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器时代考古

杨韶雯

中国南方旧石器文化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应当与本地区更新世期间独特的环境特点有密切的关系。尽管这里也难免受到更新世期间全球性气候变冷事件的影响，但由于地理位置与地形等多方面因素的关系，受到寒冷气候的影响要远小于北方地区。目前南方各地发现的考古材料也证明了这种情况。更新世早、中期间华南热带、亚热带靠近河流附近，是植物繁茂，动物出没活动之地，也应是早期人类居住与获取食物的理想地带。南方的早期人类正是居住在靠近水源的河流附近，利用河滩的砾石打制石器，沿河谷活动，采集各种植物及捕猎动物为食，因而能够留下数量众多的文化遗物与遗迹等。

杨韶雯

由于发现的时间较短，许多研究工作也没有深入展开，因此对于中国南方旧石器时代考古新发现的重要性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已有的发现说明，这里是中国早期人类进化的重要地区之一。与北方地区相比，这里在同一剖面上旧石器文化表现出的连续性更为明显，持续的时代也更漫长。例如皖南宣州陈山遗址的剖面就是如此。正如已有学者注意到，在北方地区发现的古人类及其文化遗存主要分布在气候较温暖的时段。当气候变冷或称冰期阶段则很少有发现。这种情况或许说明中国南方可能是东亚地区早期人类进化的更重要的舞台。当全球性气候变冷，冰期来临之际，这里早期人类的活动也没有受到明显的影响或出现间断，而且还有可能成为受到寒冷气候威胁的北方地区古人类的避难所。
　　
　　南方旧石器时代考古的新进展为认识早期人类在东亚地区活动历史带来重要的信息，是认识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复原中国与世界史前史的新证据。然而这些信息却对史前学界长期以来关于中国早期人类进化与旧石器文化发展的传统认识提出了挑战。人类化石的新发现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已有的关于人类演化模式的认识。大量的旧石器地点及文化遗存的发现及其重要性，则提醒我们应该更加重视南方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

杨韶雯

经过七十多年的考古发掘和研究，长江三角洲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发展序列已经基本明确。越来越多的资料显示，与其他地区相比，长江三角洲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有独特的历程。对于这种特性，只有当我们将它放在整个全新世环境演变的背景中进行考察，才能更好地把握文化发展背后的规律。下文中，我将略谈一下自己对这个问题的一些粗浅认识，请方家指正。


首先，暖湿的亚热带气候促成了长江三角洲新石器时代以稻作农业为基础的经济形态。


长江三角洲从马家浜文化伊始，该地区即开始种植水稻。罗家角、马家浜、崧泽、福泉山等遗址中都发现了炭化的稻谷。在草鞋山遗址中，考古学者还发现了马家浜时期的水稻田［[ii]］。崧泽文化时期，大量的陶器中都使用稻壳作为陶土的掺合料，这说明当时稻作农业已经比较普遍。良渚文化良渚文化时期，稻作农业更加发达。在龙南、钱山漾、水田畈等遗址中都发现了大量的稻谷遗存。良渚文化的生产工具，器类更加丰富多样，出现了一些新的生产工具，并在生产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在崧泽文化晚期发明的犁形器，此时被大量使用。除了犁形器外，良渚文化时期还有完整配套的农业生产工具。整地的工具有石铲、石锄等；收割工具有石镰、半月形石刀（石铚）等；加工脱壳舂米的工具有木杵。由此可见，良渚文化时期的稻作农业生产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平。因此，总体而言，长江三角洲新石器时代文化是一种以稻作农业为基础社会文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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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水稻是一种对气候环境的要求较高的作物。现代栽培学研究表明，一般籼稻分布地区的年平均温度一般在17℃以上，粳稻分布地区在16℃以下。水稻主要种植在雨季，它需要适当的水分，因此降水量也是水稻栽培的重要影响因子之一［[iii]］。


古气候研究表明，长江三角洲新石器时代，基本上为温暖湿润气候。刘会平等曾对草鞋山等遗址的孢粉分析结果进行R—Q因子分析，认为马家浜文化期最为温暖湿润，年平均温度为16.47～18.92℃，比今高出0.9～3.3℃；年平均降水量为1414.02～1500mm，比今多210～300mm。崧泽文化期气候温和湿润，年平均温度比今高0.9～1.5℃，年平均降水量与今相当［[iv]］。由此可见，正是这段时期温暖湿润的气候，为水稻栽培在长江三角洲的初期开发提供了有利的水热条件。只是到了良渚文化中晚期，气候向凉干方向发展，使良渚文化时期的稻作农业生产面临了重大的考验。


其次，三角洲的发育控制了长江三角洲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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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三角洲现代地貌，是长时期发展演变的结果。晚更新世末期，长江三角洲以太湖为中心的地区，是一个略有起伏的丘状台地，它与现代地貌所显示的西高东低、以太湖为中心的碟形洼地的地貌格局有着明显的差异［[v]］。此时，气候寒冷，长江三角洲除了古河谷以外的大部分地区都被一层暗绿色或黄褐色的粘土层所覆盖。该层粘土层颗粒细、结构致密、含水量很低，有机质含量甚微，一般低于0.1％。显然，当时这种由缺水环境、寒冷气候和贫瘠土地组成的自然地理条件还不能孕育长江三角洲古文化的发展。这也可能就是长江三角洲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至今没有发现的主要原因。


全新世后，全球气候开始转暖，海平面迅速上升。7000 aB.P.左右，是海平面上升速率由快变慢的一个转折点［[vi]］。此时，河口区沉积速度远远超过了海平面上升的速度，长江携带而来的大量泥沙在河口有规律的堆积，从而开始了全新世长江三角洲的发育。三角洲的发育导致长江三角洲地区在前期的硬质粘土层上覆盖了一层2～5米厚的细颗粒沉积物。该层土壤中含有大量有机质（大于0.5％），有利于植被的发育。温暖的气候和肥沃的土壤使长江三角洲最早的先民逐渐迁至三角洲平原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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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洲新石器时代最早的先民，主要聚集在地势比较高爽的区域。如马家浜文化和崧泽文化早中期的遗址主要分布在太湖东北部、东侧和太湖西南山地丘陵。从古地貌情况分析，这一地区主要属于晚更新世末期的古台地，是长江三角洲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地势最高的区域。全新世以来，其地理环境以浅水湖沼环境为主，基本没有遭受海侵的影响。因为其地势高爽，所以当人类的活动范围从西部山地丘陵向平原地区扩展时，这里便成为人们首选的居住地。


这段时间，整个三角洲地区尚处于初期开发阶段，遗址区域分布上还存在较多的空白区域。这些空白区域可能与当时的地理环境不适于人类居住生活相关。如冈身之后的地区，在三角洲发育初期，尚为海湾环境［[vii]］。显然，人类无法在这样的环境中居住和进行农业生产。


崧泽文化晚期，长江三角洲的地理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以太湖为中心的碟形洼地开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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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三角洲南部平原北起长江之滨的常熟福山，南迄杭州湾畔的漕泾、柘林一线有数条与海岸线平行、并列分布的贝壳砂堤，因其所在之处地势高爽，俗称“冈身”。这些贝壳砂堤的形成是因为海平面相对稳定，沉积物供应充足，潮流和波浪携带沉积物不断沿滩面向坡上堆积，形成的滩脊。大潮和风暴潮携带物质越过滩肩脊，使之不断加积发育。随着一期期滩肩脊的迭加，促进着潮滩的淤涨，推动海岸平原向滨外进，并使冈身成为高出四周的高爽之地［[viii]］。在7000～4000 aB.P.期间，杭嘉湖平原南沿也有断续分布的岸外砂咀。当冈身平原随着全新世中期以来的海平面波动上升而不断加积的同时，太湖北部的常州、无锡和常熟平原以及南部的杭嘉湖平原也在逐步的堆积。与冈身以潮流作用相区别，太湖北部地区的地面加积以径流为主。由于受海水的影响微弱，主要是湖沼及水网沉积，物质来源少，沉积速率低。尤其是冈身和砂咀封堵了这一地区与海洋的联系后，得不到沉积物质的补充，所以厚度浅薄，地势低洼。根据地理学家对东、西太湖钻孔沉积物特征的分析，5500 aB.P.左右以太湖为中心的碟形洼地已经开始形成，并略见雏形了［[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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碟形洼地形成之初，一些原来不适于人类居住的地区由于冈身的隔绝和自身的沉积作用，发育为淡水湖沼环境。这为崧泽文化晚期遗址数量的增加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活动区域。如上海的姚家圈、汤庙村、金山坟、广富林遗址等，从地理位置上看，即属于原古泻湖地区。但是，根据对广富林遗址的环境分析，发现至少在5300 aB.P.左右这里已经转变为淡水湖沼沉积环境。而从这几个遗址的最早形成年代来看，一般都在崧泽文化晚期。这一现象也说明了，此时，由于沉积物的堆积，古泻湖逐渐淤塞，该地区已经演变为适宜人类居住的环境。


到了良渚文化时期，人类的活动范围已经遍及了三角洲的大部分区域，在居住点之间，已经没有明显的空白区域了。


以上分析表明，长江三角洲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是在受到自然环境约束的条件下发展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与其他动物不同，人类文化的发展不仅受制于环境因素，同时人为的因素也往往会对文化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催化作用，从而文化发展中的环境作用呈现出复杂性的特征。良渚文化的兴起与衰亡即是有力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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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文化早中期获得迅速发展，这与优越的环境和文化的适应有着密切的关系。良渚早中期文化的发展与这一时期适宜的环境条件有着密切的联系。从10000年来海平面变化曲线看，在这段时间内，存在着一段时间的低海平面期。这一低海平面期对三角洲的发育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上文研究表明，在5500 aB.P.左右，长江三角洲碟形洼地开始形成，冈身保护下的泻湖地区逐步发育为淡水湖沼环境。这种发生在崧泽文化中晚期的地貌变化，使许多以往不适于人类居住的区域，转变为适于人类居住的区域，从而扩大了人类活动范围。同时，崧泽晚期—良渚文化早期，气候温暖湿润。以上因素为崧泽晚期—良渚早期，文化的快速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背景。在这一背景下，良渚文化早期先民通过不断地扩大耕地面积，改进生产工具，强化劳动，增加了农业产量，从而为良渚中期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然而，良渚文化早中期的迅速发展所呈现的繁荣，是建立在对自然环境的非合理开发的基础上的。它主要体现在，人口的快速增长，使良渚文化的人地关系从产生伊始即存在着严重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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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目前遗址发现的数量，良渚文化时期相对于前期的人口增长，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人口的增长随之带来的就是人口的压力。本区新石器时代人类获取肉食资源方式的研究即是这一现象的最好佐证。动物考古学显示，崧泽文化晚期到良渚文化时期，人们的肉食来源从以麋鹿、獐等野生动物为主转变为以家养的猪等动物为主［[x]］。这种饮食结构的变化，实际上暗示了人口增长所带来的压力，使得自然资源已经无法满足人们日常生活的需要。面对着人口增长所产生的生存压力，人们不得不努力增加粮食产量以满足更多人口的需求。在技术变革效果有限的情况下，扩大的耕地面积，是早期先民们首选的方式。


耕地面积的增加，必然会对当时的植被产生巨大影响。广富林遗址的环境分析显示，在人类进入本区之前，这里林木葱立。但是随着人类对该地区的开发，大量的耕地代替了林地面积。孢粉含量中，木本植物数量急剧减少，而以禾本科为代表的草本植物数量急剧增加。由此可见，良渚文化发展是建立在对自然环境破坏性的开发基础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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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人口的迅速增长，迫使人们不得不占用大量的低地、洼地。这里在此之前，可以作为泄洪、排涝的主要区域。而当这些地区被占用后，相应的也减少了蓄水面积，从而降低了湖泊的调蓄能力，对防洪不利。另外，这些低洼地区，本身就是一个环境较为恶劣的生态区域，人们迫于生存压力选择这里作为活动场所，也同时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性。如遇到洪涝灾害，也必然会加剧其带来的损失。


而良渚文化中期之后开始的恶劣的环境加剧了良渚文化人地之间的矛盾。古气候学显示，良渚文化的中晚期，长江三角洲新石器时代气候向凉干转变的趋势，此时年平均温度为12.98～13.36℃，比今低2.2～2.7℃，年平均降水量为1100～1264mm，比今少140～300mm［4］。良渚文化中晚期凉干的气候特点必然对水稻农作物的生产有着破坏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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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中国东部沿海10000年来海平面变化研究显示，在良渚文化中晚期，存在着海平面上升的现象。海水上升使本区出水河道比降更加减小，这将降低的洪水的自然排水能力，泄洪更加缓慢。如果遇到暴雨，这种自然条件会对对于丰沛的大气降水具有“滞”的障碍，使地表径流不能及时排泻入海，洪涝灾害易于发生。许多良渚文化遗址都发现堆积有所谓的淤泥层，这也说明了在良渚文化期间，曾经发生过多次水域扩大事件。根据分析，这些水域扩大事件大多发生在良渚文化中期以后，这与良渚文化衰落的时间存在极大的巧合。这种时间上的耦合暗示，良渚文化中晚期多次洪涝灾害对良渚文化的衰落有着直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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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考古学

　　　以文字记载以前时代的考古资料为研究对象，与以文献记载时代为研究对象的历史考古学相对，是考古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也称史前学或史前史。史前考古学和历史考古学，都以人类的遗迹、遗物为研究对象，但后者可用文献记载来互证，而前者则完全是不可能的，因此两者在研究的内容和方法上具有质的差异。　　研究范围 史前考古学以史前人类的遗迹、遗物为基础，用考古学的方法来研究当时的文化面貌、经济形态、社会生活和分期断代，同时还要结合地质学、古生物学、古人类学和民族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来复原自然环境的变迁、人类体质的发展和社会组织的变化，并通过现代科学技术在考古上的应用，为分期断代提供更具体的论据。　　史前考古学的出现，突破宗教传说和文献记载的局限性，空前地延长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人类和古猿的分化以制造工具为标志，这是劳动的具体象征。史前人类的发展，从低级到高级，一直到文字出现，至少经历了二、三百万年的历程。由于历史发展的不平衡，史前时期的下限也颇不一致，象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早在公元前3000年就进入历史时期，中国在前16世纪的商代已出现阶级国家,欧洲的古典时代开始于前6世纪。有些地区的史前时期则延续时间更长，如新大陆的美洲可晚到16世纪，大洋洲晚到18世纪中叶，这些地区在殖民主义者入侵以前，统属于史前考古学研究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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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简史 有关史前的传说，在古文献里也有所反映， 例如前8世纪古希腊哲学家赫西奥德的《劳动与时令》诗篇里，便把人类的发展划分成黄金、白银、青铜、英雄和铁5个世纪;中国东汉袁康所撰的《越绝书》中也把人类使用的工具，分成石、玉、铜、铁4个阶段,这些只是根据古代传说而产生的推理叙述。至于从考古学上得到科学的认识，是从19世纪开始的。1836年丹麦学者C.J.汤姆森提出了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分期，奠定了史前考古学研究的基础。1865年英国学者J.卢伯克，又把石器时代划分成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1868年法国考古学家G.de莫尔蒂耶用考古学方法将欧洲旧石器时代文化进行分期，后来经法国考古学家步日耶的补充修改，直到今天还在沿用。1892年英国学者A.布朗在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之间划分了一个过渡期，称之为中石器时代。1877年意大利学者G.基耶里克提出在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之间，增加铜石并用时代作为过渡期。于是史前考古学的时代划分基本齐备。中国史前考古学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史前考古学基本上填补了时代和地区上的空白，取得空前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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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石器时代 在这一时代人类开始出现，生产工具以打制石器为标志，人类的体质具有原始的特征。遗存与若干绝灭动物共存,其地质时代属于更新世,从二、三百万年前开始至一万年前为止。旧石器时代的时间最长，占人类历史的99.8％。至于所谓在其前，尚有“曙石器时代”或“木器时代”等提法，都缺乏事实根据。旧石器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分布广泛，由于地域和时代的不同，文化面貌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因而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分期。关于旧石器时代的划分，一般采用两分法或三分法，即下部旧石器时代、上部旧石器时代，或早期、中期、晚期。后者的划分与人类体质发展的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3个阶段相适应。 在这个漫长的时间里，无论人类的体质还是文化，都是从低级到高级逐步发展。象火的使用，石器工艺的改进,骨、角、蚌器的应用,艺术作品的出现以及意识形态的发展等，充分反映从人类出现伊始，便在同大自然的艰苦斗争中不断地改造世界而获得生存和发展。欧洲旧石器文化发现丰富，文化系统和分期断代比较清楚，早期遗存有阿布维利文化，阿舍利文化，克拉克当文化；中期遗存有莫斯特文化，勒瓦娄哇文化；晚期遗存有奥瑞纳文化、梭鲁特文化、马格德林文化等。其中有些文化还影响到北非和西亚。中国也同样有丰富和自成系统的旧石器文化遗存，早期遗存有蓝田人文化、北京人文化、观音洞文化；中期遗存有丁村文化；晚期遗存有峙峪文化、山顶洞文化、小南海文化等。美洲和大洋洲也都有旧石器文化，均属于晚期的遗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