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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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镜
, L4 ?0 Z( u- _0 v/ {1 [    青铜制成用以照容的生活用具。在世界范围内，铜镜的出现以西亚和中国为最早。据考古发掘所知，伊拉克的基什遗址出土的铜镜为公元前2900～前2700年，伊朗的苏萨遗址出土的铜镜为前2300～前2000年，巴基斯坦的印达斯遗址出土的铜镜为前2000年左右。中国甘肃省和青海省齐家文化遗址出土的铜镜，约为前2000年。在中国，从青铜时代初期出现铜镜，历经商周、秦汉，以迄明清，长期流行，直到近代大量使用玻璃镜以后，才被取代。据分析，从战国到隋唐，一般铜镜平均含铜约70％，锡约24％，铅约5％。与其他青铜器相比，锡的含量较高，这有利于使镜面光亮，宜于映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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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古代铜镜，大体上可分为两大系统：西亚、埃及、希腊、罗马的铜镜，往往为圆形，附有较长的柄；中国的铜镜多为圆形，镜背中央设钮，以穿绦带，没有柄，到了唐宋，才出现有柄的铜镜。中国古代铜镜还广泛流传到周围地区。在西亚、中亚、西伯利亚、蒙古人民共和国、朝鲜、越南等地，都有中国铜镜的发现。特别是日本，自弥生时代以降，大量从中国输入铜镜，视为宝物或神器，并在本地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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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古学上，铜镜的研究有相当广泛和重要的意义。各个时代的铜镜都有明显的特征，有的还有纪年铭，因此在年代学上有特殊的作用。对铜镜的形制、花纹和铭文等的研究，可以了解各时代的铸造技术、工艺美术、工官制度、商业关系、思想意识，以及对国外的交往等。因此，“镜鉴学”在考古学上成为一个专门的课题。早在北宋，《宣和博古图》中就著录了许多传世的古镜。到了清代，《西清古鉴》、《宁寿鉴古》、《金索》等金石学书籍又有著录。20世纪以来，专为著录古镜的图录和书籍不断增多，其中以《岩窟藏镜》收集最广，品类最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类铜镜大量发现，出土地点明确，在墓葬中的位置及与其他遗物的共存关系清楚，年代可靠。这使得中国古代铜镜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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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家文化和商代、西周的铜镜　齐家文化的铜镜，已发现2枚。一枚在甘肃省广河县齐家坪出土，直径约6厘米，镜背平素无纹饰，钮细小。另一枚在青海省贵南县尕马台出土，直径9厘米，镜背铸出七角星形，外围饰栉齿状斜线纹，钮小而呈圆形。商代铜镜在河南省安阳西北岗和小屯出土有5枚，大的直径12厘米左右，小的直径7厘米左右。其共同特点是钮较大，呈桥形。花纹各有不同，但主要的纹样都是由若干平行线组成的斜格纹或栉齿状纹。西周铜镜至今共发现2枚，分别出土于陕西省的宝鸡市和凤翔县新庄河，均为素镜，直径分别为6.5和7.2厘米，钮甚细小。从齐家文化经商代到西周，中国铜镜始终处在原始状态，形体小，制作粗陋，缺乏规格，铸造量也少，但其存在是可以确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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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代的铜镜　进入东周，铜镜的铸造量有所增加。在河南三门峡市和浚县、山东临淄、山西长治、辽宁宁城、湖南长沙和湘乡等地，都有春秋时代铜镜的发现。但主要仍是小型的素镜，制作粗简。个别镜虽有花纹，但纹样稚拙。镜钮较大，呈桥形，与商代的有相似处。当时的铜镜仍然没有脱离原始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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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之交，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铜镜铸造业迅速发达起来，质量也有显著提高。镜的形制和花纹已经规格化。镜钮多为细小的桥形，已有钮座。镜缘也有明确的形制。镜背花纹精致，其特点是完全采用虺龙纹、饕餮纹、兽纹、羽状纹、涡形纹等青铜容器上的纹饰。战国中期以后，镜的形体增大，一般直径为十余厘米。由于铸造量大增，多采取铸造“同范镜”的办法，开后世“同范镜”铸造的先例。镜钮普遍为三弦纹的桥形小钮，钮座主要有圆形和方形两种。除平缘的以外，镜的缘部多为断面呈弧曲内凹的。镜背的花纹可分“地文”和“主纹”。前者如羽状纹、涡云纹、雷纹等，仍然是采用青铜容器上的花纹；后者如山字纹、花菱纹、禽兽纹、蟠螭纹等，则是适应铜镜的特点而设计的。战国时代的铜镜，绝大多数为圆形，少数是方形。有的镜由镜面和镜背分铸配合而成，镜背铸出透雕式的兽纹和蟠螭纹。个别的镜则用金银错出各种生动、复杂的花纹，十分精致（见东周铜器）。各地所铸铜镜具有一定的地方特色。从考古调查发掘看，战国中晚期，与北方的六国相比，楚国的铜镜铸造业显得特别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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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铜镜　西汉前期的铜镜，花纹虽略有变化，但总的说，仍属“战国式镜”的范畴，不同的是，有些铜镜开始有了铭文。当时最流行的是“蟠螭纹镜”。有些蟠螭纹镜，在花纹中出现了所谓“规矩形”纹样。
　　西汉中叶的汉武帝时期，铜镜的形制和花纹出现了显著的变化:①镜缘一般都为平缘，断面不再呈弧形内凹；②三弦纹的桥形小钮消失，在一度流行伏兽钮、蛙钮和连峰状钮之后，普遍流行半球状钮;③战国式镜上常见的“地纹”消失;④花纹严格对称于镜的圆面的中心，有的可均称地划分为4区；⑤铭文增多，有的镜实际上是以文字作为主要的装饰。这些变化，使西汉中期出现了真正的“汉式镜”。从西汉中期到后期，主要的铜镜种类先后有“草叶纹镜”、“星云纹镜”、“四螭镜”、“重圈纹镜”、“日光镜”、“昭明镜”等，后两者是因铭文而定名的。铭文如“见日之光，天下大明”、“内清质以昭明，光辉象夫日月”等，多为三字句、四字句或六字句。当时，随着汉武帝以来大一统的政治局面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在文化艺术方面也更趋统一，这使得铜镜的形制和花纹也在全国范围内一致化，几乎不存在地方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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