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具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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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猿人学会使用简单的工具对野生植物进行采集开始，就迈开了从工具转化为农具的第一步。原始农业就是从采集逐渐发展演化而来的；原始农具也大都是从用于采集的工具逐渐发展演化而来的，这中间有一个很漫长的过程。现在看来这个发展过程似乎是那样的简单而明了，但在古代对于原始的人类说来，却是那样的艰难而复杂；是那样的漫长而迟缓。所以我们说：“农业起源”，它不是一个简单而突发的事件，而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同样“农具起源”也是如此，也不是哪个早晨就突然产生了农具，它也有一个从采集工具演化为农业工具，或者创造一种新的农具的漫长过程。如果研究农具起源时没有这样一个明确的时间观念，对许多农具起源的问题就作不出正确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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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农具起源前的原始人类及其使用的工具
我们伟大的祖国，有辽阔的疆土和悠久的历史，是最早的人类发详地之一，也是世界四大农业发源地之一。从元谋猿人算起，已有170多万年的历史（近日看电视，介绍长江三峡，称：在巫山县又发现距今约二百万年的猿人化石，尚未见第一手资料。又在电视上看到：“小三峡博物馆”存藏的、在巫山县境内发现的两枚距今已有二百多万年的古猿人牙齿化石。）直到一万年前左右出现原始农业为止，这个历史时期在地质学上称为第四更新世。这个期间，在中华辽阔的大地上，活动着许多脱离了动物范畴的原始人群，他们跋山涉水、披荆斩棘、南移北迁、繁衍生息、不断进化，创造了人类的远古文化。考古学根据地下发掘的古文化遗址，将这个时期分为三个阶段，即猿人阶段、古人阶段和新人阶段。
猿人阶段属旧石器时代早期，是原始社会的早期阶段，人类学上称直立人阶段。这个阶段的人类，在我国发现的主要有元谋人、兰田人和北京人，还有近期发现的龙潭洞人、金牛山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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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谋人，是1956年在云南元谋上那蚌村发现的。在这里发现了石制的尖状器、刮削器及带有人工痕迹的骨片，还发现了烧骨和炭屑。兰田人是1963年在陕西兰田陈家窑及公王岭发现的。在这里找到了猿人的下颌骨、头盖骨及牙齿的化石。经测定其活动时间约距今65到80万年左右。北京人则是1927年在北京西南周口店龙骨山的洞穴里发现的，以后又经过多次大规模发掘，发现了六个头盖骨及面骨、下颌骨、牙齿、肢骨等大量化石，经测定距今约65万年。在这里还发现了90余种哺乳动物的化石、数以万计的石器和堆积很厚的灰烬，说明已能进行简单石制工具的制造和比较熟练的使用火。当然，这时的火还是天然火种的利用与保存。龙潭洞人是1980年在安徽和县龙潭洞发现的，出土了一具完好的头骨，还有灰烬等，年代约在三、四十万年前。金牛山人是1984年在辽宁营口的金牛山发现的，发掘到一批猿人的化石，年代可能更晚些。此外各地还不断有新的遗址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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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阶段属旧石器时代中期，人类学称早期智人阶段，约距今一、二十万年之间，现已发现的主要有丁村人、马坝人、长阳人和许家窑人。1958年在广东韶关马坝狮子山发现了人类的部分顶骨、额骨及右眼眶和鼻骨的化石，经分析，这里的人比北京猿人有了更高的进化程度。丁村人是1953年在山西襄汾发现的，除发现了三枚人类牙齿化石外，还发现了二千多件打制石器。1967年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的一个新洞，发现一颗人齿化石及一些石器，属北京人与山顶洞人的一个中间环节。1956年在三胡北长阳赵家堰还发现了比马坝人晚、比丁村人早的长阳人。1967年在山西阳高古城许家窑又发现了古人类化石，这时已能够制造比较精细的打制石器，学会了使用比较锋利的狩猎武器，这就是许家窑人。
新人阶段属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在一万至十万年之间，人类学称晚期智人阶段，主要有山顶洞人、资阳人、河套人、柳江人等。山顶洞人是1930年在周口店山顶洞发现的；资阳人是1951年在四川资阳黄鳝溪发现的；柳江人是1958年在广西柳江通天岩洞穴发现的。此外，在河南安阳小南海、山西朔县峙峪、四川汉源、营口牛金山、云南丽江和陆南、辽宁建平、喀左和陵源，以及青海、西藏高原的一些地方，都发现了新人阶段的文化遗存。这个阶段的石器制作技术又有很大进步，并且掌握了摩擦取火的技术。这个阶段的后期已开始向氏族公社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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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石器时代发现的大量石器中，初期多选用天然的石块。人们在长期的使用中，发现石块上的锐缘或棱角，对于猎物和切割有特殊效果，于是启发人们打击石块，使之形成有尖角和锐边的工具。打制方法不同，遗址有所不同，但基本操作是相似的（《陕西南郑龙岗寺发现的旧石器》、《考古与文物》1985、6）。随着时间的推移，加工由粗到精，所用之石材则往往因地区而有差异。北京人制造石器的石料，多为石英和绿砂岩。人们根据用途的不同选用和制作不同形状的石器，有的用来砍伐树木以利采摘；有的用以挖掘地下可食根块，有的用以切割猎物，有的则用以狩猎。这些石器当时并没有名子，是后人发现研究这些石器的时候，依其形状和当时的用途，而定名为石核、石球、尖状器、刮削器、砍砸器（张维华《河南发现的旧石器和人类化石》、《中原文物》1986、2）。旧石器时代末期，已有集中的制造石器的场地，如山西怀仁鹅毛口发现的一个石场遗址，有人认为此遗址已属新石器时代早期。虽然大部分石器为打制，有少数石器已能磨制，有些石器已十分接近农具形状，在一定程度上已具备新石器时代早期工具特征（《山西鹅毛口石器制造场遗址》、《考古学报》1973、2）；在内蒙古大窑遗址还发现一处时间更早的石器开采、制作场所（《呼和浩特市东郊旧石器时代石器制造场发掘报告》、《文物》1977、5）。
石器的打制，还可能是人类发明和利用火的另一个源头：打制石器时发出的火花，可能是古人获取火种的来源之一，用这种方法取火比钻木取火、磨擦取火更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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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原始时代到奴隶时代，石、木都是工具、包括农具的主要制作材料，用石料制作各种工具，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加工技术和方法，这中间也存在着一个相当漫长而复杂的发展演变过程。人们从最初不加选择的使用天然石块，再到初步打制，再到同时打制和磨制，再到对石料进行选择，根据石料确定加工对象和加工方法，以及打击、搓磨、钻孔等技术从摸索到逐渐成熟，其过程是相当漫长的，其技术与方法也是相当复杂的，其探索是相当艰巨的。要将这个发展演变过程弄清楚，又将是一个很大的课题；要说明其研究成果也需要花费不少的笔墨，对此本章将不予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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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石器之外，在这个时代还发现了作为工具使用的骨质刀形器、尖状器、刮削器、骨钻等。许多骨器可以装上木柄作成矛一类的狩猎工具。在山顶洞的遗物中发现有钻孔石珠、石砾、牙齿、海蚶壳、角骨等，还有磨制精致的骨针。磨制骨器的产生为磨光石器的出现提供了技术基础，同时也预示了结网和缝衣的发明。在峙峪遗址等处发现的石镞，证明已发明了弓箭，说明人类的狩猎技术又大大提高了一步。
旧石器时代没有直接可考的文字资料，只能在古文献中找到一些有关传说，而且这些传说也多是反映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一些情况。如“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兽，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又说：“民食果窳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躁，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日燧人氏。”（《韩非子丶五蠹》）“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易. 系辞下》这大约就是传说中的有巢氏“构木为巢”；燧人氏“钻木取火”；包牺氏“以佃以渔”时代背景的概括描述。根据这些传说，结合考古文物的综合分析，似乎我们可以概括的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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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猿人在刚刚脱离动物范畴的时候，他们住的、吃的和生活方式，与野兽差不多，唯一的区别是学会了使用简单的工具。开始工具是十分简陋的，应对大自然的能力还很低。许多原始人群在与大自然的搏斗中败下阵来，被淘汰了，被消亡了。只有那些战胜了大自然的人群被保留、生息、繁衍下来，并不断有所发展，逐渐过度到了“包牺氏”、“有巢氏”和“燧人氏”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值得特别提及的是火的利用和取火方法的发明，是猿人进化道路的关键一步，它不仅开启了人类从生食走向熟食的时代，从而导致了人的生理结构的改变，使大脑变的发达起来，而且为人类开发农业提供了第一个有力“工具”。历史上出现的第一种耕作方法－－刀耕火种就是借助于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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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旧石器时代，人类所使用的工具，其特点是：种类少而形式多，对形体没有严格要求，主要用料为石头和木头，也用动物的骨骼或蚌壳等。其来源一部分从天然中选取，一部分经过简单的加工。使用时只是有所侧重没有专一的用途，在渔猎、采集、战斗和加工工具时，各种工具可以互相混用，用过之后多不保存，随手丢弃，再用再选再造。这些工具没有名称，是考古工作者们按照当时使用情况为之定名为：砍砸器、刮削器、投掷器、挖掘器、刺戳器等。由于这些工具中有的原是用于采集，所以已具有农业初期某些农具的特征。
总之，正是旧石器时代末期的这些工具，奠定了向农具演化的基础。我们的先民们正是依靠这些简单的工具打开了农业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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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农具起源及其时代背景
到了距今大约十万年之前的晚更新世，我国大部分地区的气候转为干燥寒冷，强劲的西北风，把蒙古高原的黄土刮向东南，以致在西北和华北地区堆积了百米厚的黄土，形成了方圆数千里的黄土高原。又经过七八千年，黄土高原的气候开始变暖，冰川消融，河流纵横，草木繁茂，鸟兽成群。经历了与大自然严酷搏斗而生存下来的黑头发黄皮肤的华夏民族，在这里开迈了开创中华文明的坚实步伐；开始了“神农之世耕而食”的时代，从此农具也就和农业一起诞生在华夏大地上。如果说猿人学会使用工具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伟大变革的话，那么发明和使用农具，则是人类历史上又一次伟大变革。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动物遗骸的结构，对认识绝迹的动物机体有重要意义；劳动资料的遗骸对判断已消亡的社会经济形态，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各个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若干年来，全国各地发掘的丰富资料，使我们对中国农业和农具的起源，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认识到中国农具的起源不是同源的，而是多源的；不是一点的，而是多点的。下面就几个主要地区农业和农具的起源，分别略作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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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黄河流域农具起源概述
黄河流域，气候温暖而干燥，土壤疏松而肥沃，雨量丰沛、水源充足、草木繁茂，为原始农业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
黄河流域的文化遗址相当丰富，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典型遗址有武安磁山、新郑裴李岗和沙涡李、泰安大地湾下层、滕县北辛以及北京门头沟东胡林、宝鸡北首岭遗址等。这个阶段距今8000～6500年左右在。磁山遗址在河北武安境内，裴李岗遗址在河南新郑境内，都处在黄河的中游。这里出土的生产工具有石斧、石刀、石铲、石镰、石磨盘、石磨棒。还发现了狗、猪、鸡的遗骨及半地窖式住房遗迹。在裴李岗遗址的窖穴中，发现了堆积的粮食炭化物，径分析为粟类作物。说明这里不仅有了农业种植、谷物加工，而且有了饲养的家禽家畜。近年来在河南境内及其他地区的许多地方，又发现了类似磁山、裴李岗遗址五六十处，可见这里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农业，已发展成为一个比较广扩的区域。
稍晚于磁山文化的是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农业文化，距今约五至七千年。其中心地域在关中、晋南一带，南达汉水上游，北至河套地区，西到渭河上段，东达河南东部，包括万荣的荆村、翼诚的牛家坡、宝鸡的北首岭、岐山的斗鸡台、华县的泉户以及西安的半坡等诸文化遗址。在这些文化遗址中都有粟类的遗物及猪、狗、鸡遗骸出土。在半坡遗址的陶罐中，发现了蔬菜的种子，说明这里除种植粟类等粮食作物外，已会种植蔬菜。在仰韶文化遗址还发现了大面积布局完整的村落遗址，这是农业生产水平显著提高的又一重要标志。出土的农具有石铲、石斧、石锄、陶刀、石磨盘和木耒，还有陶纺轮和骨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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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上游农业起源地区分布也很广，东起泾河、渭河上游，西到龙羊峡附近，南达四川汶川，北至辽宁清水河流域。在这里以距今约五至四千年的马家窑文化为典型的文化遗址有三百多处，其主要特征是，以经营农业为主，兼有一定的畜牧和狩猎。使用的生产工具有石刀、石斧、石凿、石锛以及骨刀、杵等；还有狩猎的石丸、骨族。
比马家窑文化稍晚的齐家文化，发现于甘肃和政齐家坪，分布在甘肃洮河、大夏河，渭河上游和青海湟水流域。在这个区域已发现同类遗址350余处。使用的生产工具有石刀、石斧、石锛、石镰、石铲、石杵、石磨盘及骨铲等。这些石器，形体规整，刃口锋利，通体磨光。主要种植粟类作物，饲养猪、羊、牛、马、驴和狗。齐家文化已有冶铜业，发现了红铜制造的斧、凿和铜镜。红泥陶双耳罐是齐家文化的代表器物。此时历史已进入传说中的五帝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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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已有7300－6100年历史的北辛文化，因发现于山东滕县北辛村而得名，主要分布于山东东南部，在这里出土的农具有石铲、石镰、蚌镰、石磨盘、磨棒。石器的制造已发明了琢磨法，已是农业为主兼有渔猎的经济形式。
主要分布于山东中部和南部丘陵地区及江苏淮北一带大汶口文化，已发现此类遗址一百余处，因最先发现于大汶口而得名。按地层关系可分为早、中、晚三期，中期距今约5500－4400年，已是父系氏族公社制社会，早期生产工具主要有磨制的穿孔石斧、石铲、石刀、石凿等；中晚期有大型石锛、有段石锛、有肩石铲等，还发现了角、骨质镰刀。主要种粟。家畜饲养比较发达，盛行用猪殉葬的习俗。红陶较多，灰陶次之。大汶口文化发展到4500年前左右，开始向龙山文化过渡。
龙山文化则是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址，因发现于山东章丘龙山镇而得名，距今约4000年，这正是中原地区原始社会走向解体，第一个奴隶王朝正在孕育的时代。目前已在全国许多地方都发现了龙山文化类型的遗址，其扩展区域北到北京地区，南到江淮流域及整个黄河流域。这时，社会已进入父系氏族公社，男子成为社会生产的主力，所用生产工具是较发达的磨制石器，刀、斧、锛、铲、锄都磨制的光滑而峰利，而且还可能发明了石耧犁、劙刀。除石制工具外，还应用了骨、蚌制作的锄、镰等。这时的农业收成已比较好，畜牧业已“六畜”俱全。并且发明了栽桑养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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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长江流域农具起源概述
长江流域、特别是下游地区，河网密布，雨量充沛，土地肥沃，气候温润，具有良好的发展农业的天然环境。所以长江下游也是较早的农业和农具起源地。本世纪70年代初、在浙江余姚河姆渡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距今已有七千年以上的历史。这里发现的大批炭化稻谷及稻种、稻叶、稻壳。其存量之多，使世人为之振惊。更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出土了大批较为先进的耕作农具：骨耜（或可称骨铲、骨插），两次出土达170多件，还有石刀、石镰、有齿石刀、纺缚等。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里发现了两件木质农具：木铲和木杵，对判定在石器时代木质农具的地位和作用具有重要意义。这里住房是干栏式建筑，房下饲养家畜，房边有水井。可见河姆渡人已过着比较稳定的生活。继河姆渡之后，在长江下游发展起来的是马家浜文化和青莲岗文化。马家浜文化主要分布在太湖平原和杭州湾地区，距今约六千年左右。1959年发现于浙江嘉兴马家浜，其周围的桐乡、吴兴、吴县、苏州、常州、武进以及上海青浦等地均有同类遗址发现。这里已普遍种植水稻、饲养畜禽。渔猎也很发达。生产工具有石制斧、铲、刀，并经磨光和穿孔，说明部分已可能是复合农具。吴县草鞋山遗址还发现了加工粮食的陶杵。
良渚文化发现较早，是1936年在浙江余杭良渚镇首次发现的，分布区域与马家浜文化大体相同，但存在时间稍晚，距今约四五千年，从出土文物看，农业生产比马家浜有较大进步。三角形犁铧状石器、扁薄的穿孔石铲，都是在这里首次发现，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在这些遗址中除发现大批水稻遗存外，还发现了花生、芝麻、甜瓜子、两角菱、酸枣核和毛桃的种子，部分已被确认为栽培植物。吴兴钱三漾出土的丝麻织物，说明这里已会饲养家蚕和生产丝织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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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莲港文化分布于长江及淮河下游，1951年发现，石质工具有锛、斧、锄、刀及石纺轮。年代略晚于马家浜文化。以农业为主，兼有渔猎和采集。青连岗文化位置在马家浜之北、大汶口之南，所以有人认为是大汶口文化和马家浜文化交汇的延续。
原以为长江中游地区农业起源稍晚于长江下游，近期发现的澧县彭头山文化遗址、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江西新余拾年山遗址等都证明，这里水稻种植历史已有九千年以上。彭头山遗址在洞庭湖西北、澧水上游一带，这里现已发现同类遗址三十多处。在这些遗址里不仅发现了大量的稻谷和稻壳，还发现了磨制的石柱。还有绳汶陶器及牛骨，并发现了住室遗迹。万年山仙人洞遗址在今干赣东北万年县大源乡境内，分上下两层，上层为新石器时代早期，下层为新石器时代中期。晚期的遗址已大为扩展，在鄱阳湖－－赣江流域形成了密集的原始居民点。修水山背遗址，是这个区域文化的代表，这里出土了石、骨、蚌、木各种材质的工具，有斧、锛、铲、刀、镰等，还发现了石磨盘、棒（彭适凡《江西先秦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8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