对浦阳江上游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在浦江县黄宅镇渠南村发现了上山遗址。2001年，2004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浦江县博物馆对上山遗址进行了两次考古发掘，发掘面积700余平方米。经北京大学文博学院对上山遗址出土的夹碳陶标本进行的加速器质谱（AMS）碳十四年代测定，遗址的年代距今约11000～9000年。上山遗址是中国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之一。
上山遗址以石球、石磨棒、石磨盘及厚胎夹炭红陶盆为组合特征的遗存内涵，不同于浙江及附近地区已发现的其他新石器时代遗址，反映的是与原始农业紧密相关的经济、生活模式。遗址中还发现了比较规矩、整齐的圆形或者近方形的灰坑、干栏式房基以及沟槽式房基遗迹。这种类型的建筑布局与河姆渡遗址的干栏式建筑有相似之处。特别是在出土的夹碳陶中，发现较多的稻壳印痕，胎中夹大量的稻壳，该遗址是世界（亚洲稻）稻作和栽培稻的最早起源地之一，是我国早期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重大突破，对长江下游东南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起源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参考洪国荣《浦江上山遗址惊世大发现》，载《文化交流》2005年第三期）
约8000～7000年前的“跨湖桥文化”时期
跨湖桥遗址位于杭州市萧山区城厢镇湘湖村的跨湖桥西南约700米的湘湖地带。遗址共测定碳十四年代数据和热释光年代数据29个，均分布在距今约8000～7000年间，年代早于浙江境内的河姆渡遗址约1000年，后因遭遇海侵被湮没覆盖。
1990年5月30日，萧山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接到浙江广播电视大学萧山分校的电话，告知有同学拾到文物。于是，文管会干部前往城厢砖瓦厂取土现场，跨湖桥遗址遗址被正式发现。随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专家到现场考察，确认为新石器时代遗址，当即决定考古发掘。
遗址经历了1990年、2001年、2002年等多次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陶器、石器、木（竹）器、骨角器，发现了灰坑、黄土台、残存墙体等建筑遗迹，发现了独木舟及相关木作加工遗迹。跨湖桥遗址发现的独木舟，残长5.6米，宽29-52厘米，船体厚2.5厘米左右，最大内深不足15厘米，材质为松木。这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独木舟，被誉为“中华第一舟”。在独木舟的两侧，还发现有木桩、木板、木料、船桨、砺石、石锛、编织物等数十件文物和炭灰遗迹。根据迹象分析，这是一处与独木舟有关的木作加工现场。专家确定为一处内涵丰富、文化面貌独特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遗址的位置处在于古湘湖跨湖桥西，且在跨湖桥自然村中，故把遗址定名为“跨湖桥遗址”。
跨湖桥遗址不同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原有的其他考古学文化，具有相当的独特性。除跨湖桥遗址外，后来又发现了与跨湖桥遗址同类型的下孙遗址，位于跨湖桥遗址东北约2公里处的下湘湖地界，并进行了考古发掘。2002年，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市萧山区博物馆联合发掘的“浙江萧山跨湖桥新石器时代遗址”入选“200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参考金利权《浙江文化源远流长的历史实证——略记萧山跨湖桥文化与浦江上山遗址》，载《今日浙江》2005年第九期）
约7000～5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时期
河姆渡遗址是我国新石器时期的一处重要的原始村落遗址，位于浙江宁波余姚市河姆渡镇。1973年夏天，当地群众在兴修水利时发现大量文物，经有关部门反映，浙江省考古队于1973～1974年和1977～1978年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发掘。遗址面积约4万平方米，由4个相互叠压的文化堆积层构成。文化遗物丰富，保存完好，属于新石器时代遗址，文物特征与长江流域其他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文物不同，被命名为“河姆渡文化”。根据碳-14测定，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为距今7000～50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其中第三、四层是距今约7000～6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大约与中原地区裴李岗文化与磁山文化相当。
河姆渡文化的社会经济是以稻作农业为主，兼营畜牧、采集和渔猎。遗址的第四层是距今约7000～6500年前的文化遗迹。其中最大的一个碳十四数据为6955＋－120年，早于河南渑池仰韶村的“仰韶文化”。在这层文化遗址中有大量制作精巧的石、骨、木、陶质的各种生产工具，其中成批的骨耜是主要的农用工具。遗址中保存着家猪、家狗和水牛的遗骨，说明饲养业已经诞生，特别是猪的驯养，说明浙东先民早已进入定居生活。遗址还保存着为数颇多的野生动物和水生动物的骨骼，说明狩猎和捕捞在经济中占有一定的地位。遗址中还有雕饰花纹的彩陶以及玉质和象牙制作的工艺品及骨哨等器具。
最为人关注的是，河姆渡文化遗址普遍发现又稻谷、谷壳、稻秆、稻叶等伊春，其中堆积最厚有达1米多的。这是当时我国发现最早的人工栽培水稻，稻谷数量之多，保存之完好，为其他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所罕见。经专家鉴定，这些稻谷是栽培稻的籼亚种中晚稻型水稻，改变了过去所谓我国新石器时代“有粳无稻”、中国水稻系由印度等地传入的论断，从而证明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人工种植水稻的国家之一。此外，河姆渡遗址中还发现成行排列的木桩和大量的梁、柱、地板等木构残件，其中有大量榫卯残件，属于干栏式木结构长屋的构件，这是我国当时发现年代最早的榫卯结构和干栏式建筑。
河姆渡文化遗址首先在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发现而得名，主要分布在浙江东部的宁绍地区，已发现的同类型遗址还有余姚茅湖、鄞县辰蛟、宁波八字桥和舟山百泉等。2004年，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又在宁波慈城镇八字村傅家山发掘出同类型文化遗址。河姆渡文化遗址以其丰富的考古文物被学术界公认为我国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不但证明了浙江文明的源远流长，也有力地表明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都是中华早期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参考徐季子等著《宁波史话》，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一版，第1～4页；安金槐主编《中国考古》，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一版，第135～138页）
约6700年～5200年前的“马家浜文化”时期
马家浜文化因首先在今浙江嘉兴南湖区南街道马家浜村发现而得名。马家浜遗址位于嘉兴市城西南7.5公里。1959年初春，该地农民在挖坑沤肥时发现大量兽骨和古代遗物。3月间，由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省博物馆等6个单位组成考古队进行发掘。遗址东西长150米，南北宽100米，面积约15000平方米。马家浜遗址主要分布区域在浙江北部、上海和江苏东南部太湖周围一带，已发掘的主要遗址还有浙江崇德桐乡罗家角、湖州邱城、杭州吴家埠、苏州越城、吴县草鞋山、上海市青浦崧泽等。该遗址文化距今约6700年～5200年前，其中吴兴邱城遗址文化下层的最大一个碳十四数据为6696＋－125年。1977年11月，在南京召开的“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学术讨论会”上，确认以马家浜遗址为代表的“马家浜文化”是长江下游、太湖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代表，并正式定名。
“马家浜文化”时期人类已经定居，经济生活以稻作农业为主，兼营采集、饲养家畜与渔猎。常用石器以磨制为主，形制有磨光穿孔的石铲，方形穿孔的石斧等。饲养业和捕捞业渐趋发展，纺织和制陶等手工业已相当进步。“马家浜文化”后期，普遍采用慢轮修整陶器，其中有些器物可能用快轮制成。该时期的房屋也从“河姆渡文化”时期的干栏式建筑发展为平地式建筑，即在平地上立柱筑墙和盖顶。房基的形状有圆形和长方形两种。马家浜遗址中的一座长方形房屋，南北长7米，东西宽3米，门向东。四周有一圈柱洞，有些柱洞内还残留木柱和柱底下所垫的木板。房内地面是经过加工的坚硬地面。有些房内地面上还堆积有似墙壁倒塌后留下的芦苇和红烧土块。在邱城的本期文化遗址中发现，先民们已经懂得开凿沟渠，把水源引进住地。在河姆渡遗址的第二层中发现了我国最早的水井。这期文化的许多遗址都有公共墓地，成人与儿童皆埋在同一墓地，未见墓坑与葬具。其中有单人葬、俯身直肢或仰身直肢，也有少数为同性合葬和男女合葬。男女合葬墓一般是男左女右，头向有朝北或东北或东南的。随葬品以鼎、豆、罐陶器为多，并有佩带的环、钩等装饰品。很少见有随葬生产工具的。
根据马家浜文化遗址的出土遗物特征和地层叠压关系，可以区分为早、中、晚三期。有学者将马家浜文化的这种早晚发展序列分成以下三个发展阶段，即罗家角早期（或称罗家角类型）——马家浜类型——崧泽类型。嘉兴市境内以马家浜遗址和罗家角遗址为代表的马家浜文化遗存分布广泛，说明这一地区历史悠久，是古代太湖文化的摇篮。马家浜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它上承余姚河姆渡文化，下启良渚文化，填补了两者之间的缺环，代表着长江下游、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参考《浙江嘉兴马家浜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载《考古》1961年第七期；《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载《文物》1978年第四期；安金槐主编《中国考古》，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一版，第139～141页）
约5300年～4200年前的“良渚文化”时期
良渚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因首先发现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良渚镇而命名。1936年原西湖博物馆施昕更在良渚镇附近的横圩里、茅庵前、棋盘坟、古京坟、荀山试掘，出土一批黑陶片和石器。这是长江流域的第一次考古发掘。1959年，夏鼐在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文物考古队队长会议上作《长江流域考古问题》讲话时，正式提出“良渚文化”的命名。1977年7月，夏鼐在《碳十四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一文中指出，“良渚文化的延续时间达1000年左右，即公元前3300-2250年”。其分布范围大体与马家浜文化相当，不过向南则扩展到宁绍地区，在环太湖流域及杭州湾地区分布广泛且密集。已发掘的主要遗址除良渚外，还有杭州老和山、水田畈、湖州钱山漾、嘉兴双桥、雀幕桥、宁波慈湖等遗址。良渚文化发现至今已有70年，其考古发掘和研究硕果累累。仅在良渚文化中心地带——杭州市良渚、瓶窑两镇周围就发现遗址100多处。
良渚文化时期在农业、纺织、治玉、制陶等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良渚文化时期的经济生活仍以种植水稻为主，但比马家浜文化有明显的进步。如在杭州、湖州等遗址中曾发现成堆的稻谷和稻壳，有籼稻和粳稻。在钱山漾遗址中，还发现有花生、芝麻、蚕豆、两角菱、甜瓜子、毛核桃、酸枣核、葫芦等植物种籽。作为最早使用石犁的地区，良渚文化率先将中国农业发展到犁耕阶段，同时还拥有石镰和石刀等农具，说明其有发达的、成规模的稻作农业。大量石钺的出土，表明良渚文化时期社会分化明显，贵族开始突出、显示自己的权力和威严。
良渚文化的陶器以快轮制造的黑陶著称，其典型器物有鱼鳍形足鼎、高把豆、圈足盘、双鼻壶、宽把带流杯、捏流鬹和澄滤器等。一些陶器上有刻划很细的花纹，主题纹饰有龙蛇纹、鸟纹和云雷纹等；有的陶器上还发现有在烧成后再刻划上去的图形或符号，有单个的，也有多个排列在一起的，它们是探索中国文字起源的重要线索。良渚文化陶器精湛的制作工艺和优美的造型，在同时代或稍晚的诸考古学文化中，只有山东龙山文化可以与之媲美。该时期遗址还出土有丝带、麻布等纺织品残片，以及用于捻线的杆、纺轮，纺织器具镶嵌端饰和开口刀等，说明这个时期已经存在原始织机，并可织造幅宽在35厘米以下的织物。钱山漾遗址出土的绢片，是浙江地区当时养蚕织绸的实证，也是我国发现的最早的丝织品实物。
备受关注的是，良渚文化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磨制细腻、雕刻精致、花纹图案华美、种类繁多的玉器。玉器数量之多，质量之高，为我国同时代文化所罕见。它们经过切割、钻孔、雕琢、打磨、抛光等多种工艺手段制成，很多玉器的局部还保存有制作和加工痕迹。玉器品类繁杂，包括祀神用的琮、璧，礼仪用的钺、冠形器、锥形器、三叉形器、柱形器，装饰用的镯、璜、牌饰、串饰、带钩，以及端器、手柄、动物性饰件等等，许多器件上还琢刻有神人兽面纹。这些玉器在形制、花纹以及随葬方式上突出了墓主人尊贵的地位与显赫的威仪，体现出良渚社会鲜明的等级特性与深厚的文化内涵。
最近20年来，良渚文化在中心聚落、墓葬、祭祀遗址等考古发掘和研究方面取得了进一步的成果。如1986年余杭反山遗址在人工堆筑的土山上发现良渚文化大墓11座，出土各类玉器1200多件套。1987年余杭下溪湾村的瑶山发现与墓葬复合的祭坛遗址，这是首次发现良渚文化的祭坛遗址，后来又进行的发掘研究。1991年余杭瓶窑镇汇观山遗址发掘一处较为完整的良渚文化祭坛，是目前所发现的良渚文化规模最大的祭祀遗址，总面积近1600平方米。祭坛西南部还发现一座棺椁齐备、随葬品丰富的大墓，这座墓也是目前所见良渚文化墓葬中墓穴规模最大的一座。1993年余杭瓶窑镇莫角山发现了一处更为壮观的人工堆筑的巨型基址，面积达30余万平方米，土层厚达10.2米。从发掘的1400平方米中发现大片的夯筑基址和大型柱洞遗迹。考古学家推测这里可能是一个中心城址，是良渚文化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总之，良渚文化是长江下游和杭州湾地区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良渚文化农业的发展、各种手工业的发达，以及墓内随葬品的悬殊，特别是大型墓内还随葬有玉璧和玉琮等特权象征的礼器等，都说明它所处的时代可能已进入阶级社会的初级阶段，是夏商周三代以前中国远古文化发展的一个顶峰。事实上，良渚文化玉器中的琮、璧，武器中的钺，漆器，丝绸以及神秘的神徽像等，均为后来的夏商周文化所继承和发扬。中心聚落、大型墓葬及人工祭坛等遗址的不断发现，更为研究良渚文化的聚落形态、社会性质，以及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的考古资料。因此，经过整整七十年的考古发掘和深入研究，当前学术界对良渚文化反而越来越关注，并将它与中华文明的曙光、国家的起源和形成等重要问题紧密联系起来。（有关良渚文化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此处主要参考了以下文献：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瑶山》，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安金槐主编《中国考古》，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一版，第141～145页；吴如祚：《文明的曙光——良渚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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