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具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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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约六千年左右的大溪文化，也是长江中游原始农业的源头之一，因首先发现于四川巫山县大溪而得名。这类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湖南、三胡北、四川三省的部分地区。出土文物证实，这里也是以生产水稻为主、农牧混合型原始农业。发现了斧、锛、铲、镰、刀等众多磨制石质工具，还可以见到一些竹木制工具的痕迹。近年在鄱阳湖周围又发现了一批距今六～四千年的原始农业文化遗址，不仅发现了稻谷、陶器、纺轮等器物及建筑遗迹，还发现了许多磨制精细的农具：石斧、石锛、石铲、石锄、石镰、石磨棒等。特别是在城墩板遗址发现的一件留有使用察痕的石犁，是一件比较典型而又罕见的农具（杨赤宇《鄱阳湖原始农业遗存的发现与研究》.《农业考古》1992、1、97－99）。分布在北抵河南西部，南到湖南澧县三元宫，西到四川巫山一带，距今约五千年的屈家岭文化，已发现几十处遗址，包括朱家嘴、青龙泉、放鹰台、黄楝树等遗址，其中以三胡北京山境内、于1954年发现的屈家岭遗址最具代表性。这里主要种植籼稻，同时伴有畜牧和狩猎，使用多为磨光石器，少量的石斧、石镰、石铲有穿孔。
在屈家岭晚期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青龙泉三期文化，距今约四千年左右，其分布范围与屈家岭文化大体相同，各遗址的大片烧土内，夹杂着大量稻壳和茎叶，还发现了许多猪、狗、鹿、羊的遗骸。在邓家湾遗址中发现的形象真切的红陶捏塑，有猪、羊、鸟等动物，还有人。说明家畜业已发展到一定程度。这里的农具有长方形无孔石铲、双肩石锄、带孔石刀及蚌镰。
长江地区一些遗址，有融会南北农业文化的明显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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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北方农具起源概述
北方的农业及农具起源稍晚于黄河及长江流域，具有代表性的为红山文化、新乐文化和富河文化。红山文化距今六千余年，分布在照乌达盟的乌尔吉木伦河流域以南，河北的北部及朝阳凌源以北，哲里木盟以西。这里出土的生产工具有双孔石刀（至）、磨制石斧、石锛、石磨盘、石磨棒，有些器物与半坡遗址的很相似。并有猪羊牛等家畜骨骼出土。说明已是农牧结合的原始农业。近期对辽宁阜新查海遗址的发掘，为寻找红山文化的渊源提供了新的资料。该遗址距今约7－7.5千年，在许多房舍遗址内找到了不少打制的石锄（铲）、石斧、石刀、石铲、石磨盘、石磨棒，并有一些细石器，从而证明以红山文化为主体的中国北方原始文化是成体系的，这里应是红山文化的前身之一（《辽宁近十年文物考古新发现》.《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90年）。新乐文化与红山文化年代差不多，也是具有一定规模的原始农业。农具有石斧、石凿及石磨盘、棒，也有些细石器，磨制石器占三分之一以上。新乐文化主要分布在沈阳市及其周围地区。富河文化年代稍晚，距今约五千年左右，主要分布在乌尔吉木伦河流域，有些工具形态比较原始，近似为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等。还有一些打制的石斧、石锛、石凿、石锄（铲）及石磨盘、棒和相当数量的骨器。可知这里农、牧、渔、猎各占一定成分。近年在对距今4500年左右吉林延吉金谷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密集的房舍遗迹及陶制生活用具。出土的农具有：亚腰石锄（铲），磨制石斧、长大的石镐（镢），石磨盘石磨棒、砺石，还有刮削器、尖状器、鹿角器及锥、针等。说明这里是以农耕为主、狩猎为辅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吉林省近十年的文物考古工作》.《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出版社、1990年）。黑龙江地区随着近年文物普查工作的进展，也发掘了一批新石器时代的原始农业遗址，如昂昂溪、新开流、莺歌岭、亚布力等处。发现的工具有石斧、石锛、弧形石斧、穿孔石铲，还有玉锛、玉凿等，其文化因素与新乐文化、红山文化似存在某些连系（《黑龙江省考古工作近十年的主要收获》《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出版社、1990年）。西辽河流域也是我国东北新石器时代重要的古文化区域，时限在距今6.7到4千年之间。这里也同黄河、长江流域一样经历了火耕、耜耕、犁耕三个阶段，从初期打制的简陋大型石斧、石铲，发展到红山文化的磨光石斧、穿孔石铲，桂叶形双孔石刀。又发展到夏家店文化的扁平石斧、有肩石铲等，具有一脉相承的自身发展特点，近而进入犁耕的萌芽期（李宇峰《西辽河流域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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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南方农具起源概述
一般认为，华南地区的农业起源，也较黄河及长江流域为晚，所发现的古文化遗址也较少。
在石峡遗址的墓葬、窑穴、砌灶的泥土和建筑遗存中，发现不少栽培稻实物，经鉴定为籼稻和粳稻。发现的生产工具有镢（钁）、铲、锛、凿等，均为石制，多通体磨光，其形制对华南地区的红壤比较适用。石峡文遗化址说明，在四五千年前的广东已有以稻为主的原始农业和相应的农具。
白羊村文化遗址，在今云南境内，距今约四千年，出土文物证实，这里是以稻为主的农牧混合型农业经济。使用的生产工具有磨光石斧、梯形石锛、新月形穿孔石刀（至）等。
由于种种原因，总的说来，南方原始农业出土农具与中原地区相比明显偏少，时间也较迟，因而认为华南地区相对于中原地区，农业发展比较缓慢。近年来，随着文物考古事业的蓬勃发展，特别是大面积的文物普查，致使对华南地区原始农业有了新的认识。这里举例加以说明：例如地处湘、黔、川、鄂交界处的所谓“五溪蛮”地区，经考查认为，这里也是人类发源地之一。在这里也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等。在新石器时代的早期遗址：新晃姑召溪和麻阳烟墩坡等处，发现有类似斧、铲、刀等工具。在相当于中原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的黔阳高庙、新晃大洞坪及怀化高坎垅等处，不仅出土了石质锛、铲（锄）、刀、镰等，还有纺轮及形制多样的陶器。与内地龙山文化相当的靖州斗蓬坡、马路叉、上洲，怀化老茶等遗址，发现磨制的斧、凿、扁平穿孔石斧及杵、棒等。石镰已装柄并有齿。同时还发现了骨、蚌质农具。在上述遗址中发现了不同的居住遗迹及炭化稻谷等（向安强《“五溪蛮”地区史前农业探析》.《农业考古》1995、3）。又如，地处岭南的广西地区，虽然总体上看，农业的发生与发展比中原地区稍晚，但其发展过程却是相当完整的。在距今一万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早期，这里尚存在渔猎、采集，到距今6000－6500年的时候开始了农业的萌芽，并有规律的发展起来。在桂北的卢家桥遗址，出土有石斧、石锛、石凿、石刀（至）及纺轮等农具。在桂南的钦州独料遗址出土石器以石斧最多，另外有锛、凿、锄、铲、镰、矛及石磨盘磨棒等。还有隆安大龙潭发现的一些石铲，造型规整匀称，有柄、有肩，与当地至今仍使用的铁铲非常相似。甚至认为这里曾发明了用石犁、石锄翻地的耕作技术（何乃汉《广西史前时期农业的产生和发展初探》.《农业考古》85、2）。另外还有1982年在湖南华容发现的相当于大溪－－屈家岭－－龙山文化的车轱山遗址等。这些遗址的发现与研究极大的改变了对华南地区原始农业的认识。
随着边疆地区经济建设的发展和文物考古的不断深化，对我国南北两大地区的农业及农具起源，将会不断取得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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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综述
上面就我国四个主要农业起源地农业与农具起源的发展梗概作了一个初步介绍。由此看到了我国一万至四千前、包括母系氏族公社、父系氏族公社的整个原始社会以及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初期的客观社会的粗略概貌，从而使人们对农业和农具起源的客观实在有一个基本的概念。下面将借助于文字留下的一些传说性资料，结合考古实物，对当时的社会作以简略描述。
这里首先引录几段有关原始社会面貌的文字：
《列子. 汤问》：“长幼侪居，不君不臣；男女杂游，不媒不聘；缘水而居，不耕不稼；土气温湿，不织不衣。”这应该是旧石器时代末期，原始农业出现之前的情况。《吕氏春秋. 恃君览》：“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而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老幼之道。”这时虽还无长幼夫妻之分，但已经知“母”了，当已进入母系氏族社会。进入母系氏族社会，是人类进化史极为关键的一步，为人类最终摆脱“猿”的动物性，从而使人类开始真正步入“人”的阶段。下面几段都是有关神农发明农业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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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子. 修务训》说：“古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赢虫龙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仍教民种五谷，相土之宜燥湿肥侥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新语. 道基》说：“古人食肉、饮血、被毛，至神农，以行虫走兽难以养民，乃求可食之物，尝百草之实，察酸苦之味，教民食五谷。”《朴史记》说：“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也。”《管子. 轻重戎》说：“神农作，树五谷，湛山之阳，九州之民乃知谷食。”《逸周书. 考德》说：“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遂耕而种之。作陶冶斤斧，破木为耒耜锄耨，以垦草莽……五谷兴，百果藏实。”《易. 系辞》说：“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庄子. 盗拓》说：“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宇宇，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耕而食，织而衣，无相害之心，以致德之隆也。”《易. 系辞》说：“神农氏作……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淮南子. 主术训》说：“昔者神农之制天下也……岁终献功，以时赏谷，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盖而无四方，风雨不能袭，寒暑不能伤，迁延而入之。”《史记. 五帝本纪》说：“神农氏……又日魁隗氏，又曰连山氏，又曰烈山氏。”《国语. 鲁语》说：“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植百谷百蔬。”等等，类似记载还有不少。这些文字所反应的大都是新石器时代早期、中华民族、特别是中原地区的先民们开创农业的基本面貌。在这之后“夏之兴也，周弁继之，故祀之为稷。”（《国语. 鲁语》）“轩辕之时，神农世衰，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代。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史记. 五帝本纪》）“禹之时，天下大水，禹执畚插，以为民先。”（《淮南子. 要略训》）“尧遭洪水，人民泛滥，逐高而居。尧聘弃，使教民山居，随地造区。”（《吴越春秋》）“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食也。”神农之后，华夏大地又经过三皇五帝的治理，又经过千百万人民的奋斗，社会又大大的前进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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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在上面这些文字记载的传说中，常常是互相重复，相互相似，甚至是相互矛盾的。但这并不奇怪，因为这毕竟是没有文字时代留传下来的传说，这些传说在后人用文字加以整理和记录的时候不但会因故事时代久远而增加了神话色彩，而且会因整理者立场观点不同，而对故事有所取舍和篡改。例如传说中的神农氏，当时他所处的时代正是新石器时代早、中期“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的母系氏族社会阶段，从事农牧业、并对农牧业的经验教训不断总结，从而有了各种发明和发现的是广大女性。不要说神农的形象只不过是广大劳动女性的化身，就是历史上真有其人，她也只能是女性，而不是男性。所以真正为我们中华民族开创农业文明的不是男人而是女人。只是因为后来整理编写传说的人，都是生活在以男性为主宰的时代里，所以也就有意无意的将神农给男性化了。甚至连著名的汉代画像石，都将神农雕之为男人的形态。延传到今天，有谁还知道神农应该是女性呢！正史中没有神农是女性的记载，倒是在神话中可以见到神农是女性的传说。据陶阳、钟秀编《中国神话》记载，辽宁省岫岩县满族中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天上有一个神农婆，看到民间没饭吃，就从天上往下撒白面，人们不用劳动也吃不完，还给猪狗吃，神农婆生气了，把白面变成了白雪，贪心的人们收到家里却变成了水，从此人们又挨饿了。神农婆于心不忍，又让“百谷仙姑”送五谷到人间，并教会了人们种植五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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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这里，使我想起了一件引起我心情不能平静的事：有一次我曾请教一位中国著名的哲学家，问他神农是男性还是女性。他说：恐怕是男性吧！虽然他没有说的很确切，起码说明他在这个问题上也是含糊不清的。一位大哲学家都不能正确回答神农应是男性还是女性，何况普通老百姓。所以我觉得有必要为神农校正性别而大声疾呼：人类的母亲是女性，农业的母亲是女性，作为农业化身的神农也是女性。
根据上述传说，尝百草发明五谷的是神农；教人民制作农具从事农业生产的是神农；发明中草药教人民医治疾病的是神农；发明制陶技术从而使人民有了生活器具的是神农；教人民建造房屋躲避风雨的是神农；甚至教人们从事商品交换的也是神农，如此等等。一个人竟经历了几千年，并有如此众多的伟大发明，这是绝无可能的。尽管很多人对神农其人其事作过很细微的考证和研究，上至他的父母，下至他的后人，以及神农的生地墓地，但归根结底依然是就传说论传说。所以说，神农只是一个形象，一个化身。神农在哪里？神农在华夏农业起源的大地上；神农在原始农业几千年的历史中；神农生活在中华原始农业的所有文化遗址中。神农的名子就是“开创农业之神”的缩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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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作为一个时代的象征，就是中国大约一万至四五千年之前的原始农业时期。在这个以妇女为主体的母系氏族社会里，妇女们率领着自己的氏族同天斗、同地斗，在斗争的实践中认识了谷物，发明了农具，懂得了种植，学会了畜牧，了解了医药，甚至有了初级的商品交换。农业耕作和畜牧饲养，迫使人们需要改变原来的生活方式，要求人们不能再频繁的迁居，而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家园。为了保护这个家园，对付天灾人祸的办法，也须要改变：从消极的躲避、逃跑，逐渐过渡为积极的斗争和建设。于是大规模的斗争与建设一个接一个的发生了：大舜治水；女娲补天；炎帝战共工；黄帝战蚩尤。炎黄之间也有过斗争与联合。斗争使人们增长了知识、增长了才干，推动着社会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从公有制向私有制、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转化；也推动着农业和农具向更高的层次发展：农业耕作由边垦荒边种植、边种边丢、再种再垦的生荒耕作，转化为重复耕种的熟荒耕作。农业耕垦也逐渐由“火耕”为主转变为“耜耕”为主。对待农具也不再是用完即丢，而是有选择的保存下来，以利再用。种植作物的种类也不断增多，北方除以粟类为主外，开始种植小麦。南方则除以水稻为主外，则开始种植大豆、大麻，并且开始了大范围的植桑养蚕。农业耕作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农具的分工逐渐固定，专用性强了，通用性窄了，制作也更加精细了。石制工具的制造也由打制为主变为磨制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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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原始农具斧、锛、凿
按照现代农具的概念，斧、锛、凿本不应列入农具的范畴。但当原始农业处在刀耕火种阶段时，斧、锛、凿则应看作是土地开发农具。
§1－3－1、斧
“斧”字出现很早，原始农业时代可能已有斧这个名称。有人认为甲骨文中已有“斧”字，其写法是“ （簠fu文六七）”（孙云鹤《常用汉字详解字典》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诗经》中则多次出现“斧”字，如《诗经. 豳风. 伐柯》有：“伐柯如何？非斧不克。”《诗经. 豳风. 七月》有：“取彼斧斨，以伐远扬。”《诗经. 齐风. 南山》有：“析薪如何？匪斧不克。”柯，柯木；扬亦作杨，杨木或指树枝；薪，薪柴。析，破开也。砍伐树木和破开木柴是斧的功能，这里已交待得很清楚。除《诗经》外，《孟子. 告子》有：“牛山之木常美矣，以其郊於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美乎？”牛山上的树木曾很茂盛，假如它靠近大都市，常用斧斤砍伐，树木还能茂盛吗？以上说明，斧字在先秦文献中常有所见，并都具有砍伐的含义。显然在原始农业早期，砍伐树木和破开木柴，恐怕都是在“刀耕火种”的时候才需要大量应用。所以说这时斧的这些基本功能是表现为农具作业内容的，因而我们说，斧在这时应属农具范畴。以后许多书籍也常有对斧的解释，如《淮南子.说林》有：“林木茂而斧斤入。”《说文.斤部》：“斧，斫也。”王筠句读：“斤之刃横，斧之刃纵。”《说文》又曰：“斨，方銎斧也。”毛传曰：“椭銎曰斧，方銎曰斨。”这里所说的刃的纵横，銎的形状，都是区分斧斨的条件之一，这当然已不完全是指的原始时代的石制斧斨，许多则是指的后期金属制的斧、斨。《王祯农书》引《周书》曰：“神农作陶冶斧，破木为耒耜锄耨，以垦草莽，然后五谷兴。”既然是神农发明的斧，应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对此出土文物已得到充分证明。对于斧的功能，先秦文献已讲锝很清楚。后期文献虽仍有对斧的记述，但此时的斧已基本不是农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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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发明之后，斧字出现了有金属偏旁的同音假借字“鈇”。《列子. 说符》曰：“人有亡鈇者，意其邻之子。”《五经文字. 金部》说：“鈇与斧同。”这当是研究“斧”的一个新情况。
石斧是考古发掘中最常见的文物，在原始农业、特别是早期的文化遗址中，几乎是普遍存在的工具。图1－3－1 是各地所见部分石斧的图像资料，其中①、②广西隆安大龙潭有肩石斧，③厦门大学收藏的台湾有肩石斧，④辽宁沈阳新乐有肩石斧，⑤云南云县有肩石斧，⑥江西修水山背石斧，⑦新疆霍城穿孔石斧，⑧内蒙古翁牛特旗穿孔石斧，⑨江苏新沂穿孔石斧，⑩上海福泉山穿孔石斧，①①、①⑤河北武安磁山石斧， ①②江西南昌穿孔石斧，①③江苏新沂花厅石斧，①④陕西西安半玻石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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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发现属裴李岗文化的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出土了近百件通体磨光石斧，形体有多种，有条形、梯形、长方形等，尺寸多在：长10～15厘米、宽5厘米、厚2.5厘米左右，有的还可见到捆绑磨损的痕迹（杨肇清《河南舞阳贾湖遗址生产工具的初步研究》、《农业考古》98、1）。1996年在鄱阳湖湖口县史家桥遗址发现的石斧，有装柄石斧，还有手斧。这些石斧多为花冈石制作，同时发现的石锛则为石灰岩制作。江苏涟水三里墩遗址、笪溪遗址出土的石斧，平面呈梯形，双面刃，长15厘米，上宽4.6厘米，刃宽3厘米。在山东汶泗流域北辛文化遗址出土石斧106件，以长方形、梯形为主，打制磨制均有，有的有孔。湖南澧县都督塔遗址的4件石斧，其中一件为梯形，通体磨光，横断面为扁圆形，两面刃，刃口外弧状，砂岩，长6.5，刃宽6.2中厚1.8厘米。另三件均残（安强《湖南澧县都督塔原始农业遗址》、《农业考古》91、3）。江西永修磨盘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石斧，形体略有不同，一种体长、背直、刃短而浑圆。其中一件长18.4厚3.6厘米，另一件体短、背圆、刃较斜直，其中一件长14.4、厚4厘米。在湖南华容车轱山原始农业遗址，从早期到晚期都发现了石斧，但形体一般较小，长度在9.5至13厘米之间，材质比较杂乱，花岗岩、辉绿岩、泥质岩均有。一般为双面刃，不少有安装木柄和使用磨损的痕迹。
在连云港地区新海连发现许多石斧，约可分为四种形式，一种为圆柱形，上窄下宽，断面呈椭圆形，一般长14至19厘米，宽6至8厘米，厚4厘米以上。另一种为扁平长方形，有的用黑色花岗岩片制作，有的用绢云母片岩制作。再一种为长条形扁圆柱体式，上窄下宽，此件为暗黄沉积岩制作，长8.8、宽3.6、厚2.7厘米。还有一种带槽石斧，灰绿色变质岩制作，长10.5、宽6.9、厚4.5厘米，上端面呈圆形，圆径5.1厘米，凹槽深2.9厘米，出土于连云港东陬山，斧的特点是一侧平直，一侧有槽，这些槽多是为捆绑木柄用的，应与所谓亚腰石斧是同类。
河南洛阳仰韶文化遗址出土了许多石斧，就其形态约可分为三式。一式略呈梯形，剖面呈椭圆形，通体琢磨，刃部磨制较精。扁刃。二式呈长方形，上窄下宽，磨光。三式为细腰形，打制，较厚重，其中一件长13.2、大端宽10.9、小端宽9.5、腰宽8厘米，中厚3.3厘米（《洛阳涧洞古文化遗址及汉墓》、《考古学报》19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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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湖口文昌泭原始农业遗址发现石斧12件，均为双面刃，一种为长梯形，横断面为扁圆形，刃口外弧，斧背呈弧圆形，麻石质，刃口有磨损，最大的一件长19厘米，刃口宽8.5厘米，中厚3.5厘米。另有一件造型相当美观，通体光滑，长16厘米，刃宽9.5、中厚3.5厘米。另一种4件均残断，梯形，两侧磨平，横断面呈腰鼓形，凸弧刃，麻石质。还有一种为长条形，横剖面呈鼓形，厚重，长17、刃宽5.7、中厚5厘米（杨赤宇《江西湖口文昌泭原始农业遗存》、《农业考古》88、1）。江西湖口史家桥遗址出土的石斧均为花岗岩石质，双面刃，磨制粗糙，刃口部位磨砺锋利。一种较小而浑圆，高9.4、宽5.6、厚3.5厘米，为手斧。另一种长浑圆形，斧体中断，残高10、宽8、厚3厘米（杨赤宇《鄱阳湖史家桥原始稻作农业遗存》、《农业考古》98、1、165）。
湖南怀化高坎垅新石器时代农业遗址出土石斧多件，用石质坚硬、细腻的砾石磨制而成。有的为长方形或近方形，有的有孔，有的有肩，大小厚薄不等，一般长18.4～4、刃宽8.6～2.6厘米（舒向今《湖南怀化高坎垅新石器时代农业遗存》、《农业考古》88、1）。
陕西凤翔大辛村龙山文化遗存石斧6件，标本T29H1：10平面呈梯形，双面刃，柄端对钻一孔，通体磨光，长15.5、刃宽5.3厘米。标本T6⑤平面呈长舌形，通体磨光，刃经琢磨，长14.7、宽5厘米。（《陕西凤翔县大辛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85、1）。山西襄汾曲舌头沟遗址石斧5件，大小不同，共同的特点是通体磨光，双面刃，器断面有矩形和椭圆形之凹（《丁村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范围内的新石器文化遗存》、《考古与文物》86、5、8））。甘肃民乐大灰山新石器时代石斧，青砾石打制而成，长方形，一端打击成刃，大小不一，大者长20、宽5.5、厚4.93厘米；小者长14、宽7、厚4.46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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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石斧整体形态是不规则的，所以在发掘报告及有关研究文章中，为了说明其形状费了不少笔墨。就出土实物看石斧的形体底确是多种多样的，平面有条形、有梯形、有长方形、有“凸”字形；横断面有椭圆形、有扁椭圆形、有菱形。说是像这些形状，其实都只是近似的。顶部一般比器身细而长，有的呈榫头状。有的斧有肩或有段。刃口有的为直线、有的为弧线。有的石斧还钻有孔或作成亚腰形……因地域或时间的不同，又有许多差异：如仰韶文化遗址所见石斧，体形显得浑厚，大汶口及龙山文化晚期的石斧形体则薄而小。广西早期石斧多为扁平砾石制作，弧刃、顶部尖细，以后演变为宽身梯形。广东、福建除可见长身石斧外还有双肩和有段石斧（曾骐《我国新石器时代的生产工具综述》、《考古与文物》85、5）。为了说明石斧的形状，尽管人们费尽心思，在文字上下了很大功夫，但真正要通过文字了解石斧出土文物的形态还是相当困难，这就不得不借助于照像和测绘。为了使人们对石斧有一个直观的了解，这里将各地的部分石斧作成简明示意图（图1－3－2 ）附下以供参考，图中①富门河沟石斧，②武安磁山石斧，③安宁石斧，④上海崧泽石斧，⑤西樵山石斧，⑥台湾石斧，⑦河南半坡石斧，⑧桂花树石斧，⑨大汶口石斧，⑩横县西津石斧，①①同⑤，①②同⑩，①③北阴阳营石斧，①④大汶口有孔石斧，①⑤石寨山石斧，①⑥海南岛石斧，①⑦修水山背石斧，①⑧青海柳湾石斧，①⑨湖口史家桥石手斧，②⑩、②②、②③、②④青海阳洼坡石斧，②①北票丰下磨光石斧，②⑤永修谢窑石斧，②⑥永修磨盘山石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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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发现者所掌握的标准不同，对斧的判定也是有分歧的。还有种种客观原因的影响，判定也并不都是正确的。尽管这里都参照原资料列入石斧之内，有许多恐怕还是需进一步探讨和商榷的。
石斧的使用与装柄方法有直接关系。早期多采用捆绑法。青海柳湾原始墓地，曾发掘到一件装有木柄的石斧，如图1－3－3 ，是石斧捆绑法装柄的珍贵实物例证（尚民杰《青海原始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87、1）。捆绑式石斧的实证还可见于河南汝州阎村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一件陶缸上的那幅“鹤鱼石斧图”，图中斧头与斧柄垂直相交，交接处还可看出几根代表绳迹的交叉线条。另外在山东莒县陵河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灰陶缸上，也发现一个带柄石斧的图像（图 1－3－4）但结合方式看不清楚。后来发明了榫卯法（肖梦龙《试论石斧石锛的安装与使用》、《农业考古》82、2），实物发现于江苏溧阳沙河洋渚的良诸文化遗址出土的两件带柄石斧（图1－3－5及图1－3－6），还有江苏吴县澄湖水井底发现的一件装柄石斧（图1－3－7）（殷志强《中国古代石斧初论》、《农业考古》86、1）。溧阳的两件中一件石斧为方柱形，平顶，除刃外斧体未经磨光，两面刃，出土时石斧装在木柄上，柄为圆形，近斧端粗大，手握端较细，柄长29厘米，粗径5.5厘米，石斧长11厘米，宽2.8厘米。另一件斧呈长条形，断面为方形，背面上有段，通体磨光，四棱整齐，两面对刃，刃口锋利，见使用的崩痕。段台正好卡在木柄的卯口。木柄稍弯。斧长15、宽4.5、厚3厘米；柄长32厘米粗径6厘米。出土时安装完好，木柄除有干裂外没有腐蚀。由于木质容易腐蚀，原始农业时代的出土文物中能见到这样斧头与柄结合完好的实物，是十分可贵的。另外还有一件珍贵的实物，那就是江苏海安青墩遗址发现的一件带柄穿孔陶斧（图1－3－8），斧头由泥质红陶制作，柄为椭圆形棒状，前粗后细，粗端有浅槽，陶斧嵌入槽内，斧上有一孔，柄上粗端有三孔。孔当是用以穿绳之用。这种捆绑与榫卯相结合的例证是不多见的。当然此物较小，可能不是实用之物，但作为借鉴亦不失为珍贵文物。由此可知原始时代石斧装柄并非只用捆绑法，也用榫卯法，而且还会用捆绑与榫卯结合法，后者的结合牢度可能更好些。不论采用什么方法装柄，石斧的刃口一定是与斧柄平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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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石斧与旧石器时代一些工具的形体与用途进行比较分析，认为石斧是由旧石器时代的长身圆头砍砸器、刮削器发展演变而来的观点，不是没有道理的（肖梦龙《论石斧石锛的安柄与使用》.《农业考古》82、2）。所以早期的石斧和砍砸器一样，都是直接手握使用，因而又称为手斧，以后才演化为装柄使用。手斧在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许多农业遗址中都有发现。
石斧是原始农业时代各文化遗址发现最多、最普遍的农具，几乎没有不出土石斧的原始农业遗址，特别是中、早期的遗址。由此证明石斧是原始农业时代最重要的工具。同时也说明，“刀耕火种”和“火燎杖耕”的生产方式曾在我国原始农业中普遍存在，并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有人对石斧文物进行综合分析，认为石斧的分布与形体有一定关系，椭圆形石斧多分布在黄河中游地区，其次为东北华北的一些地区。扁平穿孔石斧主要分布于黄河下游、长江下游及珠江流域，其次为长江中游及辽东半岛的一些地区。椭圆形石斧多用于砍伐林木、营造耕地，农具的性质比较显著。扁平石斧主要用于生活用品的加工，一般农具的性质不明显（殷志强《中国古代石斧初论》、《农业考古》86、1、137）。
综前所述，对斧的结语是：斧，一种脱胎于旧石器时代砍砸器，发明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工具。其主要功能是砍伐树木和加工木质器具。农业刀耕火种阶段，是砍伐林木垦荒种田的主要工具，因而应被列入农具范畴。斧的结构，早期有少数为无柄的手斧，多数为一柄一头式复合农具。柄为木质；斧头早期为石质，形体多种多样，一般都比较厚重，刃与柄平行安装，刃部锋利。与柄的结合多采用捆绑式，也可用榫卯式（钳入式）。进入铜器、铁器时代后，斧头改用金属制作，与柄的结合形式也发生了根本变化。但此时斧已不是农具，而成为加工木质器物的工具，并一直延传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