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前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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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中国史前时期自然环境的基本特征
　　一、中国史前自然地理环境的基本特征
　　地质学研究表明，中国史前及现代自然地理环境的基本格局，是新生代以来的新构造运动而形成的。进入地史的新生代后，全球发生了剧烈的造山运动。第三纪是造山运动最为剧烈的时期。由于欧洲的阿尔卑斯、亚洲的喜马拉雅和环太平洋的造山运动，使得海洋范围缩小，陆地面积扩大， 最终形成了现今地球的海陆轮廓(29)。
　　对中国现今地形影响最大的是喜马拉雅运动。依据板块运动理论，喜马拉雅运造山动是由于第三纪印度、阿拉伯等小板块碰撞亚洲大陆而发生的。喜马拉雅地区，在始新世时还是海洋环境，中新世时强烈的造山运动使这一地区上升为陆地，上新世晚期青藏高原已抬升到平均海拔 1000 米 左右， 更新世早期平均海拔为 2000 米 ，更新世中期高原面在 3000 米 左右，更新世晚期广大原面已达 4500 ～ 5000 米 的高度(30)。喜马拉雅运动导致了中国自然地理环境和气候等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变化。
　　首先，喜马拉雅运动，不仅导致了青藏高原的形成，而且引起了中国大陆的一系列大规模的差异性升降构造变
化，形成了西高东低呈巨大的三级阶梯形下降的自然地貌基本格局，即由珠穆朗玛峰等一系列高大山系和青藏高原组成的第一级阶梯，海拔高度一般为 4000 ～ 5000 米 ；自昆仑山和祁连山以北、横断山脉以东，地势急剧下降而形成第二级阶梯，包括新疆和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四川盆地和云贵高原等，海拔高度多在 1000 ～ 2000 米 之间；沿大兴安岭、太行山、巫山到滇东高原一线以东，地势再次下降形成第三级阶梯，包括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和东南丘陵地区，高度也降到 1000 米 以下到数十米（图 2 - 1 ）
　　其次，由于青藏高原的隆起，大大改变了中国的古地貌，引起了西风激流的动力作用，改变了中国各地气候要素的组成。在强大的西风激流吹扬下，中亚内陆沙漠地区的大量粉尘被抬升到 3000 米 以上的高空，随风向东南方向飘移。之后，由于东南季风的干扰和秦岭、六盘山、吕梁山、太行山的阻隔和截留，风速变慢，在黄河中下游一带大量沉积下来，形成巨厚的黄土堆积(31)。中国第四纪黄土研究表明，黄土是从距今约 250 万年前的更新世早期开始堆积的。但当时， 由于青藏高原上升的还不很高，西风激流的作用尚不很强，最早形成的午城黄土的沉积的速率、厚度和广度均较小。中更新世时，随着青藏高原的不断抬升，风力作用和沉积速率加强，在黄河中游，特别是泾、洛河流域形成了厚达数十米的离石黄土。更新世晚期，由青藏高原进一步上升到现代的高度，青藏高寒区和西北干旱区最终基本形成，气候进一步变得干凉，风力作用和马兰黄土的堆积速度明显加快，最终在中国北方形成了总面积约 60 万平方公里的黄土堆积，并在黄河中游一带形成了蔚为壮观的黄土高原。



（选自孙金铸主编：《中国地理》图 2 — 1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8 年 10 月）
　　再次，喜马拉雅运动还引起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祁连山、阴山、燕山、秦岭、南岭等山系的强烈上升，大大改变了中国各地气候要素的组成，最终形成了三大自然区域：即东部季风区（大兴安岭以东、内蒙古高原以南、青青藏高原以东）、西北干旱区（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以北）和青藏高寒区(32)。此外，境内的一些东西走向山脉，阻当了西北寒流的南下和东南暖湿气流的北上，对于大气热量和水分的再分配也起到了明显的作用。自北而南—形成了温度、降水量、植被有所差异的几个气候区。北部天山 ─ 祁连山 ─ 阴山 ─ 燕山一带是划分暖温带和温带的分界线；中部的昆仑山 ─秦岭山脉及淮河一线，是南方和北方、亚热带和暖温带的自然地理分界线；南部的南岭和武夷山两侧的气温和降水量等也有明显的差异。其中，特别是秦岭山脉的不断抬升，造成了南北气候的差异的基本格局。在更新世早期，秦岭以北的渭南阳郭动物群和稍晚的蓝田公王岭动物群中，还可见到丽牛、轴鹿、水鹿、毛冠鹿、剑齿象、大熊猫、貘、苏门羚等东洋界动物，带有或多或少的南方动物群的色彩。可知当时的秦岭虽已开始抬升，但其高度尚不足阻隔南北动物的迁徙。但更新世中期的陈家窝动物群中，已绝对不见南方动物群中的成员。据此估计，大概在中更新世早期，秦岭迅速上升到接近现代的高度（平均海拔 2000 米 以上），形成了横亘第二级阶梯中部高山屏
障。
　　上述新构造运动形成的中国自然地理环境，奠定了中国各地气候、植被差异的基本格局。在青藏高寒区和西北干旱区，史前文化出现的较晚，东部季风区则是史前人类活动的主要区域。在东部季风区，由于气候和植被等方面的差异，自北而南又可分东北地区（内蒙古东部及东北三省）、华北地区（黄河中下游）、华中地区（长江中下游）、华南地区（南岭以南地区）、西南区（云贵高原）等几个相对独立的自然地理单元，并对分布于这些地方的史前文化以强烈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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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中国史前时期的气候演变的基本特征
　　上述新构造运动形成的中国自然地理环境基本格局，奠定了中国气候的基本特征，进而影响到中国史前文化的发生、发展和分布。中国西部青藏高原高寒区和西北部蒙新干旱区，深居亚洲大陆的腹地，大陆性干旱气候一直居统治地位。更新世时，高山冰川作用明显，气候寒冷，人迹罕到。而东部季风区的环境气候条件相对较好，从旧石器时代起，就一直是史前时期古人类和古文化遗存最主要的分布地带。故中国东部古环境气候的研究成果，对于了解史前文化发展过程中的自然环境背景具有重要的意义。此外，中国史前时期气候的演变，除了自然地理环境的作用外，同时还受到全球性气候变化的影响。其中，秦岭以北地区受西北季风的影响最直接，第四纪气候变化也较明显。故对这一区域史前气候变迁的研究，具有某种程度的代表性意义。
　　( 一 ) 旧石器时代气候演变的基本特征
　　旧石器时代 ( 更新世 ) 气候变化最显著的特征表现为冰川作用的盛衰，即冰期、间冰期的更替。所谓冰期，是指地球上气候显著变冷的时期，表现为极地冰盖和高山冰川规模扩大和增厚，引起生物的迁徙和部分绝灭。间冰期则是间于两次冰期间的温暖时期，表现为冰川消融和大规模后退，河湖发育，生物繁茂。冰期和间冰期的交替，在地层中留下了不同类型的沉积物和相应的动植物化石。第四纪地质学通过对古冰川堆积物和生物化石的研究，确定了冰期和间冰期的序列和次数，基本搞清了史前时期冰川古气候演变过程的基本框架。
　　世界经典的冰期序列划分是在欧洲的阿尔卑斯山区，学者们曾将这里的更世时期划出的五次冰期和四次间冰期，成为世界各地比较的标准。我国东部的冰川古气候的研究始于本世纪 20 年代。 1920 年前后，著名地质学 家李四光 先生在太行山、大同等地发现了第四纪冰川遗迹，后来又在庐山、天目山、黄山和云南点苍山等在有所发现，从而确定了我国第四纪冰川的存在，奠定了第四纪古气候研究的基础。之后，许多学者又对第四纪古气候及其演变过程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先后确定了龙川、鄱阳、大姑、庐山、大理五次冰期和四次间冰期。 70 年代，杨子赓等人通过对河北平原若干钻孔岩心的研究，进一步证明了五次冰期和四次间冰期的存在(33)。上述研究基本建立了中国第四纪冰期序列，并可和欧洲冰期划分方案相对应（表 2-2 ）。
　　哺乳动物的大规模迁徙事件也是第四纪气候演变的重要证据。徐钦琦通过对大量的动物化石分析，提出第四纪中国东部至少发生过四次哺乳动物南迁的事件(34)。第一次南迁事件发生在距今约 140 万年前后，标志是大量喜暖的鹿类如山西轴鹿、水鹿、四不象鹿等在华北普遍消失，意味着发生了降温事件。第二次南迁事件发生在距今约 90 万年前后，标志是大熊猫、猎豹、剑齿象、爪兽等喜暖动物在华北消失，表明这些动物因寒冷气候的到来而南迁。第三次南迁事件发生在距今约 28 万年前后，标志是居氏巨河狸、变异仓鼠、肿骨鹿等北方动物侵入到长江以南的和县，说明这次降温事件比前两次更剧烈。第四次南迁事件发生在距今约 1.8 万年前后，标志是北方型动物南侵到江南杭州、溧水一带，是更新世最严酷的降温事件。上述动物南迁事件可分别与鄱阳、大姑、庐山、大理冰期相对应。
　　冰川的研究奠定了第四纪古气候研究的基础，但由于在典型的冰川作用区如阿尔卑斯山地区，较新的冰川作用往往破坏了较老的冰川作用遗迹，因而难以在一个典型剖面或典型地区完整而可靠地得出第四纪冰期——间冰期旋回的全部历史。而我国丰厚的黄土堆积中保存了大量的古气候信息，特别是黄土、古土壤在地层中交替出现是气候冷暖旋回的反映，故我国完整的黄土沉积是研究第四纪古气候的理想之地。近 20 年来，我国学者对黄土高原不同地区的黄土——古土壤堆积系列进行了多次研究。其中，刘东生等在陕西洛川黑木沟黄土剖面的离石黄土中划分出 14 层古土壤和 13 层黄土，这 27 层黄土——古土壤堆积系列，记录了 70 万年以来的黄土高原的 27 次干冷 ─ 暖湿的交替
(35)。近年来，丁仲礼等人，在大范围的野外调查的基础上，对中国各地黄土的土壤地层进行了比较研究，从午城黄土、离石黄土、马兰黄土沉积中共划分出 37 个土壤地层单位（一个土壤地层单位由一层古土壤和下伏黄土组成），表明 250 万年来共发生了 37 次冷暖气候交替(36)。上述研究成果，对于复原中国第四纪古气候的变迁及其对人类文化的影响等问题有 着重要的意义。
第四纪冰期、古人类、古文化对应关系表
　　　　　　　　　　　表 2-2
第四 纪
划 分         冰 期 划 分         人类发展
阶段划分         人类文化
分 期
        欧 洲         中 国                 
全
新
世         冰
后
期         亚 大 西 洋 期         河 间 期         现 代 人         历史时期
                亚 北 方 期                         新
石
器
时
代         晚期
                大 西 洋 期         海 兴 期                         中期
                北 方 期         吴 桥 期                         早期
                前 北 方 期                                 初期
更
新
世         晚
期         玉 木 冰 期         大 里 冰 期         晚期智人         旧
石
器
时
代         晚期
                里斯 - 玉木间冰期         庐山 - 大里间冰期         早期智人                 中期
        中
  
期         里 斯 冰 期         庐 山 冰 期         晚期直立人                 早期
                明德 - 里斯间冰期         大姑 - 庐山间冰期                        
                明 德 冰 期         大 姑 冰 期                        
        早
  
期         贡兹 - 明德间冰期         鄱阳 - 大姑间冰期         早期直立人                 初期
                贡 兹 冰 期         鄱 阳 冰 期                        
                多瑙 - 贡兹间冰期         龙川 - 鄱阳间冰期                        
                多 瑙 冰 期         龙 川 冰 期                        
　　（二）新石器时代气候演变的基本特征
　　从距今约一万年前后的全新世之初开始，人类文化迈进了新石器时代。全球气候也普遍向温暖的方向发展，表现为冰川和冰盖大规模消融或后退，进入冰后期。冰后期的气候划分方案以挪威学者布列特（ A.Blytt ）和瑞典学者色尔南德（ R.Sernander ）的布列特 ── 色尔南德方案最为典型。他们根据北欧沼泽沉积层中的植物化石和孢粉研
究，将冰后期划分为五个气候期， 成为全世界公认的经典划分方案和对比标准。
　　在中国，早在 70 年代， 竺可桢 先生就对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进行了研究。之后，还有许多学者从动植物群落的变化等方面，对新石器时代以来中国各地的环境气候变化及对人类文化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如中国科学院贵阳地球化学研究所第四纪孢粉Ｃ 14 组对辽宁南部一万年来自然环境演变的研究(37)、周昆叔等对北京平原第四纪晚期孢粉分析与环境研究(38)、孔昭宸等对内蒙古赤峰新石器时代环境考古学研究(39)、高广仁对山东新石器时代生态环境的研究(40)、唐领余等对江苏淮北地区新石器人类文化与环境的研究(41)、顾海滨对洞庭湖地区第四纪古环境演变及其对人类活动影响的研究(42)、安芷生等对最近 2 万年来中国古环境变迁的研究(43)、石兴邦对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与生态环境的研究等(44)，均得出大体相同或相近的认识。大体说来，华北区的新石器时代的气候的变化可分为三大时期（表 2-3 ）：
　　1. 升温期
　　约 10000 ±～ 9000 ± B.P ，相当于国际气候分期的前北方期和考古分期的新石器时代初期。东北区喜冷猛犸象、披毛犀等已绝灭，东北南部和华北广大地区普遍发育了以松、栎、蒿、菊为主的针阔叶混交疏林草原，显示出气温开始由干凉向温凉转变。但大部分时间内仍较干凉，估计年均温比现代稍低。人类开始由山麓高地向平原地带转
移，走出岩洞，营建聚落。华北和华南都开始出现了以磨制石器和陶器为特征的新石器文化，原始农业处于萌发时
期。
　　华北区新石器时代环境气候演变表
　　　　　　　　表 2 — 3
考 古
分 期         植 被 特 征         气候特征与分 期         国际气候
分 期
新石器时代         晚期         松、栎、蒿为主的森林草原（含云、冷杉）         后段         降温期         凉 干         亚北方期
                栎、松、蒿为主的疏林草原         前段                 凉湿         
        中期         栎等阔叶树为主的森林草原         后段         最暖期         暖湿         大西洋期
                栎、松、蒿为主的森林草原         中段                 温湿         
        早期         栎、松、蒿为主的森林草原         前段                 温干         北方期
        初期         松、蒿、菊为主的疏林草原（含云、冷杉）                   升温期         凉 干         前北方期
　　2. 最暖期
　　约 9000 ±～ 5000 ± B.P ，相当于国际气候分期的北方期、大西洋期及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华北地区出现了以栎、榆、柳等落叶阔叶树为主的森林草原，还发现有现在主要生存在长江流域的竹鼠、獐、豪猪等。总的状况是四季分明，温暖湿润，水热条件可能好于今天，估计年均温高于现代 2 ℃ 左右。依据环境气候与文化的演变特征 , 可进一步细分为三个阶段 :
　　前段（ 9000 ±～ 7000 ± B.P ），相当于黄河中游的前仰韶时期。植被是以松、栎、蒿为主的针阔叶混交疏林草原，显示出气温进一步回升，大体与现今气温接近，其间有过冷暖波动。适应这一时期的环境气候特点，东北、华北、华中区的前仰韶时期诸文化迅速出现，并初步形成了粟作和稻作农业两大文化体系，原始农业处于初步发展和发展时期。
　　中段（ 7000 ±～ 6000 ± B.P ），相当于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早期阶段。植被多为以十字花科为主的中生草原和以松、蒿、藜为主的森林草原，其间的气候虽可能有过冷暖波动，但总的状况是温和半湿润，水热条件好于现代。各地区仰韶时期诸文化迅速地发展和发达起来，遗址密度大大增加。
　　后段（ 6000 ±～ 5000 ± B.P ），相当于黄河中游仰韶文化中、晚期。华北区大部分时间内的植被是以栎等阔叶树为主的森林草原，气温上升到全新世以来的最高点。黄河中、下游仰韶时期诸文化的发展进入最繁荣的鼎盛阶
段，人类文化的向北方高纬度、高海拔地区的迁徙也达到了高潮，促进了各地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3. 降温期
　　约 5000 ±～ 4000 ± B.P ，相当于国际气候分期的亚北方期和新石器时代晚期。华北区的植被变为以栎、松、蒿为主的针阔叶混交疏林草原，还发现较多适宜于草原环境的斑鹿、牛、鼢鼠、羊等种类。表明气温下降，开始向干凉的方向发展，估计年均温大体与现代接近。人类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和各地文化间的交流与影响不断增强，文化进一步发展，原始农业处于兴盛时期。黄河流域开始出现了一些小型铜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龙山时期诸文化中，普遍出现了原始城堡。依据环境气候和人类文化发展变化的特点，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
　　前段（ 5000 ±～ 4500 ± B.P ），约相当于黄河中游的龙山时代早期。华北区的植被是以栎、松、蒿为主的针阔叶混交疏林草原，反映出气温开始下降，并向干凉的方向发展。由于气温的下降，西北方的常山下层文化开始向东南移动，东北的小河沿文化向南迁徙。
　　后段（ 4500 ±～ 4000 ± B.P ），约相当于黄河中游的龙山时代晚期。华北区的植被变为以松、栎、蒿为主的疏林草原，表明气温继续下降，进一步向凉干方向发展。干凉的气候，迫使西北和北方的文化大规模向东南和南方迁徙，进一步加快了各地文化的交流、冲突、融合、发展和社会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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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史前人类研究

第 一节 体质人类学基础
    一、体质人类学同考古学的关系
    人类学（ Anthropology ）一词，来源于希腊语，意为“研究人的科学”。人类学是一门综合学科，其研究范围包括人类的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两个方面。体质人类学是研究人类的起源及其变化规律的科学。包括从猿到人的演变和人类体质发展过程；世界各主要人种的形成、地理分布及相互关系。体质人类学不仅是自然科学的一部分，而且与社会科学有密切的联系。主要分科有人体形态学、古人类学和人种学。
    体质人类学，是以人类的起源和发展这个运动形态作为研究对象的。关于人类自身及其文化起源、发展问
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不是某一个学科单独所能解决的。只有把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综合起来，进行全面的考察，才有可能找到合理的答案。因为人类自从动物状态分离出来以后，就同人类所创造的文化产生不可分离的辩证发展关系。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有自然的属性，但人类又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又具有社会属性，人类是自然物和社会物相结合的辩证统一。由于人类本身具有两重属性，所以研究过程中，必须沿着自然
（体质方面）和社会（文化方面）两个方面进行考察。因此，研究人体的体质人类学，同研究人类文化的考古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首先，在旧石器时代，人类体质形态的特点与文化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确定人类体质形态的发展阶段，是旧石器文化分期的重要参考依据之一。如猿所创造的文化属旧石器时代早期；早期智人的文化属旧石器时代中期；晚期智人的文化则属旧石器时代晚期。
    其次，体质人类学对古猿类和古人类化石的研究，对于究明人类自身的来源问题，具有决定性意义。可以说如果没有体质人类学的研究，我们就不可能知道自身的来源，从而必然陷入“上帝造人”之类的宗教和神话的迷雾之中。
    再次，体质人类学对人类种族的研究，对于探讨诸如有关民族的渊源和形成、文化的迁徙、交流及相邻的不同种族文化之间的关系等方面的问题，均具有重要的意义。如历史和考古学界关于秦人的来源问题，或“东来
说”（来自黄河下游商人的一支），或“西来说”（来自黄河上游西戎的一支），长期争论不休。根据体质人类学的研究，新石器时代黄河上、中、下游居民的体质特征存在着同种多形的现象，比较而言，黄河上游的甘肃史前组与黄河下游的大汶口合并组之间的差异更为明显。尽管目前还无更多的理由将它们分属不同的种族类型，但可以肯定，这种形态学的差异，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存在（1）。由于人种的变异要远远慢于文化的变化，如果我们能对秦墓、特别是秦国贵族墓的人骨，进行人种鉴定，并同黄河上、下游各文化的人骨进行比较研究的话，对秦人来源问题的研究，无疑会有重要的启示。可惜由于已发现的秦人骨骼，均保存不好，这样的比较研究无法进行。相信以后在体质人类学家们的合作下，这一类问题会得支解决的。
    最后，体质人类学对人骨性别、年龄的鉴定，对于考古学探讨古代社会的许多问题有很重要的作用。如经
过对有关墓地人骨的鉴定，仰韶文化时期多为同性合葬、母子合葬，反映出当时的社会应为母系氏族社会；龙山时代出现了异性同令男女合葬和父子合葬，说明社会已过渡到父系氏族社会时期。又如龙山时代的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墓葬分为大、中、小三种类型，其中大墓数量少、随葬品丰富，墓主人均为男性；中型墓凡女性者往往分布在大墓附近，随葬品亦较丰富；小型墓占绝大多数，往往很少或没有随葬品。这样根据体质人类学家对人骨性别、年令的鉴定和墓葬形制、随葬品方面的特征，可以认为，大墓所埋葬的是氏族中的贵族，中型墓埋葬的多是其妻妾，小型墓则是一般氏族成员（2）。在上述研究中，若无体质人类学家的配合，考古学家们是很难做出正确的判断的，有时甚至可能做出相反的结论。此外，根据对人骨性别、年龄的鉴定，还可推算出当时人类的平均寿命及死亡率等，这对于估计当时的人类生产、生活状况很有帮助。总之，考古发掘出土的人骨资料（包括古人类化石），是体质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对人类骨骼的研究，可为考古学研究人类文化提供许多十分有用的知识与信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有经过体质人类学家鉴定的人骨材料，才能成为有科学研究意义的资料。
　二、人体骨骼的形态和各部位的名称

    1. 人体骨骼的形态分类
    成年人的全身骨骼共有 206 块，每块骨头都有一定的形态和功能， 形态和功能是相互制约的，功能不同，形态也就各异。通常可分为长骨、短骨、扁骨、不规则骨四种形态：
    <1> 长骨
    形体较长而坚硬，分布于人体四肢，在运动中起杠杆作用。长骨多呈管状，内含空腔，有骨髓，如股骨、胫骨、肱骨、尺骨、挠骨、指骨等。
    <2> 短骨
    形似立方体，富于而压性，往往集群地连在一起，多位于承受压力而运动的复杂部位，如手腕的腕骨和脚腕的跗骨等。
    <3> 扁骨
    多呈板状，富于弹性与坚固性，主要构成骨性腔的壁，对腔内器官起到保护作用。如颅骨部位的顶骨、枕骨和胸部的肋骨等。
    <4> 不规则骨
    形态很不规则，不属于上述任何一类的骨骼。如髋骨、椎骨、颞骨等。

    2. 人体骨骼各部位的名称和数量
    人体骨骼依据结构、功能、位置又可分为颅骨、躯干骨、上肢骨、下肢骨四个部分：
    <1> 颅骨
    共 29 块，除下颌骨和舌骨外，都借助于骨缝或软骨牢固地结合在一起。依据功能和位置，又可细分为脑颅和面颅两部分：
    ① 脑颅： 共 14 块，位于颅骨后上方，构成颅腔，起容纳和保护脑子的作用。
    额 骨 1 ─ 位于颅的上前方，由额部和眼眶上部构成。
    顶 骨 2 ─ 位于颅顶中部线两侧、额骨和枕骨之间。
    枕 骨 1 ─ 位于颅骨的后下部，形成颅后和颅底的一部分。
    蝶 骨 1 ─ 位于颅底中部、枕骨的前方，因其形似蝴蝶，故名。
    颞 骨 2 ─ 位于颅骨两侧、参于颅底和颅腔侧壁的构成。
    筛 骨 1 ─ 位于额骨之下、蝶骨前方及左右眼眶之间。
    听小骨 6 ─ 位于左右耳室之内，可分为锤骨、砧骨、镫骨。
    ② 面颅： 共 15 块，位于颅骨的前下方，构成口腔，并与脑颅共同构成鼻腔和眼眶，以维持面部形态。
    上颌骨 2 ─ 位于面颅中央，上方与额骨、颧骨等围成眼眶，与鼻骨围成鼻腔。
    鼻 骨 2 ─ 位于两眼眶之间，构成鼻梁上部。
    下鼻甲 2 ─ 位于鼻腔的外侧壁，为一对卷曲的薄骨片。
    泪 骨 2 ─ 位于两眼眶内侧壁的前部，为一对薄而不规则的小骨片。
    颧 骨 2 ─ 位于上颌骨的外上方，构成面颊及眼眶底和外侧壁的一部分。
    腭 骨 2 ─ 位于上颌骨的后方。
    犁 骨 1 ─ 位于鼻腔内及颅下部，为一斜方形骨板，构成鼻中隔的后下部。
    下颌骨 1 ─ 位于面颅的前下部、上颌骨的下方。
    舌 骨 1 ─ 位于下颌骨和喉之间，借助肌肉和韧带悬于颈的前正中。

    <2> 躯干骨
    共 51 块，构成躯干支柱和胸腔，有以下几类骨骼：
    椎 骨 26 ─ 计有颈椎 7 、胸椎 12 、腰椎 5 、骶骨 1 、尾椎 1 。
    肋 骨 24 ─ 是细而长呈弓形的扁骨，分别与胸椎和胸骨相关节，构成胸腔。
    胸 骨 1 ─ 位于胸前部正中，是一浅居皮下的扁骨。

    <3> 上肢骨
    共 64 块，有以下几类骨骼：
    锁 骨 2 ─ 位于胸廓前上方的颈椎两侧。
    肩胛骨 2 ─ 位于背部上外方的第 2 ─ 7 肋骨之间，为三角形扁骨。
    肱 骨 2 ─ 位于臂部。
    尺 骨 2 ─ 位于前臂内侧（手臂下垂、掌心向外的姿态时）。
    桡 骨 2 ─ 位于前臂外侧。
    手 骨 54 ─ 由腕骨 8 × 2 、掌骨 5 × 2 、指骨 14 × 2 构成。

    <4> 下肢骨
    共 62 块，有以下几类骨骼：
    髋 骨 2 ─ 位于臀部，属不规则骨，幼年时髋骨分为三部分，即髂骨、坐骨、耻骨； 15 至 16 岁时合而为一。
    股 骨 2 ─ 位于大腿部，是人体中最大和最长的长骨。
    髌 骨 2 ─ 位于股骨下端髌面上，是人体中最大的籽骨。
    胫 骨 2 ─ 位于小腿内侧，是小腿主要的负重骨。
    腓 骨 2 ─ 位于小腿外侧，细而长，不直接负重。
    足 骨 52 ─ 由跗骨 7 × 2 、跖骨 5 × 2 、趾骨 14 × 2 构成。
3. 人体骨骼的形态观察
    <1> 眉弓
    在额骨鳞部的下缘，一般可分为三个部位：位于鼻根上方、两眉之间的叫“眉间”；眶上缘上部突出的骨脊叫“眉弓”；额骨眶上缘外侧三角形部分叫“眶上三角”。
    眉弓是头骨性另的重要标志之一。在同一族群中，男性的眉弓一般比女性显突，其长度超过眶上缘的 1/2 ，女性眉弓的长度一般不超过 1/2 。
    猿人的眉弓异常发达，眶上缘、眶上三角合为一体，且左右眉弓相连，呈横行而突出的屋檐状，通常称为“眶上圆枕”；早期智人的眉弓也较发达，并与眶上缘和眶上三角全并，但左右眉弓不相连；一般称为“眉
脊”；晚期智人和现代人的眉弓与眶上缘、眶上三角区分离，大部分种群眉弓的突出度减弱，但澳大利亚土著居民仍较显突。
    <2> 中矢脊
中矢脊，是颅骨正中从额结节中点开始到顶孔区附近消失的一条隆起的骨脊，也叫“矢状脊”。猿人的中矢脊很显著；早期智人减弱，只在额骨及囟门附近清楚，至顶骨处渐消失；晚期智人和现代人一般没的或不显著，只有澳大利亚人和爱斯基摩人仍较明显。
    <3> 枕骨圆枕
    枕骨圆枕：是颅骨后部枕骨上的一条横行隆起的骨脊。猿人的枕骨圆枕很发达；早期智人的减弱；晚期智人和现代人很弱或没有。
    枕外隆突：位于颅后枕骨上。在同一族群中，男性较显突而女性较弱，幼儿缺乏。
    枕骨大孔：位于颅底枕骨上。其位置与直立行走有关，人类的枕骨大孔位置靠前而猿类的靠后。
    <4> 颞骨
    颞骨鳞部：位于耳孔上方。类人猿颞鳞上缘很低平；猿人的颞鳞上也较低且呈三角形；智人阶段、特别是晚期智人和现代人的颞鳞上较高而呈圆弧形。
    乳突：位于耳孔的下方。低等猴类完全没有乳突；类人猿的乳突很小；猿人的乳突也较小；智人阶段的人类乳突逐渐发达。在同一族群中，男性的乳突较女性发达。
    <5> 下颌骨
    下颌体：在同一族群中，男性者较高大而女性者较低小。
    颏形：在同一族群中，男性多方形或方圆形，女性多尖形或尖圆形。
    下颌角区：在同一族群中，男性者较粗糙且外翻，女性较光滑而不外翻。
    颏孔：位于下颌体两侧。现代人的下颌体两侧多各有一个颏孔，二颏孔者只占约 5 ％，三颏孔者仅占1％；猿人的颏孔数目也较多，如北京猿人的下颌骨每侧有 3 ─ 5 个颏孔；猴、猿类的数量更多。
    <6> 髋骨
    坐骨耻骨支：男性外翻不明显，女性外翻较明显。
    坐骨大切迹：男性者窄而深，夹角常为锐角；女性宽而浅，夹角接近于直角。
    耻骨弓：男性呈“Ｖ”形，夹角约 70 度左右；女性呈“Ｕ”，夹角约 110 度左右。
    耻骨联合：男性者较高，女性者较低。
四、牙齿
    牙齿是口腔内由钙化硬组织构成的咀嚼器官，是人体全身最坚硬的组织，不易受外界理化因素的影响，易于保存。我国发现的许多古人类化石，如元谋猿人、郧县猿人等，均以牙齿为代表。故牙齿是体质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材料之一。

    1. 牙齿的组织构造
    牙齿主要由釉质、齿质、齿骨质三种成份构成。
    <1> 釉质：也称珐琅质，是人体组织中最坚硬的部分，被于齿冠珍面，近齿尖处最厚，近尖颈处渐薄。
    <2> 齿质：也称为牙质，是牙齿的主体，占有牙齿的深部，坚韧而硬。
    <3> 齿骨质：包绕在齿根和齿颈周围，其构造和硬骨组织相似。

    2. 牙齿的形态
    脊椎动物的牙齿一般分为两大类：一类为同型齿，即牙齿全为简单的锥形，如鱼类和爬行类的牙齿；另一类为异型齿，即牙齿可分为门齿、犬齿、前臼齿、臼齿四种形态。大多数哺乳动物和人类的牙齿属异型齿。
    人类的牙齿一生中共萌出两次， 7 岁以前萌出的牙齿叫乳齿，共 20 枚（门齿 8 、犬齿 4 、臼齿 8 ）； 7 岁以后乳齿脱落，萌出恒齿。恒齿共 32 枚，形态特征如下：
    <1> 门齿（切牙，代号Ｉ）：共计 8 枚，分别排列在正中线的上下左右两侧。近正中线者为中门齿，远正中线者为侧门齿。门齿可分为齿冠、齿颈、齿根三部分；齿根为单根，齿冠部分又可分为切缘、唇面、舌面、近中面、远中面。
    <2> 犬齿（尖牙，代号Ｃ）：共 4 枚，单尖，单根长而粗壮；具有撕裂食物的功能。
    <3> 前臼齿（双尖牙或前磨牙，代号Ｐ）：共 8 枚，靠近正中线者为第一前臼齿，远离正中线者为第二前臼齿。前臼齿齿冠可分为咬合面、颊面、舌面、近中面、远中面几个部分；咬合面上有颊、舌两个齿尖；一般为单根，但上颌前臼齿有时有两个齿根的现象。
    <4> 臼齿（磨牙，代号Ｍ）：共 12 枚，自前而后分为第一、第二、 第三臼齿。齿冠体积较大，在咬合面
上，上臼齿有 4 个齿尖，下臼齿有 4 ─ 5 个齿尖； 上臼齿有 3 个齿根，下臼齿有 2 个齿根。
    上述四种类型牙齿中，门齿和犬齿又合称为前齿或唇齿；前臼齿和臼齿又合称为后齿或颊齿。
    3. 根据牙齿磨耗程度估计年令
    鉴定人骨时，常要死者年龄作出估计。估计年龄的方法有多种，如根据牙齿萌出和磨耗程度，根据颅骨骨缝愈合程
度，根据骨化点的出现和骨骺的愈合情况等。但由于牙齿易于保存，故依据牙齿的磨耗程度估计年龄是最常用的方法。
    在哺乳动物中，有的种类一生中牙齿只萌出一次，永不脱换，称为“一出齿”，如啮齿类动物等，牙齿萌出后不断地长高，但不脱换；人类和高等哺乳动物的牙齿，一生中萌出两次，乳齿脱落后萌出恒齿，以后在进食过程中，只是不断地磨耗，既不长高，也不脱换。因此，恒齿的磨损程度与年龄成正比，根据牙齿的磨耗程度可估计出死者的死亡年龄范围。当然，牙齿的磨耗程度不仅同年龄有关，而且还与食物的种类和性质、咀嚼习惯等因素有关。因此，不同时代、不同地
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居民，牙齿的磨耗程度不一定完全一致。一方面，需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建立年龄的分类标
准，另一方面，还需参考其它方法，互相验证，才有可能使估计的年龄接近于标本的实际年龄。
    我国人类学家吴汝康先生收集了华北地区已知年龄的 93 具男性颅骨，研究了第一、第二臼齿磨耗与年龄变化，将臼齿的磨耗程度分为六级，并推断了磨耗程度与年龄变化的关系（3）。现以第一臼齿为例介绍如下（表 3 — 1 ）：
M1
（磨耗等级）         磨耗特征         有效年龄范围（岁）         平均年龄
（岁）
Ⅰ         齿尖顶和边缘部分微有磨耗         22 ～ 23         23
Ⅱ         齿尖磨平或咬合面中央凹陷         26 ～ 29         27
Ⅲ         齿类大部分磨去露出齿质点         28 ～ 36         32
Ⅳ         齿质点扩大而相互边成一片         39 ～ 43         41
Ⅴ         齿冠部分磨去齿质全部露出         48 ～ 57         53
Ⅵ         齿冠全部磨去而齿腔露出         57 以上         
（1）吴汝康等：《人体测量方法》，科学出版社， 1984 年。

萨满

第一节 中国发现的古猿化石

一、人类起源于古猿类     人是由古猿逐渐进化而来的结论已得到科学界的普遍认同。然而这一结论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认识过程。早
在 18 世纪瑞典生物学家林耐 (C.V.Linne,1770-1788) 在创立了科学的生物分类系统时，就提出了人猿相近的
理论。 1809 年，法国学者拉马克（ J.B.Lamarck,1744 ～ 1829 ）在《动物学的哲学》一书中对提出了生物进化论，并第一次试图论证人起源于猿类。 1859 年，英国学者达尔文 (C.R.Darwin,1809 ～ 1882)) 在《物种起源》一书中对进化论作了广泛的论述，总结了生物由低级向高级发展进化的规律，解释了不同物种的起源。1863 年，英国学者赫胥黎 (T.H.Huxley,1825 ～ 1895) 在《人在自然界的位置》一书中提出了“人猿同祖论”。 1871 年，达尔文在《人类的起源》一书中解释了从猿到人发展过程中的一切变化，并指出人与现生类人猿的共
同祖先是旧大陆的某种已灭绝的古猿类。这样，在早期进化学者的努力下，人是从哪里来的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 1876 年，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进一步回答了古猿怎样变成人的问题，指出：
    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
身”（4）。
    此外，恩格斯还提出从猿到人发展过程中经历了“攀树的猿群”、“正在形成中的人”和“完全形成的
人”三个阶段。“攀树的猿群”是人类的远祖，它们不知劳动；“完全形成的人”会制造工具，并使用工具进行劳动；“正在形成中的人”则是处于二者之间的“过渡期间的生物”。
    科学研究表明，人类起源的外界条件是环境气候的变化。大约在新生代第三纪的后半期，由于新构造运动使得许多高大山脉形成，地球上环境气候发生了显著变化，表现为热带森林面积缩小，出现了大面积的林间空地。原来成群地生活地森林里的树栖猿群—— “攀树的猿群”，为了生存不得不下到地面上觅食。由于生活方式的改变，古猿在平地上移动时
逐渐摆脱了用手帮助的习惯，开始直立行走。而一但古猿开始直立行走，就完成了从猿到人的具有决定性的第一步，也就进入从猿到人的过渡阶段，成为“正在形成中的人”。以后，在长期使用石块、棍棒等天然工具进行劳动的作用下，促使手、脑等身体各部分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一但“正在形成中的人”开始有意识地制造工具，就产生了质的飞跃，变成了“完全形成的人”。
    新生代、人类进化与文化分期表 表 3 — 1
地 质 年 代         距今年龄（万年）         人类进化过程         人类文化分期
新



生



代         第

四

纪         全新世         0.4 ±         现 代 人         历 史 时 期
                        1 ±                 新石器时代         史

前

时

期
                更新世         晚期         5 ±         智
人         晚期智人         晚期         旧
石
器
时
代         
                                20 ±                 早期智人         中期                 
                        中期         100 ±         直
立
人         晚期直立人         早期                 
                        早期         300 或 200                 早期直立人         初期                 
        
第

三

纪
        上新世         500         南方古猿         人类的祖先
                中新世         2500         腊玛古猿
森林古猿
埃 及 猿         人类的远祖
                渐新世         4000                 
                始新世         6000         古 猴 类         
                古新世         7000                 

    大量灵长类化石的发现，为研究人类起源于古猿类提供了可靠的证据。最早的灵长类出现于第三纪的古新
世，主要是狐猴、眼镜猴等低等的猴类。大约在渐新世时时，由猴类演化出了最早的猿类。目前已知最早的古猿类是发现于埃及法尤姆渐新世地层的“原上猿”和“埃及猿”化石。中新世时，出现了“森林古猿”类。这些古猿类都是生活在森林中的树栖猿类，相当于恩格斯所说的“攀树的猿群”。 1924 年，在南非汤恩发现了一具形态和人类接近的古猿类头骨化石，被命名为“南方古猿”（ Australopithecus ）。以后，南方古猿化石在东非的坦桑尼亚、肯尼亚、埃塞俄比亚等地上新世到更新世早期地层中广有发现。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先后在印度的西瓦立克山区、中国的云南、 东非的肯尼亚等地的中新世中、晚期的地层中发现了早于南方古猿的一种新猿类——“腊玛古猿”（ Ramapithecus ）化石。这些古猿类，相当于恩格斯所说的“正在形成中的人”。大约在距今二、三百万年前的更新世早期，出现了会制造石器的真正的人类 ── “完全形成的人”，完成了由猿到人的演化过程（表 3 - 1 ）。
二 关于腊玛古猿的系统位置     自 19 世纪后半期达尔文提出了人起源于古猿类的理论以来，先后在亚、非、欧洲发现了大量的第三纪古
猿类化石，不仅证实了人类起源于古猿类，而且为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大量的信息。由于现代所有的人类均属同一生物种，故人类学家普遍相信“单祖论”，即人类起源于同一种古猿类。由此推之，人类的起源地也只能有一个，而最接近于人类的古猿化石的分布地，就最有可能是人类的起源地。古人类学家通过对大量的古猿类和古人类化石的比较研究后认为，在第三纪众多的古猿类中，与人类较为接近的有两种：一种是主要发现和分布于亚洲距今约 1500 ～ 800 万年前的“腊玛古猿”，另一种是主要分布在非洲距今约 500 ～ 100 万年前的“南方古
猿”。由此而产生了人类起源地的“亚洲说”和“非洲说”两种假说。多年的研究，人类学界比较倾向于南方古猿是人类直接祖先。但关于腊玛古猿在人类起源过程中的系统位置问题，却一直有不同的看法。
    　　腊玛古猿化石最早是在印巴交界的西瓦立克山区发现的。 1932 年，美国学者刘易斯（ G.E.Lewis ），在中新世晚期到上新世早期的地层中找到了一块残破的古猿上颌骨化石。他认为这个标本所表现出的吻部是短小的，是最像人类的一种古猿类，于是命名为“短吻腊玛古猿”（ Ramapithecus brevirostris ）（5）。以后，类似的古猿化石又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希腊、匈牙利、肯尼亚等国有所发现。其中，中国的云南一带自 50 年代以来，先后开远小龙潭和元谋石灰坝等地点发现了大量的腊玛古猿化石（表 3-2 ）。故中国腊玛古猿类化石的研究，对于确定这类古猿的系统位置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早在 60 年代，美国人类学家西蒙斯（ E.L.Simons ）和匹尔比姆（ D.R.Pilbeam ），对世界各地发现的所有中新世古猿标本进行了系统的整理，注意到了腊玛古猿比森林古猿有更多似人的特征，如门齿和犬齿较小，上颌牙齿排列紧密，齿弓呈抛物线形等；肯定了刘易斯的发现，将它们划归人科，正式命名为“腊玛古猿&#8226;旁遮普种”（ Ramapithecus punjabicus ）， 并将开远的一部分标本划归旁遮普腊玛古猿中。他们提出了人、猿是从中新世开始分化的，距今约 1400 万年前；腊玛古猿是人科中最早的代表，并向着南方古猿的方向进化（6）。这一看法在人类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
响，曾被世界各国的人类学家广泛接受。亚洲作为人类可能的起源地也开始受到科学界的广泛的关注。
中国云南发现的古猿化石表
    表 3 - 2
化石地点         发现时间
( 年 )         化石材料         属 种         生存年代
( 万年 )         研究者
开远小龙潭         1955-1957         牙齿 10 枚         森林古猿         中新世         吴汝康         1957
        1980-1982         牙齿、上颌骨         腊玛古猿 . 开远种         中中新世
1400-1500         张兴永         1987
禄丰石灰坝         1975         下颌骨         腊玛古猿 . 禄丰种         上新世早期         徐庆华等         1978
        1980-1983         头骨、下颌骨、肩胛骨、牙齿         禄丰西瓦古猿
禄丰古猿&#8226;同名种         晚中新世
800         吴汝康等         1981 、 1983
1985 、 1989
元谋竹棚
豹子洞箐         1986         牙齿 1 枚         早期直立人？
人猿超科         早更新世
200         江能人等         1987
        1986-1987         牙齿 160 枚         东方人？
人猿超科         上新世或早更新世， 250         张兴永等         1987
元谋小河
蝴蝶梁子         1986-1987         牙齿 119 枚         蝴蝶腊玛古猿
人猿超科         上新世
300-400         张兴永等         1987

萨满

    70 年代，分子生物学家开始加入到人类起源问题的研究行列之中。他们对各种现生猿类和现代人类的蛋白质相似性进行了研究。一般说来，亲缘关系较近的物种，具有较多相似的蛋白质，如果由共同祖先演化而来的两个生物种分歧的时间较短，则它们具有较多相似的蛋白质，而分歧时间较长的物种之间，相似的蛋白质较少。研究结果表明，在现生类人猿中，黑猩猩和人类具有较多的相似的蛋 白质，从而表明它们和人类分离的时间最短，估计只有 400 万年左右，也有人估计可早到 600 万年前（7）。这些研究结果，同西蒙斯等人所估计的人、猿分化时间差距很大，腊玛古猿的系统位置开始受到首次冲击。然而也有一些古人类学家认为，这些数据都是从现代猿类和当代人类的比较中得出的，由于人类是由古猿类演化而来的，现生猿类和现代人类不是直系亲属关系，而是堂兄弟关系。因此，他们认为这些数据只能是个间接的证据，与从化石得出的直接证据有很大的出入，是不可靠的，采取了不予置理的态度。
    80 年代以来，随着古猿化石材料的不断增加， 我国古人类学家就腊玛古猿的系统位置和人类起源地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张兴永在比较了世界各地的腊玛古猿化石后认为，开远标本同旁遮普标本存在着一些差异，应另立新种，修订为“腊玛古猿．开远种”（ Ramapithecus kiayuan ）。他认为：非洲的肯尼亚腊玛古猿化石表现出相对于开远标本更为原始的性状，故
    “很可能腊玛古猿从猿科分化出来之后，在后来的演化中，分别向着不同的方向进化：肯尼亚威克腊玛古猿偏离了人类主干，而开远腊玛古猿则继续沿着人类的主干进化”；“开远腊玛古猿与禄丰腊玛古猿存在着祖系关系，即前者是后者的祖先，但它们都是从猿到人过渡时期的代表，是人科的早期成员”（8）。
    吴汝康先生对禄丰腊玛古猿和西瓦古猿化石进行了系统的比较研究后则认为，禄丰腊玛古猿和西瓦古猿在形态上既相似又有差异。就颅骨的特征而言，两者的共同特征是：眶上脊弱且左右分开，眉间区宽而凹陷，鼻孔狭窄，突颌不明显。它们的差异表现为腊玛古猿的尺寸较小，颞脊弱而分离， 矢状脊微弱或无，面中部较窄，犬齿突出于齿列平面的程度较小，齿隙较小，上颌齿弓呈亚“Ｖ”型；西瓦古猿的尺寸较大，颞脊强而聚合，矢状脊强，面中部很宽，犬齿齿冠大突出于齿列平面，齿隙较大，上颌齿弓呈“Ｕ”形。西瓦古猿的很多粗壮特征与南方古猿的粗壮型很相似，也有若干特征同现代猩猩相似。禄丰腊玛古猿的某些特性与南方古猿纤细型很相似，也有若干特征同黑猩猩相似。总的说来，禄丰的腊玛古猿和西瓦古猿在形态和尺寸上表现出同种二形的性质，因此它们是同一种古猿的雌雄个体，即腊玛古猿为雌性，西瓦古猿为雄性，于是将它们修订为“禄丰古猿&#8226;同属名种”（ Lufen gpithecus Lufengensis ）（9）。他进一步认为：
    “禄丰标本的有些特征不同于同时代的其它古猿而相似于南方古猿和非洲猿类，因此它们可能是向南方古猿和非洲猿类方向进化的一个代表类型”（10）。
    80 年代后期，正当学界热烈讨论禄丰古猿类的系统位置之时，云南元谋竹棚豹子洞箐和小河蝴蝶梁子等地点又发现了一批人猿超科化石（表 3- 2 ）。其中，在竹棚地点还报道发现有石器和骨器。据此，有些学者认为竹棚标本中有一部分是人属的，先后命名为“竹棚猿人”（ Homo habilis zhupengensis ）（11）和“东方人”
（ Homo orientaris ）（12）；地质时代估计为晚上新世或早更新世，距今约 200 或 250 万年左右。蝴蝶梁
子的人猿超科标本，则认为是形态特征间于禄丰腊玛古猿与“东方人”之间的进步而似人的腊玛古猿一个新种，并命名为“蝴蝶腊玛古猿”（ Ramapithecus hudienensis ），地质时代为晚上新世早期，距今约三、四百万年（13）。之后， 有关学者对上述地点的地层年代进行了研究，经古地磁测定，竹棚地点为距今 3.0 ± 0.3 百万年 , 小河地点为 4.4 百万年左右（14）。
    这一系列的发现，给国内外学术界不小的震动，也产生了不同的看法。为此，云南省科委和文化厅，邀请国内一些著名的古人类和考古学家，于 1987 年 11 月在昆明召开了成果鉴评会。会上，古人类学家认为，元谋新发现的化石都不是人类的，倾向于将它们归入人猿超科。考古学家则认为“石器”的人工痕迹不清楚，而同附近山坡上的风化基岩碎块的特点酷似；而大部分所谓的“骨器”加工痕迹不清楚，极少数标本上的疤痕的成因，尚需进一步研究（15）。上述权威性的鉴评结论，基本否定了元谋新材料中人属化石的存在。
    总之，关于腊玛古猿系统位置的研究，古人类学界虽然有了倾向性的意见，但这并非是最后的结论，有许多问题尚需进一步探讨。首先，近年来研究者们进一步注意到，禄丰古猿的同一“性别”群中的不同个体之间也存在着若干形态和尺寸上的一些差别，如同为“雌性”的有些头骨上有微弱的矢状 嵴 ，并向前逐渐消失，有些则没有这种性状；同为“雄性”的有些头骨和下颌骨上的各类牙齿都特别大，有些则明显较小（16）。而如何认
识这些差异，即它们是种类的差别，还是性别的不同，则是确定禄丰古猿类系统位置的关键。其次，尽管对元谋新发现的人猿超科化石性质有不同的看法，但许多标本同禄丰腊玛古猿（或禄丰古猿）相似却是人类学界较为一致的共识。古人类学家吴新智认为，竹棚豹子洞箐标本与小河蝴蝶梁子标本的形态很相似，不能将这些古猿化石作为不同的属来处理，甚至不能视为不同的种；小河蝴蝶梁子标本所赖以订立新种的形态特征未超出禄丰种的变异范围，应为同属，但是否同种尚需深入研究（17）。再次，虽然学术界多数人倾向于南方古猿是人类的直接祖先，但正如吴汝康先生指出的：
    “从现有的各方面资料来看，南方古猿还只是从猿到人过渡阶段较晚的类型，应当还有比现有的南方古猿更早一些的过渡阶段的早期类型”，“这些早期类型的化石，还有待未来的发现”（18）。
    腊玛古猿不但具有相当成功的辐射而比其它猿类大的多的分布范围，而且具有若干相似于南方古猿的特征。而如何认识这些特征并确定它们的系统地位，则还需再作深入的研究。
　　第二节 中国发现的直立人化石 一、关于中国直立人的来源     中国已知最早的人类是直立人（ Homo erectus ）。自本世纪 20 年代在北京周口店首次发现直立人化石以来，又先后发现有元谋直立人、蓝田直立人、郧县直立人、和县直立人、巫山直立人等（表 3 － 3 ）。有关直立人阶段人类的体质特征等方面，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也存在一些还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问题。其中，
关于直立人来源问题就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而这一问题首先涉及到人类起源的问题，并由人类起源地的“亚洲
说”和“非洲说”进而导引出中国直立人“本土起源说”和“外来说”两种假说。
中国主要的直立人化石及其年代表
    表 3 - 3
发展
阶段         发现地点         发现时间         化石概况         年 代
（ B.P, 万年 )         化石研究者
早
期
直
立
人         重庆巫山
龙骨坡         1985         下颌骨 1 段
牙齿 1 枚         201-204 （ M ）         黄万波         1985
        云南元谋
上那蚌         1965         门齿 2 枚         170 （ M ）
50-60 （ M ）         胡承志         1973
        陕西蓝田
公王岭         1964         头盖骨 1 具
牙齿 1 枚         75-80 ； 100 ；
110-115 （ M ）         吴汝康         1966
晚
期
直
立
人         陕西蓝田
陈家窝         1963         下颌骨 1 具         50 ； 65 （ M ）         吴汝康         1965
        北京周口店
第 1 地点         1921-1954         头盖骨 6 具
体骨、牙齿         23-58
(A,E,F,U)         Zdansky
Weidcnreich
吴汝康         1927
1936 - 1940
1954
        安徽和县
龙潭洞         1980         头盖骨
牙 齿         20-30 （ A ）
15-19 （ U ）         黄万波等         1981
        湖北郧县
学堂梁子         1989         头骨 2 具         中更新世
早期         李天元         1991
        南京汤山
葫芦洞         1993         头骨 2 具         30 ±（ E ， U ）         汤山考古队         1994
    A ：氨基酸法； E ：电子自旋共振； F ：裂变径迹法； M ：古地磁法； U ：铀系法

    60 年代，当匹尔比姆对腊玛古猿权威性的看法发表后，又在云南发现了距今约 170 万年的元谋直立人牙齿和更多的腊玛古猿化石。许多中国学者相信云南的腊玛古猿是从猿到人过渡时期的代表，是人科的早期成员。由于亚洲腊玛古猿发现的地点最多，时代最早，所以“ 人类的起源地点在亚洲，滇中高原及其邻区则很可能是亚洲大陆中人类起源最有希望的区域 ”（19）。有些学者进一步认为，造成人猿分化的重要外部条件是喜玛拉雅山
的隆起“ 由于中国华南比非洲更具备这种从猿向人转变的条件，因此，中国南方很可能是人类最早的发源地”
（20）。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陈恩志先生主张，中国境内最早的人类是在本土演变出来的
    “根据目前为止的化石材料来看，晚中新世的云南腊玛古猿几乎是在与西部完全隔绝的环境中，在朝向更
新世早期人类发展的漫长道路上，逐次地演化成第一批人属中的直立人种及其后裔类群中的早期智人和现代中国人。这就是说，在历史上的现今中国版图范围内，存在着一个从猿到人的独立进化和发展系统”,（21）。
    80 年代中期，随着腊玛古猿被排除出人科系统和元谋直立人的年代发生争论后，本土起源说由于面临着失去立论的基础而受到严重的挑战。然而不久，在云南元谋又发现了上新世人猿超科化石，这些发现对于进一步认识腊玛古猿的系统位置有着重要的意义。过去认为，腊玛古猿早在距今 800 万前就已绝灭，故而得出它们不是人类的祖先的结论。而新的发现表明，腊玛古猿可能延续到距今 400 万年前或更晚。因此，有的学者认为：“ 该地人猿超科化石的发现，在时间上为我们提供了腊玛古猿是人类直系祖先的可能性 ”（22）。 80 年代后期，在巫山龙骨坡发现了距今约 200 万年前的早期直立人化石，中国直立人出现的时间几乎和非洲的能人同时。据此，有些学者相信，中国存在着一条从古猿到智人的生物演化链（23）。
    非洲因发现大量的南方古猿化石而在人类起源研究上居有重要的地位。南方古猿一般分为两大类型，即纤细型和粗壮型。其中纤细型南方古猿最早出现于接近 400 万年前，包括 1973 年在埃塞俄比亚阿法地区发现的年代较早的（约 370 或 340 万年前）“南方古猿．阿法种”和 1924 年在南非发现的稍晚的（约 300 ～ 250 万年前）“南方古猿．非洲种”。纤细型南方古猿体型较小，脑子较发达，已能直立行走，人类学界一致认为它们是人科的最早成员，是人类的直接祖先，被称为“前人”（ pre-human ）。不仅如此，非洲还发现有目前已知最早的人属成员“能人”，他们生存在距今约 200 万年前或更早，通常被认为是直立人的祖先。此外，非洲还发现有约 170 ～ 70 万年前的直立人化石（24）。鉴于上述一系列重要发现和研究， 人类学界一般倾向于非洲、特别是东非是人类最初的起源地。基于人类起源非洲说，林圣龙先生认为：
    “在中国，迄今尚无存在南方古猿和能人阶段的人科化石确凿记录。这表明，中国境内生存的最早的古人类是由外面迁入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一些”（25）。
他进一步从古人类化石和古环境方面论证了直立人迁入中国的途径：从化石证据来看，中国已发现的较早的人类化石主要分布于长江以南地区（元谋、建始、巫山），在以后以发展过程中，有由南向北、进而向东北逐步扩散和分布的主要趋势（26）；从地理环境方面来看，上新世中国大陆开始发生大规模的差异性升降构造变动，青藏高原和喜玛拉雅山不断隆起而形成屏障，考虑到只有中国南部和南亚、东南亚发现了较早的古人类化石和旧石器文化，由非洲而来的古人类进入中国比较可能的一条通道在中国南部的喜玛拉雅山和北部湾之间（27）。
    近年来，有关旧石器文化的研究成果也似乎有利于“外来说”。黄慰文先生认为：“ 中国以及东亚、南亚其他地区存在着一批含手斧的、工具组合与欧非手斧文化相似的石器工业的事实，表明旧石器初期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可能性 ”（28）。
    王幼平先生对华南与旧大陆西侧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典型器物和石器组合等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后认为，华南砾石石器工业与旧大陆奥杜威工业的关系最为密切。解释这种关系一种可能性是，反映了早期人类可能有共同的起源。依照人类东非起源说，华南砾石工业与奥杜威工业的相似性应与早期人类的扩散过程相关，华南及东亚的早期人类是在人类迁徙的第一次大浪潮中到达的（29）。
    总之，对于中国直立人来源问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大体说来主张“外来说”的学者较多。但这并不意味
着已找到了满意的答案，许多问题仍在继续探讨中。由于我国早期直立人阶段的人类化石和石器发现还很少，对这些标本的认识往往是见仁见智，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和解释。如对元谋直立人的年代问题就存在的分歧，对中国有无手斧及其与西方文化的关系也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加之对国外的资料了解甚少，这就更增加对比研究的困难性。在这种情况下所得出的任何初步的研究成果，都有待于更多的发现和深入研究的检验。
二 关于古人类体质发展的不平衡性     人类学研究表明，早期人类的体质发展具有某种不平衡性，如猿人阶段的人类，一般具有与现代人十分接
近的上、下肢骨，而头骨的结构仍较原始，保留有较多猿的性状。这种现象，早在 19 世纪末爪哇猿人化石发现时，人们就注意到了，但对这一现象的解释，却有种种不同的意见。
    1890 年，荷兰医生杜布瓦（ E.Dubois ），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发现一块下颌骨残片； 1891 年 , 发现一具头盖骨； 1892 年，又在距头盖骨化石 15 米远的同一地层中，找到一根大腿骨化石。由于头骨带有明显如猿的性状，而大腿骨则和现代人很相近，于是将其定名为“直立猿人”（30）。但这一看法一发表，立即在学术界引起长期激烈的争论，不少人表示反对。有人认为这些骨骼不属于同一个个体，头盖骨是长臂猿的，而股骨则是现代人的；也有人认为，这些骨骼属于一个畸形发育的人的。这一争论一直到本世纪 20 年代北京猿人发现之后才基本结束。由于北京猿人也具有同样的特征，人类学家们才又重新把爪哇猿人划归到人的行列。
    1960 年，英国著名的人类学家路易斯&#8226;利基（ Louis Leakey ）夫妇， 在东非坦桑尼亚奥杜韦峡谷发现
一具和石器共存的人类头盖骨化石，脑量约 1000 毫升，距今约 50 万年左右； 1970 年，又在同一层位发现了股骨和髋骨化石。研究表明，“利基直立人”的头盖骨和股骨与北京猿人很相似，髋骨的形态与直立行走者相同（31）。
    　　这种不相称的现象，不仅表现在猿人的体质特征上，在人类的祖先南方古猿化石上也有反映。在南非、东非等地发现的大批南方古猿类化石中，尽管不同种类的南方古猿体质特征不尽相同，但其共同的特征是头骨相对具有更多的原始性，而上、下肢骨则较为进步。如双手可能已具有对握的能力，下肢则表现出能够直立行走，只是还不完善。
　　     以上发现和研究表明，在人类的起源与发展过程中，体质上所表现出的较为原始的头骨与较为进步的肢骨结合在一起，并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而是一种普遍的特征。那么，如何解释这种不相称的现象呢？法国人类学家布勒（ MarellinBoule ）曾对北京猿人化石所反映出的不平衡现象进行了解释，他认为：北京猿人的脑量小，
智力低下，不可能达到制作石器和用火的地步。当时的周口店应有两种人类同时存在，一种是以头骨为代表的原始人，另一种是以肢骨为代表的进步性人，周口店文化是后一种人创造的。至于在洞穴中找到的那些头骨，应是进步性人类猎取原始性人类而来的。但布勒的这一看法一发表，立即遭到许多考古学家、特别是中国考古学家们的反对。因为在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的多年发掘中，从未找到这一时期“原始的肢骨”和“进步的头骨”；所有北京猿人化石始终都是和文化遗物一起出土的，地质学、古生物学的研究均可证明这一点。可见，布勒的“两种人”的说法，是没有科学根据的意测。
    以后，随着生物学、特别是古生物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发现，一个新种的产生，其特征总是由祖征和新征组合而成，呈现出亦此亦彼的中间性状。 1954 年 , 英国生物学家皮尔，在《始祖鸟与进化》一文中提出了“镶嵌进化”的理论。他指出：一个动物门类进化到另一个动物门类时，动物体的某些部分显示出明显的进步性质，另一些部分则仍然保留古老的性质，因而整个动物体好像是由进步性质和古老性质镶嵌而成的。始祖鸟就是生物学上最著名的镶嵌进化的代表，它既具有新生鸟类的特征，如羽毛和翅膀，又具有其祖先爬行类的特征，如牙齿、多节尾椎骨，翅上还有三个分明的爪。其它过渡性种类如总鳍鱼、鱼石螈等的身体结构也具有同样的镶嵌进化的现象。

萨满

    　　那么，在生物进化过程中，身体的哪一部分进化的较快呢？过去有一种看法，认为脊椎动物各纲的脑
子，高一级的都大于低一级的，即两栖纲类的脑子比鱼纲动物发达，爬行纲的脑子比两栖纲发达，而哺乳纲的
脑子又比爬行纲动物发达。这种看法一般说来是正确的，但由此产生了另一种看法，即认为脊椎动物中高一级的动物是由于脑子的发达而胜过低一级动物的。应用于人类起源的研究，便是人类因有特别发达的脑子而成为万物之灵的。所以，在人类演化过程中，进化最快的首先应该是大脑。本世纪初，在英国发现了所谓大脑袋“辟尔唐人”，更使这种看法风行一时。而后来，随着更多的人类化石的发现和“辟尔唐人”骗局的破产（32），这种看法逐渐被否定了。
    50 年代以来，我国学者根据镶嵌进化的理论，对人类体质发展不平衡性提出了正确的解释。他们认为，生物进化表明，两栖类、爬行类、鸟类的起源，显然是由于行动方式的适应。从鱼类进化到两栖类，首要的问题是怎样从水中生活到部分地陆地生活；从两栖类进化到爬行类的首要问题是怎样部分地陆地生活到全部陆地生活；从爬行类进化到鸟类则是怎样从陆地生活到空中生活去。由于生活环境的极大差异，首先发生适应的是行动器官。人类的起源与进化也是一个不平衡的过程。人体是一个完整而严密的体系，身体各部分是相互配合、相互适应
的。因而在进化过程中，一方面，它们是同时进行而又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另一方面，由于劳动在人类演化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身体各部分器官在劳动过程中所负担的功能不同，所以，它们的进化速度有快慢的差别。手是劳动的器官，上肢在劳动中起着最重要的作用，因而最早向现代人的方向演化，速度也最快。由于手的使用，使手脚发生了分化；手脚分工后，下肢成为比较活动的部分，它起着支持身体、走路和负重的作用，所以，下肢的进化也较快。脑及保护脑的外壳 —— 头骨，是因手的劳动、手脚分化而随之发展起来的；头骨最主要的功能是保护脑髓，它和劳动的联系，远不如上、下肢那样直接和密切，所以，关头骨的演化也就相对较慢（33）。
   由上可见，在人类的起源和发展过程中，手脚的分化远早于脑子的发达，因而四肢比头骨较早达到现代人的状态。而在同一发展阶段中，由于脑的发展较慢，故在头骨方面常保留有较多的原始性状。人类体质发展不平衡性是人类镶嵌进化的一种正常表现，同时也有力地证明了恩格斯关于“劳动创造了人类”论断的正确性。
第三节 中国发现的智人化石 　一、现代智人及人种起源的理论     智人一般分为早期智人（ Early Homo sapiens ）和晚期智人（ Late Homo sapiens ）。早期智人过去也叫“古人”，出现于距今约 20 万年前后；晚期智人即现代智人（ Modern homo sapiens ），过去也叫“新人”，是指具有现代人体质特征的人类。现代智人一般依据体质上某些能遗传的性状而划分不同人种（或种族）。即白种人（或高加索人种、欧罗巴人种）、黄种人（或蒙古人种、亚美人种）、黑种人（或尼格罗人种、阿非利加人种）三大种族。或把棕种人（或澳大利亚人种、大洋洲人种）从黑种人中划分出来，与其他三大人种并列。所有的人种，都属于同一生物种——智人种，人种间的差异相当于同一物种之下的亚种或更小的地方变种。然而，同古人类研究的其它问题一样，在现代智人及人种的起源方面，人类学界也存在着不同的理论和认识。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种观点，即现代智人起源的“单中心论”和“多中心论”两种假说。
欧洲 非洲 亚洲
现代人 现代人 现代人
↑ ↑ ↑
早期智人 早期智人 早期智人
↑ ↑ ↑
直立人←────直立人 ────→直立人
? ↑ ?
能人
↑
前人
图 3-1 现代人多中心起源说模式图 （ 据吴汝康， 1994 年 ）
    多中心论者认为，人种早在直立人阶段就已开始分化，现代各人种分别是在不同地区的多个演化中心、由不同类型的直立人经早期智人系统发展而来的（图 3-1 ）。多中心论最初以德国人类学家魏敦瑞（Weidenreich ） 为代表，他在 40 年代就认为亚洲的黄种人的某些体质特征如铲形门齿等可追溯到北京猿人，故从直立人时期
起，各人种就基本上是在几独立地区分别演化而成的。 50 年代以后，在世界各地又陆续发现了大量的直立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阶段的人类化石，为多中心论的演化模式提供了许多新的证据。依据这些新材料，1969年，美国人类学家库恩（ C.S.Coon ）进一步论证了魏敦瑞的学说。他认为，人种早在猿人阶段就已开始分化，并在各自地区自成系统地发展成为现代各人种。其中，澳大利亚人（棕种人）是由爪哇猿人发展而来；蒙古人种（黄种人）是由北京猿人发展而来；高加索人种（白种人）是由欧洲直立人发展而来；刚果人种（黑种人）由毛里坦猿人发展而来。这种学说被称为“系统发生说”（34）。
    单中心论者认为，人种形成于智人阶段；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并非世界各地所有的猿人都能进化为智人，或者并非所有的早期智人都能进化为晚期智人，仅是世界某一特定的地区的古人类首先演化为现代体质类型的智人，然后由这单一的中心向亚、非、欧洲等地区迁徙和扩散，最终分别替代了各地原有的古人类，并适应当地的环境而形成了具有不同体质形态的人种。因此，这种观点也被称为“迁徙论”或“替代论”。对于这个单一演化中心的所在地，又主要有“西亚说”和“非洲说”两种假说。
    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人类学家豪厄尔（ Howell ）等人认为，在以色列卡美尔山的斯虎尔（ Skhul ）和卡夫扎（ Qafzeh ）等地点发现的距今约 4 ～ 6 万年左右的智人化石，是世界上已发现的最早的具有现代解剖特征的人类，现代人的祖先正是由西亚这一中心向四周迁徙和扩散，分别替代了各地原有的古人类，最终演化为现代各人种的。但不久，在非洲发现了更早的具有某些现代人解剖性状的智人化石，在欧洲发现了所谓“进步性尼人”化石，亚洲也发现了许多智人化石。于是，西亚说受到了严重的挑战。
欧洲 非洲 亚洲
现代人 现代人 现代人
↑ ↑ ↑
└───────┼────────┘
（绝灭） │ （绝灭）
早期智人 早期智人 早期智人
↑ ↑ ↑
直立人 直立人 直立人
↑
能人
↑
前人
图 3-2 现代人非洲起源说模式图 （ 据吴汝康， 1994 年 ）
    非洲因发现有大量的从“前人”到智人的系列化石而历来受到人类学界的特别关注。特别是在南非纳塔尔省的边界洞（ Border Cave ）、弗洛里斯巴（ Florisbad ）、克莱西斯河口（Klasies River Mouth），埃塞俄比亚的奥莫盆地的基比什（Omo Kibish），坦桑尼亚的加洛巴（Ngaloba），肯尼亚的古姆德（ Guomde ）等地点都发现了早于 10 万年且具有现代人解剖特征的人类化石（35）。许多人类学家相信，非洲是现代智人最早的起源地（图 3-2 ）。非洲智人化石的研究结论得到了分子人类学研究的支持。
    1987 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分子生物学家坎恩（ Cann ）等人，选择了现代非洲、欧洲、亚洲、澳大利亚等地 147 位妇女胎盘细胞内线粒体 （ mitochondrion ） 中的脱氧核糖核酸（ DNA ）进行了分析比较，发现不同类型的线粒体 DNA （ mtDNA ）有些互相接近，有些则差别较大。据此做了一个树状图来表示它们的相互关系（图 3-3 ），结果显示出所有的 mtDNA 类型分为两大支，其中一支完全由非洲人组成，另一支则由包括非洲人在内的其他类型组成，由此而得出一个结论，现代人类的 mtDNA 共同祖先起源于非洲。依据已知的线粒体 DNA 的突变速度，计算出其年代为距今 14 ～ 29 万年，平均为 20 万年。坎恩等人由此而提出，所有线粒体 DNA 向前追踪，最后追到大约 20 万年前生活在非洲的一位妇女，这位妇女是现今全世界人的祖先。大约在距今 13 万年前，她的一群后裔离开非洲家乡，分散到世界各地，代替了当地的土著居民（猿人或早期智人）（36）。
┌── 非洲人
┌──┤
│ └── 其他人
祖先 ───┤
│
└───── 非洲人
图 3 — 3 mtDNA 分析树状图 （ 据刘武， 1995 ）

    坎恩的这一研究成果公布后，很受人类学家及公众舆论的重视，被西方的媒体称为“夏娃学说”。对于可从人类遗传学知识推导现代人类 mtDNA 类型的共同祖先这一点，所有的遗传学家、人类学家们都没有异议。但对计算方法和结果等方面却有不同的意见。有的学者认为，这一结论的错误在于未能正确地使用并过分地相信了系统分析结果。他们依据伯克利研究组已报告的数据，按不同的输入顺序反复计算，结果获得树状图显示出两大分支中原来属于非洲类型的一支中还含有非洲以外的类型，似乎表明非洲以外的类型更古老（37）。又，伯克利研究组是以 400 ～ 600 万年前为人类与黑猩猩分支时间来计算现代人起源的时间的。实际上，对于人类和黑猩猩的分支时间并无一致的意见，若以距今 900 万年来计算，则人类 mtDNA 祖先起源的时间则超过了距今 20 万年，反而易为“多中心论”者接受了。此外，这一研究采用的是现代人的 mtDNA ，其成果还有待化石方面 DNA 研究的验证，而要从古人类化石中排除现代污染地提取残留的含量极微小 DNA 很困难。
    综上所述，单中心论和多中心论都是在承认单祖论的基础上提出来的，都有一定的事实为依据，都有一定
的道理，但也都碰到了一些困难。虽然目前以“夏娃学说”为代表的“单中心论”在国际学术界影响很大，但由于没得到人类化石和人类文化方面研究的映证，故有许多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尚持怀疑的态度。“多中心论”虽然有各地区不断发现的人类化石的支持，但学者间往往对同一标本存在不同的认识和解释，仅依据形态学的比较研究，还很难详细说明人类的时空演化过程的。实际上，人类的起源及其发展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一方面，人种主要是适应不同的环境而产生的，如果没有相对独立的地区性环境的选择和变异，就不可能产生人种间的差异。另一方面，各主要人种的演化，也不可能是在绝对隔绝、完全不相往来的环境中的进行的。因为长期的隔离机制，也会因环境等因素的选择而导致新物种的产生。如果早在直立人阶段各地区的人类就在完全隔绝的环境中独立演化的话，那么现代各人种就可能属不同的物种。因此，即使人种是多中心演化的，那么实际上也并不能排除同一时期相邻地区间的两种猿人或两种智人间的遗传基因交流和融合。 总之，关于现代人起源问题的解决， 首先有待于今后人类化石材料的更多发现和综合性研究的进一步开展；其次有待于对世界各地居民进行大规模的调查和研究。力求应用多种方法，把过去和现在、体质和文化有机地联系起来，才有可能最终得出全面的、客观的、科学的结论。
　　二 中国现代人的起源     本世纪 20 年代在中国首次发现智人化石——“ 河套人”以来，以后又陆续发现了山顶洞人、大荔人、金牛山人、丁村人、马坝人、柳江人、资阳人等许多重要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化石（表 3-4 ）。尽管人类学界对现代类型的人类起源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看法，但黄种人最初形成于亚洲，却是所有学者们的共识。在亚洲，古人类化石多集中地发现在中国境内。因此，中国古人类化石的研究，对于说明黄种人的起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主要智人化石及其年代表
    表 3 ─ 4
发展阶段         发现地点         发现时间         化石概况         年代数据
（ B.P 万年 )         化石研究者
早

期

智

人         辽宁营口
金牛山         1984         头骨 1 具、
体骨若干         21-30
（ U ）         吕遵谔
吴汝康         1985
1986
        陕西大荔
甜水沟         1978         头骨 1 具         18-23
（ U ）         吴新智         1981
        湖北长阳
龙洞         1956         上颌骨残块         17-22
（ U ）         贾兰坡         1957
        山西襄汾
丁村         1954         牙齿 3 枚、
顶骨 1 块         16-21 （ U)         吴妆康         1958
        广东韶关
马坝         1958         残头盖骨 1 具         11.9-14(U)         吴汝康         1959
        安徽巢县
银山         1982         上颌骨、
枕骨残块         16-20
（ U ）         许春华         1984
        山西阳高
许家窑         1976         顶骨、枕骨牙齿         10-12
（ U ）         贾兰坡         1979
晚

期

智

人         广西柳江
通天岩         1958         头骨 1 具，
体骨若干         6.7(U)         吴汝康         1959
        黄河河套地区         1922         牙齿、额骨顶骨、下颌骨、股骨         3.5(C)
3.7-5.0(U)         Bouleetal
吴汝康
黄慰文         1928
1958
1981
        四川资阳
黄鳝溪         1951         头骨 1 具         0.7(C)
3.6-3.9(C)         裴文中等         1957
        北京周口店山顶洞         1933         头骨 3 具、
下颌骨等         1.04
（ C ）
1.9(U)         Weidenreichk 吴新智         1939
1960
        贵州普定
穿洞         1982         头骨、下颌肢骨         0.8-0.86(C)         吴茂霖         1989
    U: 铀系法； C ：碳 -14 法

萨满

    中国学者一般认为，魏敦瑞提出的人种的多中心演化说似乎更具有说服力。本世纪 40 年代，美国人类学家魏敦瑞在研究北京直立人化石时，就提出北京直立人的一系列形态特征与现代蒙古人种（黄种人）的某些类群有特别密切的联系，如颅顶有矢状脊、枕骨上有印加骨、垂直而前突的颧骨、铲形门齿结构、下颌骨圆枕、股骨扁平、肱骨三角肌粗隆粗壮等。据此，他认为北京直立人是黄种人的直接祖先。但魏敦瑞认为，山顶洞人 101 号头骨（男性）具有某些欧洲智人化石的特征， 102 号头骨（女性）属美拉尼西亚类型， 103 号头骨（女性）则属于爱斯基摩人类型。山顶洞这一家人可能是从外地迁徙而来的，受到当地的人类攻击而绝灭了。
    50 年代，在中国境内先后新发现了一系列旧石器时代遗址（或地点）和古人类化石。丁村人、马坝人、柳江人、资阳人等一系列古人类化石，从形态学方面填补了在北京直立人和现代黄种人之间的许多缺环。其中， 50 年代未柳江人化石的发现和研究对于说明黄种人的起源具
    有重要意义。柳江人头骨化石显示出一系列现与新石器时代和现代黄种人相似的性状，如颧骨大而前突，鼻骨低而宽，上门齿舌面呈铲形等。吴汝康先生认为，他们是正在形成中的黄种人的一种早期类型（38）。马坝人头骨上有微显的矢状脊，残存的颧骨表明有前突的倾向，还可能有印加骨，显示出某些黄种人的特征（39）。
    60 年代初，中国学者吴新智又据现存的模型标本，对山顶洞人重新进行了研究（40）。新的研究结果表明，全部化石至少代表了男女老幼八个个体。其主要的体质特征为：眉脊减弱为眉弓；额部较丰满，前囟点位置较靠前，头骨最宽处在顶结节附近；牙齿较小，上中门齿舌面呈铲形结构；脑量已达 1350 ～ 1500 毫升 , 在现代人的变异范围之内；男性身高估计约 174 厘米，女性身高约 159 厘米。从整体观察，山顶洞人的许多主要特征同现代人相似，而同丁村人、马坝人不同，应属晚期智人阶段的人类。又从山顶洞人鼻骨狭窄、颧骨前突、具有下颌圆枕、矢状脊和铲形门齿结构等特征来看，与欧洲人种有较大的区别而与蒙古人种相近，因而从总的性状上显示出，他们应是原始蒙古人种的代表。赵一清测量了一批近代南方女性头骨，并就 30 项数值同山顶洞人女性头骨进行了比较（41），认为无论绝对值、相对值或角度 , 都不出中国近代女性头骨的变异范围，再次肯定了山顶洞人在多方面具有黄种人的特点，是黄种人的祖先。
    70 年代以来，大荔人的发现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中国晚期直立人和早期智人之间的空白。各种测年方法的应用，则基本建立了距今约 200 万年以来中国旧石器文化和古人类发展的年代序列。中国古人类学家对已发现的古人类化石进行了综合研究，初步论证了中国各时期古人类体质特征的传承关系（42）。
    近年来，中国古人类学家吴新智等通过对中、外发现的古人类化石的比较研究（43），进一步证实和完善了魏敦瑞的主张，提出了中国古人类连续进化的学说（44），并指出从直立人到现代中国人有以下遗传上的联系
（45）：
    1. 上颌骨颧突
    中国发现的古人类化石也普遍有颧骨高而前突的特征，而非洲和欧洲的标本则与此不同。如北京直立人的
颧骨高达 65 毫米，大荔人为 52.6 毫米，马坝人的颧骨较为前突，柳江人的颧骨也相当大而前突，山顶洞人的颧骨也较垂直且前突。中国新石器时代及其以后各时期的人类也都保留了这一特征。如半坡人颧骨最高值达 54 毫米。颧骨突出度，在现代各主要人种中有明显的区别，其中白种人不突出，黑种人。不显、棕种人稍显、黄种人显著。中国发现的古人类化石表明，黄种人颧骨高而突出的特征，早在直立人阶段就已出现了，并一直保持至今。
    2. 矢状嵴
    矢状嵴是颅骨顶部正中由前向后延伸的一条骨脊。在蓝田直立人、北京直立人、和县直立人、大荔人、金牛山人、马坝人、山顶洞人、资阳人颅顶上都有明显程度不同的矢状嵴，形态上大体一致，位置也大体相同。欧洲的早期智人中只有圣沙拜尔人头骨上可见微弱的矢状嵴，其它有些标本仅见一些微弱的隆起。总的来说欧洲的标本矢状嵴出现率很低，且比中国的弱。
    3. 印加骨
    印加骨是顶骨与枕骨之间的三角形小骨，由于在美洲印第安人中出现率较高， 并由南美印第安人曾建立的
印加帝国而得名。印加骨作为有较高出现率的性状存在于中国的古人类中。北京直立人６具头骨中有三例有印加骨；大荔人头骨上有印加骨，丁村人、许家窑人、马坝人化石上也显示出可能有印加骨的迹象；晚期智人的穿洞人头骨上仍可见到。现代中国人印加骨出现率较低，但常见于同属黄种人的美洲印第安人中。欧洲和非洲的古人类中则少见或不见此骨。

    4. 下颌圆枕
    下颌圆枕是下颌骨内侧面犬齿与臼齿之间的隆起。早在北京直立人、许家窑人、山顶洞人的下颌骨内侧面
均可见这种性状。这种结构，在现代黄色人种中仍较为多见。如据吴定良统计，在南京北阴阳营新石器时代人骨中，有下颌圆枕者占 75 ％；安阳侯家庄殷代人骨中达 78 ％；小屯隋唐人骨占 73 ％；南京绣球山现代人骨中约占 58 ％。
    5. 上门齿的铲形结构
    人类门齿的铲形结构，通常发现于上门齿，下门齿偶然也有。在中国发现的古人类化石中，凡发现有上门齿化石者，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具有铲形门齿的特征，如元谋直立人、北京直立人、郧县直立人、和县直立人、丁村人、金牛山人、桐梓人、山顶洞人、河套人、柳江人等。在中国新石时代及其以后的人群中，铲形门齿的出现率也很高，如在半坡组中，男性为 88 ％，女性为 100 ％； 商代人的铲形门齿出现率也在 80 ％以上。现代中国人中，铲形门齿反映也很突出，以中国女性为例，上内侧门齿显著铲形者高达 82.7 ％，半铲形者占 12.5 ％，微铲形者占 1.0 ％， 非铲形者仅占 3.8 ％；在现代白色人种的女性中，上内侧门齿铲形者仅占 2.6 ％，半铲形者占 5.2 ％，微铲形者占 21.8 ％，非铲形者高达 70.4（46）。其他人种中，显著铲形者出现率有的为 0, 最高也不超过 5 ％。
    此外，上面部低矮、鼻区扁塌、第三臼齿先天缺失等性状也与欧洲和非洲的古人类明显—不同。上述几项在中国古人类化石中出现率较高的特征，反映出中国古人类体质发展上存在着肯定的连续性，从而表明中国古人类从直立人阶段起，就在一个相对隔绝的环境中系统演化，最后发展到现代中国人。
    考古学研究也显示出中国同西方的旧石器文化存在着明显的区别。早在40年代，美国学者莫维斯
（ Movius,1944 、 1949 ）就指出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认为在旧大陆的旧石器时代早期存在着两个互不相
同的独立的文化传统，即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砍砸器传统和西方的手斧文化传统。以后，尽管国内外学者对莫维斯的理论有不同的意见，但就总体而言，在中国的旧石器文化中，手斧即使不是完全缺乏，数量也非常有限。环境考古学研究表明，由于喜马拉雅山和青藏高原的隆起，东亚地区成为一个与西方世界相对隔绝的独立自然地理单元，中国旧石器文化正是适应这种自然地理环境而相对独立地发展的。中国南、北方的旧石器文化虽然存在着一些区域性差异，但在整个旧石器时代，南方的砾石石器和北方的石片石器的发展具有肯定的连续性。在中国旧石器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虽然有少量同西方文化相似的因素，可看作是境内外小规模文化交流的证迹，但看不出曾有过大规模外来文化侵入而完全替代本地文化的迹象。
    上述中国古人类化石和旧石器文化研究都倾向于这样一种认识，即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地区，是古人类和旧石器文化的演化发展中心之一；中国现代智人是由境内的直立人经早期智人逐渐演化而来的。当然，人类学家们在强调中国古人类的特征时，也注意到这些特征并非都绝无仅有地只存在于中国的古人类中，往往只是反映在出现频率的差异方面。如铲形门齿和印加骨在中国出现率较高，但也偶见于欧洲的古人类中；齿槽突颌在非洲智人中较普遍，中国的山顶洞人和柳江人也有此特征。这些情况可能反映了中国古人类在发展过程中，曾同境外的人群之间有过小规模的基因交流。但就总体而言，似乎始终以连续进化为主体，不曾有过外来古人类大量的入侵而替代了原住居民的现象。
第四节 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的体质特征     中国人类学家们在主张境内的古人类连续进化说的同时，也注意到分布于各地、各时期的人群之间，也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体质上的差异。这种差异，至少可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山顶洞人和柳江人时期，他们分别代表了黄种人的南、北两个原始类群；到了新石器时代，现代黄种人的典型特征已基本形成，并可进一步分化为若干地域类型（2）。新石器时代人种地理分布的差异，不仅反映了对不同自然环境的适应，同时也和人群的流动与融合等密切相关。
一、东北区居民的体质特征     东北区是我国史前文化分布的重要域区之一，早在旧石器时代早期就已有了人类活动。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也很丰富，但人骨材料的发现及研究较少，已有的研究成果多属青铜时代及其以后的。虽然如此，由于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的文化发展具有连续性，故这些材料也能大体反映出这一地区古代居民的体质特征。早在 30 年代，日本学者曾对辽宁赤峰红山后等地的古代人骨进行过研究（47）。 70 年代以来，体质人类学家先后对属青铜器时代的辽宁夏家店上层文化（48）和沈阳郑家洼子遗址（49）、吉林西团山（50）等地的人骨进行过研究。这些地区的居民一般具有中等颅高、面部宽扁、狭鼻等特征，与东亚和北亚人种相似，或认为具有两者相混合的特点。
    东北地区地处中温带和寒温带，气候较为冷湿，狭鼻特征的形成应与长期适应寒冷气候密切相关。文化研
究表明，东北南部的辽河流域，先后发达的兴隆洼文化、赵宝沟、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等，与黄河流域前仰韶时期、仰韶时期和龙山时期诸文化明显不同而具颇地方特色。虽然自旧石器时代晚期以来，
华北地区的文化就对东北地区的古文化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但从经济类型、石器、陶器等方面来看，似乎与东北亚草原地带的古文化的关系更为密切（51）。因此，可以推知，东北地区古代居民的体质发展过程中，与东西伯利亚、蒙古高原等地的基因交流可能更多一些。但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辽西地区的“后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约 4500 ± B.P ）（52），分布远较之前的红山文化稀少，“ 这从一个侧面暗示，红山文化的流向，除了在本地区有所延续以外，主要部分似有向邻近地区移动的趋势，种种迹象表明，向南移动的可能性更大 ”
（53）。而这种移动，无疑加快了两之间的人类基因交流，对华北区居民的体质特征的变化产生较大的影响。
二、西北地区居民的体质特征
一）甘青地区居民的体质特征
    黄河上游的甘肃、青海地区的新石器时代，主要是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的分布区。早在 20 年代，加拿大学者步达生（ Davidsn Black ）就曾对瑞典学者安特生从河南渑池和甘肃永登等地收集的史前人骨进行过研究。但他将两个不同地点和不同文化的人骨混合在一起，无疑影响了其研究结论的科学性。 50 年代，中国人类学家颜訚对甘肃齐家文化的人骨进行了研究（54）。 80 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又先后对属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的民和阳山（55）、属马厂类型和齐家文化的青海柳湾（56）及稍晚的甘肃玉门火烧沟（57）、民乐东灰山（58）等遗址的人骨进行了研究。近年来，有关学者又对宁夏海原菜园村新石器时代墓地人骨进行了鉴定和研究（59）。这些研究表明，黄河上游史前及青铜器时代居民的体质特征有着明显的一致性。如长而狭的头型、狭而高的面
型、较高的头高、中等鼻型及眶型等，同现代东亚和华北人种较为接近。
    甘青地区的自然环境同黄河中游有较大的差别，而古文化则与渭水流域有较多的联系，以至过去曾把这一地区的马家窑类型文化称为“甘肃仰韶文化”。但近年来的发现与研究表明，甘青地区的史前时期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应属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体系。体质人类学研究也表明，甘青地区的史前居民，与有明显阔鼻倾向的仰韶文化居民区别明显。可知甘青地区的史前文化的创造者，应以土著居民为主，外来的基因，并未对这一地区居民的体质特征形成与发展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反之，渭水流域龙山时代古环境与古文化研究表明，“龙山时代正处于气温下降阶段，降温期的黄土高原文化，由于干冷气候所迫，有南移的趋势”（60）。这种大规模的文化流动，势必对黄河流域同时期居民的体质特征产生较大的影响。
    （二）新疆地区居民的体质特征
    新疆地区的史前文化及人骨研究，均有许多有待填补的空白。近年来在新疆哈密五堡古墓中出土的约公元前 13 世纪的干尸，鼻根较深，鼻骨突出，面部扁平度较小，浅棕色头发，具有明显的白种人特征；乌鲁木齐南山矿区鱼儿沟、阿拉沟东口的古车师人和乌孙人墓葬的人骨，也明显具有白种人的特征（61）。但研究表明，白种人在西北地区出现的时间较晚，分布也仅限于新疆一带，对甘青地区史前时期的古代文化和居民的体质特征均看不出有大的影响。
三、华北区居民的体质特征
    （一）黄河中游居民的体质特征
    黄河中游新石器文化较为复杂，大体可分为前仰韶时期、仰韶时期和龙山时期三大发展阶段，各阶段人骨发现与年代关系如表 3-5 所示。
    属前仰韶时期的各地各文化许多墓地中均有人骨发现，但做过研究的仅有河南长葛石固遗址（62）和陕西
渭南北刘（63）遗址。其中，石固遗址的人骨材料中大部分属裴李岗文化，主要反映的是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的体质特征；北刘人骨材料较少，仅有 7 个个体。大体说来，前仰韶时期的居民具有高颅、中眶、阔鼻的特征，有些特征如梨状孔较宽，鼻梁扁塌等与现代南亚类型更为相近。实际上，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山顶洞人就有阔鼻的倾向，华北地区的前仰韶时期诸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看不出来自南方同时期文化的影响。故这一时期居民的体质特征，应主要承自同一地区的晚期智人，而非来自南方的移民。

    仰韶时期的人骨在陕西关中地区发现和研究较多，主要有西安半坡（64）、宝鸡北首岭（65）、华县元君庙（66）、华阴横阵（67）和临潼姜寨（68）等遗址。大量的研究表明，这几组人骨材料所反映的体质特征较为接近，如中等长的颅型和高颅型，中等面宽和中眶型，具有较普遍的阔鼻倾向和明显的上齿槽突颌。总的特征虽有某些与现代东亚类型相近的性状，但同新石器时代和现代南亚类型接近的程度更大。同黄河上游甘青地区居民相比有显著的差异，同前仰韶时期的石固和北刘居民相比，则有较多的共性。考古学文化研究表明，关中和河南仰韶时期诸文化是分别继承了当地前仰韶时期文化而发展起来的，看不出有大规模外来文化侵入的迹象。故仰韶居民应是前仰韶时期居民的直接后裔。
    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人骨发现情况表
    表 3-5
文化分期         黄河上游         黄河中游         黄河下游         年代
B.P
青铜器时代         玉门火烧沟                         4000
        东灰山
( 四坝文化 )                        
新

石

器

时

代         龙山期         晚期         柳湾
( 齐家文化 )                         5000
                早期         柳湾
( 马厂类型 )         庙底沟 ( Ⅱ期文化 )                 
                        阳山
( 半山类型 )                        
        仰


韶


期         晚期                         野 店 ( 大汶口文化 )
西夏侯 ( 大汶口文化 )
大汶口 ( 大汶口文化 )         6000
                中期                                 
                早期                 横 阵 ( 仰韶文化 )                 7000
                                元君庙 ( 仰韶文化 )                 
                                半 坡 ( 仰韶文化 )                 
                                北首岭 ( 仰韶文化 )                 
                                姜 寨 ( 仰韶文化 )                 
        前仰韶期                 石固 ( 裴李岗文化 )                 8000
                        北刘 ( 老官台文化 )                 

    龙山时代发现的人骨也不少，但目前已发表的研究报告仅有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第二期文化人骨（69）一
处。这里的居民有着中等头长和较高的颅高，中等上面高和较阔的面宽，中鼻型和中眶型。晋西南陶寺墓地发
现了大量的人骨，但尚未发表正式的研究报告。据初步观察，陶寺居民具有偏长的中颅型和较高的颅高，面高中等，中鼻型和中眶型等（70）。可以看出，龙山时期的居民较之仰韶居民，体质上有了明显的变化，特别是在鼻型等方面，已更多地具有了现代东亚人种的特征。
    对于龙山时期居民体质特征的变化，常见的解释是，人种的特征主要是适应自然环境而形成的，龙山时期居民鼻型的变化，可能同当时的气候变凉有关，是适应气候变化的结果。但实际上，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随着人类文化的进步，不同文化间的交往日益增多，影响人种形成的因素除自然环境外，不同地区人群间的基因交流与混合起了更重要的作用。如前所述，龙山时期，气候逐渐向干凉的方向发展，北方和西北地区的文化有向黄河中游移动迹象。西北地区的居民在较早时候就已基本具有了现代东亚人和华北和的特征，并从龙山时代早期开始，向关中地区移动；东北地区的居民不仅具有较多东亚人种的成份，且也有向南移动的趋势。而西北和东北文化的大移动，无疑带来了各地人类基因的大混合。因此，龙山时期黄河中游居民体质特征的变化，反映的可能是主要来自北方、西北和东北地区人类基因大移动和大混合的结果。
    （二）黄河下游居民的体质特征
    黄河下游的新石器文化，先后有后李文化、 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目前，已发表的人骨研
究报告均属大汶口文化，有山东秦安大汶口（70）、曲阜西夏侯（72）、邹县野店（73）和江苏邳县大墩子
（74）等。上述人骨材料反映出大汶口居民具有中等长的头型和高颅型，上面部较宽较高，并有颅骨人工变形和拔牙风俗。有的学者人认为与生活在太平洋岛屿的波利尼西亚人相近，还有人认为同南亚支系较为接近。但也有学者认为，大汶口与仰韶居民之间的体质形态差异并未超出同种系的范围（75）。最新的研究成果也表明，黄河中、下游居民较为接近，二者的差异表现为同一地域类型之下的不同地方亚型间的差别（76）。
四、华中区居民的体质特征
    （一）长江中游居民的体质特征
    长江中游包括汉水流域及江汉平原、洞庭湖地区等。这里的新石器文化先后有彭头山文化、皂市下层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等。在河南淅川下王岗遗址中，曾收集了 313 个个体的人骨材料， 其中 286 个个体属仰韶时期的（77）。在湖北房县七里河遗址也发现了属屈家岭文化的人骨（78）。研究者认为，下王岗居民与南亚类型较相似，同时与新石器时代黄河下游居民和近代华中居民接近。这批人骨所属的文化遗存带有浓厚的仰韶文化色彩，故他们体质特征的形成应受到来自黄河流域较多的影响。

    （二）长江下游居民的体质特征
    长江下游的杭州湾以南地区的新石器文化主要是河姆渡文化，太湖地区先后有马家浜文化、 崧 泽文化、良渚文化。目前已知最早的人骨材料发现于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79）。此外，在南京北阴阳营（80）、上海崧泽（78）等遗址墓葬中也发现有一些零星的人骨材料。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居民的体质特征，一般说来，与现代华南地区的居民接近，特别是河姆渡居民，头型长而窄，鼻骨宽而扁平，眼眶低矮，上面部较低，齿槽突颌等，与华南新石器时代和现代南亚类型更为相似。此外，在上海 崧 泽等遗址人骨中，也发现有拔牙风俗，或可认为同黄河下游居民有一定的联系。
五、华南区居民的体质特征     位于南岭以南的华南区，由于湿热多雨，土壤呈酸性，自然环境条件对保存人骨不利，故人骨发现的较少且较破碎。目前已知最早的人骨材料发现于属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81），属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人骨材料有福建闽侯昙石山（约 3300B.P ）（82）、广东佛山河宕（83）和增城金兰寺（84）。上述人骨材料均表现出长颅、低面、阔鼻、齿槽突颌更为明显等现代南亚类型及太平洋种族常见的特征。

萨满

第四章、旧石器与旧石器文化的研究


第 一节、旧石器的研究方法
    旧石器时代人类的文化遗存最主要是各类石器，因而旧石器的研究是旧石器时代考古的最主要内容。因此，掌握旧石器的研究方法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一、旧石器的清洗与编号
    1. 旧石器的清洗
    新出土的石器往往粘有很多泥土或污物等，故先要经过认真、仔细的清洗才能进行观察。清洗时可先将石器放在水盆内浸泡，待所附着的泥土松软后， 用毛刷轻轻刷去晾干即可。需要注意的是，清洗标本时应避免用尖硬工具剔刮或石器相互碰撞而造成新的伤痕，特别是对那些风化较为严重、表面酥软的石器更应小心。有条件时，可将石器放在水或溶有清洁剂中，然后用超声波振荡器平稳振动，使附着之泥土或污垢脱落。
    2. 旧石器的编号方法
    清洗后的石器或其它石制品，应逐一进行编号，并写在石器上。过去在有些地区，曾经在野外调查的基础上对各旧石器地点统一进行了编号，在这种情况下，器物编号的内容一般为发现时间、地点编号、出土器物序号，如山西丁村出土“丁村人”化石的地点出土的某件石器编号为 54.100:1 ，其中前两位数字代表发现年代，中间三位数字代表地点编号，冒号之后的数字为出土器物的序号。文化层单一的地点或遗址，在标本编号时可略去层位号。这种编号法记录的内容较为简单。依据现代田野考古发掘对出土器物的编号方法，器物编号的内容应包括有发掘出土年代、遗址或地点代号、工区或探方号（如没有分工区或没有划布探方或略去此项）、层位号、出土石器序号等。如 1986DT18 ② :568 ，即表示 1986 年大荔（ D ）甜水沟（ G ）第 18 地点第 2 层第 568 件石器。
二、旧石器的观察与分类
    经过清洗、编号的标本即可进行观察与分类。 观察与分类是密切相关的两个研究程序，即分类应在仔细观察的基础上进行，分类之后还应进行仔细的观察。

    1. 标本的观察
    观察的标本应包括在发掘过程中获得的一切人工制品，如石核、石片、石器及在加工过程中剥落的碎屑等。项目应包括原料、制法、打击痕迹及其特征等。
    <1> 对碎屑的观察
    过去的研究中，往往只注重打击痕迹清楚的标本，而对加工石器或剥落石片过程中产生的碎屑则不太关心。近年来在国外的发掘与研究中，人们认识到，遗址中的一些细小石质碎片或碎屑（ 1CM 以下者），由于是人类剥落石片或加工石器的过程中产生的，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类制作石器的过程和特征。如把剥落下的石片、碎屑和剩余的石核再拼接起来，恢复到石料的原状，则可再现石片生产的全过程。因此，在对包括碎屑在内的石制品观察过程中，注意寻找有关“接合关系”，是十分重要的。从 90 年代初开始，我国的一些学者尝试对泥河湾盆地岑家湾、飞梁遗址出土的石制品进行拼合研究，在岑家湾 1383 件石制品中，可拼合的达 462 件（ 134 个拼合组），拼合率高达 33.4% ；飞梁遗址 1990 年出土 108 件石制品中，有19件可拼合，拼合率为17.95% 。其中，岑家湾的一个最典型的拼合组是由 35 件石制品（石片、断片、断块）组成，复原了一件石核的大部分
（1）。上述拼合研究，为研究当时人类制作石器的方法和过程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证据。
    不仅如此，学者们还发现，通过对这些碎屑的大小、形状和数量的观察分析， 可获得了许多前所未有的信
息。人们先通过实验，认识了不同石质、不同打击或加工方法产生的碎屑的特征，如用燧石制作一件手斧，可产生 1 mm 以上的碎片 4618 块；以黑曜石为原料，用石锤剥落 11 片石片，可同时产生 1 cm 以上的小石片 77 件， 1 ～ 3 mm 的碎片 181 块， 1 mm 以下的细小碎屑 1000 余块，这些碎片和碎屑分布在以打击点为中心的 1 平方米的范围内（2）。然后，依据这些特征来判断遗址中发现的碎屑哪些是在剥片的过程中产生的，哪些是在修整石器的过程中产生的； 根据碎片的形状和数量等方面的差异，来判别不同的打击或加工修整方法如压押剥离法同直接打击法等。为了获得这些信息，学者们一方面在发掘中注意收集细小碎片，甚至采用了“过筛法”和“水选法”；另一方面，注意有关碎屑集中分布地点情况，以判断遗址中石器制作的具体地点。
    <2> 对石片和石核的观察
    对石片、石核的观察，除应特别注意有无“接合关系”之外，主要观察台面、 背面和劈裂面三个部位。首
先，石片、石核台面的变化，往往反映了剥片的技术水平。因此，要逐一观察标本台面的变化和打击点的特征，区分出自然台面、打击台面和修整台面，并进行分类和记录。其次，石片背面的变化往往反映了剥片的过程。 在未经修理的石核上剥下的石片，背面应为原石料的自然面；在多次剥落石片后的石核上再次剥片，背面上往往留有凹陷的原石核阴面；用压剥法剥落的细长石片，由于多次剥片，背面常有一道或两道棱脊而使断面呈三角形或梯形。再次，石片劈裂面（阳面）半锥体、锥疤、辐射线、同心波纹等是人工石片特有的痕迹，这些痕迹一方面同原料的质地有关，质地细腻的原料上，上述特征较为显著，反之则不甚明显；另一方面也同打击技术有关，不同的打击法在石片上遗留的痕迹不尽相同。因此，观察石片的特征，可了解打片的方法和技术水平。
    <3> 对石器的观察
    所谓石器，一般指经过二次加工修整的标本或有使用痕迹的标本。石器有用石片加工而成的（石片石器），也有用砾石直接加工的（砾石石器）或用石核修整而成的（石核石器）。由于人类制作石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使用，故上述各类石器的二次加工的痕迹多遗留在刃口部位，因此，应特别注意标本的刃口部位的加工痕迹及其特征， 依据石器的大小、形状、刃口的特征，区分出不同类型与形式的石器， 并注意各类石器数量的增减和组合上的变化。
    有时候，人们也直接把自然的石块或有锋利边缘的石片作为工具使用，这样的标本上往往遗留下肉眼可见的使用痕迹。如用一些长条形的砾石作为石锤使用， 这样的标本两端常由于砸击而破损；用一些大而平整的石块作为石砧作用，这样的标本中部常有集中的、凹陷性疤痕；用一些有锋利边缘的石片作为小刀刮削、切割作用，这样的标本边刃常遗留有细小的疤痕等。近年来，国内外的一些学者日益对传统的肉眼观察法感到不满足，开始用高倍显微镜和扫描电镜来观察史前人类使用石器时遗留下的各种细微痕迹。人们发现，工具作用于不同物质对象（如骨、角、木头、皮肉等）时，遗留下的使用痕迹不同，而这些使用痕迹相当耐久，即使用化学试剂也不易擦掉。因此，先通过实验，对不同质地材料的使用痕迹进行观察，确立对比的标准，然后与旧石器上的微磨损痕迹进行比较，即可确定工具的不同用途。

    2. 标本的分类
    分类可依据不同的需要如标本出土的层位、原料、制法、形状、功能等进行：
    <1> 依据出土层位分类
    依据遗址文化堆积层次整理出土的标本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一个遗址的文化堆积往往是若干个时期形成的，各层次出土的标本也应分属不同的文化时期。分层整理、分类的目的，在于了解有关人类文化的纵向发展过程，即不同文化时期石器制作技术的特点与联系，同类器物的发展演变规律，各类石器在不同时期数量的增减和组合关系的变化，不同遗址或文化间相应时期文化因素的比较等。若将不同时期的标本混杂，则会失去上述研究的根据。因此，在发掘与整理过程中，应十分注意层位关系，不要随意将不同时期的标本归并在一起。
    <2> 依据原料分类
    由于不同地区矿物和岩石的自然分布不同，不同地区或同一地区不同时期人类认识和选用作为石器原料的岩石也有差异，而原料的差异又影响到石器制作技术与以石器为代表的文化特色的形成。故石器原料的分类及统计、对比，对于探讨各类旧石器文化的地域性特征、文化间的差异与联系、交流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一般的岩石鉴定可求教于岩石矿物学家，而更为详细的鉴别则需借助于有关化学分析。因为即使是同一类岩石，由于产地的不同，其中所包含的各种微量元素也有差异。详细的鉴定有助于对遗址中出土的石器原料产地的判别，进而对于推断原料由产地向周边地区的分布过程 不同文化或人类集团间的原料或工具交换与文化影响等方面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3> 依据制法的分类
    由于文化传统、文化发展阶段和主要利用的石器原料的不同，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旧石器文化，在石器制作技术方面也存在着时空方面的差异。如我国旧石器时代大部分地区的文化，在石器加工修整时，多由劈裂面向背面打击（正向加工），而西南云、贵地方旧石器晚期的猫猫洞、穿洞等遗址的石器多为由背面向劈裂面加工（反向加工），显示出浓厚的地域特色。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早、中期的石器均为直接打击加工而成，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出现了大量的用间接法剥落、加工的石叶和细石器，反映出时代的差异。对石器制法的分类，主要依据对各类标本的打击及加工痕迹的仔细观察，区分出直接打击（锤击法、砸击法、碰砧法等）和间接打击（压剥法、击钎法）等剥片方法和单面加工、两面加工（交互加工、错向加工）等加工修整方法，然后进行统计分析。
    <4> 依据形状、功能分类
    由于人类是根据不同的需要加工制作石器的，而不同用途的石器所需的形状不尽相同，用途相同或相近的石器形状大体相同或相近，故石器形状与功能有一定的关系。据此，旧石器的分类可主要依据石器的大小、形状、加工及使用痕迹的特征等进行。 如我国旧石器一般分为砍砸器类（单边刃、多边刃、盘状、斧形等）、刮割器类（直刃、凸刃、凹刃、端刃、圆头、刀形等）、尖状器类（正尖、角尖、三棱及锥钻等）、雕刻器类（屋脊形、鸟喙状、斜边等）、球形器类（多面体、圆形等）、石镞（平基、凹基、圆基、有茎等）和细石刃等。

萨满

三、旧石器的测量与统计
    对标本的测量与统计，是对有关文化因素或文化性质进行定性分析的主要依据。 一般测量是在分类的基础上进行，而统计又是在全部分类、测量工作完成之后进行的。

    1. 标本的测量
    石器标本的测量主要包括以下几项：
    <1> 石片长：由顶端的打击点向尾端引直线，再由尾端点向此直线引垂线， 该垂线的垂足与顶端间的距离即为石片长。
    <2> 石片宽：垂直于石片长的两侧最大距离即为石片宽。
    <3> 石片厚 : 石片劈裂面与背面间的最大距离。
    <4> 石片角：通过打击点台面与劈裂面石片轴间的夹角（ 由打击点与半锥体顶点决定的石片剥离方向 ）。
    <5> 石器长：石器的长轴或与长轴平行的最大距离。
    <6> 石器宽：与石器长垂直的最大距离。
    <7> 石器厚：石器主平面与相对另一面间的最大距离。
    <8> 石器刃角：两面刃石器以刃缘的某一合适点为顶点的两刃间的夹角；单面刃石器则是修理痕迹最远点向刃缘延伸与背面的夹角；尖刃角，则是以尖刃两侧修理最远点延伸至尖顶构成的角。
    根据上述测量值，通过计算，可进一步得出石片的长宽指数（宽÷长×100）和宽厚指数（厚÷宽×100）。长宽指数大于 100 者说明该石片为横长石片，小于 100 者则为纵长石片。

    2. 标本的统计
    标本的统计数据一般通过表格来计算和分析。每一文化层或遗迹单位应有一张统计表，内容包括有原料分
类、加工技术分类、器型分类、测量值等（ 统计表的格式可参见张森水：《中国旧石器文化》表 2 ，也可依据在实际情况，作不同程度的增减或重新设计 ）。统计的标本数量一般应在 100 件以上才具有一定的意义，数量太少则误差率大而有效程度较小，难以代表该文化或遗存的性质和特征。
第二节 中国旧石器文化的一些问题研究
一、关于华北 旧石器两大技术传统问题 研究
    华北地区是中国旧石器的最早发现地。早在 1920 年， 法国学者桑志华首次在甘肃庆阳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石制品。不久，在北京周口店发现了著名的北京猿化石和大量的石制品。一度时期，人们曾把北京猿人文化看作是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一个发源地和传播中心，曾将全国各地发现的旧石器遗存均和北京猿人文化联系起来。后来，随着旧石器考古发现的增多和研究的深入，学者们认识到，这种把北京猿人文化看成是一个无所不包的旧石器文化的主张，在实际工作中会遇到许多难以解释的困难。
    从 50 年代开始，华北地区的旧石器考古有了一系列重要发现，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了资料的基础。早在 50 年代丁村旧石器发现之时，我国著名学者贾兰坡就注意到它是华北黄土时期的一种“特殊文化”，与当时认为时代相当的萨拉乌苏旧石器（以后确定属旧石器时代晚期）分属不同的文化“相”，“即有不同的技术和石器类型”（3）。
    60年代，在研究匼河旧石器时，又认识到它与北京猿人石器“彼此间既有共同性，又有不同的特点，但不同性是主要的”，这种现象反映出“即或同一时期的文化，除存在共同性之外，也存在一定地区上的不同特点
（4）。
    70 年代 , 在发掘了山西朔县峙峪遗址之后，贾兰坡先生正式提出了华北地区旧石器文化至少存在着两个不同的技术传统的学说（5）：
其一是“匼河 ─ 丁村系”或“称大石片砍砸器 —— 三棱大尖状器传统”（简称“大石器系统”）。它的基本特征是：打片主要用碰砧法，兼用锤击法； 利用宽大石片制造各种大砍砸器，富有代表性的石器是三棱大尖状器；在石器的成分中，有时含有小型石器，但数量有限，类型也很少。属于这个文化技术传统的代表性旧石器地点有：匼河旧石器地点群、丁村旧石器地点群、三门峡旧石器诸地点、大同鹅毛口旧石器等。
    其二是“周口店第一地点 ─ 峙峪系”或称“船头状刮削器 ─ 雕刻器传统”（简称“第一地点 ─峙峪系”或“小型石器系统”）。它的基本特征是：打片多采用锤击法，产生的石片长宽多在 4 厘米左右；在石器成分中，利用不规则小石片制造的细小石器的比例大、类型多、加工痕迹细小；石器类型有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石锥、石球、砍砸器等，以刮削器为主，尖状器也具有重要地位。代表性遗址或地点主要有，周口店第 1 地点（即北京猿人遗址）和第 15 地点、许家窑遗址、内蒙乌审旗萨拉乌苏旧石器、峙峪遗址、河南安阳小南海遗址等。这一系统是华北以细石器为显著特征的文化的先驱。
    贾兰坡先生和一些学者还进一步认为， 这两大系统的差别反映了彼此经济生活方式的不同：“小型石器系统”的石器大多数为狩猎工具和与渔猎有关的用具， 所反映的经济生活以渔猎为主，采集为辅；“大型石器系统”的典型石器如三棱大尖状器等， 是用于采集的工具，所反映的经济生活以采集为主，辅以渔猎（6）。
    以后，随着华北更新世早期旧石器的发现，贾兰坡先生和其他学者又对这一学说进行了补充，认为上述两个系统的分化可能在早更新世就已发生。河北阳原小长梁旧石器地点， 经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测定，小长梁为距今 160 万年前（7）。最新的磁性地层学研究，小长梁的年代可早到距今 190 万年（8）。 该地点的旧石器与西侯度、蓝田猿人旧石器有明显的差异，同北京猿人文化有较多的联系。而西侯度、蓝田猿人石器则与“匼河 —— 丁村系”有较为密切的关系（9）。
考古分期         小石器传统         大石器传统         地质年代
旧

石

器

时

代         晚期         小南海旧石器
峙峪文化
萨拉乌苏文化         鹅毛口石器？
？         Q 3-2         晚期         更


新


世
        中期         许家窑文化
        
丁村文化         Q 3-1                 
                大荔人文化

北京猿人文化
        
三门峡旧石器

匼河文化         Q 2-3         中期         
        早期                         Q 2-2                 
                                Q 2-1                 
               
小长梁文化         蓝田猿文化

西侯度旧石器         Q 1         早期
上述学说的提出，在考古、历史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于中国旧石器考古研究的深入开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曾被认为是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研究进入新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是由于这一学说尚存在一些需进一解释的问题， 如关于两个技术系统之间的关系、各系统的发展过程与空间分布、不同技术系统所反映的经济类型问题等，故学术界对这一学说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裴文中先生等认为：“在华北旧石器时代早期不存在两种独立发展的文化，中国猿人（指“北京猿人”，下同）石器能够反映华北和辽南同时代石器的类型和加工技术，在一定程度反映我国华北早期旧石器文化的一般性质”；“我国境内旧石器时代早期存在特殊的以石片工具为主的小石器文化传统”,“中国猿人文化与华南早期旧石器文化属于同一文化传统，既有许多相似点， 也有若干明显的差异，构成同一文化传统中的不同文化类型” , “中国猿人文化是华北的代表，观音洞文化则是华南的代表”（10）。     张忠培先生则认为，这种学说基本上还只能看作是一种有待证实的假说，并存在一些问题。如被分属为不同系统的遗址，均同时存在大型砍砸器及细小石器，只是二者所占的比例不同。就是说，在同期同一遗址内，两种传统并存，区别仅是一传统占主流，另一传统处于支流地位，或者反之。再如两种传统之说，有的还与材料被揭示不够全面有关。例如，以往一直被认为属大型砍砸器系统的鹅毛口石器制造场，近年来在同它仅隔一条冲沟的窑子头地点，发现了和鹅毛口同时的遗存，但以细石器为主。这只能得出窑子头与鹅毛口当是同时生产两类制品的石器综合制造场（11）。
    尽管如此，如果我们不是把这一学说看作是华北各地旧石器时代普遍存在的一种规律，而是宏观地审视一下旧石器时代华北各地的地理环境、文化特征的话， 那么仍可以发现，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开始，一些地方的文化面貌就既有明显的地域差别，又有着时代发展的连续性。故两大技术传统学说的提出，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华北地区旧石器文化的地域性差异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萨满

二、“手斧”研究与莫维斯理论

    1. 何谓“手斧”
    手斧（ hand-ax ），因其形似斧且便于手握而得名。手斧通常是一种石核工具，但时代较晚者也有用石片加工的。手斧的基本形状呈梨形，即一端略尖，一端略圆； 两面大部分经过加工，而圆的一端常保留原石料自然面以便手握。手斧虽形似斧，但“手斧是多用途工具，被用来挖掘根茎、加工木头、刮兽皮，并特别用于宰杀大小猎物和割剥兽皮。许多考古学家不仅试验用它割裂羚羊的尸体，也用它切开河马和大象的皮，这都非常有效”
（12）。
    手斧起源于东非的旧石器早期文化。在奥杜韦峡谷，最早的石器是距今 180 万年前的砾石工具，大约在距含 140 ─ 120 万年前，出现了少量的手斧。有学者认为：手斧是“从奥杜威文化的技术中产生是无疑的，但由于最早的手斧是粗糙制作的有锯齿形刃口的产品，它明显是由砍砸器发展而来的”（13）。手斧出现之后，向欧洲扩散，广泛存在于欧洲旧石器时代的阿布维利期、 阿舍利期及莫斯特期诸文化中，是最具典型的石器之一。在西南亚和南亚的一些地方，也曾发现过为数不多的手斧，可知西方的手斧文化也曾向东扩散。

    2. 莫维斯理论
    谈到手斧，常常会联系到所谓的莫维斯理论。 1937 — 1938 年，美国考古学家莫维斯（ H.L.Movius ）考察了东南亚上缅甸的安雅特文化（ Anaythanian ）和印度尼西亚的巴吉丹文化（ Patjitaaiian ）之后，认为这两种文化同巴基斯坦的索安文化（ Soan ）及中国的北京猿文化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它们一起代表着一个与西方阿舍利文化平行发展的独立文化传统。 40 年代，莫维斯提出了旧大陆的旧石器时代早期，存在着东、西方两个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文化区：一个是东方的砍砸器文化传统，另一个是西方的手斧文化传统。“这两个多多少少同时代的石核工具传统 ...... 能够被定义如下 : 西方的——典型特征是双刃、两面（修整）的切割工具或手
斧；东方的——典型特征是单刃的切割工具或砍砸器”（ Movius ， 1948 ）。 对于莫维斯的学说，中国学者们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3. 中国“手斧”的研究
    中国有没有手斧？长期以来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早在 50 年代，贾兰坡先生就认为，在周口店 15 地点和丁村等地存在着手斧（14）；裴文中先生等也发表了在距丁村不远的沙女沟发现了“似手斧”（ 裴文中， 1958 ）。之后，手斧的发现陆续有所报道。至今为止，据有的学者统计，在中国发现的被认为是手斧的标本共 69 件（15）。上述“手斧”主要分布在广西的百色盆地，长江中下游的汉水上游、湖南澧水流域和安徽水阳江
流域，黄河中游的晋豫陕交界地区。其中，长江流域及其发南地区占了绝大多数，如广西百色盆地共发现了 38 件，占已知总数的 55% 。 80 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对手斧问题及莫维斯理论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戴尔俭认为：中国境内的旧石器分布较广，发现地点与数量较多， 面貌上有一定差异的文化也较丰富多样，因此在东方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具有较广的代表性。 中国的情况表明， 远古东方的旧石器文化不论其中在空间上和时间上会有怎样的差异和不平衡现象，从总的来看，是明显地具有自己的特点和特色的。在这里，数量上占优势，应用上广泛多样的是各种类型的石片工具，砍砸器工业始终是很突出的，这是东方砍砸器文化的显著特征。因此，实际上应称砍砸器 / 石片石器工业，并构成一个砍砸器 / 石片石器文化系统。中国虽然发现有“手斧”（蓝田、匼河、丁村等），但其数量微乎其微， 似乎没有理由说，这些零星的手斧能标志着来自西方的影响。因此，与其把这些寥若晨星的“手斧”与西方的手斧相提并论，不如看成是两面工具中的一种较为特殊的类型。就世界范围而论，砍砸器工业无疑是最早发展和最有生命力的，它几乎遍及古人类所占领过的所有地区，并最长久地绵延于旧石器时代以至更晚，而手斧文化却未能远及东南亚和中国（16）。
    黄慰文论述了在陕西蓝田涝池河和平梁、乾县、汉中梁山，山西丁村、沙女沟，河南三门峡，广西百色盆地等地发现的 9 件中更新世初期以来的手斧。认为中国不缺少手斧，在材料比较充分的丁村、梁山和百色的石器中，都以砍砸器、石球、大尖状器、手斧等大型工具为主，刮削器等小型工具只占次要地位。东亚、南亚其他地区也不缺少手斧，在朝鲜半岛的全谷里，巴基斯坦的索安文化，马来半岛的淡边文化中，也都发现有手斧。中国及东亚、东南亚其他地区存在一批含手斧的、工具组合与欧非手斧文化相似的石器工业的事实，表明旧石器初期存在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可能性。手斧在这里某些旧石器初期工业中扮演着一个不容忽视的角色。东亚手斧的发现逐步填平东西文化上的“鸿沟”，表明两大地区文化交流早在旧石器初期可能已经存在。因此，把旧石器初期世界划分成两截然不同的文化圈的观点不符合事实（17）。
    林圣龙认为，在中国手斧研究中，一个问题是缺乏关于手斧的严格鉴别特征或标准。人们常常只是根据器物的形态的相似性和是否两面修整来判断的，故而产生不同的意见。综合国外专家们的认识，他将手斧的鉴别特征归纳为：手斧是一种大型切割工具，一般长在 100 毫米以上；通常两侧对称，围绕器物的周边有连续规整锋利的刃（有时跟部例外）；截面比较薄，纵截面和横截面通常成稍稍扁平的双凸或透镜体形，或是比较薄的平凸形；制作典型或比较精致的手斧，先粗制成雏形，然后进行去薄和最后成型，器物的两面三刀面广泛修整。依据上述鉴别特征，林圣龙对黄慰文等讨论的涝池河、平梁、乾县、梁山，丁村、沙女沟、三门峡、百色等地发现的 9 件标本进行了再研究，认为这些标本中没有可靠的手斧（18）。稍后，他又对百色的 28 件标本进行了研究，认为有 4 件应归入砍砸器， 1 件可能是似镐石器，其余 23 件似应定为石核斧（19）。 据此，林圣龙认为：这也许能证明，在中国旧石器文化中，手斧即使不是完全缺乏，也是极为稀少的。因此，就中国的材料而言，莫维斯的理论仍然是适用的。
    从环境与文化的关系方面考察，由于第四纪青藏高原的隆起，在旧大陆的东、西方之间形成了天然屏障，使东亚地区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自然地理单元。又由于横亘中国南北的秦岭的上升，南方成为的别于华北的自然地理单元。秦岭——淮河一线以南的广大地区，特别是长江中下游和岭南一带，更新世的大部分时间内处于较为稳定的暖湿的热带、亚热带森林环境中。在这种环境中，以适应森林中劈砍、挖掘的各种类型的大型砍砸器、尖状器为主体的砾石石器，作为稳定的传统相对独立地发展、演变，一直持续到更新世结束乃至更晚，期间看不出来自旧大陆西侧的多少影响。中国所谓的“手斧”，主要分布在南方砾石石器文化中，华北的南部虽有少量分
布，但已属这类遗存分布的边缘地区。尽管学者们对这类石器的定名、功用乃至所反映的文化现象有不同的看
法。但就总体而言，无视大量的作为主体特征的石器的存在，仅仅用这些极少量的两面加工石器（“手斧”）试图说明东、西方文化的关系，无疑会遇到许多困难。
第三节 关于细石器的一些问题的研究

一、何谓“细石器”
    “细石器”，是一种采用特殊工艺制作而成的细小石器， 但并非所有形体较小石器均为细石器。所谓“细石器”，一般以间接打击法产生的细石核、 细石叶（一种细小石片，因其状如韭菜叶，故名）及其加工品（石刃、石镞、小型尖状器或刮削器等）为限。但严格地讲，细石核本身并不属于工具， 细石器应指的是有使用痕迹的石叶或用石叶加工而成的石器。
    <1>. 原料 用于制作细石器的原料一般均硬度较大而质地细腻， 因为只有这类原料才能剥落下细长规整的石叶来。我国发现的细石器原料主要有燧石、火石、硅质岩、 石髓、水晶、玛瑙等。
    <2>. 细石核 　形体多较小，台面多经细致的修理。 我国常见的细石核有圆体和扁体两大类。圆体石核主要有棱柱状（两端均有台面，四周有剥片痕迹而呈柱状者）、锥形（一端有台面，与台面相对的一端呈尖形者，亦称“铅笔头状”）两种；扁体石核主要有楔形（台面略呈狭长三角形，一边有剥落石叶的细长疤痕， 相邻的一边经仔细修整呈刃状者）和船底形（核体窄长，一端遗有剥片痕迹、 相邻的底部经修整而似船底者）等形式。
    <3>. 细石叶 　呈窄长细薄、两侧缘平行或大体平行的叶形，一般长 3 ─ 5 厘米、宽约0.5 ─ 1.0厘米、厚仅 0.2 厘米左右；其宽长比最大者接近 1/10 ，厚长比有的接近 1/20 ；台面较小，打击点和半锥体均不甚清楚，背面常有一条或两条纵向的棱脊， 断面呈梯形或三角形。
    <4>. 细石器 　用石叶加工而成的石器，主要用于装备复合工具的刃部。 如截去石叶两端弯曲部分而成的长方形石刃，可镶嵌到骨、木柄的凹槽内，作为复合工具的刀、 镰等使用；用细石叶压制而成的石镞，可用于装备弓箭；此外， 还有用石叶制作的小尖状器或小型圆头刮削器（拇指盖状刮削器）等，也可能是装备在某种复合工具上使用的。

二、中国细石器的特征与分布
    细石器出现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盛行于中石器时代或新石器时代早期， 在有些地方甚至延续到新石器时代晚期或更晚。细石器在世界范围有着相当广泛的分布， 由于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各地细石器的制作技术与形状不尽相同。大体说来， 世界细石器可分为两大技术系统：
    一是，以几何形细石器为主要特征的技术系统。主要分布于欧洲地中海周围及西亚和北非等地区。这一系统细石器的特点是：利用圆体石核剥下的窄长石叶， 加工成三角形、梯形、半月形、不规则四边形等几何形的石
刃，镶嵌在柄上作为箭、刀、 镰等复合工具使用。
    二是，以石叶细石器为主要特征的技术系统。主要分布在东亚、东北亚及北美地区。这一系统细石器的特征是：利用扁体（楔形、船底形）或圆体（柱状、 圆锥状）石核剥落下的细长石叶，加工成长方形石刃或柳叶形、三角形石镞等，镶嵌在骨、木柄上， 作为刀、箭、镰等复合工具使用。
    中国发现的细石器属石叶细石器技术系统，出现于旧石器时代晚期， 流行于新石器时代早期，在东北的一
些地方，甚至延续到历史时期。中国的细石器遗存， 主要分存在华北、东北、西北、西南等地，包括黑龙江、
辽宁、吉林、内蒙、河北、河南、 山西、山东、陕西、宁夏、甘肃、青海、新疆、西藏、云南、广东等十多个省区。
    东北地区：主要分布在松嫩平原、呼伦贝尔草原、辽河及西拉木伦河流域。代表性遗址地点或文化有黑龙江的呼玛十八站（旧石器晚期之未）、海拉尔市松山（中石器时代？）、昂昂溪、密山新开流等；吉林洮儿河流域诸地点；辽宁的新乐文化、辽宁西部及内蒙东部的红山文化、富河文化诸遗址中也发现有细石器共存。
    华北地区：主要分布在桑干河流域、山西西南部、山东沂河和沭河流域及内蒙的浑善达克沙漠。代表性遗址或地点、文化有：山西阳原虎头梁、沁水下川、蒲县薛关； 河南许昌灵井（中石器时期？）；山东临沂凤凰岭（20）、郯城马陵山（21）及日照、临沭诸地点（22）等；黄河流域的前仰韶时期、仰韶时期诸遗存中也有少量发现。
    西北地区：主要分布在腾格里沙漠、巴丹吉林沙漠、洮河流域、渭水流域等地。 代表性地点有：陕西大荔沙苑诸地点（中石器时期？）；宁夏陶乐县高仁镇；内蒙西部巴丹吉林沙漠的乌科套海；新疆哈密七角井子、吐鲁番阿斯塔那、 喀什苏坦巴克等（23）；青海托托河沿、贵南拉乙亥遗址（中石器时期？）；甘肃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遗存中也有少量的细石器。
    西南地区：主要分布在西藏、云南、广东的一些地方。代表性遗址或地点有：西藏聂拉木县亚里村、申扎卢令、双湖玛尼、昌都卡若等；云南元谋大那乌、下棋柳、老鸦塘等；广东南海县西樵山等（24）。
    上述主要的细石器遗存自东北至西南略呈半月形分布。从这一地理分布上可以看出，它们绝大多数分布在沙漠、草原或高原地带， 说细石器主要是适应草原或稀树草原环境而产生和发展的，反映的应是草原地带的采集和渔猎经济。
三、关于石叶细石器技术系统的起源与传播问题
    如前所述，以石叶细石器为特征的细石器遗存，广泛分布在东亚、东北亚及北美地区，包括中国、蒙古高原、俄罗斯的东西伯利亚、 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等国家和地区。对于这一广大区域内细石器的起源问题，国内外学者们历来有不同的看法。 主要有“华北起源说”和“东西伯利亚起源说”两种观点：

    1. 华北起源说
    中国学者多主张“华北起源说”。有的学者认为，从华北地区旧石器文化的演化过程来看，细石器是华北“小型石器系统”文化长期演化的结果（25）。他们认为：早在旧石器时代早期，华北就出现了以小型石器为特征的文化，如在桑干河流域的小长梁、东谷坨旧石器地点和北京猿人文化的石器组合中，存在着大量形式多样的小型石器；旧石器时代中期的许家窑遗址石器，不但显示出更为熟练的剥片技术， 石器类型更加小型多样，而且出现了原始棱柱状石核；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峙峪（ 28945 ± 1370B.P ）、小南海（ 22150 ± 500 ─ 11000 ± 500B.P ）和萨拉乌苏遗址中已可能有了间接剥片技术，显示出细石器的萌芽，特别是在峙峪遗址中， 不仅发现有细石器遗存中常见的石镞、拇指盖状刮削器等，还出土了一件原始的扇形（即楔形）石核， 被认为是华北细石器工艺技术的先驱。在稍晚的下川文化（ 23900 ± 1000 ─ 16400 ± 900B.P ）和河北阳原虎头梁遗址（ 11000 ─ 9000B.P ）的石器组合中 , 已出现了以典型楔形、锥状石核及细石叶为代表的细石器。故东亚的细石器最初应起源于华北地区。
    有的学者从细石核的类型、分布、发展和变化方面进一步论证了华北起源的可能性（26）。 他们认为：亚洲和北美细石核的主要类型是楔形和锥形石核，而中国华北地区的一些早期遗址（如下川）的同类石核形制带有一定原始性，后期遗址（虎头梁、海拉尔等）的石核形制则较为进步，类型上有一定特化的趋势；蒙古、东西伯利亚的细石核类型和工艺与我国内蒙、东北的细石核接近，而日本、 朝鲜的细石核类型和工艺与华北黄河中游地区的细石核较为接近；从细石核的分布上可以发现其工艺和类型有两种情况：向东北亚、西北美方向显示出一种特化的趋势，略呈衰退迹象；向朝鲜、日本显示出一种发展趋势。这两种分布上的特点和趋势， 都和华北细石器传统的分布和发展情况密切相关，说明东北亚、 西北美与华北地区在细石器传统上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
    关于细石器的传播，学者们认为：典型的细石器在华北出现以后，一支向东北， 从宁夏、内蒙自治区，经蒙古高原和我国东北地区传播到东西伯利亚，再进一步向东扩散到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大约在距今10000年左右，东西伯利亚的细石器通过白令海峡到过北美的阿拉斯加。另一支向西，经河西走廊到达新疆，然后向西北经新疆的喀什扩散到中亚的乌斯秋而特高原；向西南经黄河上游、青藏高原到达云南和广东。

    2. 东西伯利亚起源说
　　 前苏联和日本的一些学者则根据西伯利亚的发现，多主张“东西伯利亚起源说”。在西到叶尼塞河流域和贝加尔湖、东达太平洋沿岸、南至黑龙江的东西伯利亚的广大地区，分布着十分丰富的、以楔形石核等为代表的细石器遗存，特别是在阿尔丹河流域和贝加尔湖周围地区，近年来有许多重要发现，如在阿尔丹河 　　     流域的埃加茨遗址和乌斯奇 . 米里遗址，至少在 25000 ─ 20000 年前，已出现了典型的楔形石核，捷尔夫奈 . 特罗依茨卡亚遗址更早到 26000 ± 200B.P ；在贝加尔湖附近的依格奇斯基 . 劳古Ⅰ遗址中，细石核的出现也早可到 23700 ± 100B.P 。据此，他们认为（27）：楔形石核最早出现于西伯利亚的阿尔丹河流域，之后向贝加尔湖及黑龙江流域扩散，再进一步分布到东亚各地和北美的阿拉斯加；其中，有一支经俄罗斯的萨哈林岛，传到日本的北海道。
　　总之，关于东亚、东北亚细石器的起源问题，是一个尚需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重要研究课题，而问题的最终解决，一方面有待于新的考古发现；另一方面需要各国考古学家紧密合作。
第四节 关于中国旧石器文化的技术系统研究

    自 1920 年在甘肃庆阳首次发现旧石器以来的 70 多年中，中国旧石器考古有了很大的发展，逐步积累了大量的研究资料。在这样的基础上，许多学者对中国旧石器文化进行了研究，取得了许多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使我们有可能就中国旧石器文化的总体特征作进一步的探索。一般说来，石器作为开发环境的工具，同人类所处的自然环境及可利用的资源密切相关，而不同环境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又导致不同的经济类型的产生。故石器的制作技术、形体大小及类别方面的差异，往往是不同的生态环境和经济文化类型的反映。大体说来，以秦岭、淮河一线为界，中国旧石器文化可分为两大主要技术系统，即北方地区的石片石器 ─ 刮削器系统和南方地区的砾石石器 ─ 砍砸器系统：
一、北方的石片石器——刮削器系统

    1. 北方地区的环境特征与文化分布
    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国北方地区，是我国旧石器时代人类文化遗存最主要的分布区域之一。这一文化区域华北区为中心，包括甘肃东部、宁夏和内蒙古南部、陕西、山西、河南中部和北部、河北、山东等省区。华北区地处中纬地带、暖温带区域，气候温和半湿润，更新世时大部分地方的植被属疏林草原或灌丛草原。更新世时，几次全球性的气候剧烈变化，对这一地区影响较大，特别是更新世晚期的末次冰期的巨大影响，加速了黄土堆积和植被草原化过程。与人类共生的动物主要是马、牛、羊、鹿等草原性动物。
    依据考古发现和自然环境特征，华北地区的旧石器文化主要分布在桑干河流域、周口店地区、晋豫陕交界地带、渭水流域等个区域内。从旧石器时代早期起，在河北、山西北部的桑干河流域就孕育出以小型石片石器为主要特征的小长梁文化；北京猿人文化也以中小型石器为主。旧石器时代中期的许家窑文化，中小型石器占了绝大多数。一般认为，以刮削器和小尖状器为主的小型石片石器系统文化，主要是一种适应草原或以草原环境为主的文化类型。刮削器和小尖状器等轻型工具主要用于切割和刮削等，反映的是草原环境下的采集与狩猎活动，其中狩猎经济占有相当的比重。因此，石片石器 —— 刮削器系统的石器文化，应主要是在适应草原环境下产生和发展的， 反映的应是草原环境的采集与狩猎经济。

    2. 石片石器 ─ 刮削器系统基本特征
    这一系统文化的基本特征是：石片和用石片制作的石片石器在全部石制品中占有重要比例，石核和砾石石器相对较少；各种石器以单面加工为主；石器的基本类型是刮削器、尖状器和砍砸器，其中以刮削器为主，尖状器也具有重要地位，砍砸器数量较少。如在泥河湾盆地的东谷坨地点中，刮削器占 86.5% ，尖状器 11% ，砍砸器仅占 2% 。小长梁遗址中，刮削器占 62% ，尖状器 11.7% ，雕刻器 8.8% ，钻具 8.8% ，砍砸器仅占 2.9%（28）。北京猿人的石器中，石片石器占石器总数的 71.53 ％；在各类石器中，刮削器最多，占 75 ％，尖状器次之，占 14 ％，砍砸器仅占 5.4 ％。在许家窑遗址中，经统计的包括石核、石片在内的 389 件石制品中，石片占 37.79 ％，刮削器占 38.56 ％，尖状器占 4.11 ％，砍砸器仅仅占 0.26 ％。一方面， 这一系统的石器文化从早到晚是连续发展的，不同时期的石器在基本特征大体一致的前提下，既随着时间的推移， 石器的制作技术不断进步，类型由简单向复杂、由粗糙向精细演化，最终演化出细石器并过渡到新石器时代。

    3. 文化区系的研究
    由于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方面差异，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开始，华北北部和南部的旧石器文化又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地域性差别。如晋、豫、陕交界地区同桑干河流域的旧石器文化就有明显的不同。似乎可细分为两个不同的文化区系（29）：
    一是以山西和河北北部的桑干河流域为中心，北京周口店等地的华北北部文化区。这一文化区地处暖温带的北部，气候相对干凉，自然植被以草原为主。从更新世早期开始，就孕育出以小型石器为主要特征的旧石器文化。代表性文化遗存有河北桑干河流域的阳原马圈沟（30）、小长梁、东谷坨、飞梁（31）、许家坡（32）、岑家湾（33）旧石器、北京周口店北京猿人文化、周口店第 15 地点、阳高许家窑遗址、朔县峙峪遗址和阳原虎头梁遗址等。中更新世晚期以后，其影响可波及到东北南部的辽宁营口金牛山、喀左鸽子洞等。石器的特点是：打片以砸击法为显著特色， 锤击法也是经常使用的重要方法，少见碰砧法，石片多形体较小，石片角也较小，大多数在 90 °─ 110 °之间；石器以中、小型者居多，类型也较为复杂，主要器形有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石锥等。同其它文化区相比也存在显著的区别，如刮削器占绝对优势，小型尖状器亦居于重要地位，并有一定数量的雕刻器，砍砸器的数量较少，缺乏三棱大尖状器等。

萨满

    二是以晋、豫、陕交界地区为中心包括汾河中、下游等地区在内的华北南部文化区。 这一文化区地处暖温带的南部的河谷和丘陵地带，气候相对暖湿，自然植被中森林具多。又此区地处中国南、北两大文化区的交界地带，受南方文化因素的影响较多。从旧石器时代初期开始，就形成了以大型石器为特色的旧石器文化体系。代表性文化遗存有山西芮城西侯度和匼河，陕西蓝田公王岭、蓝田陈家窝和锡水洞、潼关张家湾和卧龙铺石器，山西襄汾丁村旧石器（中期）、垣曲南海峪、平陆庙后、万荣西马鞍梁、侯马南梁（中期），河南三门峡水沟和兴会沟、陕县张家湾、灵宝谢家坡等，遗址或石器地点总数约在 100 处以上。石器的特点是：打片多用碰砧法，石片多较粗大，石片角也较大，一般在 115 °─ 120 °之间；器形较为简单而形体相对较大，主要有砍砸器、刮削器、三棱大尖状器、小尖状器和石球等。同华北北部文化区相比确有较大的差别，如石器的器型一般较大， 砍砸器的比例较高，三棱大尖状器器形特殊，基本不见雕刻器等，较早阶段有少量的砾石石器等。特别是砾石石器的存在，说明在旧石器时代早期，秦岭南、北两侧有着一定程度较多的交流与联系。
    可以看出，上述两个文化区及其特征，至少在旧石器时代早、 中期是比较明显的。分布于不同区域的这两个文化系统，既相互区别，又相互影响。 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由于黄土高原的形成，整个华北地区的气候逐渐向干凉的方向发展，植被也逐渐草原化。在这种环境气候的影响下，小型石器系统文化逐渐向南扩散，并在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两种类型的旧石器文化渐趋统一而向细小化发展，使得文化样相更趋复杂， 最终演化出典型的细石器。
二、南方的砾石石器——砍砸器系统

    1. 环境特征与文化分布
    以长江流域为中心的中国南部地区，也是我国古人类化石和旧石器的主要分布区域之一。考古发现与古生物学研究表明，这一地区的更新世时期，与人类化石伴生的动物化石种类，以喜温暧、习惯于栖息于森林的动物为主，并以“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最具代表性。反映出旧石器时代人类的生活环境是，多森林、多水流、兼有草原的自然景观，属温暖湿润的亚热带气候。华南地区不仅发现有丰富的古猿化石， 而且也是我国古人类和旧石器文化的主要分布区之一。依据环境和人类文化特征，南方旧石器文化主要分布在长江上游、长江中下游、岭南及云贵地区等。
    古环境研究表明，秦岭——淮河一线以南的广大地区，特别是长江中下游和岭南一带，更新世以来的大多数时间里，多为暖湿的热带或亚热带气候，森林广布，植被繁盛。在这种环境中生活的人们，大量的砍伐工具是必不可少的。旧石器时代，主要流行用于劈砍、砸击、挖掘的大型砍砸器和大尖状器等粗大砾石石器，小型工具少见或不见。这类以重型工具为主的文化，反映的是一种森林环境的采集狩猎经济，其中森林采集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砾石石器 ─ 砍砸器系统的石器文化，应是适应森林环境而产生和发展的，反映的应是森林环境下的采集与狩猎经济。
    2. 砾石石器 ─ 砍砸器系统基本特征
    这一系统文化的基本特征是：用砾石和石核制作的石器在全部石制品中占主要成分，石片石器相对较少；各类石器以单面加工为主，许多石器不经修理一次成形；在石器组合中以砍砸器占主要成分，其次是尖状器，刮削器较少。近年来发现的湖南沅水（ yuan, 元音）、澧（ li, 礼音）水流域旧石器地点群，广西百色旧石器地点群，陕西汉水上游梁山旧石器地点群，安徽水阳江旧石器地点群等石器均具有共同特征。如以砾石石器为主；各类石器中砍砸器数量最多（陕西南郑龙岗寺 41.7 ％，安徽水阳江 30 ％，湖南沅水 60 ％），刮削器很少；工具的总体特征是大而厚重。南方地区至今未发现旧石器时代的细石器遗存。

    3. 文化区系的研究
    南方地区不同地方的旧石器文化也存在某种程度的差异。如西南云贵高原地区，旧石器时代早期的观音洞文化中，石片石器和中、小型石器所占比例较多，刮削器数量较多。旧石器时代晚期（贵州普定穿洞和兴义猫猫洞等），流行“锐棱砸击法”剥片和反向加工（由背面向劈裂面打击）技术。这种技术大约出现于旧石器时代中期的贵州水城硝灰洞石器中，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发展起来，一直流行到新石器时代乃至更晚（三峡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和商周时期遗存中有大量锐棱砸击石片）。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点。
    长江上游的四川盆地的旧石器文化中，以砾石、小石块或石核为原料加工的各类石器较多。如四川富林的石器中，用小石块或小石核制作的石器占石器总数的 56 ％。在有些石器组合中，砍砸器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如 四川铜梁的石器组合中，砍砸器所占比例达 33 ％。石器工业的主体面貌与云贵高原者相去甚远，而与南方的砾石石器系统文化较为接近。
    上述中国两大技术系统的旧石文化，在中国旧石器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既相对独立， 又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中国旧石器文化的主体和基本格局； 从而表现出环境与人类文化发展的密切关系和不同自然环境差异造成的文化特色。

萨满

第五章 史前考古的综合理论研究   

第一节 新石器时代及其研究目标
　　在史前考古学中，新石器时代上承旧石器时代，下启青铜时代。由于人类社会所有的文明因素几乎都是在这一时期奠定的，所以新石器时代也是人类文化发展史中极为重要的历史阶段之一。然而，长期以来，关于新石器时代的基本特征与起始标志等问题，也一直是史前考古学中争议最多的重大理论课题。因此，在学习或研究新石器时代及其文化问题时，首先需要了解这些方面的讨论，以加深对新石器时代的理解。
　　一、旧石器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
　　在划分出旧、新石器时代之后，人们不仅要全面认识其间的文化差异，而且需要深入探讨由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原因、过程和方式。其中涉及人与自然环境关系、人类创造性劳动特点以及文化新因素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等问题。因此，由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也是客观认识新石器时代乃至史前文化发展的重要方面。
　　人类文化经历了旧石器时代早中期的发展，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达到了崭新的水平。与生产力水平密切相关的工具制作技术获得了明显的进步，在石器制作方面就出现了间接打击法，能够制造出形态细小且种类繁多的石质工具，甚至出现了一定数量的复合工具，如弓箭、石斧等。同时，河湖附近阶地平原地带发现有更多人类活动形成的营地或聚落遗址，说明人类在河湖附近阶地平原的活动时间和频率远远超过了以往。社会经济虽仍为采集狩猎方式，但已进入高级阶段，国外一些聚落遗址的房屋建筑中甚至出现了储藏用的窖穴。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全面进步的基础上，无疑又会进一步导致生存方式及技术新需求的产生，继续推动人类文化的发展。
　　大量事实表明，在整个旧石器时代，尽管人类部分或季节性地活动于河湖附近平原，但天然洞穴始终是人类不得不选择的永久性居住地。毫无疑问，在地质、水文等自然条件下形成的天然洞穴，一般分布在石灰岩山地。人类在选择天然洞穴作为永久性居住地时，必然会受到种种限制。除了洞穴本身是否适合人类居住外，还必须考虑洞穴周围能够有效开发利用的空间范围内各种自然资源量是否达到了可供人类生存发展的丰富程度。即便如
此，山地在通常情况下能够为人类生存发展直接提供的自然资源、尤其水资源及食物资源往往是比较有限的。因此，即便人类是在上述前提条件下选择天然洞穴作为永久性居住地，也很难完全满足人类生存发展的需要。有迹象表明，自人类开始采取地表穴居方式后，就一直在寻求开发河湖附近的自然资源，出现了临时性或季节性的非洞穴式住地（或宿营地）。时代越晚，这种现象就越明显，尤其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 （１）。然而，在以天然
洞穴为主要居住方式的情况下，对天然洞穴的高度依赖性又使得人们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四处迁徙，这无疑会给开发利用河湖附近的自然资源带来不便。特别是旧石器时代晚期以来，天然洞穴这种居住方式明显已经成为制约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人们急需在居住方式方面取得革命性进步。而这种进步又很难仰仗大自然的直接恩赐，还需要通过人类自身的一些努力来实现。
　　就当时的经验积累而言，提高原有窝棚式建筑的性能应是非常有效而可行的途径，但这需要建筑材料和相关技术的有力支持。原始森林的大量存在以及树木本身所具有的特点都使得木材成为建筑材料的最佳突破点，木加工工具以及相关技术发展似乎就成为居住革命的关键所在，斧、锛、凿等木加工工具以及磨制石器当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尽管木加工技术进步可能也与复合工具的大量出现有关，但木加工工具与技术的进步明显推动了房屋建筑以及史前聚落的长足发展。因此，可以认为基于改进木加工工具的形态和性能而出现的磨制石器，直接推动了木加工技术和房屋建筑技术的飞速发展，逐渐使人类实现了由天然洞穴到阶地平原的永久性住地与居住方式的重大转变，有效地完成了资源开发重心的转移。而人类居住方式以及由此而导致资源开发重心转变的重要意
义，完全能够从新石器时代以来文化发展的结果与特点中（如磨制石器、陶器、聚落以及农业、家畜饲养等）得到充分说明，其中磨制石器以及定居特点突出的聚落可能对其他因素的发生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不过，磨制石器似与农业发生没有直接的内在联系，定居更不是农业发生以后才出现的。
　　二、关于新石器时代的基本特征
　　“新石器时代”一词是 1865 年英国考古学家约翰&#8226;卢伯克（ John Lubbock,1834 ～ 1913 ）在《史前时
代》一书中最早提出来的。具体是把丹麦考古学家汤姆森（ C.T.Thomsen,1788 ～ 1865 ）提出的“三期说”中的石器时代 , 进一步细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两个阶段，并认为旧石器时代即早期石器时代 , 是一个打制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即晚期石器时代，是一个磨制石器时代 （２）。显然，“新石器时代”这一
概念的提出主要是基于对石器制作技术发展变化的认识，而磨制石器则被认为是新石器时代最突出的一种文化特征。
　　19 世纪后半期，一些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则通过对某些后进民族生活方式的研究，以生存方式及文化发达程度等为标准，也对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进行了划分。如在 1873 年，瑞典学者尼尔森（ S.Niisson ）就把人类社会分为：狩猎——采集者、牧人或游牧、农耕、文明四个阶段 （３）。这里，尼尔森第一次把农耕的出现作为文明阶段之前的一个时期的标志。不久，英国人类学家泰勒（ Edwar Tylor ）似乎也是根据文化进步程度把人类社会划分为野蛮时期、半开化时期、文明时期三个发展阶段，并认为半开化时期代表了农耕文化开始的一个时期
（４）。
　　关于早期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方案，似乎还是以摩尔根的观点最具影响力。 1877 年，美国学者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进一步把人类社会文化的发展细分为三期七段，即蒙昧时代（低级、中级、高级）、野蛮时代（低级、中级、高级）、文明时代，并指出了每一发展阶段所特有的一个时代性标志。其中“野蛮时代的第一期（相当于新石器时代），始于陶器的制造” （５）。之后，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肯定了摩尔根的分期方案，进一步认为野蛮时代低级阶段是“从制陶术开始”，它所“特有的标志，是从动物的驯养、繁殖和植物的种植 （６）。”
　　1926 年，布基（ M.C.Burkitt ）在《我们的祖先》一书中，在综合考古学与人类学观点的基础上，正式提出了新石器时代的四大特征：农耕、家畜饲养、制陶术、磨光石器 （７）。至此，新石器时代的基本特征和内涵被考古学界所认识。
　　不难看出，考古学界对新石器时代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片面到比较全面的过程。今天我们所说的新石器时代，再也没有人把它仅仅当作一个简单的磨制石器时代了。尽管世界各地的新石器文化差异较大，但发达的新石器文化总有农业和家畜饲养业、制陶和磨制石器这几个特征。所以，布基总结的新石器时代的四大特征，基本上是比较全面和科学的，概括出了各地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主要特点。
三、关于新石器时代的起始标志
　　自卢伯克第一次提出“新石器时代”的概念到 20 世纪初，新石器时代的基本特征和内涵逐渐开始为考古学界所认识。不过，由于当时的考古学尚处于不太成熟的发展阶段，有关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也多集中在欧洲和地中海沿岸，人们对各地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多样性和不平衡性还缺乏必要的认识。所以，上述有关新石器时代的内涵特征以及新石器时代开始的标志，尚未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研究课题。人们一般都是以磨光石器与陶器的有无来区别旧、新石器时代遗址的。
　　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人们在西亚地区一些遗址不含陶器的地层中发现了农作物种子。据此，有的学者便提出了“前陶新石器时代”的概念，并认为陶器作为新石器时代开始标志的观点已经不能成立，而应该以农业为标准把新石器时代与其以前的时代区别开来 （８）。于是，关于新石器时代开始的标志问题就出现了认识上的分歧。中国考古学界因受前苏联考古学的影响， 20 世纪 50 年代～ 80 年代曾一度强调过陶器在划分旧、新石器时代方面的作用。从 80 年代前后开始，西方的新考古学思想等逐渐被介绍到国内，同时在田野考古工作中也遇到了一些必须解答的具体问题，中国学者才普遍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如华南地区一些属全新世初期的洞穴遗址中，常常仅发现有简单的局部磨制石器而不见陶器遗存，有关这类文化遗址的时代归属就存在着争议。有人将其归入中石器时代 （９），而有人则认为应归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 （１０）；甚或有人以西亚地区的考古发现为依据认为中国也应有一个“前陶新石器时代” （１１）。另外，有些学者仍然强调磨制石器在时代划分方面的作用 （１２），或者认为应以农业的存在与否作为断定旧、新石器时代的标准 （１３）。
　　

萨满

　　大体说来，有关新石器时代起始标志的认识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观点：
　　1. 磨制石器说
　　
　　磨制石器是人们最早认识的新石器时代的重要文化特征之一，最初所谓“新石器时代”的概念就是以磨制石器为基础而建立的。因此 , 有人就认为作为新石器时代开始的起点和标志，应该是磨制石器；如果“抹杀了新石器时代是以磨制石器为主的特征，就抹杀了新石器时代与旧石器时代的区别，新石器时代就不称其为新石器时代了 （１４）。”
　　
　　持这种意见的学者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 , 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在劳动资料中，机械性的劳动资料（其总和可称为生产的骨骼系统和肌肉系统）比只是充当劳动对象的容器的劳动资料（如管、篮、罐等，其总和可称为生产的脉管系统）更能显示一个社会生产时代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特征
（１５）。”因此，在新石器时代诸特征中，陶器与磨制石器相比，在显示具有决定意义的新石器时代特征方面是第二位的，仅充当一种劳动对象的容器的劳动资料，片面强调陶器的作用是不符合唯物史观的。“农耕”也仅是一种区别于采集经济形态的生产方式，尽管标志着人类从食物采集到食物生产的革命性转变，但在不同的自然地理条件下，从食物采集到食物生产的转变方式则不尽相同，或农耕或畜牧或继续维持采集狩猎经济方式。所
以，不同地区人类的生存方式与经济形态就各不相同。像西亚地区的耶利哥、耶莫、甘尼&#8226;达勒等一些所谓前陶新石器文化遗址，既没有发现陶器，也缺乏磨制石器，只有很少一点磨石、磨棒，主要生产工具还是打制的燧石镰、刀、镞之类，但却有发达的建筑技术。显然，这些特征就和最初以磨制石器所确定的新石器时代含义相左。
　　持反对意见的学者则认为，把磨制石器出现作为新石器时代开始的唯一标志这一认识值得商榷 （１６）。因为磨制石器的出现并不一定标志着一个新的经济时代——农业的出现，考古学和民族学资料所反映的实际情况通常要比人们最初的设想复杂得多。磨制石器是以磨制技术为中心的，而磨制技术的出现却相当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山顶洞人文化中就已出现了刮磨制的骨针、装饰品等。最初的磨制石器大多仅磨刃部，保留有较多的旧石器风格，而且这些局部磨制石器并不一定就是用于农业生产的工具。如澳大利亚土著居民早已使用了磨制石斧，但主要用于砍伐树木等，经济仍处于采集狩猎阶段，与农业经济生产无关。日本列岛早在先土器时代早期
（ 25000 ～ 30000B.P ）就已出现了局部磨制石斧，但主要文化特征与旧石器时代晚期没有区别，社会经济仍处于采集渔猎阶段，距离农业的发生还非常遥远。而西亚地区所谓“前陶新石器文化”中，尽管已经出现了栽培农业，但石器中绝大部分仍是打制石器，只有少数磨盘、磨棒；即便如此，也因经济形态发生了显著变化而不宜将其归入旧石器或中石器时代。显然，最初农业的出现以及农业生产等都与磨制石器没有必然联系。
　　2. 陶器说
　　在新石器时代起始标志方面，认为陶器的出现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观点主要流行于前苏联考古学界。早在 19 世纪中期，俄国考古学家 A.A. 伊诺斯特兰采夫就根据拉多加湖附近的发掘结果，对磨制石器作为新石器时代最具代表意义的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 （１７）； 20 世纪以来，中亚和西伯利亚发现了许多出土陶器的遗址，在共存的石器中除极少数局部磨制者外多为打制石器，但在时间上及特征上明显有别于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加之恩格斯充分肯定了摩尔根关于人类文化发展阶段的分期标准，所以苏联考古学家普遍认为：过去那种把新石器时代称之为磨制石器时代的说法已经过时了，主张“新石器时代是从陶器的出现开始的”，甚至有人直接把新石器时代称为“陶器时代” （１８）。受此影响，，中国考古学界在田野考古工作中一度也非常重视陶器的研究，只要发现有与陶器共存的史前遗址均被视为新石器时代遗址。
　　无可置疑，陶器的出现确实是新石器时代以来的重要特征之一。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制陶术的出现，不仅反映出技术方面的文化进步，而且也揭示出人类生活方式重大改变。不仅如此，在考古学研究中，陶器也是重要的研究内容之一，陶器的变化既能一定程度地揭示出文化的发展演变过程，同时也可作为比较文化异同的主要标尺之一。但是，如果把这一特征的作用扩大化并进一步视为新石器时代唯一的起始标志，难免就有片面强调陶器重要性之嫌。因为西亚地区的考古发现表明，在陶器出现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农业；而墨西哥高原中部特瓦坎遗址（ Tchuacan Sitc ）的发掘证实，该地区在公元前 3400 ～前 2300 年间就已有了发达的农业，但陶器却是公元前 2000 年前后才从南美输入的 （１９）。在日本列岛，早在距今 12000 年前的绳文时代草创期就已出现了局部磨制石器和陶器，但直到 3000 多年前的绳文时代晚期才产生了农业萌芽的迹象。显然，陶器和农业并不一定是同步发生的，也不能充分体现旧石器时代晚期以来世界各地的文化进步，因而很难把它作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惟一标志甚或把新石器时代改称“陶器时代”。日本考古学界基于陶器纹饰特征而把这一新的文化时期称为“绳文时代”，似乎也主要是为了区别于一般的新石器时代概念。
　　3. 农业说
　　这种观点就是把农业的出现作为新石器时代的起始标志。早在 19 世纪中后期，瑞典学者尼尔森、英国学者泰勒就把农业作为文明时代之前一个时期的特征和标志。 1935 年，英国著名考古学家戈登&#8226;柴尔德（V.G.Childc ）又具体指出：“食物的生产——粮食植物，特别是谷物，有意识的耕种和动物驯化、饲养以及选
择，是一种经济革命——人类历史上自从学会用火以来最伟大的事件 （２０）”，并提出了“新石器时代革
命”的概念，用以表示人类由食物采集向食物生产转变的革命性变化。的确，农业的出现使得人们从被动地利用自然转变为主动地改造自然，这是人类文化史上的巨大变化之一，称之为“革命”也不过分。因而把农业的出现作为一个新经济时代——新石器时代开始标志的观点似乎最具说服力，这种观点也已被大多数考古学家所接受。
　　在田野考古实践中，要断定一个古文化遗址是否存在农业遗存并非易事。一般说来，作为农业发生的证据，最容易找到的实物资料莫过于农业生产工具。而且，很容易顺理成章地推断，采集——狩猎经济形态下的工具组合应该明显有别于农业经济生产的工具组合。在通常情况下，人们对工具的考察大多是从形态特征方面判断其功能与用途的，进而从功能用途方面确定与经济形态的关系。迄今我国还有不少学者认为石斧、石镰、石铲、石
锄、磨盘、磨棒等是农业生产与加工工具，并据此判定农业的有无。甚至以西亚地区的发现和我国华南地区全新世早期一些洞穴遗址出土大量砍砸器、打制石斧及局部磨制石斧为依据，认为当时人类大量砍伐林木，从事“砍倒烧光”的“火耕农业”，进而提出中国也应存在“前陶新石器”阶段 （２１）。但是，农业经济是在采集经济形态中逐渐孕育发生的，最初可能还难以形成专门化的农业生产工具。至少是在旧、新石器时代之交，工具的功能与用途往往很难从形态上加以判断。因为这一时期的工具可能还远远没有达到专门化的程度，一器多用现象似乎相当普遍。如西亚巴勒斯坦地区早在后旧石器时代的克巴拉文化（ Kebaran Culture,14C15000 ～ 8000B.C ）中已有了磨盘，其后的纳吐夫文化（ Natufian Culture ）中还发现有石镰，而农业在这一阶段尚未发生。相
反，在这一地区传统上属于纳吐夫文化系统的耶利哥（ Jericho ）遗址 PPNA 期，农业已经发生，然石质工具却保持着纳吐夫文化的形式 （２２）。实际上，磨盘、石镰这一类工具的功用肯定是多样的，既可用于割草和加工野生谷物，又可用于收割农作物和加工粮食。所以，仅依工具形式与功能往往很难判断当时的经济生产状况。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地区的实际情况也充分说明了这一问题。
　　关于农业发生的标准问题，西方考古学家一般认为需要有两个方面的依据：一是有永久性住房；二是必须发现有农作物的种子，包括野生祖本的种子 （２３）。不过，据此来断定一个史前文化遗址是否有了农业，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首先，不仅现在已经很难判断初期农业文化遗址中是否都能够形成永久性的房屋建筑，而且拥有永久性房屋建筑的遗址也不一定就有农业。如果居住地周围可食性动植物资源非常丰富的话，人类也能够长期定居并形成永久性住房。西亚地区处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或中石器时代的纳吐夫文化（ NatufCulturc ， 9000 ～ 8000B.C ），在农业尚未发生的情况下，就已经有了较为发达的房屋建筑技术。其次，有关农作物种子的鉴定，在理论和实践上也有许多困难。一方面，史前时期的农作物种子不易保留至今，即使是农业文化遗址也不一定都能比较容易地发现农作物种子。另一方面，人类最初的栽培作物应与其野生祖本差别不大，而农作物种子在形态特征方面一旦与其野生祖本产生了明显的差异，则应是经过了长期栽培的农作物标本。因而，鉴定最初的农作物种子具有相当的难度，用这些标本来断定农业的起源时间更需审慎地分析。
　　关于家畜的起源及其鉴定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但人们还是在努力地追求科学的结果。目前世界上鉴定家畜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２４）。
　　（ 1 ）根据幼畜死亡率的百分比来分析。人们认为，如果一个遗址中出土的某种动物骨骼中幼畜占绝大多
数，那么这些动物就可能是家畜。形成这一假说的理由就是：当时的猎人不可能在一次或较短时间内捕获那么多的幼畜，所以这些被杀的幼畜很可能是家养繁衍下来的，并由于某种原因（缺乏食物或饲料以及祭祀活动的需要等）而在短时间内被大批屠杀。这一假说因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而得到世界大多数学者的承认，但似乎缺乏切实可行的实践意义。因为在大量的史前遗址中，动物骨骼以幼畜占主导地位的并不多。人们往往只是出于某种特殊的需要才大批地宰杀幼畜，而在更多的时候可能还是以宰杀成年牲畜为主的。
　　
　　（ 2 ）根据骨骼解剖学的特征来判断。其理论根据就是，家畜与野生动物骨骼在形态特征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区别，通过骨骼形态学的比较是可以识别的。只是用这种方法
　　
　　鉴别出的家畜往往已经不是最原始的了，因为作为家畜的动物必须是在人类驯养了相当长一个时期之后，其体质特征才会发生一些明显的变化，才有可能在骨骼形态上区别于野生动物祖本。
　　（ 3 ）采用偏振光技术鉴定家畜。这项鉴定技术是由 I. 德鲁博士（ Drcu ）发明的。其原理是：由于家畜的骨质比较疏松，骨骼内的次磷酸结晶在偏振光下排列成直向型，并能显示出兰色或黄色干扰；如果家畜的骨骼中浸有铁盐的话，则有可能显示出红色；但这种偏振光对野生动物的密质骨骼却显示不出颜色的干扰。这种方法具有较强的科学性，但目前还处于试验阶段，其准确程度还有待于进一步检验。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以农业作为新石器时代开始的标志，在世界大多数地区尤其古代文明较早发达的地区是比较适用的。但是，由于在鉴定有关农业遗存方面还有一些尚待解决的问题，所以这一标准在具体应用时存在一定的难度。这就要求在实际工作中，不仅应当注意收集有关农业遗存的资料，而且还应充分注意分析其他文化特征方面以及古环境等方面的间接证据。
　　4 ．小结与评析
　　综上所述，我们在研究新石器时代文化时，全面认识和区分新石器时代的特征与开始标志这两个不尽相同的概念至关重要。时代特征是指新石器时代区别于它以前及以后诸时代的总的特征而言，而作为一个时代特征的形成并不总是同时的，往往有先有后。时代标志则是指一个时代区别于另一个时代的标志性界线，与时代特征之间有某些重合之处，但并不完全等同。不过，在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世界各地的自然环境分别为人类提供了各自不同的生存条件，而人类一般又总是遵循以较小代价来换取最大生存需要这一规律的。因此，各地人们在适应、利用和改造环境过程中所创造的文化往往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即便是相同的文化因素，在世界各地的起源与发展历程常常也会有所区别。这样，人类在世界各地创造的文化现象往往具有明显的多样性特征，其中也包含着各地文化发展所拥有的不平衡性特征。
　　从目前了解的情况来看，作为新石器时代的开始标志，尽管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应该农业的出现为主要标
志，同时还需要参考其他方面的文化因素，但仍有不尽圆满之处。由于世界各地文化发展往往具有多样性和不平衡性特征，即使在某些地区可以确定为新石器时代开始标志的文化特征，也未必能够适应于全球范围内的文化发展规律。因此，在探讨有关新石器时代开始标志问题时，还应充分注意不同地区古文化所处自然环境的差异性。其原因就在于，生活在不同自然生态环境中的人群，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方式往往不尽相同，因而所创造的文化常常也就具有各自不同的特征。如果忽视了自然环境的差异性，总是试图根据某一地区考古发现所得出的认识作为整个人类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则往往会得出不符合客观历史事实的结论。尽管迄今人们还没有找到在世界各地皆可适用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标志性新石器时代特征，但客观事实则是全新世以来，世界许多地区的文化面貌都不同程度地发生了一些显著变化，无论各种文化特征在各地的出现孰先孰后。似乎可以这样认为，所谓新石器时代，原则上是指全新世初期全球范围内的人类文化。至于新石器时代开始的标志或者说旧、新石器时代的区别，在全球范围内原本可能就不存在划一的标准，而应根据世界各地文化发展的具体特征分别而定，如同日本学术界采用“绳文时代”一样。
四、新石器时代的研究目标
　　新石器时代是人类社会与文化的重要发展阶段之一，也是考古学最基本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整体上，考古学的研究目标实际上也是新石器时代的研究目标，是以各种实物资料来研究古代人类社会历史的 （２５）。但是，由于不同阶段上人类历史的发展特点不尽相同，所以，在考古学总体研究目标的框架下，新石器时代考古学也拥有一些不同于其他时代分野的具体研究目标。即便如此，似乎也很难在全球范围内为新石器时代确定一个具体而统一的研究目标。从世界范围来看，新石器时代一般都被归入史前考古学的分支领域，是继旧石器时代之后的重要阶段之一，但各地文化在新石器时代的发展进程却不尽一致。有些地区在新石器时代之后便已进入文明时代或历史时代，有些地区则是在青铜时代之后乃至铁器时代才逐渐进入文明或历史时代的。因此，除了人与自然环境亦即人地关系外，各地新石器时代的具体研究目标也就不尽相同。而这种文化发展的多样性与不平衡性，又为探讨人类社会历史及其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与证据。如果说新石器时代在全球范围内还具有统一研究目标的话，大概也就在于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
　　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研究内容非常广泛，除了理论方法外还需要研究物质文化及其所蕴涵的精神领域之方方面面的问题，但最终则要阐明这一时期人类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历程，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等问题。从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具体情况来看，在远古历史所涉及的从猿到人、从氏族到国家这两个重大理论问题中 （２６），从氏族到国家的转变就是在新石器时代这一阶段实现的。因此，从氏族到国家亦即文明起源这一理论问题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另外，从技术与物质文化发展方面来看，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还涉及两个重大理论问题，即居住方式转变与农业起源问题。过去，英国学者柴尔德提出了“新石器时代革命”和“农业革命”的概念，并把两者等同起来。现在看来，所谓“新石器时代革命”似乎不能等同于“农业革命”，应当把两者区别开来。其中以新石器时代革命来表示人类居住方式和居住地的革命性变化可能更为合适。因为在自然环境及自然资源等因素的作用下，这种居住地和居住方式的重大变化或与农业起源有关，或无直接关系，无法一概而论。不过，许多迹象显示，史前时期中国黄河和长江流域居住方式的重大转变几乎与农业起源同步发生，所谓“新石器时代革命”与“农业革命”大致重合在一起。如果这两个问题得不到有效的解决，势必也会严重影响文明起源问题的探索。而这些重大历史理论问题的解决，又必须以包括新石器时代的史前考古学为基础，否则便难有进展和突破。也就是说，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主要研究目标包括史前居住方式的转变、农业的起源与发展以及从氏族到国家的文明起源过程等几个方面。具体则需要通过对各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发生发展和相互作用及其演变的研究，探讨推动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各种原因及文化发展的过程与规律，揭示社会内部的分化与社会组织结构的演变情况，从而在解决史前农业发生发展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从氏族向国家转变、最终导致文明形成的重大历史理论问题。
　　当然，要充分实现新石器时代考古学这两大目标并非易事。一方面，需要考古工作者付出更多的努力，以科学的精神、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避免理论研究上的简单化、机械化和绝对化现象，不断提高理论研究水平，力求使我们的研究结果切近于历史的真实。另一方面，在考古学研究中还需要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理论方法的完善，以科学的方法进行学术研究，尤其在探讨社会组织结构方面需要关注聚落考古学方法。这
样，才有可能比较圆满地实现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主要研究目标，进而才有可能把中国新石器时代最终置于全球范围内来探讨新石器时代人类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为深刻认识人类自身以及古代中国对世界文化发展的贡献提供丰富而详实的科学资料。
　　
第二节 关于考古学中的文化理论
　　在考古学尤其是史前考古学的萌芽及形成过程中，首要任务就是确立所发现的物质文化遗存的年代序列，否则考古遗存就毫无意义可言。事实上，考古学就是通过分期编年研究才逐渐由古物学发展演变而来。基于分期编年工作的不断深入，尤其是田野工作地域范围的日益扩大，人们逐渐认识到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发展不平衡性等特征，同时也认识到以欧洲为基础、试图建立一个全球通用之编年体系的努力是徒劳的。于是，又在分期编年研究的过程中受到民族学、人类学的影响，开始把“文化”这一概念引入考古学研究中，逐渐形成了具有特定含义及作用的考古学文化理论。
　　一、考古学文化的基本涵义
　　所谓“考古学文化”，就是用来表示考古遗存中尤其是史前考古遗存中所观察到的共同体，专门指考古发现中可供人们观察到的属于同一时代、分布于共同地区、并且具有共同特征的物质遗存共同体 （２７）。其中物质遗存共同体的内涵特征是核心要素，因为时间和空间因素并非考古学文化特有的构成要素。即某一具体的考古学文化实际就是时间和空间因素基础上的全部物质遗存总和。显然，考古学中的文化概念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文
化，属于考古学研究中的专门用语。这样，人们就在分期编年研究的基础上，有效地利用“考古学文化”这一概念，把同一地区不同时期、同一时期不同地区特征差异比较显著的物质文化遗存区分开来，不仅能够充分揭示出物质文化方面的发展演变历程，而且充分展示出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发展不平衡性特点。
　　作为一种考古学文化，其物质遗存共同体的内容和成分是极为复杂的。为了便于理解、把握和研究，大致可将这种物质遗存共同体进一步归纳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工具和武器，其中武器是由工具发展演变而来，两者最初是很难区分的；其二是大量的生活用具，旧石器时代的情况不甚清楚，新石器时代绝大部分陶器属于生活用具；其三，装饰品或宗教艺术品，装饰或宗教意义甚为明显；其四，房屋建筑与聚落形态，其中房屋建筑是聚落的核心要素，与窖穴等共同构成聚落的完整形态；其五，墓葬与埋葬方式，墓葬是安葬死者的设施，墓葬区在聚落遗址中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２８）。 通过这几个方面，就比较容易认识和把握考古学文化共同体的全部内容及具体所指。在进行文化的比较研究时，最好也能够从这几个方面深入进行。
　　此外，美国新考古学派把考古学文化的成分结构划分为三类：一是经济形态类，二是社会组织类；三是精神产品类 （２９）。很明显，这是从物质遗存的社会功能和意义方面来划分的，是更高层次上的成分结构
（３０）。不过，有关物质遗存的功能和意义往往需要经过一定时期的研究来认识，有时可能还需要较长的研究过程。因此，仅以物质遗存功能和意义来区分考古学文化的成分结构，可能就会过分缩短甚或忽略这一研究过
程，淡化或降低基础研究的科学性和可靠性。即如果没有或忽视基本成分结构的划分和研究，就很难保证更高层次上成分划分及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因此，从物质遗存最容易把握的基本特点开始，似乎更有利于认识考古学文化的成分结构。
　　人类创造的物质文化之所以在一定时期、一定地域内具有比较鲜明的特征，从而区别于其他时期或其他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原因就在于考古学文化的形成通常受到所处自然环境以及生产力或经济技术水平、所属生产关系或社会关系、所属历史文化传统和所处人文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 （３１）。而且，这些因素往往会综合为一种特定的力量，以影响人们的各种活动，影响通过各种活动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在不同的地区，由于自然环境以及生存方式、文化传统等因素往往存在较大差异，因而即便是同一时期也会形成特征明显有别的考古学文
化。在同一地区，一旦这些因素中的一种发生了变化，也会引起影响人们行为与文化创造的综合平衡系统发生变化，从而导致考古学文化的内涵特征发生变化。如果这种变化达到了突变或质变的程度，就会使物质文化共同体的整体面貌发生变化，就会形成不同的考古学文化。

萨满

　　在考古学研究中，学者们早就注意对文化发展问题的理论探索。最初，人们是以进化论为指导进行研究的，并以有力的事实支持了进化论学说，这种文化发展理论被称为“直线进化论”。只是当时人们尚未充分注意到文化发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亦未充分注意到文化之间以及文化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后来，民族学家也汇入了文化研究的行列，并注意到了文化的传播现象，从而形成了文化传播论。传播论者认为，人类的发明非常难得，发明出现之后便广为传播，世界各地的文化都是传播的结果。这种极端传播论思想不但从意识形态领域遭到了许多国家的抵制，而且实践的结果也表明极端传播论是行不通的，无法解释全球所有的文化发展现象。于是，在反思和总结以往研究缺陷的基础上，又形成了新进化论即多线进化论思想。其中也特别重视生态学的影响，提出了“文化生态学”的概念，注意对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考察。
　　考古学文化的共同体实际就是一种综合性的文化现象，它不可能一成不变，这是因为内外部发展动力的客观存在与推动作用。考古学文化是由人所创造的，而人不仅拥有改善生活质量的强烈愿望，而且具有认知和学习的能动性。人类的劳动富有极强的创造性，绝非同一动作或同一现象的简单重复。同时又因人的社会性特征，使得这种创造性的劳动也具有明显的社会性特点，能够得到广泛的继承、传扬和发展。所以，人总是在创造性的生产活动中不断地改进生产方式，从而使生产力成为最活跃的社会因素。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统一，则是推动人类文化发展的内部动力。另外，文化的发展也不可能是孤立的，通常还会存在一些外部动力。一方面，人类虽然具有一定的创造性，但却无法超越自然，总是在认识和适应的基础上力所能及地改造自然。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自然环境因素及其变化常常影响考古学文化的存续过程与发展方向。另一方面，任何一种文化都可能处在一个极其复杂的人文环境中，相邻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影响在所难免。即便是暴力冲突式的交流，文化也不可能完全被摧毁，如后进民族作为征服者却常常为被征服者的文化所征服。所以，无论具体交流方式如何，特定的人文环境也会影响文化的发展演变 （３２）。
　　文化的发展演变通常是有规律或特点的，并非杂乱无序。一般说来，人类文化的发展往往具有以下特征。 其一是连续性， 在通常情况下，文化的发展基本是继承式的，没有继承也就很难有所发展。尽管暴力冲突式的交流有时会造成某种文化的衰落，但往往限于主要或突出文化成就而不大可能是全部文化因素的消失，同时还可能进一步形成多元继承现象。无论继承方式与源流如何，这种继承现象就使得文化发展具有连续性。 其二是阶段性， 人类文化总是在不停地发展变化，但并非全都处在飞跃式发展的过程中。甚至大部分时间里的变化速度比较缓慢，显得相对平稳而没有形成明显的质变。这一发展特点就使得文化的发展具有阶段性，也就使得我们比较容易把握文化发展演变的脉络和过程。 其三是进步性或不可逆性。 人是有情感、智慧和意志的，有时难免步入发展的误区，造成暂时的曲折或倒退现象。不过，这种曲折或倒退现象不可能涉及全部文化因素，往往只限于个别或部分因素。而且，人类总是在付出一定代价后积极有效地予以克服，所以文化发展始终具有总体上的前进
性。亦即文化发展的曲折或倒退现象总是暂时的、局部的和不完整的，而总体发展趋势始终具有进步性的特点。
　　二、 考古学文化的划分原则
　　在考古学文化的三个构成要素中，文化特征是最根本的要素，而所谓一定的地域和一定的时间范围实际都是在文化特征的基础上确认的。只是如果没有时空概念，也就无法概括文化特征。所以，文化特征又是以时空坐标为前提、通过比较而总结出来的，没有比较也就无所谓特征。既然考古学文化是以时空坐标为前提、通过比较而划分出来的，其中难免就存在着一定的变数。那么，究竟如何划分考古学文化，才能比较清楚地把不同地区同一时期、同一地区不同时期客观存在的文化现象概括并区别开来，以便学术研究，就是一个需要思考和讨论的问
题。综合来看，划分考古学文化应具有以下原则。
　　第一，作为命名考古学文化的遗址，最好是经过较大规模发掘且出土遗迹遗物也比较丰富的遗址。只有在全面可靠地掌握物质遗存的基础上，才能与其他文化进行深入细致的比较分析，才能比较充分地认识和把握这一考古学文化所具有的内涵特征。反之，如果以零散甚或序时性差异可能存在的物质遗存来划分考古学文化，所概括出来的内涵特征难免比较片面，进而就很容易以这种片面的观点把略带相似因素的物质遗存归入同一考古学文
化，在文化特征认识乃至文化划分方面造成较大的偏差或分歧，最终给考古学研究带来一系列不必要的混乱和麻烦。过去所谓“唐汪文化”就是在没有调查也没有发掘的情况下命名的，实际只代表一种制陶技术，存在于辛店文化和卡约文化之中。所谓“青莲岗文化”则是在试掘之后没有进行全面整理的情况下，仅以发掘简报的资料为基础而提出的命名，所概括的内涵特征就比较片面。这些考古学文化及其命名，最终都经过了较长时期的研究争论才逐渐得到纠正。
　　第二，作为一种考古学文化，其内涵特征一般应具相对的稳定性。只有具备相对稳定的文化特征，才能比较准确地认识和把握，才不致造成太大的认识分歧。所谓稳定的文化特征，通常是在阶段性的文化发展过程中才具有的。即文化的发展演变处在渐变或量变阶段上，内涵特征方面的相似性较之变异性更为显著。相反，不稳定性或过渡性特征非常明显的遗存，一般不宜划分为独立的考古学文化 （３３）。即文化的发展演变进入了突变或质变的阶段，变化速度快而差异性突出，内涵特征不易认识和把握。如果把过渡性特征明显的遗存划分为独立的考古学文化，往往会在文化特征的认识及具体划分结果方面引起太多的意见分歧，进而造成不必要的混乱和麻烦。原则上，把过渡性特征显著的遗存归入后一考古学文化的早期阶段，似乎比较合适。
　　第三，尊重考古学的历史传统，不是万不得已就不要轻易改变考古学文化的名称，尽量避免由此而造成的混乱。就像“仰韶文化”，早已为国内外学术界所熟知。尽管最初对其特征的概括仅根据 5 、 6 处遗址的发掘和调查资料，而现在已经包括了三千多处遗址，内涵特征较之最初大有发展，但不宜更名。目前有学者认为仰韶文化的时空范围太大，应该重新划分命名，但大小是相对的。应当说划分考古学文化的原则和标准是一致的，只是其中还存在着层次的差别。仰韶文化与中国考古学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占据极重要的地位，影响非常广泛。如果更改或重新划分命名，势必会给学术研究带来不必要的混乱。所以，在考古学文化的划分与命名方面，还需要注重考古学本身的历史发展，尊重考古学的历史传统 （３４）。
　　第四，尊重客观事实，树立全局观念。划分考古学文化的目的并不在于考古学文化本身，而是通过考古学文化的划分把客观存在的文化现象概括和区分出来，以便研究文化及社会的发展过程与规律。因此，在划分考古学文化时，必须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树立全局观念，而中国考古学的全局观念应当就是中国。在划分考古学文化时，既要清楚地把地域性和阶段性特征概括出来，还要有利于从宏观或全局角度探讨中国古代文化乃至社会的发展过程与规律。如果没有全局观念，不考虑中国地域广阔的实际情况，不努力克服小地域色彩过重或个人思想过浓的思想倾向而一味凸现地方色彩或个人贡献，就会陷入为划分文化而划分文化的学术误区。其结果不仅使文化划分显得过于烦琐和混乱，而且丧失了划分考古学文化的目的和意义。
　　第五，注重考古学的社会化，积极促进考古学的发展。考古学是适应社会需要而发生的，又因社会需要的发展而发展。不过，考古学的发展似乎不应是完全被动式地适应社会需要，还应通过考古学自身的发展积极促进和扩大这种社会需要。一则为考古学的发展创造更为有利的社会条件，二则更好地实现考古学的社会功能和意义。而促进和扩大这种社会需要最有效的途径，应该说就是实现考古学的社会化，从而使考古学发展获得更广泛的社会基础。因此，在考古学研究包括划分确立考古学文化的过程中，都需要考虑和坚持有利于社会化、有利于考古学发展的原则。如果考古学不能充分实现社会化，势必就会影响到考古学的发展。实现考古学的社会化，需要多层次、多方面的努力。首先，考古学的理论、方法与研究成果必须有效地为学术界而非考古学界所接受；其次，努力使公众能够从考古学中获得丰富的知识。如果考古学文化的划分结果不能为其他学术界有效地接受、利用和传播，考古学更深层次的社会化问题就很难实现。
　　三、考古学文化的层次结构
　　原则就是原则，尽管其中可能包含着较多的理想化成分。结果就是结果，即便认真坚持原则，也未必能够达到理想化的结果。但是，这并不能否定坚持原则的必要性，无规矩不成方圆，何况有些表面上的矛盾现象并非是原则本身造成的。从实际划分结果来看，各考古学文化的形成与发展特点常常有所区别，时间范围或长或短，空间范围或大或小，等等。之所以如此，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客观原因，一是主观原因。
　　所谓客观原因，就是指由于人类活动及其文化发展的复杂性所导致的考古学文化划分结果不尽一致。在自然条件及生存方式（包括生产力水平）相同或相似的情况下，人们所创造的物质文化特征往往具有较强的一致性，可能常被视为一种考古学文化；在同一地区不同时期或不同地区同一时期，各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进程可能有快有慢，影响力有强有弱，从而造成各考古学文化的时空范围有长有短、有大有小；在不同考古学文化的接触地带，常因交流和影响而使文化归属彼此难分，同时又很难构成独立的考古学文化，这种现象常常导致非此即彼的划分结果。另外，即便在定居现象非常发达的情况下，也很难完全排除人群迁徙活动发生的可能性，一旦人群发生移动（哪怕是部分地），必然就会引起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融合和变异，从而形成包容性相当突出的文化发展新特点，很容易引起有关考古学文化认识与划分方面的意见分歧。显然，文化发展过程中的这些客观现象都会对考古学文化划分造成一定困难，并导致划分结果的种种差异。
　　所谓主观原因，就是指由于人们认识过程的局限性以及研究者主观因素所造成的考古学文化划分结果不尽一致。从认识过程来看，人们对考古学文化的认识往往存在一个由已知到未知、由片面逐渐趋向全面的过程，对具体某一考古学文化特征的把握常常又取决于首次发现（或发掘）的典型遗址的文化遗存特征。且不说人们对发现遗址或文化遗存的典型性认识如何，就具体某一文化遗址或某一时期的遗存而言，其延续时间也未必贯穿于所在文化发展演变过程的始终。但是，首次发现或发掘的典型遗址的文化遗存往往成为认识该考古学文化的标尺和基点，直接影响对该文化起止时间、发展过程乃至分布范围的认识和划分。此外，研究者主观因素也直接影响着考古学文化的划分结果，如研究者的出发点以及试图强调的重点内容等都可能导致划分结果上的差异。尤其研究出发点难免会受到潜在的现代国家、民族或行政区域意识的支配，甚至包括个人名利思想的影响。具体如研究地域文化或族文化时，常常就会通过强调地域性或民族性而可能把考古学文化限定在一个较小的时空范围内。等等。
　　无论如何，每个考古学文化都有其分布空间和存续时间范围。尤其基于中国的地理环境背景以及宏观综合研究需要，考古学上有关文化划分的时空范围普遍较大。因此，即便是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同一考古学文化不同时段、不同区域之间的文化内涵也不可能完全划一。其原因主要在于，一个考古学文化范围内的自然环境特征、不同区位上的人文环境特征及文化传统或观念等往往不尽一致，特别像中心区域与边缘地带的人文环境、传统观念等可能存在较大差异。如何客观辨证地把这些现象进一步区分出来并以适当的概念加以表示，有机地纳入考古学文化的理论体系范畴，也是考古学文化研究中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事实上，学术界早就开始思考和探索这些问题，并取得了重要进展。严文明先生在系统总结讨论的基础上，把考古学文化的层次结构由大到小划分为：文化——期别——类型——文化小区。不过，在“文化小区”之下，似乎还可增加一个聚落（群）层次。
　　所谓期别，应是指一个考古学文化明显所经历的几个发展阶段，主要内涵特征基本一致但阶段性差异也比较显著。如果说考古学文化是以物质遗存共同体或器物群为标准而划分的，期别的划分标准或可理解为考古类型学中的组合。即如果遗迹遗物的组合发生了变化，就代表着考古学文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所谓类型，就是指考古学文化的地方性变体，即基于空间区域位置等因素造成较为明显的特征差异。在中国考古学史上，考古学文化中的“类型”主要是基于仰韶文化半坡遗址和庙底沟遗址的发掘研究而提出的，并为学术界所普遍接受。不过，由于人们最初对“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内涵特征及相互关系的认识存在较大分歧，尤其是两者在时间上的先后关系，所以潜在地造成“类型”含义的多变性和复杂性。既可用以表示考古学文化的阶段性变化，同时又可用来表示考古学文化的地域性变化。然而，用“类型”划分来代替文化分期，似乎容易造成概念及时空关系等方面的混乱不清。相对而言，把类型划分置于文化分期之下，不仅概念上的层级关系更显清楚，而且有利于把握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过程及各种具体的阶段性变化。
　　关于“文化小区”，尽管名称与概念尚不十分清楚，但理论上则应小于“类型”的范畴。所谓“文化小
区”，应是指在考古学文化的某一类型中，由于地域等因素影响而形成的文化特征方面的细微差异。
　　所谓聚落，在考古学上一般是指聚落遗址，可以说是考古学文化中相对独立的最小空间单元，任何一个聚落遗址都会涉及考古学文化构成的全部成分内容。即构成考古学文化的成分通常是以独立的综合体形式分别寓于每一个聚落遗址，同一考古学文化尤其文化小区各聚落遗址的物质遗存综合体往往具有相同或相近的特征。若干相邻且集中分布的聚落遗址，经过较长时期的相互作用后就可能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聚落群。进而，由若干相邻的聚落群构成一个文化小区。
　　可以肯定，事物的结构本来就是多层次的。考古学文化的层次结构分析，有助于认识当时的社会组织结构，但不能简单地等同。
四、考古学文化与族群的关系
　　考古学文化是人们在适应、利用和改造自然环境的过程中创造的，而人类活动又具有社会性和集团性特征。因此，考古学文化与人类共同体或者族群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长期以来学术界也对这一问题给予了热情关
注。 20 世纪 50 ～ 60 年代，美国一些学者甚至开始怀疑考古学文化的准确性和科学性。最早如布雷德&#8226;伍德就认为，考古学文化的概念不够确切，应该以其他更为确切的概念取而代之。尤其新考古学的代表人物宾福德根据爱斯基摩人在夏季营地和冬季营地分别使用两套完全不同的东西，认为按照考古学文化的概念就可能把同一民族所创造的文化一分为二。尽管部分或季节性的遗迹遗物并不是一个考古学文化的全部内容，不可能构成独立的考古学文化，但考古学文化与人类共同体或者族群之间究竟存在什么样的联系，两者能否完全对应起来。这些问题仍然是考古学文化研究中需要进一步讨论的理论课题。
　　1 ．考古学文化与族群的关系
　　认识考古学文化与人类共同体或者族群的关系，首先需要了解两者的出发点及基本特征等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比较准确地把握两者的联系与区别。
　　在考古学尤其史前考古学领域，所谓“考古学文化”，就是通过物质遗存而探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为了解决同一地区不同时期以及不同地区同一时期存在显著差异的文化现象的，特别是最初在不同地区文化的发展演变难以用同一分期标准来概括和表示的情况下。大量调查发掘的结果也证实，考古学文化的确可以代表同一时代、集中在一定地域内、具有一定地域性特征的物质遗存共同体。显然，确立考古学文化的基础和出发点是迄今仍客观存在的物质文化现象，所以它的基本特征就应是物化形式的人类文化。尽管保存至今的物质文化内涵并不见得非常完整，却集中体现着自然环境与人类生存方式之间的密切联系。经济技术诸多因素虽然能够推动文化的发展演变，但也不可能完全脱离自然环境的制约和影响。因此，考古学文化反映的当是以自然环境及生存方式基础所创造的物质文化，代表着地域性特征极为突出的区域文化现象。
　　所谓人类共同体或者族群，则是用以探讨和表示人类的社会群体及其组织结构乃至发展演变情况的，为了解决人类历史上客观存在过的血缘性、民族性甚至政治性（以政权为标志）明显有别的社会集团的。无论什么样的人类共同体或者族群，无疑都会创造出比较独特的文化，包括物质和意识形态两大领域。但是，不同人类共同体或者族群之间的血缘性、民族性以及政治性差异，一般主要体现在意识形态领域，如共同的亲缘意识、共同的传统与信仰等等。换言之，不同人类共同体或不同族群的文化差异，虽有可能包括自然环境和生存方式等因素的影响，然而最根本的区别似乎还应来自于意识形态领域。所以，判断人类共同体或者族群的基础和出发点主要应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化因素，其基本特征理应是社会化形式的精神文化，集中体现着人们在社会化活动中形成的各种精神或心理意识等。不过，历史上的人类共同体或者族群已经不复存在，惟有他们创造的物质文化能够不同程度地得以保留。即便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化因素可能以某些特定的物化形式有所反映，其间的区别往往非常有限且难以认识和把握。
　　考古学文化也是人类在各种社会化活动中所创造的，与人类共同体之间的联系无可置疑。但是，考古学文化和人类共同体或者族群分属两个不同的概念，在研究出发点、内涵特征及基本内容方面的差异显而易见，亦即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以物质遗存为基础的考古学文化共同体本身也是不完整的，尤其能够体现人类共同体或者族群意识的图腾及服饰等往往比较贫乏而不太确定。以意识形态及组织形式为基础的人类共同体本身已经消失，而精神因素的物质转化通常则是部分的和片面的。无论是考古学文化还是早期人类的共同体始终都处在不断发展演变的过程中，而不是固定不变的，其中人类共同体还经历了由氏族、部落到部族、民族乃至国家的发展演变过程。显然，考古学文化所代表的共同体是很难和人类社会集团的共同体完全对应起来。不过，时代愈早，人类共同体或族群的规模就愈小，一个考古学文化所包括的人类共同体或族群数量就愈多。反之，时代愈晚，人类共同体或族群的规模就愈大，一个考古学文化所包括的人类共同体或族群数量就愈少，愈来愈接近甚至小于人类共同体或族群规模。
　　2 ．聚落形态与族群结构的演进
　　考古学文化与人类共同体或族群的概念区别使得两者难以完全对应起来，而无法否认的联系又说明两者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重合性。通过两者之间客观存在的重合性，能够进一步认识考古学文化与人类共同体或族群的密切联系。理论上，这种重合性可能渗透于各个方面，但最重要最明显的重合似乎还在于两者最小的空间构成单
元。从考古学文化的角度来看，最小的空间构成单元是各自相对独立的聚落遗址。从人类共同体或族群的角度来看，无论规模如何，也都是从每个聚落开始构成或者包含在聚落范畴之内。因此可以认为，考古学文化和人类共同体之间最重要最明显的重合与联系就在于聚落。尽管无法实现考古学文化与人类共同体的完全统一，却也能够通过聚落形态探讨早期历史上人类共同体或者族群的发展演变情况。
　　聚落是构成考古学文化的重要成分之一，不仅是考古学文化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在社会组织结构研究方面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除了自然环境因素外，特定形态聚落结构的形成往往还受到特定人文社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而且，这种人文社会因素的影响常常作用于聚落形态的方方面面，其中包括聚落内部的社会组织结构和特定的人文环境等。事实上，许多史前聚落遗址的情况已经证实，特定形态的聚落通常都经过事先的规划设计，而其规划设计思想中明显受到了社会内部组织结构及所在人文环境因素的影响，两者之间存在着特定的因果关
系。而原因往往蕴涵在结果之中，由结果分析原因，聚落形态就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揭示出当时的社会组织结构及其社会集团规模与形式。首先通过单个聚落形态研究，大致可以了解各聚落内部的组织结构及族群特征。其次通过聚落（群）相互关系以及各种聚落类型历史演变的考察研究，不仅可以一定程度地展现氏族的发展演变特点，而且也可以一定程度地反映出从氏族、部落到国家的社会演进历程，尽管不大可能深入到具体某一族群的程度。进而，通过聚落形态所反映的社会组织结构及族群特征等，大致揭示出考古学文化与人类共同体的联系特点。
　　3 ．考古学文化与民族形成研究
　　新石器时代各考古学文化及其地域类型，无疑是由这一范围内客观存在过的族群共同或分别创造的。这些考古学文化及其地域类型的发展演变，在某种程度上都应和古代的民族形成过程有关。

萨满

　　从考古学文化方面来考虑，一种考古学文化之所以拥有一群具有共同特征的遗迹和遗物，除了生产力水平和自然条件等因素的影响外，主要因为它是由具有共同传统，亦即具有特定的心理状态、风俗习惯和审美观念的人们所创造的。基于这种意识形态领域共同传统因素的作用，所以在他们创造的物质文化中也必然存在着这样的共同性。进而，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当然就是由具有不同心理状态、不同风俗习惯和不同审美观念的人们所创造而遗留下来的。另外，从人类共同体方面来说，各个氏族、部落、部落集团或民族，都具有自己独特的心理状态，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因此，他们所创造的物质文化遗存当然也就各具自己的特点。如果把这两个方面的情况结合起来，如果两个考古学文化反映出的是不同生产力条件或不同经济形态、不同生活环境或生活方式、不同心理特点或传统习惯，岂不就是具有这些不同因素的不同部落集团或部族、民族分别所创造、遗留下来的吗
（３５）！无疑，这种认识在理论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然而，通过物质文化遗存来探讨民族的形成问题，同样需要认识考古学文化或考古遗存与民族文化的联系与区别。两者的联系毋庸赘言，其间的区别当如考古学文化与人类共同体或者族群一样，因为民族本身就是区分人类族群的具体形式之一。也就是说，民族文化虽然包含物质文化在内，但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区别往往主要体现在意识形态领域即精神文化方面。尤其处在自然环境背景大致相同或相似的情况下，相同或相似的生存方式常常很容易造成一致性非常强烈的物质文化现象。在缺乏文献记载的史前考古学领域，尽管可以通过聚落考古学探讨人类共同体或者族群的发展演变历程，然而一旦深入到具体某一民族的形成则仍显困难重重，难度极大。所以，通过考古学文化或考古遗存来探讨具体某一民族及其文化的形成与发展问题，通常也仅限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尤其是传说时代以来的族群范畴。当然，要寻找考古学文化和族群共同体的联系，一方面必须确定各考古学文化及其不同区域类型的分布范围、期别和来龙去脉，另一方面则要搞清楚古代各部落集团的活动区域、基本经济内容及大致时代与迁徙情况等。只有在做好这两项前提工作的基础上，我们才有可能去探索考古学文化与族群共同体的联系。
　　在探讨民族与民族文化的过程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通常关于古代“民族”判定往往是以传说资料及文献记载为依据的，无论是其活动区域还是基本经济内容等。然而，传说资料或者文献记载中常常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即政权名称与族群名称难以区分。因为在人类共同体早期发展演变过程中，族群名称与政权名称往往是相同的，夏、商、周、秦、楚等等皆是如此。而这种族名与政权名称的统一，实际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族群演进与民族形成的过程及特点。历史上，以族名作为政权名称，一般并不代表该政权所辖族群是单一的，往往可能包含若干不同的族群。而某一族群的名称之所以能够作为政权名称，通常是因为该族群势力较强的核心族群，有能力控制周围一些势力相对较弱的族群。最典型的历史事例就是以夏后氏集团为核心建立的夏王国，最初明显控制着尧舜禹联盟下诸多不同的族群。而且，随着其政治势力的消长，某一政权所控制的族群数量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无论如何，以某一核心族群所建立的政权，其所辖对象和范围一般远远大于该民族当时的包容范围。如果这一政权长期存在并获得稳定发展，其中一些弱势族群就会逐渐融合于核心族群之中，使得核心族群得以扩大而族群数量不断减少。黄帝之所以能够成为汉族乃至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主要原因当在于此。
　　显然，考古学文化或考古遗存一般很难与民族文化完全对应起来，进而通过考古遗存探讨历史上已经消失的民族同样困难重重。尤其是政权名称采用某一族名的情况下，如果把这一政权所及范围始终作为单一族群或民族对待，就容易夸大不同族群的融合过程及其一体化程度。 不过，通过对考古学文化及其区域类型的发生、发展、演变以及与周围各考古学文化及其区域类型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我们还是可以一定程度地了解当时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同时也可以一定程度地了解不同族群的融合状况以及民族的形成过程与历史演变。当然，在运用“考古学文化”这一概念探讨民族形成问题时，必须进行周密细致的考察分析，尽量避免简单化和绝对化的研究倾向。
第三节 中国新石器文化的分期与分区
　　目 录
　　一、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分期
　　二、中国新石器文化的分区
　　三、分期、分区研究的意义
　　一、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分期
　　关于中外古代先贤对人类早期历史的哲理性猜测，无须赘言。自丹麦学者汤姆森（ C.T.Thomsen ，1788~1865 ）提出著名的“三期”说理论之后，人们才开始科学认识早期人类的发展历程。1865 年英国学者卢伯克（ John Lubbock， 1834~1913 ）把石器时代扩展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实际是在新石器时代之前增加了一个旧石器时代，因为汤姆森最初所划分的“石器时代”仅限于新石器时代的内容。
　　最初，人们曾试图以欧洲为中心、建立一个能够通用于全球范围的世界考古学分期标准。但在考古学的分期过程中，随着考古学研究的时空范围不断扩大，人们逐渐发现这一思想忽视了文化发展的阶段性和多样性。无数事实表明，进入新石器时代以来，世界各地文化的差异性日趋扩大，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也十分突出，因此很难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一个较为统一的新石器时代分期标准。
　　1. 新石器时代分期问题的探索
　　中国大陆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新石器时代文化独立发展的特征较为显著。所以，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分期自然需要根据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具体发展状况进行划分。虽然中国考古学起步较晚，但有关新石器时代的分期问题几乎是伴随着中国考古学的发生发展而进行的。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在仰韶文化发现确立之后，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根据调查资料把中国甘青地区远古文化分为六期：
　　“新石器时代之末期与新石器时代及铜器时代之过渡期。
　　齐家期
　　仰韶期
　　马厂期
　　紫铜时代及青铜时代之初期。
　　辛店期
　　寺洼期
　　沙井期” （３６）
　　当时，中国考古学刚刚起步，人们对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认识和了解极为有限。安特生所划分的齐家、仰韶、马厂三期实际是对不同类型文化遗存所进行的相对编年，并非从宏观方面对中国新石器时代不同发展阶段的划
分。而他之所以把齐家、仰韶、马厂三期归入新石器时代末期，当是参照世界其他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状况而言的，或者说由此开始了中国新石器时代分期问题的探索。
　　及至 20 世纪 50 年代，尽管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不断有所发现，但有关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分期问题却一直没有明显的进展。尹达（刘曜）先生虽曾发表过《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分期问题》一文 （３７），实际则是对安特生所分六期即六种文化遗存相对编年及其相关问题的分析批判。其间，分别在陕西大荔沙苑和河南许昌灵井发现有细石器遗存，被视为“中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但亦属学术探索的范畴。
　　2. 新石器时代的初步分期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基于河北武安磁山和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的发掘，分别发现并确立了磁山文化和裴李岗文化，使人们对仰韶文化以前的新石器时代遗存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在此基础上，或者把这些文化遗存笼统地概括为“前仰韶文化”，或者视之为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这种认识明显已经超越了不同文化遗存之间相对编年问题的讨论范畴，其中包含着对大致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若干考古学文化共性的概括。亦即人们根据同一地区不同阶段、同一阶段不同地区的若干考古学文化的联系与区别，开始把中国新石器时代划分为早、晚两期。
　　80 年代初，在学术界积极探讨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同时，严文明先生根据各地所谓“龙山文化”遗存的联系与区别，一方面将其划分为几个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另一方面则将这些考古学文化所处阶段概括为“龙山时
代” （３８）。随后，严文明先生又发表了《论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一文 （３９），认为仰韶文化晚期可能已经进入铜石并用时代（早期），而龙山时代则属于铜石并用时代（晚期）。尽管这一时期人们还对“中石器时代”展开了讨论，但却没有形成定论。也就是说，广义的新石器时代又被划分为狭义新石器时代和铜石并用时代两大阶段。
　　3. 新石器时代分期的基本确立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严文明先生又在《中国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的考察》一文中，对中国新石器时代
（广义）重新进行了划分。在新石器时代（狭义）和铜石并用时代两大阶段的基础上，把狭义上的新石器时代划分为三期，即早期（约公元前 7500 年 ~ 前 6000 年）、中期（约公元前 6000 年 ~ 前 5000 年）和晚期（约公元前 5000 年 ~ 前 3500 年）；把铜石并用时代早、晚两期的年代分别确定在公元前 3500 年 ~ 前 2600 年和公元前 2600 年 ~2000 年之间 （４０）。
　　进入 90 年代以来，学术界对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认识又有了进一步发展。严文明先生在《略论中国文明的起源》（４１）等文章中，调整了对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绝对年代范畴的认识，提出新石器时代早期约当公元前 10000 年 ~ 前 7000 年间，中期约当公元前 7000 年 ~ 前 5000 年间。其他一些学者亦持相近的观点，并把新石器时代中期划分为前后两个发展阶段 （４２）。这一认识并非仅仅参考了国外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研究资料和成果，而且还得到了国内考古新发现的有力支持。其中，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发现有公元前 8000 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江西万年仙人洞和湖南道县玉蟾岩洞穴遗址都发现了公元前 10000 年前后的稻作农业遗存等。
　　另外，近些年来，还有一些学者提出了“仰韶时代”的概念。尽管我们还不能说这种观点就是错误的，但却容易引起概念和理论上的矛盾冲突，即我们很难以广义或者狭义新石器时代来衡量仰韶时代的概念。很明显，仰韶文化时期的整体文化成就及社会发展阶段有别于龙山时代，龙山时代虽可归入广义新石器时代的范畴，却与铜石并用时代以及古史传说的“五帝时代”大致对应。换言之，考古学中的龙山时代可以说就是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龙山时代的划分有利于更好地认识中国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的发展演变。而仰韶时代的划分不仅难以起到类似的作用，而且在相关学术研究中容易造成无可适从的概念冲突。
　　如此看来，目前学术界已经把广义上的中国新石器时代划分为新石器时代（狭义）和铜石并用时代两个大的发展阶段，狭义新石器时代又被分为早、中、晚三期，铜石并用时代也被分为早、晚两期。不过，由于仰韶文化时期铜器资料的发现极为有限，难以说明冶铜技术的发生以及对社会文化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所以学术界往往又把铜石并用时代与龙山时代大致等同起来，约以公元前 3000 年为其年代上限。
　　二、中国新石器文化的分区
　　1. 分区思想的萌发
　　如同新石器时代分期问题一样，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区与谱系也伴随着中国考古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片面到全面的长期认识过程。
　　在中国考古学诞生之初，人们是黄河流域为中心来认识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田野考古调查发掘工作主要局限于黄河流域以及长江下游地区，人们一时还无法全面了解中国史前文化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从学术界尤其是安特生对仰韶文化的认识以及对甘青地区远古文化分期中，即可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在安特生看来，仰韶文化不仅分布于中原地区，在中国西北的甘青地区也有分布，具体就是把后来所谓的“马家窑文化”归入仰韶文化的范畴。仰韶文化之后确立的“龙山文化”的分布范围也甚为广泛，包括了山东、浙江杭州湾以及豫北地区等。安特生所进行的甘青地区远古文化分期，似乎就是在不考虑区域差异的基础上，试图建立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编年标尺。
　　20 世纪 30 年代，尽管田野工作基础还十分薄弱，相关考古资料也甚为贫乏，但有学者已经开始注意到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区问题。 1932 年，梁思永先生发表了他在 1929 年就已完成的《远东考古学上的若干问题》一文 （４３），根据当时的资料把远东新石器时代遗址划分为三个大群，即北方群、南方印度支那群和外围朝鲜日本群。其中北方群包括中国本部、蒙古和满州等地，同时也注意到中国西南与内地的某些差异等。同年，他还在《昂昂溪史前遗址》一文中指出，“昂昂溪的新石器文化不过是蒙古热河的新石器文化的东枝而已” （４４），说明梁思永先生已经注意到北方沙漠草原地带与中国腹地即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差异。结合起来看， 30 年代初，梁思永先生至少把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分成了东北群和华北群两大区域。进而，他又根据调查发现的70多处遗址资料（其中仅有 10 余处遗址做过一些发掘工作），于 1939 年把所谓“龙山文化”划分为山东沿海区、豫北区和杭州湾区 （４５）。表面上，这一区域划分似乎还局限在同一考古学文化的范畴之中，但事实却是划分区域考古学文化的开端，日后便有“典型龙山文化（或称山东龙山文化）”、“后冈二期文化”和“良渚文化”等考古学文化的确立。而且，梁思永先生也没有把齐家坪遗址的发现纳入“龙山文化”的区域范畴，这说明在他看来，甘青地区可能属于另一新石器文化区域。随后，尹达先生就在《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分期问题》
（４６）一文中明确认为，齐家坪遗址是另一系统的文化遗存，不得和仰韶文化混为一谈；同时他也没有把齐家坪的发现简单地归入“龙山文化”之中。也就是说，当时人们可能已经普遍注意到齐家文化与“龙山文化”的区别，把甘青地区视为有别于中原地区的一个新石器文化区。
　　另外，裴文中先生和苏秉琦先生分别在鼎鬲或“瓦鬲”的研究中注意到了中原地区与周围包括边陲地区的区别 （４７），亦有分区思想萌芽。
　　这些情况充分说明，在中国考古学诞生及其初步发展阶段，已经有学者注意到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区域划分问题，并开始了这一方面的学术探索，文化分区研究的思想处在萌发形成过程之中。
　　2. 分区思想的初步发展
　　五、六十年代以来，随着田野考古工作的大量开展，在各地逐渐确立了一系列考古学文化。其中包括黄河流域的李家村文化、老观台文化、马家窑文化、大汶口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客省庄二期文化、后冈二期文化，长江流域的大溪文化、青莲岗文化（马家浜文化）、屈家岭文化、良渚文化，等等。这些考古学文化的确立，说明人们已经注意到并充分肯定了各地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特征及其相互区别。而且，由于每一具体的考古学文化都有其特定的时空范围，所以也可以说人们不断通过确立不同考古学文化的方式进行着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区研究工作，即不谓分区的文化分区研究。
　　20 世纪 70 年代初，基于考古新发现的增多，中国各地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特征与差异日渐显现。曾有学者根据当时的资料，把新石器时代文化分为四个大的区域系统，分别是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东南沿海和北方草原地区；每个大区下又可划分出若干相对较小的文化区域，如黄河流域可进一步划分成山东、中原和甘青地区，长江流域包括三峡、江汉平原和长江下游等，北方则有内蒙古东部和河套地区之分 （４８）。这显然是前一时期萌发的分区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尽管人们已经注意到各地文化遗存之间的差异，但由于田野考古工作仍是以黄河和长江流域为中心而展开
的，中国史前文化的多样性仍未充分展现出来。尤其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前的文化遗存还处在初步探索阶段（如对李家村文化和“老观台文化”的探讨），各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序列很不清楚。在缺乏文化发展序列有力支持的情况下，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区研究工作自然难有较大突破。因而，在传统学术思想的影响下，人们还把陕西地区发现的“客省庄二期文化”称之为陕西龙山文化，把湖北境内的有关发现称之为湖北龙山文化；马家窑文化被称作甘肃仰韶文化或作为仰韶文化的一个地方性类型等等。这说明有关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区思想尚显朦胧不清，有待在考古新发现的推动下进一步研究确立。另外，在批判“中国文化外来说”的同时，还出现了矫枉过正的学术现象，形成了政治和民族色彩浓厚的以中原文化为中心向周围辐射式发展的文化传播思想。这不仅影响了对中原以外各地文化自身特点与发展体系的深入研究，而且也进一步影响到文化的分区研究工作，至少难以客观认识周围地区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