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石器工具看人类思维发生

寒武冀子

从石器工具看人类思维发生

       人类的思维是怎样发生的？这是一些既普通又复杂的问题，弄清这个问题，对当前教育教学改革有很大帮助。如今已有不少专家、学者作了很多研究，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看法。由于年代久远，资料匮乏，因而大多用历史传说、民族风俗等材料为依据，加上各人的取材不同和条件的不用，就此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看法。本文试图从保存下来的打制石器来进行观察作一些探讨向大家求教。
      人的思维变化是一个十分隐蔽的极其不易被人发现的过程。距今700万年到500万年人猿分离，人类体质演化经历了古猿（距今500万年—250万年前）、能人(距今250万年—160万年前)、直立人（距今200万年—20万年前）、早期智人（又称古人，距今20万年—5万年前）、晚期智人（又称新人，距今5万年—1.2万年前）各个演化阶段。大约在距今300万年—250万年前，人类开始打制石器，直到三四千年前，才进入金石并用时期。人类用打制石器作工具的时间，约占人类历史发展总长的99.5%以上。约3.5万年前，人类才会用发声的口头语言进行交流。三四千年前才发明文字，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在这个漫长的旧石器时代里，摆在我们面前的作品，除极少量骨器外，主要是一堆堆冰冷的石头——被原始人当作工具来使用的石器。此外再也没有别的其他“作品”了。然而，就是这些不会说话的石器，却用它们的质地、形制变迁，向我们叙述着远古人类是怎样一点一滴积累经验，从中折射出人类思维上的进步。
       500万年前，人类直立行走与猿分离，此时人类的思维和其他灵长类动物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为了生存，早期人类慢慢地学会利用身边的天然材料——石头、树枝做工具。如用长树条去打下生长在树身高处的果子；用石头砸开坚硬的果实；用边缘锋利的石块来肢解动物躯体；用投掷石块来砸击动物等等。但也就在这一时期里，在这些采摘、切割、打击等活动中，开始积累起那种工具好用，那种工具不好用，那些东西可吃，那些东西不可吃的认识，由感觉发展成知觉，这就是最初的思维内容了。早期人类积累的这点感受，只是人类感觉器官对客观事物的个别特性和外部联系的具体反映，这是人类感性认识的开始。
      然而顺手好使的天然工具并不多，边缘锋利的石块并不是随处可见，于是有了制造工具的意愿。早期人类根据仅有的一点朦胧认识开始模仿。第一件石器工具很可能是模仿大自然洪水冲击岩石，发生石头碰撞石头砸击出小石块的现象。在模仿过程中使原始人类开始懂得，模仿自然发生的某些过程，会得到与在自然界中所出现的同样效果的工具。尽管在很长的时间里早期人类一直停留在模仿阶段，但势必制造工具是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思维活动。人类模仿的过程，就是把自然过程推广到了人类的行为过程，是他们的思维由此及彼的想象过程。这样的思维方式，为后人展开想象的翅膀去创造丰富多彩的生活准备了条件。
       目前世界上最早的一批人工制造的石器工具——砍砸器、刮削器，主要是用来敲骨吸髓、剔肉，是为肉食所需。这些在非洲肯尼亚图尔卡纳湖古人类遗址发现的石器工具，距今已有250多万年，甚至可能300万年。它的出现，只能说明一个过程的完成，而不能说明它的开始。再往前追溯，石器工具就可能与自然物无法区别了。
      打制石器技术是人类创造发明的“第一技术”，是人类有目的地开发和利用地球资源的开始，人脑潜在智能的发挥从此迈出了最为重要的一步。而石器制作技术的进步，是通过石器的形态、种类、打片和修理台面技术的运用等方面表现出来的。
      在我国，最为原始的石器工具，是在安徽繁昌癞痢山人字洞旧石器遗址发现的，可能为240万年前～200万年前之间。石器工具是用锤击法生产，以刮削器为主，器物加工相当粗糙，角度很陡，刃口曲折，多为大个的石核石器，石片石器很少。全部石制工具缺乏相对稳定的形态。反映出人类对石器的认识还处于表面，还不懂得石器好使的关键所在，思维还处于感知最初阶段.
      河北阳原泥河湾文化遗址中，马圈沟第Ⅲ文化层距今约166万年以上，有可能达到距今200万年。在这个遗址中发现的石器，多数采用的是质地细密优良的灰黑色燧石，表明早期人类对石器原料的选择开始注意起来。锤击技术较前成熟，打下的石片长型、宽型都有，但石器种类很单调，一器多用。对一些质地较好的石核，已能反复旋转，寻找适合于打片的台面，进行剥片，形成了多台面石核（从两个以上的台面打击就称为多台面石核）。此时人们已开始注意对石器刃口的要求，修理方法以正向加工（由破裂面向背面）为主，反向（由背面向破裂面）修理也占一定数量。但加工修理的石器还不多，因修理技术还很不熟练。修理出的石器刃缘不平齐，深浅不同，排列不规整。从总体来说，人们在长期使用中，已经对好使石器产生了兴趣，注意到了刃口的作用，因而在打制石器的过程中开始重视对刃口的修理，但认识还处于初始阶段，还没有能把握住刃口的特性与石器工具的整体意识。
       马家沟遗址第Ⅱ文化层距今164万年。与前者相比，只是刮削器的数量增多而已。
      马家沟第Ⅰ文化层距今155万年。在这遗址出土的单凹凸刃刮削器，修理疤痕清晰又连续，共同组成了一个时凹时凸的刃部，似乎有了层次感。这种打片行为虽然简单，但是要比随意打片来得复杂，因为它需要一种协调，连续打片的行为要有间断并指向器物的特定部位。总体上说，这个时期马家沟人对刃口的认识有很大提高，已经学会利用岩石的破裂面作台面来剥离刃口锋利的石片。
      在以后的实践过程中，人们慢慢的懂得不同形状的工具会有不同的作用。依据头脑中初步总结出的表象，试图有目的地做出适应特定用途的某种形状的工具。尽管最初打制出的这些石器工具还是极其粗糙，但已经显示出了人类的创新能力。人类最初观察、分析和概括的结果所形成的表象——直觉图像，成为制造工具的最初蓝图。
       在马圈沟西南小长梁遗址，发现的距今136万年前的石制品，已是以小型和宽薄型为主，局部石器的质地比较好，说明人们对石器原料质地的要求有了新的认识。此时人们在打制技术上虽仍采用锤击法，但已开始尝试砸击技术。打下的石片通常具有小而薄及刃缘锋利的特点，很多规整的小石片未经修理加工便直接使用。人们从打制出的石片中，选择直接可利用的石片作为工具，说明人类在制造工具的过程中，对石器的特性已有较正确的认识，石器工具的表象——直觉图像已有清晰的表示，并能用表象——直觉图像来研究问题与解决问题——形象思维萌发。
        泥河湾东谷坨遗址距今已有100多万年，出土的石器工具形体普遍较小，类型复杂。刮削器刃缘类型多种多样，有直刃、凸刃、凹刃、双直刃、双凹刃、直凹刃、直凸刃、凸凹刃、多形刃等等。石器中新出现了尖状器和锯齿刃器。尖状器按形制能分出锐尖长身、钝尖长身、锐尖宽身、钝尖宽身几类，有的加工得相当精致。锯齿刃器，是以石片加工成有锯齿状的工作刃。石器修理的方式除正向、反向加工外，出现了错向加工（即一个边缘正向加工而另一个边缘反向加工）及复向加工（即同一个边缘一部分为正向加工而另一个部分为交互加工或两面加工或对面加工）。石器中有将近半数加工修理比较精细，修理疤细密规整，排列有序，刃缘比较平齐，从而使器形较匀称。石器精制品比例的明显提高，充分显示了东谷坨人们的思维更精细复杂。他们不仅开始根据实际需要有意识地按头脑中预先设定的图象来进行制作。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已经初步掌握了石器制作的规律，一定的技术规范要求正在形成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在东谷坨遗址出土了10件有明确制作程序的预制石核。它们的大小和原料虽然各不相同，但在形态上却相当一致，都有一个事先准备好的较平的台面，以此为基础，再作进一步修理。这些标本向我们展示了这类石核完整的操作程序和在操作环节上的不同位置，随着剥片的成功进行，石核会逐渐变小。这种石核的设计思路和最终形态在世界上已知的同期遗址中尚属首例。石核中出现有修理台面的现象，以生产细小长型石片为目的，形制为楔形。这种类型石核的出现，说明早期人类对石器特性与打片目的性更明确。同时，通过打片前的预处理，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预期的目的，打出了人们所需要的石片。预制石核的出现，标志着东谷坨遗址的先人们，已经跨越了只知简单打片获得工具的最早阶段，第一次明确地表明石器制造者头脑中事先已有一个制作预案，随后将头脑中设计出的新工具意象——直觉图像，施加于他们使用的原材料上，从而石器工具步入按预先设计的图形进行制作的新阶段。
     与东谷坨遗址差不多同个时期的岑家湾遗址出现了一些特殊形状的石片，如长形石片、梯形石片、似柳叶形石片等。根据对岑家湾遗址石制品的拼合研究，发现此处的石核利用率较高，打片技术娴熟。以第一拼合组为例，最佳石片角在117°左右，最佳台面角在67°左右。石核的台面在打片过程中经常变更，旧的台面不断消失，新的台面不断产生，新台面的形成有些是有目的的，有的则属无意识产生的。在打片过程中，石核反转或旋转则根据每个石核的特点不断变换。从拼合资料可见，此次共打下8件石片，石核曾反转三次，使用过4个台面，几乎旋转了一周，石片疤是沿石核周边连续分布的。所有的石片均是选择锐利边缘打下的，在四周打片区域内除一处外，其余的打片前的角度分别为69°、56°和52°。
        东谷坨遗址和岑家湾遗址出土的石器，反映出100多万年前泥河湾地区人类认知能力、技术水平均有很大提高，是人类应用表象——直觉图像进行思维的重要物证。人类通过大量的观察、实践已开始能对丰富的感性材料进行类比、分析，掌握了石器工具的一些最基本特点；再根据生活中的实际需要，提出自己对新工具的设计要求，并按这一要求进行打片、修理，最后制作出符合自己意愿的新工具。人类思维过程的雏形：实践——认识——实践……，初次展现在我们面前。自然这一过程的出现需要非凡的技术和耐心，同时也充分体现了石器制造者对现有石料的认识和利用能力。
      

寒武冀子

人类开始运用表象——直觉图像进行思考，并有了较为熟练的打制技术，从而增强了主动地自觉地用来解决新问题新情况的能力，开始从对自然压力的被动消极承受状态中挣脱出来，更主动有效地适应生存条件的变化。人类自我意识的增强，便产生了人对自然界和其他生命形式的新认识。自觉能动地改造外部世界，便成为人类的主要目的和行为。早期人类的自然行为在劳动过程中也逐步过渡为社会行为；相互间的协作，促使作为自然生命的个体转变为社会化的个体。
陕西蓝田人公王岭遗址，发现距今约80万至75万年的石器，大部分是用石英岩和脉石英打制而成。石器中最具特色的是两件三棱大尖状器（有的称“手斧”）是将整块石英岩砾石按照心目中的要求用交互打击而成，呈长三角形，已显示出朦胧的原始美感。
      距今约60万年前的山西芮城匼河遗址，石制品剥片除用锤击法和碰砧法外，还采用投击法（也叫摔击法，双手紧握带有锐角的石核，朝地上的石砧猛烈摔击，摔下的石片，或把待加工的石料放在地上，用尖锐石头朝石料边缘投击，砸下需要的石片）。匼河石器按不同的使用功能可分为5类8种，有：砍斫器、三棱大尖状器、小尖状器、刮削器和呈多面体的石球等。很显然头脑中的表象——直觉图像丰富了，器物的品种比前增多了不少，
      “北京人”作为一个群体在北京周口店（第一地点）延续生活了30万年左右的时间（从距今50万年至20万年前），考古学家在此出土了10多万件石制品，按其打制技术分出了早、中、晚三个阶段。
      早期石器（距今50万年至40万年前）用的原料是质量较差的脉石英与砂岩。石器类型较简单，主要是刮削器和砍砸器。大中型石器占绝对优势。修理工作比较粗糙，石器形制不规整，刃缘不平齐，石器类型分化不明显，普遍存在一器多用现象。
      中期石器（距今40万年至30万年）出现了相当数量加工精致的石英工具。一器多用现象减少。石器形制也变得规整，长而薄的两端有砸痕的石片比较常见，还能锤击出一些长而薄的三角形、梯形的石片，显示出打制技术走向成熟。
      晚期（距今30万年至20万年）用水晶与燧石等优质石料打制石器比例大量增加。在砸击的石片中，不仅生产出大量的形制规整的两端石片，而且还用大的两端石片再砸薄，生产出相当数量的形似石叶的砸击石片；锤击技术更趋成熟，生产出较多颇为悦目的形制规整的近于对称的三角形、梯形等锤击石片。修理台面的石片较多出现。这个时期的石器明显小型化，形态趋向多样化，类型也相对稳定，一器的多用现象基本消失。
      在“北京人”数以万计的石制品中，所使用过的石料多达40余种。但88.8%是用脉石英制成的，其次是水晶、砂岩和燧石等来做主要原料。因为这类石料硬度适中，性韧而脆，容易加工，打下的石片常常具有刀口那样锋利的刃口又不容易破碎。这说明“北京人”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对岩石质地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
       更为重要的是“北京人”已能根据石料的性质采用不同的打片方法：对质坚而脆的脉石英采用砸击法；锤击法虽用于加工石英，但更多见于加工燧石及砂岩；碰砧法则多用来生产质软易碎的砂岩大石片。经过修理的石器数量与比例都明显增加，修理以锤击法为主，修理方式以正向加工为主，反向、错向和复向加工者较少。石器分为6大类30种：刮削器（8种）、尖状器（9种）、砍砸器（6种）、石锥（2种）、雕刻器（4种）和石球（1种）等，其中刮削器的比例高达75%，形体都比较小，以石片坯材为主，修理成直刃、凹刃、凸刃等不同形状的刃口。按刃口的数量或加工部位不同，还可分为单刃、两刃、复刃和端刃等类型。尖状器占石器总数的14%，也多用小石片为坯材，器形较小。按尖刃的位置和数量划分，可分为正尖、角尖和复尖三种，还有专门修理的带有转折的肩部的石锥。器具类型和刃口的多样化深刻地反映出人们对事物观察的细化，初步表现出处理问题由粗放向细致的发展趋势，也充分说明人们对事物认识由表及里的深化过程。
       “北京人”打制石器工具的情况说明，此时石器工具的生产已有一定的制作要求和工序，多数石器工具的制造已具有相当高的工艺技巧，出现原始工艺中最初的专业化工具。某些器物的造型开始显露出朦胧的原始美感。
       在旧石器时代早期这一漫长的期间内，人类制作石器技术的发展是十分缓慢的。应该说从石头上打下一块石片来并不难，但是要按照人的主观要求打出一定形状的工具来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的打制技巧是通过打制者自己长期实践体会出来的，只可“意会”无法“言传”。所用的石锤不同，选择的石料不同，用力的方向不同，用力的轻重不同，都会影响石器工具制作的质量。打制石器不像加工金属和制作陶器，可以进行精确的控制。工匠只能在石料有限的长、宽、厚三度范围内进行选择，石片破裂很难以预期的宽度延展，也无法使石片小角度转折。所以，制作一件匀称精致的石器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何况在当时口头语言还未完全形成的情况下，早期人类制造石器工具只能靠比划手势、靠“意会”，才能把打制石器工具的经验代代相传。就当时的环境而言，他们的成就可以与现代最伟大的发明家相媲美，这中间已经伴有高度的创造力。
       这个时期人类思维所达到的水平还可以通过火被控制来说明。
       在保存有30万年左右的“北京人”遗址里，有5个层位发现过灰烬层或火堆遗迹。它们是属“北京人”早期的第10层底部、中期的第8-9层和鸽子堂石英Ⅱ层、晚期的第4-5层和第三层。其中火堆保存较好的有：中期夹在出土人类化石最多的第8层中的灰烬，有4米厚；鸽子堂石英Ⅱ层，不仅灰烬分布在一定范围内，而且因长期燃烧使堆积有灰烬部位的地面变硬而成砖红色；到晚期，第4层的灰烬竟厚达6米，第3层的两个灰堆遗迹是出现在一块长12米、厚5米横卧于南北洞壁之间的巨大石灰岩块之上。这些灰烬经过化学分析，被确认是燃烧的结果而不是矿物污染或其他。“北京人”遗址还出土了许多烧骨、烧石、烧焦的朴树籽，甚至还发现了一块紫荆树炭块。烧石中的一些石灰岩块被烧成石灰，表明当时火的温度至少达到700°—800°以上。这些遗迹表明“北京人”控制火的能力和保存火种的能力有不断增强的趋势。

寒武冀子

“北京人”遗址里发现的用火遗迹，是迄今所知人类用火最丰富、最可靠和最早的证据。它把人类用火的历史，从原来认为始于旧石器时代中期，而上溯到旧石器时代早期，把人类控制用火的历史提前了几十万年。
       在用火问题上最为重要的是，“北京人”已能把“明火”变成“阴火”，得以把火种保存下来，而后根据需要又能把“阴火”燃起。能把“明火”保存下来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即使是今天，没有一定实际生活经验的人也无法掌握这项工作的规律。因为这是一项完全凭自己的直接经验——头脑中的直觉图像，才能灵活处理用火的具体环境、可燃物质的性质、物质燃点的高低和空气流通程度四者之间的关系，只要其中有一项稍有一点处理不好，不是火没有燃烧起来早早灭了，就是可燃物质已烧过头了，火种就无法保存下来。即使别人“言传”的经验再好，对控火人员也只是仅供参考而已。只有他亲自实践，经过多次失败，才能根据具体情况“意会”总结出各种不同情况下的不同处理方法。而这一方法至今也是无法完全用语言细微的表述出来，只能说个大概情况罢了。对这点我是有着切身体会。可以说，掌握控制火的过程和经验的总结，充分说明人类形象思维已经从直觉具体进入到抽象概括的思维过程。尽管这是人类认识的最初级的阶段，还很肤浅的，还提不出一套理论，但应该说这是早期人类思维的一大跨越——从对火的感性认识阶段，提升到能初步掌握火的性质、正确处理保存火控制火的规律的最初的理性认识阶段。这为后来的人类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到旧石器时代晚期人们已经掌握了人工取火的方法，才真正控制了这种自然力。
     从人类打制石器进步到能控制火，明确的说明：人们在口语还没有完全产生之前的生产实践活动中，外界的信息已经经过感官活动内化为思维或思维活动，使“感性认识”由简单到复杂、由具体直觉到抽象概括，上升为“理性认识”；之后，人们又把这种认识通过感官活动转化为输出信息，即从“理性认识”到实践。人类认识事物整个思维过程的雏形，至此已经得到较为完整、清晰的表达。
      距今约12万～10万年前的“丁村人”，打制石器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即大量使用早已衰败的原始的碰砧技术。这与他们对角页岩性质认识有关，已经初步做到因材施术。“丁村人”的思维水平与锤击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三棱尖状器是其代表性工具，亦叫“大三棱尖状器”。三棱尖状器是用厚石片为素材，主要加工在两侧边和所夹的角上，由破裂面向背面加工，修制出横断面呈三角形尖端。它的出现，表明“丁村人”对石料的性质掌握程度越来越好，已能领悟到物体的硬度、强度以及锋刃与尖劈的作用，并能按照人们预想的设计方案打制。
      距今约10万年前的山西许家窑遗址，出土的文化遗物非常丰富，其中以刮削器、尖状器和石球的数量最多。刮削器分为7种类型：直刃刮削器、凹刃刮削器、凸刃刮削器、两侧刃刮削器、龟背状刮削器、复刃刮削器和短身圆头刮削器。直刃刮削器在刮削器中数量最多，它的特点是将石片或石块的一侧边缘打制成平直的刃口。凹刃刮削器的数量也比较多，刃缘有厚有薄，凹入的刃口，大的长达36毫米，小的只有7毫米。刮削器多用片状毛坯制成，修理细致，刃口较锐，刃缘呈波纹形或较平直。
       尖状器分为5种类型：齿状尖状器、椭圆状尖状器、鼻形尖状器（或称凿形尖状器）、喙形尖状器、圆头刮削器尖状器等。加工方法是：从石片的低端沿两侧边缘向上将尾端加工成尖。发现的2件小石钻，则是将石片的一端交互（错向）打击成尖，尖头细锐，器身宽大。
      上千件石球是许家窑遗址中具有特色的一种工具类型。制作工艺比较先进：它先用石锤打击成粗略的球形；再反转打击去掉边缘使它成为荒坯；最后用两个荒坯对敲，把打击时出现的坑疤磕掉，即成正球体或次球体。可以看出，三维空间意识一直支配着整个石球的制作过程。由于遗址里存在大量被人工打碎的野马等食草动物的骨头，人们很容易联想到这些石球可能是被用作狩猎工具“飞石索”上的弹丸。流星索的出现是远古狩猎技术的重要革命，是人手脑结合的伟大创造，是人类综合能力的初步体现。
      从石器的制作技术可以看到，早期人类经过打制石器的长期实践和对大自然（如对植物的果实、叶子等）的长期观察，已经在头脑中分析综合出了一些几何形状观念，如锥形、柱形、球形、平面等。石球是最典型的几何形状，在对形状的认识方面具有代表性。石球的出现说明早期智人对图形的认识已经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有了“球”的观念。

寒武冀子

人类学家认为，人类复杂的口语是在3.5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迅速发展起来。口语中的单词——词汇，是人类认识事物的积累，它所包含的意思，是代表着一定的事物特征或关系的。原始人为了创造出词汇，必须集中注意力于物体，分辨和确定物体的特性，这种认识活动是带有一定目的性的，是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发展。口语中的一切都是在它的运用过程中逐渐地建立起来的。这也正如列宁所说：“任何词（言语）都已经是在概括。”“感觉表明实在；思维和词表明一般的东西。”“在语言中只有一般的东西。”（《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03页）原始人正是通过简单的词汇，把各种不同的石器工具区分开来，又通过同样简单的词汇，把这些工具和它所能加工的对象联系起来，从而把词汇变成了概念的明确标记（自然只有实词才表示概念）。借助词汇创造出概念，并运用概念进行思维认识活动，即后人所说的逻辑思维（抽象思维）从此出现。
      自人猿分离，人类最初只能凭感觉办事，到此时能用形象——直觉图形进行思维，进行分析概括创造出最初的词汇——概念（实词表示概念）；从最原始的感性认识到最原始的理性认识，这样一个思维形成过程，化了整整200多万年的时间。正是这一过程奠定了我们今天认识世界的基础。在这一过程中，观察是占据着主导的地位。分析、综合、概括都是建立在详细观察的基础上。实践——认识——实践——认识——实践……，人类在不断的实践中扩展知识、深化认识。而概念正是在大量直觉图像的概括抽象基础上产生的。因而思维无论多么抽象,也只能来源于对个别事物的多次感知，并从对事物的多次感知中，概括出它们的本质和规律。离开了直觉图像要理解概念是有困难的。这是研究思维发生学给我们的一点启示。
摘自
http://bbs.gxsd.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6935

江边郎

很好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