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卖之前,为了验证毛晓沪的加工效果,杨静荣提议要毛晓沪把梅瓶送到中国历史博物馆考考专家。毛说:“不行,前两天我把它拿给冯先铭看了,并把底细都告诉了他,万一历博把冯先铭请去鉴定我就现了。”杨说:“你放心没事,历博的李知宴与冯先铭是死对头,当年李离开故宫就是让冯挤兑走的。从此历博和故宫这两家老死不相往来。”在杨的怂恿下毛来到历博。当时是历博元老史树青先生接待的毛晓沪。当然,史先生并不认识这个自学成才无名小卒,毛从史先生看东西的眼神中看出,他对此瓶非常认可。史先生提出要将梅瓶暂留下来,要由馆内其他专家合议后再定。第二天下午,李知宴打来电话,询问毛此瓶怎么回事?毛一五一十向他叙述了购买和加工此瓶的经过,并教给他怎样识别其中的破绽。事后听杨静荣说,当时历史博物馆专家都一致看好,他们认为此类梅瓶仅在法国藏有一只,这是国内发现的唯一一件,品相还好于法国藏品,具有极高的馆藏价值。最后还是馆长建议,这么重要的东西还是应当请故宫的冯先铭看一下,冯先生毕竟是国内公认的最高权威,于是就派车把冯接到了历史博物馆。冯看后马上指出这是现代仿品。李知宴当然不服气,与冯发生争执,冯最后说出了送鉴者毛晓沪的名字,这才有前面李知宴打来的询问电话。在此事件中,冯先铭在公开场合给了李知宴一个下马威,李知宴也自然会把一肚子怨恨归罪于毛晓沪。当然,李知宴这个北大高才生,要比叶佩兰有涵养,没有公开提出与毛决裂,但是他给刘健提供的证言又有多少可信度呢?
6 G, R# D8 t$ u p, ?' u) I* b6 B! i: j( I2 G
3 \, O. L+ p+ f8 B# I% \% y; f9 u! ?3 x* u% R) [4 B2 }, N8 O
在这次厅审中刘健出具了一张盖有国家文物局鉴定委员会公章的鉴定书。按照国家文物局文物鉴定委员会的规章,他们是不对私人物品做鉴定的。由此看来,刘健这人还真是“神通广大”。仔细阅读这份鉴定书,存在两点问题,一、该证书只有公章没有鉴定专家的签名,应属于无法律效力的文件。既然专家们这样肯定刘买的汝窑是赝品,为什么不敢堂堂正正地把自己的大名签上?二、证书内容只有鉴定结论,没有鉴定根据。古陶瓷的真伪鉴定,不同于一般鉴定。因为我们不是古人,也不是直接造假者,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可能拿出具有最高法律效益的直接证据,也基本没有法律效益较高的间接证据,我们能够拥有的只是概然性证据。谁出具的证据最具有高度概然性,谁的法律效益就高,就应被法庭采纳。这就是当代法律精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是一句空话。这里的“人”即代表个体自然人,也代表官方和非官方机构。尽管我们至今还不能断定毛晓沪鉴定的东西与某些故宫专家鉴定的是同一件器物,但是只要我们认真研读一下双方出具的鉴定书的内容,谁是谁非即可一目了然。# i8 |& h6 J! D5 |, r. j$ c: X0 u
0 t0 C" v& [$ i2 f7 V刚才我们说了,国家文物局出具的证书只是对被鉴物品做出简单的赝品结论,并没有详细阐述所做结论的根据,从中根本看不出它的科学性和严谨性,其鉴定方法也仅凭专家经验,基本没有说服力。据刘讲他曾开过研讨会。这种研讨会就更不靠谱了,谁都知道“权威”是要面子的,往往是一人发表意见,众人随声附和,这种鉴定程序本身就存在明显瑕疵。真正的鉴定应当是背靠背进行,也不应当将器物的来源等背景资料透露给鉴定者,否则就有诱导之嫌。
% v7 @- y/ e4 M) l, y" P7 k' _& F5 ^+ s) J7 o, v2 Y
) |8 D9 \6 ^' \0 D: e- B6 I0 n% p+ p) m, a. T, b6 s
我们再来看看毛晓沪出具的鉴定报告书。首先“报告书”三个字就很有讲究,它为什么不是人们通常喜欢用的“证书”呢?其实毛强调的是鉴定方法,鉴定过程和鉴定程序,而不是简单的鉴定结论。难道这不是古陶瓷鉴定的发展方向吗?我们不难从中体味到他那科学、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通过前面的叙述,我们已经知道毛对汝窑海水龙纹钵做了三个方面的工作,它们都是背靠背独立完成的。一是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做的元素分析,这也是目前国际上最通用的科技检测方法。二是在中国地质科学院做的釉质老化鉴定,这一鉴定方法早在1999年就通过了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的技术认证。它也是北京华夏物证的一项专利技术。三是包括毛本人在内的三位专家的传统鉴定。既然鉴定要讲证据,在法制环境下,证据本身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无论是官方证据还是民间证据,它们在法律地位上都应是平等的。特别是在现代法制国家中,能被法庭采纳的证据,一定是在客观上最能接近事实真相的证据,而不是那些与事实相去甚远的东西,包括所谓官方结论。通过上述对比,谁的鉴定结论更具有高度概然性呢?毛晓沪相信公众和媒体都能做出正确判断。毛晓沪绝不畏惧任何权威。他愿意在平等、公平、公正的前提下与持不同意见的专家就此事进行公开讨论,真理将越辩越明。) d, x* ~. {, A. _. Q
- ~" Q4 _8 y8 d# l
- G; _( s; g3 K* x
3 I% b, m" n3 X- k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造就了许多中国人具有浓厚的官本位思想,它表现在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似乎一切都应由政府说了算,只要是代表官方做出的鉴定结论,就能成为至高无上的绝对真理。受其影响,有许多体制内的文物工作者,都千方百计地想成为各级文物部门下设的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特别是国家文物局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一职,更是炙手可热。似乎拥有这一头衔,就掌握了在该领域的绝对话语权。那些握有官方话语权的人的鉴定结论就一定正确吗?其实不然,无数事实告诉我们,他们的结论往往是有局限性的,甚至是错误的。历史上就曾经多次出现过由于他们的错误鉴定结论给国家造成巨额经济损失的事实。, S6 a, j3 _5 L0 h& C; _
) L7 ~% g; P4 F+ ?4 _) J7 ^# r8 z8 G! h) P- e% ^, k' s3 u
% b# x n1 g" ~2 @1993年由国家文物局文物鉴定委员会的九位资深专家对河南商贩手里的一批陶俑进行集体会审共同鉴定。专家一致结论它们是北魏时期的艺术珍品属于国家一级文物,并上报国家文物局申请经费进行抢救性收购。京城各大博物馆根据专家意见掀起了一场陶俑收购热。事后证明专家们的结论是错误的,所谓北魏陶俑都是河南农民制作的当代仿古工艺品,但为时已晚,上百万的国家文物保护经费已付诸东流。
; w: X8 w. X K8 S' T6 R4 H! F( B* W3 y+ I# D0 r9 I) p
3 I+ O0 k/ J! N; H8 l
) ^, [4 u* F& s1 k' V刘健的案子看上去只是不同专家的不同鉴定结论之争,其实是两种力量之间的一场博弈。一派是以毛晓沪为代表的体制外专家,另一派是以叶佩兰和李知宴为首的所谓体制内专家。中国有句俗话:同行是冤家,尽管体制内专家之间相互也多有矛盾,但在对待毛晓沪的问题上却出奇的一致。随着毛晓沪的频频出镜,引起一些人的极度不满。在他们看来,本应由体制内专家掌控的对公众话语权,不知什么时候都被这个“野路子”夺去了。去年在河南台《华豫之门》的一次节目录制中,毛晓沪无意中提到今天是他59周岁生日。节目播出后,就有国家文物局的某位“专家”,给同台出场的中国社科院专家打电话说:“毛晓沪算什么东西?国家文物局七十岁、八十岁的老专家有的是,怎么也轮不到他跑电视节目里过生日。”这些人对毛晓沪的怨恨情绪由此可见一斑。
7 s. W, v7 E. ?/ o+ V3 R- x# I O$ ?* W/ m7 q# g; \7 c6 N
: X: F# A8 U# C O& U" R& P$ q& ~
8 s* Z3 x( B/ L a5 @故宫景仁宫里有个景仁榜,常年展示给公众,历年为故宫捐赠文物者均榜上有名,毛晓沪的名牌也赫然其中。不过,毛捐赠的不是古代文物,而是仿古作品。对毛来说这可能是一种表彰,但对某些故宫专家来说却是抹不掉的耻辱。正是由于他们的“打眼”,才迫使毛晓沪将自己的作品捐赠出去。三十多年过去了,毛晓沪不愿再重提此事,希望能与包括故宫专家在内的所有的中国古陶瓷研究者携手共进。但往往事与愿违,这几年,毛晓沪的实事求是,直言不讳的说话方式自觉不自觉地使某些所谓体制内的专家丢尽了脸皮。致使他们只要有机会就会利用手中权力大做文章,置毛晓沪于死地而后快。毛晓沪目前最想说的是:学问不在官府,学问常在民间,纵观中外文明史,从孔子到鲁迅,从哥白尼到爱因斯坦,凡成就大学问者无不出自民间,只是后来庙堂与江湖常常相融而已,古陶瓷鉴定学的诞生与发展亦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