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文化石器装柄技术探究（偶尔浏览到的 传上来 一起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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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我们真的需要对泛称的石锛进行重新认识。我们设想，石锛最初应该以石斧的替代品或升级品的面目出现，因此其基本的装柄方法与石斧完全一致。后来又通过变换装柄方式分化出了石凿、刨子等器物，但石器的形态并无多大区别。如果不是时代的差异，常型石锛和有段石锛应该含有功能上的诉求，只是目前我们无法证明罢了。实际上“斧头式”装柄的石锛可以用来砍劈，也可以用来切割；“标枪式”装柄的石锛可以通过木锤凿击，也可以徒手进行刮削，但目前我们还无法断定这些带柄石器确切的使用方法和使用对象。真正要解决这些问题可能还需要借助高精度的微痕分析。遗憾的是，南湖等地出土的许多带柄石锛没有使用痕迹，它们可能是生产基地制作出来不久尚未投入使用的产品。另外我们还注意到，“斧头式”装柄的石锛刃口多数为刃锋朝左的右手型，但也有刃锋朝右的左手型（图一○）。左手型石锛的出现与良渚时期很多左手型的石镰应该具有某种关联。
　　以上所述均为斧锛类石器，其木柄特征可以归纳成如下表格（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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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斧锛类石器，其他石器的带柄实物也有发现。2008年5月，笔者在调查余杭南湖带柄石器的出土情况时，从个体收藏者手中看到了3件带柄的耘田器（有一件只有木柄，耘田器已不存），它们用的居然都是“斧头式”安柄法，其中有一件还露出小半个圆孔，与圆孔相对的木柄上隐约可辨绳索捆扎的痕迹（图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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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_2 \* L& q9 q* [% s# H' o笔者推断，当初装柄时可能整个圆孔都露出，使用后石器背部渐渐往卯孔内推挤，到后来大半个圆孔都没入了木柄之中。耘田器的安柄最初被认为是柄杆垂直插入圆孔中绑实的，与南方现代铁制的耘田器相象，“耘田器”的名称即由此而来{9}。后来有学者认为它不是农具，再后来有人认为它是拿在手上的刮刀或稻谷脱粒的工具{10}。采用“斧头式”装柄确实出乎人们意料，这样组合的工具可砍可切，但从刃部所留的细小崩疤来看，这件器物应该是一把砍刀。也就是说，所谓的耘田器很可能是石刀的一种。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陶博在早年曾收集到一件带柄的砺石，砺石呈多棱柱形，嵌于烟斗形的短柄之中（图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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砺石装柄可谓匪夷所思，这样的砺石可能用来对付需要长时间打磨的坚硬对象，它能起到减轻劳动强度的效果。这件砺石的装柄样式大体上也可归入“斧头式”。此外，从江苏海安青墩遗址出土的崧泽文化陶质装柄石钺模型{11}、山东莒县陵阳河出土的大汶口文化陶尊上的钺形图案（图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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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山西襄汾陶寺M1364中涂饰红彩的石钺木柄痕迹{13}、良渚文化石钺穿孔旁的朱漆痕迹等证据推断，由穿孔石斧演变而来的石钺也应当采用“斧头式”装柄法。如果石凿横向插入卯孔之中的装柄方式推断无误，那么石凿的装柄方法似乎也是“斧头式”的，只是刃口垂直于木柄，作用力的角度发生变化，使用的目的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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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来，在传统的石器分类中，至少石斧、石锛、石钺、石凿、耘田器和砺石需要或可以装柄使用，而“斧头式”安柄法是新石器时代主流的装柄方法。
5 r1 H: F# n) l/ d　　带柄石器的分类可见表二，将表一、表二整合后转换成图表（表三），可以对良渚文化的石器装柄技术有一个更直观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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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6 ^; z3 N# u8 A: y　　{1}、{6} 肖梦龙：《试论石斧石锛的安柄与使用》，《农业考古》1982年第2期。
  f0 V5 r+ S; e, O2 _* ?　　{2}、{8} 南京博物院、吴县文管会：《江苏吴县澄湖古井群的发掘》，《文物资料丛刊》第9辑，文物出版社，1985年。
5 f) v7 P. R( A# \# s　　{3} 林华东：《良渚文化研究》，第199页，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
$ T( s+ D$ }* A% _. f+ \& E7 V　　{4} 赵晔：《良渚文化石器装柄技术的重要物证》，《东方博物》第二十八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
4 |4 w5 N. F9 x1 j# D* t　　{5} 四家收藏单位以下分别简称陶博、省博、良博、余博（即原来的余杭博物馆）。
& l% ], m# u/ R' d) n　　{7} 赵晔：《浙江余杭南湖考古调查发掘获重要成果》，《中国文物报》2007年12月28日。
$ I( y$ r( W- K/ t- O7 _2 i5 w　　{9}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吴兴钱山漾遗址第一、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
　　{10} a.纪仲庆：《略论古代石器的用途和定名问题》，《南京博物院集刊》，1983年； b.蒋卫东；《也说“耘田器”》，《农业考古》1999年第1期。
0 ?0 H, M0 v; Y$ h9 L. f　　{11} 南京博物院：《江苏海安青墩遗址》，《考古学报》1983年第2期。
9 g+ \) H, v) U, u* P- j　　{12} 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济南市博物馆：《大汶口》，文物出版社，1974年。
　　{1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等：《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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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文化之所以在我国史前时期的考古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是因为它的稻作农业、玉器、漆器、黑陶及礼制系统十分发达。事实上，它的石制手工业也走在当时的前列。目前已发现的良渚文化石器有斧、锛、钺、刀、凿、镰、镞、犁、耜、斜把破土器、双翼石器（耘田器）、纺轮、网坠等10多种。这些石器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打制为主、制作比较粗糙的农具，如犁、耜、镰、破土器等，由于已形成配套的农耕体系，成就了稻作农业的快速发展。另一类为其他生产工具、武器和日常用具，大部分磨制精良，匀致光洁。其精湛的石器加工技术，为玉器制造业的辉煌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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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良渚文化的考古发掘中，石锛的出土数量最多，其次为石镞，说明这两种器物在当时的使用频率极高。墓葬中随葬的石器则大多为石钺，偶见锛、镞、犁、耘田器等。可见钺、锛、镞、犁、耘田器是良渚文化较常见或较典型的石器。除了镞、犁等用途非常明确的器种，其他几类主要的石器都需要安柄使用，因此探究这些石器的装柄技术对了解它们的确切用途至关重要。
　　一般来说，木柄之类的有机质遗存在埋藏中极易朽烂，带柄的石器在遗迹单位和地层内极难发现。但是在特殊的埋藏环境中，这样的器物却能够保存下来，甚至可以很好地保存下来。本文能够草成，就缘于在特定环境中出土了为数不少的良渚文化带柄石器。它们的出土足以使人眼睛一亮，也有些超乎人们想象。透过这些实物标本，我们能从一个侧面窥度良渚先民的智慧和创造力。这种高超的装柄技术反过来也佐证，良渚时期的石制手工业已臻于新石器时代的颠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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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柄石器其实在上世纪70年代就有出土，经报道的有：江苏溧阳县沙河乡洋渚遗址3件{1}，江苏澄湖良渚文化古井1件{2}，浙江湖州千金公社向上大队1件{3}。这些遗物均出自潜水面深处的淤泥中，缺氧恒湿的特殊环境使它们得以保存。上世纪90年代之后，浙江余杭南湖、北湖、东苕溪等地也开始陆续出土带柄石器，尤其是2006至2008年，随着余杭南湖整治工程的推进，集中出土了数批保存极好的带柄石器。这些带柄石器均出自古河道或冲积扇的沙土中，同样缺氧恒湿而埋藏环境更佳，以至许多木柄至今鲜妍饱满，质地硬实，表面的斧凿或修磨痕迹清晰，就象新近制作一般。根据石器个体的形制特征，这些带柄石器大部分属于良渚文化，个别带有崧泽文化风格。
! G$ G9 d3 S3 i' f$ C$ c& F　　目前，浙江余杭地区出土并见于收藏机构的带柄石器总计已近30件，且大部分出自南湖{4}。主要收存于浙江古陶瓷博物馆（10余件）、浙江省博物馆（11件）、良渚文化博物馆（3件）和中国江南水乡文化博物馆（2件）{5}。此外，散落在民间的带柄石器数量更多，有的品质更好。加上上世纪70年代在太湖周边出土的5件，我们已完全有条件对带柄石器做一个专门的考察，探讨石器使用的一些真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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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木柄的安装方法，肖梦龙先生早年在介绍江苏溧阳出土的带柄石器时就指出，“其安柄方法均以石斧和石锛的顶头装入木柄头部凿有的卯眼内，完全是运用榫卯原理和方式安柄”。肖先生据此将这种装柄方法称之为“榫卯法” {6}。以后陆续出土的带柄石器表明，这一安柄方法确实是当时主要的装柄方法，但不是唯一的方法。良博收藏的3件带柄石器恰好分别使用了三种不同的装柄方法。这三种方法虽然都要挖凿卯孔，即还是所谓的“榫卯法”，但石器与木柄连接的部位和角度截然不同，由此形成的使用方法也必然不同。第一种仍为常见的方法，一件个体较小却较厚的石锛嵌于木柄粗端的卯孔之中（图一）。第二件石器为扁薄精磨的石锛，安装在木柄粗端的端部，在近平的端部圆面上开凿窄长的卯孔，石器嵌入后器身与木柄在同一直线上（图二）。第三件石器为厚背精磨的石锛，安装在木柄中部，木柄也相应做成两头小、中间稍粗的擀面杖形，卯孔就挖凿在中段，石器嵌入后刃口与木柄平行（图三）。很显然，第一种常规的装柄方法适宜于砍劈，第二种装柄方法适宜于掏凿，第三种装柄方法适宜于刮刨。根据石器与木柄构成的形态，我们不妨将石器从木柄一头垂直伸出的称为“L形”或“斧头式”；将石器沿木柄一头放射状伸出的称为“一字形”或“标枪式”；将石器从木柄中部垂直伸出的称为“T字形”或“刨子式”。在收藏机构露面的带柄石器中，“刨子式”装柄的石器非常罕见，仅为良博这一例；“标枪式”装柄的石器有7例；除此皆为“斧头式”装柄的石器。据了解，散落民间的带柄石器也均为这三种装柄样式，大体的比例也与前者相近。这样的比例关系也可理解为“斧头式”装柄的石器用量或消耗量最大，“标枪式”和“刨子式”装柄的石器次之再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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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测量和对比观察，40~45厘米是木柄长度的一个分水岭。保守地说，长度在45厘米以下的木柄几乎都经过打磨，制作规整，外表光洁。良博收藏的三件石器皆属此列，其木柄乍一看就象用现代的车床车过一样。长度超过45厘米的木柄多数制作粗糙，往往留有明显的加工痕迹。最具代表性的是余博收藏的一件带柄石锛，此物系2006下半年在笔者主持的余杭南湖考古工地中出土{7}。其柄木质鲜黄，加工痕迹清晰保留，尤其是削平开卯孔的一侧，斧凿痕迹相当明显，柄长46厘米（图四）。笔者认为，长度在45厘米以内的木柄都较圆润规整，使用灵便，很可能是专门的木作工具；而长度在45厘米以上的木柄制作多较粗糙，柄身未作修整处理，斧凿痕迹明显，可能用于劳动强度较大的生产活动。与此相关的证据是，上述三种装柄方法均见于精加工的短柄石器，十分适应木作工艺复杂性的要求；而制作粗糙的长柄石器，仅有常规的“斧头式”装柄方法一种。另外柄长意味着臂距长，传递到石器上的应力也相应增大，这样的作用力正可以运用于伐木、劈柴等重体力生产活动中。在经过打磨的短木柄中，“标枪式”安装的木柄相对更短，大部分在20~30厘米之间，目前所知这类木柄最短的实物仅18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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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个别基本等粗者，绝大部分木柄都呈一头大一头小的形态，但细节上有所区别，大致可分两种：一种粗端至细端均匀收小；另一种嵌石器的头部有一段等粗，然后往尾部逐渐收小。在短柄的木作工具中，前一种柄身往往被修磨成微隆的腰鼓形，后一种柄身大多一半等粗一半渐收。在长柄的重体力工具中，前一种柄身较僵直，后一种有的木柄头部也有一半等粗，有的却只是石器上部一截等粗，大部分瘦长。若再进一步细分，从等粗段往尾部收小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居中渐收，一种是往顶背一边收小——省博收存的一件还略微上翘（图五）。在用于强劳动的长柄石器中，头部粗大显得尤为重要。象上述南湖考古发掘中出土的带柄石锛，木柄头部就特别粗大，直径达7.5厘米。将木柄嵌石器的一头做大可能有两个用意：一是砍伐时更有力，也更省力；二是卯孔更牢固，不易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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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批次出土的器柄往往风格一致，如良博收藏的3件器物，虽然木柄材质不完全相同，但制作都很规范，柄体流畅，长度也均在30~40厘米之间，且分别以三种方法与石器组合，因此被判断为成套的木作工具。又如陶博新收藏的3件带柄石器，虽然同为“斧头式”装柄，但石锛的宽窄、大小、厚薄相差悬殊：一件扁薄缺一刃角，一件短小，一件窄长厚重（图六）。从其半截等粗半截收小的相同制柄风格来看，同样的木柄形态由于同类器物的不同大小及厚薄却分出了不同的型号，说明当时的加工工具已成系列。
　　所有的卯孔都开凿于木柄粗大或稍大的一头，且绝大部分都是未透的卯孔。穿透的卯孔仅有一例，那就是1974年在江苏澄湖良渚文化古井中出土的带柄石斧。该石器的木柄特别长，通长达76厘米，头部粗端的直径7厘米。用于容纳石斧的卯孔穿透木柄，上小下大，石斧嵌入后背部露出木柄（图七）{8}。我们不知道卯孔的穿透与木柄的超长是否存在直接的关系，臆想中穿透的卯孔在经受石器背部的大力推挤后更容易撑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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