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多中心发展论和发展不平衡论［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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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马家浜文化系统中心

　　马家浜文化中地层比较复杂的还是桐乡罗家角遗址，这个遗址的最下层——第四层为罗家角一期，第三层为罗家角二期，第二层为罗家角三期，第一层为罗家角四期［51］。这四层同属于马家浜文化。晚于马家浜文化的有崧泽文化，从吴县草鞋山地层可以得到证明。这个地层厚11米，在已经揭露的地层中是罕见的。从第十层到第八层为马家浜文化层。第七层则为从马家浜文化向崧泽文化的过渡层。第六层属于崧泽文化层。第五层遗物很少。第四层至第二层为良渚文化层［52］。证实了从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连续发展的全过程。 从物质文化上看，罗家角四层虽然也有敛口束腰釜。但是各层较多的还是腰沿釜，这种腰沿与河姆渡不同处，即河姆渡多直沿，而罗家角多斜沿，也是这两个文化区分的主要标志。草鞋山马家浜文化与罗家角一样仍见圜底釜和筒形釜，但沿较窄，同时有敛口圆腹锥足鼎和喇叭形圈足豆［53］，豆盘斜直，颈部很粗。至崧泽文化期，陶器已用轮制，腰沿釜不见，鼎出现扁凿形足，豆盘外面起稜。盖上镂孔刻花，张陵山更出土竹节状豆，表明崧泽文化有了进一步变化。草鞋山的良渚文化多属黑皮陶，釜形鼎的凿形足上刻花，豆盘折壁下面有弦纹镂喇叭形座。特别是刻有鸟纹、波折纹的有盖贯耳壶，是草鞋山良渚文化的代表器物。此外钱山漾的鱼鳍足鼎［54］、寺墩的袋足有鋬鬶，都表明良渚文化比崧泽文化进了一大步，而登上了马家浜文化系统的顶峰。这个文化系统主要分布在浙北、苏南，所以太湖地区是马家浜文化系统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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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屈家岭文化系统中心

　　屈家岭文化的地层较复杂，鄂北屈家岭文化下面有仰韶文化层，鄂西屈家岭文化下面有大溪文化层，因而它的前身文化是源于大溪文化，还是源于带有仰韶因素的地方类型文化，现在还不清楚。但是在京山，屈家岭文化有从早期到晚期的地层［55］，是单一存在的。而郧县青龙泉二期，则是屈家岭文化内涵。晚于青龙泉二期的青龙泉三期［56］，也称湖北龙山文化，以后则有黄陂盘龙城商代文化，可以探讨其去向。所以从屈家岭文化→湖北龙山文化→商代盘龙城期，这个地层序列，还是很明确的。

　　屈家岭文化以薄胎彩陶碗、扁腹壶、高圈足杯和彩陶纺轮为特征。这种特征是其他文化所不见的。如以鼎为例，在屈家岭中期可以看到盘状凿形足鼎，但是到屈家岭晚期则成折腹凿形足鼎。青龙泉三期这种形制仍在继续，无大变化，到湖北龙山晚期的房县七里河则此式鼎从圜底变成微凸底，凿形足更高，至商代盘龙城期鼎成平底，而鼎足稍曲，此式鼎在各期的演变中还是很清楚的。至于屈家岭文化与湖北龙山文化的联系，如青龙泉二期豆，豆盘很浅，圈足座上有镂孔。到屈家岭晚期天门石家河豆盘转深，豆座转矮，镂孔亦少。至青龙泉三期，则豆盘外面见凸稜，显然是由于轮制的结果。所以这些器形，都反映了从屈家岭文化向湖北龙山文化的转变。屈家岭文化三期中的扁腹壶虽然在颈上和圈足部分各有些变化，但是扁腹这一点，完全反映了屈家岭文化的个性。盘龙城的绳纹敛口锥足鬲，在这个地区也只是到商代才出现的器形［57］，以前是不见的。这也为湖北龙山晚期至商盘龙城期提供了编年依据。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屈家岭文化,其分布地域，北至丹江，西至鄂西，南至湘北，东至鄂东，所以江汉平原是屈家岭文化系统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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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上述各个文化系统中心，可以概括如下：

　　1.每个文化系统中的相近两期，物质文化非常相似，表明了文化上的连续性。而间隔较远的两期，物质文化变化显著，表明了文化上的差异性。这种连续性和差异性是每个文化系统从低级到高级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必然结果。

　　2.各个文化系统都各有自己的内涵和个性，不能互相拼合，相邻的两个文化系统，固然互见影响的痕迹，但是从整体上看，还是完全不同的各自独立发展的文化系统。

　　3.各个文化系统，都有明确的分布地域，在每个地域之内只有一个文化系统，而没有并存的另外文化系统，所以这些文化系统中心，是居住在这个中心的部族文化的反映，亦即居住于某一地域的某一部族所创造的物质文化。

　　4.这七个文化系统中心，只代表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部分地区的现象，今后全国其他广大地域随着考古材料的积累，将会有更多的文化系统中心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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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可以证明中国从旧石器时代晚期经过中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是连续发展的。而这种连续发展又是在我国辽阔的土地上广泛展开的。当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经过长期的孕育和各自所具备的特点，形成了若干个文化系统中心。这若干个文化系统中心，就是我国若干个部族文化连续发展的结果。因此多中心的发展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实际，也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规律。遵照这种实际，归纳并提出多中心发展论，是有依据的。那种认为从一个地点起源然后向四方传播的理论，是不符合实际的，也是没有依据的。

棉铃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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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若干文化系统，并不是按同样速度发展的，也不是按同样水平发展的。而是发展有快有慢，水平有高有低，其中不平衡规律的支配，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在前述的七个文化系统中，其发展最快、水平最高的仍然是黄河中下游豫西晋南的庙底沟文化系统，这个文化系统到了王湾三期，登封王城岗的灰坑中已经发现了残铜片，郑州董砦出土了指甲大小的方铜片［58］，牛砦也发现了冶铜的迹象。这些都证明到了王湾三期，已经出现了铜器，生产力有了新的提高。特别是进一步发展到二里头文化时期，它的时间经过碳14测定(半衰期5730年)，ZK680距今3915±150年(1965年B.C)、ZK285距今3555± 80年(1605年B.C)，与夏代纪年公元前21~16世纪相吻合。因此二里头文化，是探索夏文化的对象，是探讨国家起源的对象［59］，也是探讨中国文明起源的对象［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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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二里头文化进入了青铜时代，生产力有了新的飞跃，相当二里头一期的煤山二期，发现了冶铜坩埚片，东下冯早期灰坑内，出土了铜渣、铜斧和石范、陶范，二里头三期有铜渣、坩埚片和陶范，并发现了铜锥、铜刀、铜凿、铜锛、铜鱼钩、铜镞、铜戈、铜戚、铜爵和铜铃［61］，呈现了清新的青铜文明。

2.冶铜等新的劳动部门出现以后，社会上发生了第二次大分工，二里头大片铜器铸造场，表明出现了冶铸业；大量的骨料和骨器半成品，表明出现了制骨业；若干觚、爵、盉等酒器的出土，表明出现了酿酒业。这些都说明手工业已脱离农业而出现。

3.二里头的贝、石贝、骨贝的出土，表明从以物易物开始了货币流通，出现了商人阶层。

4.二里头出土的戚、戈、镞各种长兵器和短兵器，表明已经出现了军队。

5.二里头出土的东西长108米、南北宽100米的廊庑迥环、殿顶四阿，包括堂、庑、门、庭在内的大宫殿址，表明王者已经出现，国家已经出现，都市已经出现。

6.陶器上的各种文字符号，更是跨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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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诸点，都暗示在豫西晋南的伊、洛、河、济之间，是中国三代第一个王朝——夏代，最早最先出现的地区。而并不在其他地区，这是铁一般的客观史实，因此说黄河中下游是中国文明的摇篮的论断是不错的。如果说在20世纪30年代还是一句推量的话，那么在今天已经为二里头文化证实得差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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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在黄河中下游已经进入文明社会的时候，周围一些地区发展的情况如何呢?这需要加以比较。

　　在西北方面，甘肃半山类型以青岗岔 F1的碳14数据为例，ZK25，距今4015±100年（2015年B.C）；另外几个数据也距今3800~3900年之间，所以半山类型的时间，大致与二里头文化相当。虽然甘肃东乡林家遗址的马家窑类型中发现了弧背凹刃窄柄青铜刀，但是半山类型中仍见打制的盘状器和刮削器，而且壶、瓶、瓮、碗、盆诸器，依然装饰有繁缛的彩绘，一部分盆、碗更施内彩。这些纹饰多用红、黑两彩，并交错勾绘出锯齿纹、网格纹、涡纹、弧线纹、菱形花格纹，使瑰丽的彩陶艺术登上了顶峰。可是这个类型仍属于聚落遗址所产生的文化，与二里头反映都市文化是大相径庭的。

石奔

如此专业需慢慢学才行.
不过我总觉得这个发展过程应该是先从南方后到北方的, 或者说是先从环境好的地方发展,再到环境差的地方. 因为早期人类抵御自然界危害的能力非常弱小, 单靠两条腿也不可能象候鸟那样来回迁徙, 所以只能慢慢扩展. 我相信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会证明这一点.
当然, 人类迁徙过程会创造出更灿烂的文明, 然而不管人类走多远, 他们之间的文明终归有所联系, 那就应该会有一个相对集中之处, 或者准确时间上稍早一点的, 只是目前我们还没发现而已, 更研究不透(特别是时间不够精确). 因此,我认为多中心也不过只是看到一些层面的东西所作出的结论罢了. 从多中心的依据和论点我们不难看出,  这个"多"是很后来发展才形成的, 在这之前的他却没说, 而且没有准确的时间比较(我认为, 用时段来比较很难说明问题).
无聊乱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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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我们再与青海乐都柳湾的马厂类型比较一下，柳湾已有八个碳14测定数据，其中属于马厂早期的M281,BK75009距今3860±90年(1910年B.C)；大概相当二里头中期，墓葬中的随葬器物，仍以石斧、石锛、石刀为主，彩陶虽稍简化，以红、黑两彩勾绘出的波折纹、四大圆圈纹、蛙形纹、三角纹、菱格纹、回形纹［62］，仍很醒目，可是依然低于二里头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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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东北部，内蒙古翁牛特旗石棚山的墓葬遗存，为红山文化晚期，有两个碳14测定数据，ZK740—0，距今3785±100年(1835年B.C)；ZK542—0，距今3640±120年(1690 年B.C)。大致相当二里头文化中晚期，墓中不仅出土了石铲和石镞，而且出土装嵌石刃的骨刀。至于陶器则有鸟形彩陶壶、敛口彩陶钵、彩陶豆、双颈壶、双颈连通壶、有把壶、镂孔豆、高足杯等。纹饰主要是黑彩，分为直线纹、复线纹、复线三角形纹、回纹以及动物纹［63］等，虽然在原始文化中仍不失为精品，但与二里头文化相比，就显得稍逊一个阶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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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东半岛上的于家村遗址，其下层T3F3有三个数据，ZK567，T3F3 地面木炭，距今4085±100年(2135年B.C)。大体相当二里头早期，这种遗存虽然受到了一定的山东龙山文化影响，但是仍属一种地方类型文化，虽然也有一些农业迹象，但渔猎经济很发达。陶器多夹砂黑褐陶，手制，纹饰有弦纹和划纹，器形有壶、罐、豆、钵、碗、杯，多为平底器，少三足器［64］，鼎、鬲、鬶都不见，其炊爨方法原始，难与二里头文化相互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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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总觉得这个发展过程应该是先从南方后到北方的, 或者说是先从环境好的地方 ...
石奔 发表于 2010-10-22 11:03

       南方的良渚文化是长江流域中下游最有代表性的一种晚期文化，它的时间，据碳14测定，钱山漾竹绳(ZK50)，距今4140± 85年(2190年B.C)；雀幕桥M1木椁板(ZK242)，距今3940±95年(1890年B.C)；金山亭林木炭(ZK254)，距今 3840±95年(1890年B.C)。所以良渚文化晚期大致与二里头文化早期相当，而良渚文化早期比二里头文化稍早，良渚文化中以三角形石器和耘田形器为代表的工具，而耘田形器证实农业达到了极高的水平。且大量的灰陶和黑衣灰陶都是轮制，器形有高领罐、细把豆、袋足鬶、实足盉等。如草鞋山则有黑皮陶罐、带盖刻画纹编织纹贯耳壶、黑衣红陶簋和玉琮等。所有这些在物质文化上都达到了长江流域原始文化的最高水平。同时各地出土的大量礼器——玉琮，暗示氏族中，贵族普遍出现，但是仍然没有达到二里头文化国家出现的阶段。

　　在最南方，石峡文化是珠江流域发展水平最高的文化。其石器抛光之精，是全国新石器时代仅见的一种工艺。三晚层中M26的木炭，据碳14测定，BK75050，距今4020±100年（2070年B.C），也大致与二里头文化相当。石峡已经出现稻作农业，并有大量的轮制陶，器形有鼎、釜、甑、鬶、三圈足豆、壶、杯、觯形器以及罐、瓮等，器形非常复杂，这说明饮食生活的丰富。而玉综、玉璧、玉玦、玉瑗［65］等的出土，则反映了私有财富和统治阶层的出现。石峡文化与良渚文化一样，虽然都各代表当地的最高文化，而且可能已经出现了金属，但与进入文明社会的二里头文化相较，仍逊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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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这样一番比较以后，在公元前21世纪至16世纪之间，各地出现的不平衡现象是很清楚的，对于这些不平衡现象，可进一步作如下分析：

　　1.虽然马厂类型已经发现了青铜器，而良渚文化、石峡文化估计也进入了青铜时代，但是像二里头文化那样，既出土青铜兵器，又出土青铜容器，青铜文化水平达到这样高度的，在当时，也只有豫西晋南一处。因此生产力的显著发展，是出现国家、出现文明社会的基本动力。

　　2.从当时的文化发展水平比较，二里头文化第一，良渚文化第二，石峡文化第三，而半山类型、马厂类型、石棚山遗存、于家村遗存均居末位，因为这些类型尚处于瑰丽多彩的彩陶阶段，与二里头文化所达到的阶段，显然相差一截。

　　3.半山类型、马厂类型和二里头文化均属粟作经济，良渚文化、石峡文化均属稻作经济。虽然北方属于同一经济类型，但是二里头文化酿酒业的兴盛，暗示二里头文化的粟作经济还是非常发达的，是产生文明的基础。

　　4.无论半山类型、马厂类型、石棚山遗存、于家村遗存、良渚文化、石峡文化，均属于聚落遗址的部落文化阶段，惟二里头文化出现大片夯土的宫殿址，是进入国家阶段的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