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铜镜中的中国历史和文化

萨满

今天，我们已经习惯每天对起镜子把自己精心打扮一番；但在玻璃镜出现之前，镜子是用铜造的，准确地说，是青铜镜。考古发现证明，中国在距今4,000年前的齐家文化时期，就开始使用青铜镜，经历了商、周、汉、唐、宋、元、明，直到清代中晚期以后，青铜镜才逐步为玻璃镜所取代，退出人们的生活。铜镜被人们使用了约3,800年左右的时间，可算是中国古代诸种金属器物之中沿用时间最长、使用范围最广、又对人们日常生活产生过许多影响的古器物。

铜镜本身是一种工艺美术品，镜子的背面一般都铸有精美的纹饰或文字，这些纹饰的图案造型与铭文，往往浓缩了各历史时期的社会思想观念与审美情趣，它制作精细，既体现了较高的工艺制作技术水平，又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青铜镜被使用了近4,000年，它已经超越了日常生活中照面饰容的用途，深深融入了我们的社会生活和文化意识，譬如人们常说的“破镜重圆”、“明镜高悬”、“以史为鉴”(古书“鉴”与“镜”常互通)等等，都反映出铜镜文化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古代铜镜除了作为照面饰容的工具之外，更浓缩着文化，见证着历史，默默记录着悠悠历史长河中的波澜起伏。

铜镜是一部中国历史的镜像

中国从什么时候开始铸造和使用铜镜？这并非一个简单的历史考证。正如某些发明创造被归功于黄帝一样，古人也将铜镜的制造和使用说成起始于黄帝：“帝因铸镜以像之，为十五面，神镜宝镜也”(《轩辕黄帝传说》)。“饶州俗传，轩辕氏铸镜于湖边，今有轩辕磨镜石，石上常洁，不生蔓草”(《述异记》)。上世纪70年代，甘肃广河齐家坪和青海贵南承马台的齐家文化墓葬中先后出土了两面铜镜，齐家文化的年代约为公元前2000多年，距今约4000多年，属原始公社的解体时期。由此可见，齐家文化铜镜应属铜镜的初起形式。

如果从其流行程度、铸造技术、艺术风格和其成就等几个方面来看，战国、两汉、唐代算得上铜镜发展史上三个最重要的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在中国古代铜镜发展史中是一个成熟和大发展的时期，是中国古代铜镜由稚朴走向成熟的过渡阶段；也是铜镜的铸造中心由北开始向南迁移的重要时期。

总体而言，战国时期的铜镜特点是形体轻巧，纹饰精致，线条流畅。镜形以圆形为主，偶见方形，多为弦纹钮。纹饰结构从初期的单纯地纹，后在地纹上增添主纹饰，到战国中晚期还出现了透雕(镂空)、金银错、嵌玉、彩绘等工艺的铜镜。

到了战国中期，铜镜的种类繁多。铜镜的纹饰也有所变化，如花叶镜中的叶纹镜从简单的三叶、四叶到八叶，还出现了云雷纹地花瓣镜、花叶镜。四山镜的山字由粗短变得瘦削，在山字间配有花瓣纹、长叶纹、绳纹，相当繁缛。还出现了五山镜、六山镜。这时出现的镜类有菱纹镜、禽兽纹镜、蟠螭纹镜，连弧纹镜、金银错纹镜、彩绘镜等。

汉代是我国铜镜发展的重要时期。中国铜镜，以汉镜出土的数量最多，使用普遍，汉镜不仅在数量上比战国时期多，而且在制作形式和艺术表现手法上也有了很大发展。镜形基本为圆形，半圆形钮为主，也出现了一些伏兽形钮，纹饰表现手法为平雕、线雕和浮雕。汉代铜镜上开始出现铭文。纹饰种类上主要有西汉的蟠螭纹、蟠虺纹、草叶纹、规矩草叶、规矩蟠螭纹、百乳纹、四乳四虺，以及“日光”、“昭明”等以铭文为装饰的铭文带(指有铭文的部分)镜。

西汉晚期王莽至东汉早期，出现了四乳禽兽纹、多乳禽兽、四神规矩纹等，这期间主要产自浙江绍兴的画像镜、半圆方枚神兽镜是其中佼佼者，其工艺以高浮雕为主，刻划极为精细、纹饰内涵丰富，多有铭文，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意识。之后还有连弧纹、变形四叶纹、龙虎纹和夔凤纹等，纪年铭文亦开始流行。

唐代是我国铜镜发展史上，又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隋唐铜镜，较前代又有了新的发展。在铜质的合金中加大了锡的成份，在铜镜的质地上就显得银亮，既美观又适用。在铜镜的造型上，除了继续沿用前代的圆形、方形之外，又创造了菱花式及较厚的鸟兽葡萄纹镜。并且把反映人民生活和人们对理想的追求、吉祥、快乐的画面应用到镜上，如月宫、仙人、山水等。

特别是随着社会进入相对稳定及繁盛的局面，这时期的铜镜亦摆脱了两汉以来的神秘怪诞气氛，更接近于现实社会大众的生活；表现手法也更多样化，表现了浪漫的色彩。特种工艺镜如金银平脱镜、螺钿镜、银壳镜、金壳镜等等，十分精美，是当时突出的镜类。这是强盛唐朝高度艺术水平的产物，充分显示出唐代铜镜的特点。

铜镜体现着古人审美眼光

拿古代铜镜与现代玻璃镜子相比，前者虽然不及后者清晰，但是其身上的艺术性绝对是后者比不上的。汉代早期，铜镜逐渐走进寻常百姓家，繁缛细密的龙凤蟠螭纹饰变为卷草纹、星云纹、吉语，出现了草叶纹镜、星云镜及各种铭文镜。到了唐代，铜镜体现了盛唐风韵的华丽气象，纹饰以麒麟、奔马、鸾凤、吼狮及西域传进的各种花卉、不知名的或奔或卧的怪兽等为主。铜镜身上的装饰纹路，直接代表着古人的审美眼光。

纹饰工艺，既反映了铜镜的主题内涵，也是铜镜最具美学价值的部分。它涵括了各种几何、动植物、神兽仙人、民间故事、生活百态、祈愿祝福等，有些精美的可媲美画作，或映照出各种社会内容。纹饰各具时代特征：殷商时期多用叶脉纹、平行线纹、多圈凸弦纹等；西周时期多用重环纹、鸟兽纹等；春秋战国时期多用山字纹、凤鸟纹、蟠螭纹等；汉代除继续沿用战国镜纹饰外，最流行的纹饰有规矩纹(博局纹)、草叶纹、星云纹、连弧铭文纹、蝙蝠形柿蒂连弧纹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则多用兽纹、变形四叶纹、瑞兽纹等；隋唐时期多用瑞兽纹、四神纹、花鸟纹、宝相花纹、海兽葡萄纹、十二生肖像纹等；五代以来由于政局变化，铜镜铸造也有明显的时代差异和独特的民族风格；至明代铜镜铸造业已是江河日下，逐渐被实用的玻璃镜所代替了。

社会生活类纹饰大量出现，还是在东汉的画像镜上面。如历史人物(夫差和伍子胥)，车马出行、歌舞宴乐、杂技马戏等，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王公贵族的奢侈生活。唐代的狩猎纹镜、打马球镜，洛阳出土的著名的螺钿人物宴乐镜等，亦表现了唐代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此外，唐代和唐以后的铜镜上出现了大量反映道教文化的纹饰，表现了道教在人们社会生活中产生的影响。

神秘的制镜技艺

古代铜镜除了高超的艺术性外，还有着浓厚的神秘色彩，在铸造工艺、合金配比等方面都值得琢磨和研究。除了那精美的铸帛工艺和纹饰令人赞美之外，防锈工艺之精妙也深受推崇：即使深埋地下数千年，至今仍不锈蚀，着实是个不解之谜。据介绍，早在《周礼&S226;考工记》中就记载了制作铜镜的合金比例：“金锡半谓之鉴隧之齐”，即铜50%、锡50%。近代学者使用科学的分析手段，发现各种铜镜的合金成分因其出产地域和时代的不同，铜和锡的比例有很大的差异。从战国开始，铜镜合金中普遍含有铅，铅加入合金后，提高了铜镜铸造质量。《淮南子&S226;修务训》中也有明确记载：“明镜之始下型，朦然而未见形容，及其扢以玄锡，摩以白旃，须眉微毫可得而察。”《吕氏春秋&S226;达郁》中更有早先秦两汉时，人们是用白毡蘸着“玄锡”来磨镜开光的记载，汉镜就曾有“和以银锡清且明”、“和以玄锡清而明”的铭文。

其实，古人使用铜镜需要经常磨光。手里拿着工具沿街敲打，妇女们听见后就出来磨镜，这叫做“惊闺”，古代绘画作品就有描绘这一景况的。

丰富的社会文化意蕴

铜镜是古代人民照面饰容的日常生活用品之一，同时作为一种工艺品，其镜背的纹饰凝结了古代工匠的审美意趣和冶铸工艺，正是由于铜镜精美的工艺美术水平和广泛的使用，其功能便扩展到社会的各个方面。

1、 古人墓葬的随葬品

铜镜本是日常用品，但由于镜子能反光、能清晰映像，因而被人们引喻出许多社会功能，成为古人墓葬的随葬品。由于铜镜所具有的破暗取明、去魔压邪作用，再加上古代“视死如生”和“诸养生之具无不从者”的观念，人们把生活密切的铜镜同葬，以供死者在阴间继续使用。

浙江临安五代时期的墓中便有发现于前后墓室屋顶暗窗中置铜镜的。另外，在《汉书&S226;霍光传》霍光死后所用“东园湿明”下注释曰：“东园处此器，形如方漆桶，开一面，漆画之，以镜置其中，以悬尸上，大敛并盖之。”亦说明了古人以铜镜随葬的习俗。

铜镜不但成为古代贵族墓葬中最常见的随葬品之一，在一些小型墓内也常有发现。当然，王公贵族使用的往往是制作精良、纹饰精美的大尺寸铜镜，而一般的平民百姓使用的铜镜尺寸较小，纹饰属于普通常见的品种。

今天，现代考古学根据这些埋藏在古代墓葬中的铜镜纹饰的不同时代特征，为墓葬的断代提供重要的依据，因此铜镜又成为考古断代的标识。

2、帝王的贡品或赏赐

铜镜既然被赋予了多种的社会功能，兼具美观实用价值，自然会被用作王公贵族、亲朋故友之间馈赠的礼品。

据《唐书&S226;礼乐志》记载，八月五日是唐玄宗的生日，这天也被定为“千秋节”，又称为“千秋金鉴节”，群臣会献上美酒和铜镜祝寿，或作为互赠的礼物，唐玄宗也会在千秋节赠群臣以铜镜，以示圣恩。后来这习俗更流传到民间。至于上贡品如“江心镜”、“方丈镜”等亦有这种用途。

在上者以至民间的赠镜活动，无形中推动了铜镜制作的发展和技术水平，使铜镜成为精美的日用工艺品，并受到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的喜爱。

3、爱情婚姻的信物

铜镜成为“花好月圆”的象征，“破镜重圆”的故事就是最好的说明。铜镜大多是圆的，圆形在中国古代有圆满、团圆、吉祥之意，也象征爱情婚姻的美满。因此在古代，铜镜就常用作为爱情婚姻的信物，或嫁妆之一，如双凤镜、雀绕花枝镜、瑞兽鸾凤葡萄镜等。唐镜中的许多铭文就表达了男女相悦之情。

另外，古书中提到的“山鸡舞镜”(《异苑》)、“化鹊捎信到夫前”(《神异经》)等故事，都与爱情有关，更成为许多诗文常爱运用的题材。这些美丽或凄然的故事，既表现了古人的美好愿望，又说明了铜镜作为信物，其传承与纹饰内容是渊源有自的。考古发掘中也曾见到夫妻合葬墓中各持半面铜镜的实例。

4、驱邪法宝与法器

镜子能驱邪照妖，是中国古代以至现代的传统观念，古人不理解铜镜映射的原理，以为铜镜可以发光，具有“法力”，可以照妖驱邪。很多道士修行、炼丹时都镜不离身；佛教和道教举行宗教仪轨时，铜镜亦成为不可缺少的法器；有些人还以镜子作为镇宅的法器。这虽然未必符合科学精神，却也可以在精神和心理上，给虚怯的人以一点安慰。

相传有很多关于镜能照妖的故事，例如《西游记》和《封神榜》，都有以镜子辟邪照妖的情节。汉代刘歆著的《西京杂记》中，提到汉宣帝所持身毒国宝镜有照见妖魅之功能。晋朝人葛洪所著《抱朴子》书中便提到道士背悬九寸明镜，老魅便不敢靠近，如果有鸟兽邪物，用镜一照，其本形俱现镜中。唐人著作《古镜记》中的宝镜能使百邪远人，具有降服妖怪精魅的神妙作用。

5、中外交流使者

在日本、越南、俄罗斯和阿富汗及伊朗等国均出土了不少中国古代铜镜。在《三国志&S226;魏志&S226;倭人传》中，便记载了三国魏晋时代倭女王(今日本)遣使到来中国进贡，魏王便赏赐予“铜镜百枚”的资料，这说明早在汉代，精美绝伦的中国铜镜，已经成为周边国家难得的珍贵礼物。在日本的考古中也发现了中国的魏镜和吴镜，以及当地仿制的“倭镜”。

1959年，在日本福冈县饭冢市立岩堀田的瓮棺墓出土了一面汉镜，其铭文与西汉时期的铭文镜基本相同：“日有熹，月有富，乐毋事，常得，美人会，芋瑟侍，贾市程，万物平，老复丁，死复生，醉不知，酲旦星(醒)”。另外，1978年11月，在阿富汗席巴尔甘(Sibrkand)贵霜早期三号墓中，也出土了铭文基本相同的中国汉代铜镜，这是汉代中外文化交流频繁的又一证据。

古代铜镜的形制、纹饰和铭文的发展变化，记述了先民们的艺术想像力和社会文化观念，又显现出其铜镜文化自身的系统性和时代性特征，研究这些纹饰和铭文，为我们今天认识中国古代社会文化艺术和社会意识，提供了实物证据与一个独特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