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器时代考古

杨韶雯

中石器时代 也有人称其为续旧石器时代。其地质时代已进入全新世，属于冰后期。此时欧亚大陆的气候转暖，与旧石器时代晚期显著不同。人类依然过着采集渔猎生活，使用打制或琢制石器，但磨制石器还没有出现。文化面貌与旧石器时代晚期有类似之处，不过地域性的色彩更加浓厚，如以地中海沿岸为中心的中石器诸文化，可分为精石器文化和粗石器文化两大群。前者以几何形细石器为代表，属于采集渔猎文化，象欧洲的阿齐尔文化、塔德努瓦文化,均以几何形细石器为主体,用三角形、半月形和梯形的石刀，镶嵌在骨木柄上作为复合工具使用。中国的中石器文化发现不多，如沙苑文化和灵井文化也都以细石器为特征，是从细小的石核上剥下石叶，一般缺少加工，与前述几何形细石器有显著不同。中石器时代大约开始于距今1万年前后,延续的时间不平衡。例如西亚在公元前9000年已出现磨制石器，向新石器文化过渡，欧洲和中亚等地也有的延续到前3000年左右，丹麦的埃泰博勒文化就属于中石器时代的残存文化，其晚期出现的磨光石器和陶器是受了南欧新石器文化的影响，但还保留较原始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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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时代 这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是农业、畜牧业的产生和磨制石器、陶器、纺织的出现。严格地讲，这时已从依赖天然赏赐过渡到生产经济阶段。由于农业和畜牧业是新石器时代产生的标志，因而当出现陶器以前的阶段，也有人称之为前陶文化或原新石器文化。从世界范围来看，地理和时代的因素非常强烈，象旧大陆和新大陆，无论在文化面貌、经济基础和生产手段等方面，都表现了显著的差异，可以分成不同的地区和群体。旧大陆以生产经济为基础的新石器文化，以伊朗、伊拉克、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巴勒斯坦一带的所谓“肥沃的半月形地带”为代表，前9000～前7000年的前陶文化开始栽培小麦、大麦,饲养狗、绵羊和山羊,但采集渔猎仍占较大的比重，已形成半稳定性的小规模聚落。使用嵌镶几何形细石器的镰刀、半磨制的石斧、琢制的石容器，但还没有出现陶器。前7000～前6000年的前期文化，农业、畜牧业已经确立，成为主要的经济来源，磨制石斧普遍使用，开始制作深钵形的圜底陶器。前6000～前5000年的中期文化阶段，发明了彩陶和纺织技术，人形陶偶增加，作为家畜的牛也开始出现。前5000～前4500年的后期文化阶段，已形成大规模的聚落，以制作精美的彩陶和营建神庙为其特征,社会分工显著,阶级分化萌芽。不过其他各地的发展规律不尽一致,象中国的前陶文化,目前尚属缺环。以华北为中心，前6000～前5000年的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和大地湾文化，已形成一定规模的聚落和成片的氏族墓地。种植粟、黍一类耐旱作物。磨光石器发达,细石器仍有残余。以三足钵为代表的陶器,具有一定的原始性，其纹饰有素面、绳纹、篦纹，甚至到了晚期还出现个别花纹简单的彩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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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5000～前3000年的仰韶文化时期，农业、畜牧业有了更稳步的发展，农作物依然是粟、黍两种。其后的龙山文化时期家畜的数量更多了，出现了羊、牛、马等新的品种，制陶工艺空前发达,不仅使用轮制，还出现胎壁薄达2毫米的蛋壳陶，社会分工明显，阶级萌芽，处在文明的前夜。至于长江流域及华南的农业活动，与华北显然不同，如前5000年的河姆渡文化即以种植水稻为主，后来一系列文化都承袭了这个农业传统。因此，不能认为新石器文化及农牧业的起源都源自西亚，在世界范围内应有不同的中心。不适于农耕畜牧的地区或距先进文化中心较远的边远地带，往往以采集渔猎为主，例如欧亚北方地区的篦纹陶文化以及日本的绳纹时代等。至于非洲内陆和印度尼西亚等地，以栽培薯芋为主的新石器文化，却没有发展成真正的农业经济，而处于停滞的阶段。新大陆在西班牙人到达以前，除了旧石器文化和中南美的个别金属文化以外，都属于新石器文化的时代，象高度发展的马雅文明，仍属于新石器文化的范畴。新大陆的诸文化群，有以玉蜀黍为主要作物的农耕文化和仍处于采集渔猎经济的停滞新石器文化，甚至有的属于已出现磨制石器，但不见陶器的先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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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石并用时代 或称金石并用时代,此时使用红铜工具,已掌握铜的冶炼术,用冷锻或铸造法制作红铜器，但主要的工具仍然是石器，属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过渡期。但往往由于发现的例证不够典型，在概念上导致混乱，例如有人把青铜时代鼎盛时期的安阳殷墟作为铜石并用时代便是一例。有些考古学家象O.门京（1888～1973）和V.G.柴尔德等人就反对这个时代的概念。中国有没有铜石并用时代也同样是个问题，如齐家文化已出现冷锻和单范铸造的小件红铜器，似可归入铜石并用时代的范畴；但又出现多范合铸的青铜器，据已检验分析的25件铜器表明，红铜占64％，其他属于青铜。另外象甘肃玉门的火烧沟遗址，经鉴定的66件铜器中，红铜占54.6％，余者为含铅、锡的青铜。可证即使有了青铜器，红铜器仍在使用，因而有人认为，红铜器的出现只能象征发展上的过渡。铜石并用时代是否可作为独立的阶段，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青铜时代 青铜是以红铜为主要成分，加入锡的合金。加锡的目的，是为了降低铜的熔点，加强铜液的流动性以便于铸造，并可加强合金的硬度。由于锡矿的产地有限，开采和冶炼需要一定的技术，因而青铜器的制作往往限于小件或珍贵的兵器、器皿，一般工具仍以石器为限。同时往往出现以铅代锡，或使用铜、锡、铅的三元合金；但合金的硬度较软，不适于实用。青铜器时代是继承新石器时代而发展的，但在一些边缘地区，新石器时代处于停滞阶段，没有经过青铜时代就直接过渡到铁器时代，如日本的弥生时代，美洲和大洋洲便是如此。非洲也有不少类似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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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地区在青铜时代已经产生了文字记载，如埃及的第1到第18王朝,前14世纪前的美索不达米亚和中国的商周等，因而已不属于史前考古学的范畴。不过它们的周边地区，如欧洲的大部分地区、中亚和西伯利亚等地，青铜时代尚无文字出现，仍处在史前阶段。至于美洲的青铜文化，在公元11世纪以前始出现于南美安第斯山一带，印加帝国基本上也是青铜时代。　　铁器时代 最早的铁器于前14世纪之初出现于小亚细亚的东部，其他各地进入铁器时代的时间不甚一致。至于陨铁制品，如西亚在前3000年开始出现的某些刀、短剑和装饰品，中国商代的铁刃铜钺等，则不能作为铁器时代的产物。大部分地区在铁器时代早已进入历史时代。不过欧洲的早期铁器时代文化，不少仍属于史前时代的范畴。这表现了生产工具质料的发展和历史进程的不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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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古文化碰撞出中华文明
　　多少年来，有关中国是怎样形成的这一重大历史问题的讨论始终没有停止过，最近，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启动，这一问题再次引起世人的关注，其中文化交汇在中国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尤其引人注目。

　　早在上世纪初，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曾将中国考古学文化划分为六大区系，由此奠定了中国近代考古学文化区系理论。在这一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著名考古学家郭大顺又从经济类型和考古文化特征的基本区别出发，进一步提出将中国考古学文化划分为三大区：既以彩陶、尖底瓶为主要考古文化特征、以粟作农业为主要经济活动的中原文化区；以鼎为主要考古文化特征、以稻作农业为主要经济活动的东南沿海及南方文化区；以筒型陶罐为主要考古文化特征、以渔猎为主要经济活动的东北文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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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郭大顺介绍，这三大区其实包括了中国几乎所有古文化发达地区。从已经建立的考古文化系列看，各大区发展阶段是大体同步的，都可以距今5000年为界，分为相互对应的两大阶段。前一阶段是以形成个性为主的频繁交汇期，或可称为仰韶时代（后期）。后一阶段是在文化交汇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下，实现文化共同体最初形成期，即龙山时代。

　　5000年前文化的频繁交汇，主要表现为中原区与东南区的东西交汇，中原区与东北区的南北交汇。这两次交汇的形式和内容各有特点，又有共同性。东西交汇的导向是先以仰韶文化彩陶为主的文化因素对东南部大汶口文化等的影响为主，约从距今5500年后则以大汶口文化等对中原地区的影响为主，标志是首先在豫西地区的仰韶文化中，逐步以东南区特征文化因素鼎、豆、壶替代了当地仰韶文化的彩陶和尖底瓶等，成为陶器的主要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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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交汇也是先以中原区后冈一期文化和仰韶文化对东北南部区红山文化的影响为主，约距今5500年后，出现南北两种文化的碰撞。前者表现在红山文化早期出现具有后冈一期文化特征的红顶碗，此后，红山文化大幅度吸收仰韶文化的先进因素，特别是庙底沟类型的花卉纹彩陶图案，形成具南北两种文化因素的自身文化特征。后者的证据是在河北省桑干河上游的蔚县西合营乡三关村附近，发现的一群具有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特征的遗址中，也不时有篦点之字纹陶等燕山以北地区红山文化因素出现，特别是发掘到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绘玫瑰花卉图案彩陶盆与红山文化绘龙鳞纹图案彩陶罐在这里有共存关系，表明红山文化在它的晚期向南扩展，并在桑干河上游一带与仰韶文化相遇。苏秉琦认为，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遗址中规模宏大的坛、庙、冢遗址群，就是这一文化碰撞的成果。

　　到了距今5000年后，随着这种文化交汇进一步扩大，使各大区具有了更多共同时代特征，进入了最初文化共同体的形成时期。一方面由于以众多城址出现为标志的古国林立，区内文化的组合与重组加速，一方面大区文化交流集中表现为以东南区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北上和包括东北南部、内蒙古中南部在内的燕山南北地区古文化的南下，形成以西北地区为一方，以东南为另一方在中原区汇聚的主流形势，是为龙山文化出现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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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以上东西交汇与南北交汇作一比较可知，共同性是主要的，这首先表现于交汇的结果，仰韶时代（后期）南北交汇产生的坛、庙、冢和东西交汇产生的鼎、豆、壶等固定组合，都是礼制内容。以它们作为距今5000年前后各大考古文化区出现古国向方国过渡的标志性文化因素，反映了中国文明起源共同的道路与特点，那就是通神及其独占权（神权至上）在文明起源过程中占有特殊重要地位。三大区交汇的重要共同点还在于交汇的导向，即主要不是由中原区向四周放射，而是由四周向中原区聚集。

　　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三大文化区系、以距今5000年为界的两大发展阶段和各区各段先后形成文化中心，以及在文化频繁交汇中文化重心由北而南、由东而西的转移趋势，反映出中国文明起源从古国逐步向方国过渡的一些主要轨迹。绕有趣味的是，这一轨迹恰与古史传说以黄帝为代表的五帝时代前期，北方、中原、东方和南方接触频繁，以尧、舜为代表的五帝时代后期由四邻向中原汇聚的记载相吻合。由此可知，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阶段，就是五帝时代。这是跨进文明、走向一统与传统初现三者并行发展的一个时期。不同文化传统和不同经济类型的三个大区在各自发展个性的同时，不是分道扬镳，而是在频繁的文化交流中向一起汇聚，在逐步取得文化认同的过程中实现共识的中国，从而为夏、商、周三朝文明的出现以至整个中华文化、中华文明和中华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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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对中华文明的再认识 作者：流波 　　 提要：对中华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中的历史地位进行正确的定论，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精神源动力进而关系到人类文明的根本走向这样的大问题。本文以最新考古成果和史料为依托，阐述了中华文明是人类发祥最早的文明且自文明发祥以来近万年的领先于世的事实，对近代以前中华文明为什么领先于世和近代后为什么逐渐落后进行了历史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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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华文明的再认识，要彻底驱散“西方中心论”的历史阴霾和剔除长期以来沉积在人们心理的殖民残痂，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审视中华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中无与伦比的历史地位，这不仅是二十一世纪我国一项重大的历史课题，也是我国思想界、教育界的一项紧迫任务。对中华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中的历史地位进行正确的定论，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精神源动力进而关系到人类文明的根本走向这样的大问题。我们今天对自己伟大民族和文明的认识仍停留在“四大文明古国”、“四大发明”这一基本定式上，就是这一基本认识也被强大的思想误流湮灭得有综无影，从而形成了一种对中华文明莫大的社会误识：是中华传统文明，特别是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阻碍着中国近代的发展、阻碍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在这里，几千年民族辉煌的表层被一百多年来的民族耻辱锈化得斑驳就离，以至于民族的、爱国的精神长城是那样的易坍易塌，而殖民的、“西化”的理论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我们必须从思想上、理论上彻底走出“西方中心论”的误区，清醒认识到在这种思想观和理论观支配下所形成的长期以来对我中华文明的藐视和轻描淡写，深刻反省我们自己对伟大文明的漫不经心或还冷嘲热讽甚至是彻底的虚无！中华文明只有“五千年”吗？中华文明排在四大文明古国之四的位置是公正的吗？还是让我们打开人类长河的闸门，仰看中华文明之光犹如黄河之水天上来，奔腾到海不复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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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当然不能重复、也不能“复制”，但历史就“埋”在我们的脚下、“散落”于民间、“粘贴”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之中，我们的工作就是要透过历史的层层迷雾使我们对文明的认识尽量向历史的真本靠拢。对中华文明来说，“西方”的有意或无意的曲解是次要的，关键是我们自己对伟大文明缺乏根本的认识和真实的了解，这才是历史的悲哀！从现今考古史料中，我们可随便采撷几个实例以之绳证：我国北京山顶洞人约在公元前2.5万年前后就进入了农耕文明，其年代远远超出其它较早农耕文明（如时间约在公元前1－0.7万年的西亚“新月形沃土地带”农耕文明）1.5万年以上；距今1.2—1.1万年前的广西柳州大龙潭和广东英德青塘圩遗址中出土的陶片上已饰有绳纹，而此时人类的另三大文明还基本处于蒙昧阶段；公元前6680—6420年的河南舞阳贾湖古文化遗址出土的甲骨文和石刻文已初具殷墟甲骨文之雏形，比之古埃及、巴比伦的象形文字早出了约4000多年；河南出土了距今约8000年前的骨笛，多为七孔，具备音阶结构；公元前6100——5600年的河北武安磁山遗址中发现窖穴达88个之多，储藏粟的总量约10万余斤之多；中国玉器业的发展早在8000年前就基本成熟，独树一帜；距今7000多年前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已中充分显示了中华先民纺织业的发达，中国丝织物后来成为古代文明史上横贯中西最为耀眼的彩带；江苏金坛三星村石钺的出土说明了6500年前以有了常备军；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奴隶殉葬，反映了制历权（社会政权）的形成和神权的高度集中；湖南澧县古城墙的发掘证实我国6000多年前就有了城墙的建造和城市的出现；天文历法独领风骚，七日星期制的使用远远早于犹太人”、“巴比伦人”2000年；牛河梁遗址南部的“金字塔式巨型建筑规模宏伟，堪匹千余年后的古埃及金字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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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些伟大的历史因考古的发现而与被我们当着神话讲了几千年的“三皇五帝”史有机结合起来，使中华近8000年国家文明史的面目显露端倪。中华文明是上下各五千年而非上下共计五千年，中华文明是“一万年”！伟大的史学研究者——《三皇五帝史断代》的作者董立章先生“挺奋进之孤师，付十数年之功力”，通过考古学、古文献学、考古年代学、古天文学、古气候学气象学等的综合研究，得出了惊人的历史结论：随着以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为基础的华胥氏超级部落联盟（已具半国家性质）势力的渐衰，而发源于湘江流域后逐渐东进的伏羲部落，与东夷女娲部落联盟后形成巨大族团，大规模从山东、江浙西进北进，于公元前5341年统一中原，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中华伏羲奴隶制国家诞生了。它西起关陇，东致大海，南括长江中下游，北越燕山而跨蒙辽，其辽阔版图为一千五百年、二千年后的古埃及、古巴比伦所无法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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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壮哉！从公元前5341年伏羲奴隶制王朝的建立到公元前1046年最后一个奴隶制王朝——商朝的灭亡，莽莽苍苍3000年，期间主要经历了炎帝、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帝挚、唐、虞、夏、商等十个朝代，主要大事纪有：公元前4130—4082年共工称霸九州；公元前3707年涿鹿之战；公元前3007—2902年九黎之乱；公元前2780年统一四川；公元前2220—2150年鲧、大禹治水；公元前1930年统一巴蜀；公元前1520年小甲统一川陕（3）。就这样，在人类历史发展和文明进程中，中华民族犹如人类历史的火车头，执人类文明之牛耳呼啸向前，到公元前11——8世纪，已遥遥领先于世界其它文明而跨入封建社会的初级阶段——封建领主制的国家——西周而雄居于世。经春秋战国——人类文明史上最具改革与活力时代文化的大积累，到秦皇汉武——统天下而修法度，外击强奴内举经济，使得强大封建帝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外交等方面所形成的综合实力雄浑无比，化解了来自中亚、西亚凶悍蛮族的进攻并将其大部融化，避免了诸如古埃及、巴比伦、印度、希腊、罗马极早就被游牧蛮族灭亡的命运。此后的中国历史，无论是“分久必合”的民族大融合时期，还是“合久必分”的封建统一大帝国，中华文明始终以其无可替代的先进性和独特性，逶迤磅礴至人类发展的近代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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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在其所著的《大国的兴衰》一书提供了1750—1900年间中国的制造业产量在世界总量（100）中的相对份额的数据：1750年，中国占32．8%，欧洲占23．2%，美国占0．1%，日本占3．8%；1800年，中国占33．3%，欧洲战28．1%，美国占0．8%，日本占3．5%；1830年，中国占29．8%，欧洲占34．2%，美国占2．4%，日本占2．8%；1860年，中国占19．7%，欧洲占53．2%，美国占7．2%，日本占2．6%；1880年，中国占12．5%，欧洲占61．3%，美国占14．7%，日本占2．4%；1900年，中国占6．2%，欧洲占62．0%，美国占23．6%，日本占2．4%（4）。虽然从这个数据看出了中华大国近代以来的逐步衰落，同时也看出了中华经济曾经在世界经济史上占有多么举足轻重的地位。完全可以这么说，在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大多数岁月里，中国的综合国力雄超于世，国民生活水平位居世界之首。又是中华科技特别是“四大发明”彻底改变了欧洲进而整个人类近代的历史进程。所以说，不是中华文明排在四大文明古国之首还是之尾的问题，而是中华文明远远地走在世界其它文明的前列且自文明发祥以来从未间断延续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