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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 论
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是原始社会氏族公社制由全盛到衰落的一个历史阶段。它以农耕和畜牧的出现为划时代的标志，表明已由依赖自然的采集渔猎经济跃进到改造自然的生产经济。磨制石器、制陶和纺织的出现，也是这一时代的基本特征（见史前考古学）。因而，新石器时代在中国历史上是古代经济、文化向前发展的新起点。就目前所知，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大约起始于公元前6000多年，实际开始年代还当更早；一般延续到前2000年左右，中原以外有些地区结束的时间要更晚些。中国各地遍布新石器时代的遗存，其分布范围、文化内涵和起迄年代各不相同，有些在生产经济上也呈现出较大的差异。在一定地域内先后产生的几支新石器文化往往形成自身的发展序列。中国的诸新石器文化不断发生交流、融合和分化；在此同时，随着生产的发展，原始社会内部产生了私有制和阶级，中国历史最终进入了阶级社会。中国新石器文化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源泉。特别是以中原为核心的一脉相承的新石器文化，与后来青铜时代的商周文化紧密相连，并同周围地区有着密切的交互影响，便是中国历史连续发展的具体例证。
发现和研究简史
中国古代文献中，有轩辕、神农、赫胥氏用石头制造工具的传说，也有肃慎氏使用石弩以及历代发现“雷斧”的记载。但这些片断记述，都不属科学的考古学范畴。从20世纪20年代起,随着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兴起,新石器时代的考古研究才开始发展起来。但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在全国范围内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不过二、三百处，其中经过正式发掘的更是寥寥无几。
1921年，瑞典地质和考古学家安特生在河南渑池仰韶村发掘，发现了以彩陶为显著特征并与磨制石器共存的仰韶文化，一度还称为“彩陶文化”。后来，在黄河中、上游发现了类似的遗存，由此开始了对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考察和研究。安特生1925年在《甘肃考古记》中，就当时已发现的黄河中、上游地区的新石器及其他原始文化，提出了“六期”的分期体系，从早到晚依次为齐家期、仰韶期、马厂期、辛店期、寺洼期和沙井期。1926年李济发掘了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是中国学者首次正式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据此写出的《西阴村史前遗存》(1927)和《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1932)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黄河流域的另一重要考古成果，是1928年在山东章丘城子崖发现的龙山文化遗址，它以薄黑有光泽的黑陶为特征,与磨制石器共存,一度曾称为“黑陶文化”。该处的发掘报告《城子崖》(1934)，是国内首次出版的大型考古报告。1936年,又发掘了山东日照两城镇遗址,从而加深了对龙山文化的认识。除山东外，在河南、安徽、浙江、辽宁等省也都发现了性质上部分类似的遗存。当时曾一度认为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是东西相对、同时并存的两支文化。1931年，梁思永在河南安阳后冈发现了商代、龙山和仰韶遗存依次上下堆积的“三叠层”，第一次明确了中原地区两支新石器文化及其与历史时期遗存的相对年代，并据此进一步提出后冈一类的龙山文化与商代文化之间存在传承关系。
此外，由东北、内蒙古到新疆一带的广阔地区，陆续发现一些以细石器为特征、伴存有篦纹或其他类型陶片的地点，当时曾称之为“细石器文化”。长城附近的一些遗址中，还发现细石器与较多的磨制石器和彩陶共存,表明它们与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文化有所交流融合,曾被人称为“细石器与彩陶的混合文化”。从1932年以来，在东南沿海的江苏、浙江、江西、广东、福建、台湾等省，发现了许多以几何印纹陶为特征的遗址，并常伴存着华南地区特有的有肩石斧或有段石锛等磨制石器，当时习惯上称为“几何印纹陶文化”，并一概视为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
在上述考古发现的基础上，不少中国学者进行了综合研究，有的还以具体事实开始纠正安特生的“六期”说。但是，由于考古资料的限制，当时对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基本轮廓还不甚清楚，若干文化的性质仍若明若暗，地区上的空白和时代上的缺环又比比皆是，无论是发现还是研究都是相当薄弱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了大规模考古调查发掘。据不完全统计，在全国已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7000多处,其中经过发掘的约400多处。有的地点经多年持续工作，揭露面积达1万多平方米,有的墓地发掘墓葬多达千余座。陕西西安半坡遗址和临潼姜寨遗址等,局部或整体地揭露了仰韶文化的聚落布局,对了解当时人类生活和社会形态，提供了生动、具体的物证。在半坡还建成了中国最早的具有代表性的大型遗址博物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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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4-23 11:1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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