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曲贡文化玉斧

Tibet-易 · 发表于 2014-6-28 22:50:29

雅鲁藏布江中游地区的曲贡文化

分布范围与文化特征

卡若文化发现以后，由于它的分布并不处在西藏腹地，研究者认为它并不能完全代表整个西藏高原新石器文化的一个发展阶段。虽然在雅鲁藏布江的林芝等地也发现过一些大体可以确定为新石器时代的遗存，但是由于文化面貌并不十分清楚，我们对西藏腹地史前文化的性质一直缺乏真正的了解。自从拉萨曲贡遗址发现和发掘以后，这一局面才开始有了根本的改观。

曲贡文化分布在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地带，因拉萨曲贡遗址的发掘而得名。拉萨曲贡遗址是由西藏文物管理委员会文物普查队1984年发现的[13]，1990－1992年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队和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联合发掘，它是在西藏发掘的海拔最高的一处古文化遗址，海拔高度为 3685米上下。曲贡遗址位于拉萨城以北的拉萨河谷边缘，面积约10000平方米，发掘面积为3000多平方米，清理的遗迹主要有灰坑和墓葬两类，出土的遗物有玉石器、骨器、陶器、小件铜器以及大量的动物骨骼[14]。

与曲贡遗址文化内涵相同的遗址，在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地带还有一些发现，如贡嘎县的昌果沟遗址和琼结县的邦嘎村遗址[15]，都见到性质相近的文化堆积，表明这是具有一定分布范围的富有特点的古代文化遗存。早在1985年在初步调查和试掘的基础上，曲贡遗址的发现者就提出了命名“曲贡文化”的建议[1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队在经过更大规模的发掘和进一步研究以后，也赞同命名为曲贡文化的意见，将曲贡文化遗存作为西藏腹地雅鲁藏布江中游地区一支具有代表性的晚期新石器文化看待。

曲贡文化的特征是：陶器陶质以夹砂灰褐色、黑色、褐色为主，很少红陶和红褐陶，还有磨光黑陶。器表装饰采用磨光、磨花、剔刺、刻划等工艺，纹样多见菱格纹、重菱纹、戳点纹等，不见拍印纹饰。主要器形有单耳罐、双耳罐、高领罐、大口罐、圈足碗、豆、盂、单耳杯、圜底钵等，多见圜底器，绝不见平底器。石器以打制为主，主要器形有敲砸器、砍砸器、砍斫器、斧形器、凿形器、切割器、刮削器、尖状器、尖琢器等。磨制石器和玉器很少，制作精致，主要器形有梳形器、锛、刀、齿镰等，还出土有青铜镞。在灰坑中发现人祭和牲祭遗迹。墓葬发现有土坑石室单人屈肢葬、二次葬和二次合葬，以实用陶器随葬。

年代

曲贡文化遗存的年代，从文化内涵的比较研究上看，它晚于卡若文化。碳－14测定的年代数据也表明，曲贡遗存明显晚于卡若文化。曲贡遗址的碳－14数据，目前已测得6个，经树轮校正并对数据进行分析后，大体可以确定曲贡文化遗存的年代下限为公元前1500年上下，上限为不晚于公元前1750年，年代跨度在距今3500至3750年之间。推测这个上限还不是曲贡遗存实际上的最早年代，估计还可以上推到距今4000年前。

表二：曲贡文化碳－14年代（BC）数据一览表

序号
实验室编号
地    点
测定标本
编号
测定年代
  高精度校正

1
ZK－2543
曲贡遗址
木炭
T101③H1
1490±95
1742－1519

2
ZK－2544
曲贡遗址
木炭
T102③H8
1325±80
1688－1457

3
ZK－2550
曲贡遗址
木炭
T122③M111
1235±185
1598－1055

4
ZK－2547
曲贡遗址
木炭
T110③
1260±90
1523－1323

5
ZK－2334
曲贡遗址
木炭
89F1（采）
1165±85
1414－1162

6
ZK－2545
曲贡遗址
木炭
T101③H9
1080±80
1368－1021

7
ZK－2549
曲贡遗址
木炭
T111④
1030±110
1308－930

8
ZK－2560
曲贡遗址
人骨
T101②M103
530±60
758－410

核定上下限




1742－1523

工艺技术发展水平

曲贡文化的石器除细石器不发达且不典型以外（仅占石器总数的3.2％），其他方面与卡若石器有不少明显相似，工艺技术属于同一传统，在某些方面有了新的发展。石器以打制的占绝大多数，材料多为就地选取的砾石，主要采用锤击法打片。以石片石器为主，普遍采用预加工的“勒瓦娄”工艺制作，先在核体上整形修刃，工艺简练，工艺较卡若文化更为成熟。曲贡遗址的许多石片石器都不见二次加工痕迹，原因正在于此。也见到一部分精细加工的石片石器，从器形到刃缘都经过反复修理。

曲贡发现不多的磨制石器除具备一般的打琢磨光等工艺特点外，也还有一些独特之处。如锉齿技术得到较好发挥，梳形器和刀镰上的齿列整齐、齿槽划一。又如石磨盘和磨棒在使用光滑后，要在磨面进行琢打加工以保持糙面，目的是提高磨具的效率。石器的钻孔采用了锥钻、打琢和锉切技术，有时是数法并用。发现不多的玉器采用了抛光技术，器表光滑润泽。

简单的打制石器工艺技术，伴随着磨制石器技术的出现，一直延续使用到冶铜技术的出现，这种情形在西南地区有一定的相似性，不过在西藏地区显得更为突出，西藏新石器文化中的打制石器占石器总数的比例高到85％（卡若）和95％（曲贡）。西藏地区新石器时代这种打制和磨制石器的特殊比例现象，需要由更多角度进行研究。

曲贡遗址出土了一枚青铜镞，时代约当中原夏商之际。铜镞为扁平叶形，与同出的玉镞器型相似，可以确定为当地制作。铜镞出自103号探方，它埋藏在12号灰坑内，灰坑的层位遗址的下层，没有见到扰乱的迹象。这铜镞是与大量的打制石器共存的，它在雪域高原的腹地出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这枚铜镞形体比较端正，左右对称，扁平形，短铤，边锋微弧，刃缘锋利，长3.7、宽1.4厘米，厚不及1毫米。铜镞交北京科技大学冶金史研究室鉴定，经用扫描电镜X射线能谱仪测定，显示铜镞成分为比较标准的锡铜合金，含锡量为12.51%，含铜量为83.67%，属于配比相当规范的青铜。同时进行的金相观察还证实，铜镞为铸造青铜组织，这个结果与直观认定为锻打工艺制成的结果不同。冶金史专家认为铜镞系以铜锡合金铸造而成，原料为冶炼所得，不是自然铜。曲贡遗址青铜镞的时代与中原夏文化和早商文化相当，可以肯定这不会是西藏地区开始使用铜器的时代，应当还能追溯得更早一些。考虑到铜镞为消耗品，以铜铸镞表明当地当时的青铜冶铸业应当已有了相当的发展。铜镞合金成份配置比较合理，表明当时已有较为成熟发达的冶金科学理论。铜镞形态较为原始，遗址上还见到形状相同的玉镞，表明它应属当地产品，不会是传入品。掘此可以初步推定，大约在距今4000年前后，生活在西藏高原的藏族先民已经迈开了跨入青铜时代的步伐[17]。

同卡若文化相比，曲贡文化的制陶工艺又有了新的提高。曲贡文化居民拥有更高水平的制陶技术，采用了手制轮修技术，陶器的成型、装饰、焙烧都显示出较高的水平。

曲贡文化的陶质以夹砂灰褐色、黑色、褐色为主，很少红陶和红褐陶，有十分精美的磨光黑陶。陶器的装饰采用磨光、磨花、剔刺、刻划等工艺，不见拍印纹饰。一般不见全器装饰纹样的陶器，简洁的纹饰多构成一条并不很宽的纹样带。纹样多见菱格纹、重菱纹、戳点纹、划纹、折线纹、三角纹、圆圈纹、网纹、附加堆纹等，绝不见绳纹，也没有彩陶。曲贡人制陶采用的磨花装饰工艺，是一种非常精致的工艺，它是在陶器表面打磨光亮后，再磨出糙面作底纹，使保留下来的光面构成素雅的图案，这种无彩的装饰胜于有彩，是曲贡人独到的艺术创造。

经济生活形态

选择拉萨河谷地带聚居的曲贡居民，已经有了以农耕为主、畜牧为辅的经济生活传统。曲贡人有大量的砍伐类石器，可用于砍伐灌木丛，开垦河谷地带的土地。还有不少切割类的石器，可以用于谷物的收割。曲贡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的石磨盘和石磨棒，磨盘多数形体很大，磨棒一般为椭圆状的馒头形，正好握在掌中。这种磨具的臼窝很深，一般都经过较长时间的使用，应当是用于粉碎谷物的，它让我们联想到曲贡人的主食可能为面食。由其他遗址的发现看，当时种植的农作物品种可能是青稞麦之类。孢粉分析的结果表明，当时的气候比现代要湿润一些，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过去藏汉文献记述西藏腹地的农耕文化出现很晚，曲贡遗址的发掘证实，西藏腹地农耕文化的出现，不会晚于距今4000年前[18]。

曲贡居民在农耕之余，还驯养家畜以补充生活来源。曲贡遗址出土的大量兽骨中，经鉴定属于家畜的有牦牛、藏绵羊和狗。曲贡家牦牛个体不大，细角，是迄今所知的最早的家牦牛遗存。牦牛在英文里念作yak，与藏语完全相同。从语源学的角度追溯，牦牛确实是起源于西藏高原的，家牦牛的驯养在曲贡文化时代就已经完成了。曲贡绵羊为藏系大角绵羊，体形很大，当是由西藏野生盘羊驯化得来。牦牛和绵羊这两种家畜遗骸的出土，表明农牧结合的经济模式在西藏地区很早就出现了。当然这两种高原家畜驯化成功的年代，肯定要早出曲贡人生存的年代。

曲贡人在农牧之外，另一个重要的经济来源是狩猎。遗址不仅出土了大量狩猎工具，也发现了许多野生动物骨骸，种类有马鹿、麝、野猪、藏野驴和涉禽等。在灰坑中还发现了一些鱼骨，表明渔捞也是当时的一个辅助经济手段。

卡若与曲贡文化谷子、青稞（？），牦牛、藏绵羊、狗、猪，这是目前所知的高原早期农牧文明的主要内容。这样一个经济模式和生业方式传统的建立，奠定了古代高原文明发展的基础，也奠定了高原居民经济生活模式的基础。

艺术、崇拜与信仰

在吐蕃时代之前，高原居民信仰的是苯教，这是一种原始宗教，是在史前时代开始形成的一种精神生活规范。在创造物质生活的同时，生活在史前的藏族先民不断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他们有原始的宗教仪式，有表明自己信仰的特殊方式。在曲贡遗址发现的相关资料较为丰富，这些资料有尚红、人祭、牲祭和埋葬遗存，在陶艺上也有表现。曲贡人在大量的石器上涂有红颜色，石器的砾石面上和石片疤上都能见到红颜色，有的石器是通体涂红。曲贡涂红石器比例很大，占全部石器的五分之一以上。遗址同时还出土了制作红颜色的大量研色盘，还有专用于盛储红颜色的小陶瓶和借作调色盘使用的大陶片。按照这样的生产规模估计，曲贡居民制作的红色可能还要运用到更大的范围，不限于涂红石器。经鉴定石器上的红颜色为赤铁矿粉末，色泽鲜艳耐久。像曲贡居民这样在大量的打制石器上涂红，以前还没有见到过。红色在史前人的眼中，是生命与力量的象征。曲贡人崇奉红色信仰，在石器上涂红，也许是想赋予石器以力量，这体现了他们在同大自然的抗争中由物质和精神两方面所作的一种努力[19]。

曲贡人还通过陶艺表现自己的信仰。出土的两件陶艺作品非常引人注意，一件是浮塑的猴面，另一件是捏塑的鸟首。猴面是陶器上附贴的装饰，高高的额头，圆圆的双眼，长鼻阔嘴，泥塑形象非常生动传神。另一件鸟首为圆雕，也是陶器上残损的部件，像是器盖的盖钮。

猴与鸟都是古代藏族怀有特别感情的动物，通过陶艺表现它们的形象，不会是寻常的艺术品。在藏族具有创世纪意义的神话中，有妇孺皆知的猕猴变人的传说。藏族古代的这个猕猴变人的传说，培养了他们的先民对猕猴的特别情感，我们或许可以由曲贡猴面艺术品的发现将这创世纪神话追溯到遥远的史前时代。

在曲贡遗址的灰坑中还发现了作为牲祭的秃鹫骨架，可以将高原人与这种特殊的高原鸟的联系上溯到更为古远的年代。曲贡出土鸟首陶塑因为残损过甚，不能判断鸟的种属，还不能确定是否为秃鹫。

曲贡人有牲祭习俗，以动物作牺牲，祭祀心中的神灵。发掘时在灰坑和地层中，发现了完整的狗骨架和秃鹫骨架，这应当是当时的牲祭遗存。另外在两座灰坑中还发现了完整的人骨架和环切的颅盖骨，这可以认定为人祭遗存，而且说明当时的人牲还不仅仅是偶尔为之。当然我们不能确知曲贡居民进行这样的人祭与牲祭是基于什么动机，不能确定当时祭祀的对象究竟是什么。对于一些重要的神灵，如天神、地母等，古代人类常用贡献生命的方式来表明自己的虔诚，人祭正是这种虔诚最高的体现。

埋葬制度和葬俗

曲贡人采用埋葬的形式安置死者。他们将墓穴掘成方形或长方形，用选择过的石块垒成墓室，石块垒成的墓室象征死者生前的居所。葬式有曲肢葬和二次葬，有单人葬，也有合葬。合葬墓以实用陶器随葬。曲贡人的石室葬，是西南地区所见的年代最早的同类葬制，是目前所知的这一地区石葬的最早渊源。

曲贡遗址发掘的三座墓葬中的５位死者，死亡年龄最高的为45岁，最小的为3岁，平均年龄为24岁。虽然这个统计有明显的局限性，但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能体现当时生活的艰难状况。

文化关系

曲贡文化与相邻地区时代接近的文化表现有一定的联系。如云南西北地区的宾川白羊村遗址，出土较多的圜底陶器，也见到网格类的压划纹装饰[20]；又如剑川海门口遗址出土重石、穿孔石刀磨光黑陶器和镂孔豆足等，都是曲贡文化能见到的一些因素[21]。当然这些特征的相似，还不能作为判断它们之间存在直接联系的证据，毕竟彼此之间的距离过于遥远。同曲贡文化关系最为密切的还是卡若文化。卡若和曲贡文化在文化性质、年代和地域上都有明显区别，但是它们也有不少相似之处。对于卡若与曲贡文化的异同，可以通过石器和陶器的比较看得很清楚。

两个文化的打制石器有相同的技术，都采用石片石器的预加工技术，曲贡文化的技术更为成熟，运用也更为广泛。石器器型也有不少相同或相似，如一些类型的斧形器、切割器、尖状器、敲砸器、刮削器、石刀、石矛、重石等都见到类似的器型。但是曲贡文化极少磨制石器和细石器发现，并不典型的细石器标本在数量上仅占全部石器的3.2%；卡若文化的磨制石器数量稍多，细石器标本非常典型，而且数量也比较多，占到全部石器的10.8%。

两个文化的陶器装饰手法有相似的传统，都采用有刻划、剔刺和压印手法。装饰纹样也有的雷同，如两个文化都见到菱格纹、重菱纹、三角折线纹、涡纹和剔刺纹等。两个文化的陶器群不同，器形区别较为明显。曲贡文化陶器以圜底带耳器和圈足器为主要造型特征，不见平底器；卡若文化陶器小口鼓腹平底少耳为主要造型特征，不见圈足器和圜底器。在装饰风格上两个文化也表现有明显的区别，如曲贡文化陶器质地细腻，器表光滑，纹饰较为简练，少见复合纹饰，不见彩陶，有精致的磨花工艺；卡若文化陶器质地粗糙，纹饰草率繁复，复合纹样较多，有彩陶，有曲贡所不见的绳纹、篮纹、篦纹等。

由这些文化因素的异同可以看出，曲贡文化承续了卡若文化的一些传统，但也有明显改变，它们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时代不同分布地区也不同的两支新石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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