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禁区》精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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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土耳其——恐象化石上的雕刻

证明思路 F 骨雕＋石刀＋纵劈的兽骨 确证


1874 年，卡沃特（F. Calvert）在土耳其达达尼尔（Dardanelles）一带的中新世地层中，发现一块恐象（Deinotherium）化石，上面刻有一个动物图案。他这样记录道：“我在发现骨雕的四周搜寻，找到了一个燧石刀和几块纵向劈开的兽骨化石。显然是古人取食骨髓的残迹。”

恐象与大象有点相似，但身体巨大。现代权威人士认为。它们从早中新世至晚上新世时期，生活在欧洲。因此，卡沃特把达达尼尔遗址定位于距今500～2500万年前的中新世，比较合理。可是现行理论认为，那时只有像猿一样的灵长类存在，即使定位于晚上新世— —距今200～300万年前，出土骨雕饰品也太早了，这种工艺（按进化论）应该是近4万年的事。

在《史前史》中，德莫提理回避了达达尼尔地层的年龄，却说：“发现一个骨雕，一个石刀和劈开的兽骨化石，简直太完美了，以至于让人怀疑。”

真太有趣了，在圣普莱斯特遗址中，德莫提理埋怨没发现石器工具，或其他人类遗迹，这里，他又说发现太完美了。他言外之意说卡沃特在骗人。

但是，加州大学的垂尔（D. A. Trail）教授曾这样评价卡沃特：“他出身于最优秀的英裔世家，具有深厚的地质学和古生物学造诣。他在达达尼尔的研究，成绩斐然。”

卡沃特在达达尼尔地区指导了许多重要的考古发现，垂尔说：“在我与卡沃特的交往通信中，我了解到他是个很诚实很严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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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意大利——上新世宰割的鲸鱼


19世纪后期，意大利发掘出一批带有切削痕迹的鲸骨化石，1875年11月25日，波伦亚大学的地质学教授开普里尼（G. Capellini）对此做了研究，他说是鲸鱼新鲜时用石刀宰割出的。许多科学家同意他的观点。

那是典型的上新世的一种鲸鱼，一些化石出自博物馆，另一些是他自己在塞纳河附近，如在波贾荣（Poggiarone）那儿挖出来的。

化石上的划痕出现在屠宰下刀的部位，如肋骨外缘。开普里尼挖出的一具完整的鲸骨中，切削痕迹只出现在一侧。他对此解释说：“这个家伙应该是左侧着地挣扎，人们在它右侧下刀。”——这的确排除了地质作用和深水鲨鱼咬食的可能，因为切削痕迹只出现在一侧，而且鲸骨化石上的切削痕迹和现代肢解鲸鱼留下的划痕几乎一模一样。在国际史前人类学和考古学大会上，开普里尼报告说：“在波贾荣出土的鲸鱼化石旁边，我还发现了石刀。用这些石刀，我可以在新捕获的海洋动物骨头上留下同样的印迹。”他还注明了在意大利的同一地域——萨伏纳（Savona）发现了古人化石（详见第7章）。

与会人员对此做了研讨。伊文斯（J. Evans）等人提出反议，而巴黎古人类学秘书长博乐卡（P. Broca）则表示赞同。博乐卡是当时骨髓形态学的主要权威之一，他特别排除了鲨鱼撕咬的猜想，并说痕迹的每一个特征都表明是利刃所为。

德夸菲吉斯也是赞同的人士之一。他是1884年撰文说：“只有用锋利的石刀切割才能留下那样的印迹，用其他方法，你怎么努力也复制不出来那些划痕。

这项工作总结性论文，是1893年赖英（S. Laing）用英文写的：“划痕曲线很规则，也有半圆环，单手切削可以造成这样的痕迹——骨向外凸起的部分有明显的切削痕迹，骨内凹处有粗糙的擦痕，显微镜检测证实了这个结论。毫无疑问，是在鲸鱼新鲜时用石刀样的利器大力切削留下的，就像一个野人在肢解一条搁浅的鲸鱼。没有别的解释，也不存在欺骗的可能。如果固执的观念，还反对第三纪（220～6500万年前）已有人类存在，只能是主观臆断了。”

图2.1 上新世一种大白鲨鱼的牙齿

（Carcharodon megedodon）

现代的权威人士宾福德说：“任何一个观察者，都不可能把肢解剔肉时在骨上切划的痕迹和动物撕咬的印迹混为一谈。”

图2.1 是鲨鱼牙齿，它比狼等猛兽的牙齿还要锋利。鲨鱼撕咬的痕迹比较接近切削器的划痕。我们检测了圣地亚哥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鲸鱼化石之后，分析过这种情况。

图2.2 鲨鱼锯齿状的牙在鲸骨上划出的沟槽

那是一个上新世一种小型须鲸。我们用放大镜看到了规则均匀的平行沟纹，这正是鲨鱼牙的锯齿边缘的划痕。图2.2的印痕可能骤然一咬，牙齿边在骨面上划出的痕迹。

    这样，需要重新确定意大利出土的化石划痕成因。区分鲨鱼捕食和人类屠宰的关键特征，在于——划痕是否呈现平行走向的V型沟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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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节 法国——中新世屠宰的海牛

证明思路 F 划痕与化石表面沉积一致，地层中原位紧埋 确证


1867年，巴黎召开的国际史前人类学和考古学大会上，包热瓦提交的论文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他展示的一块中新世海牛化石上，明显带有人类宰杀的痕迹。（图2.3）

图2.3 中新世海牛化石，法国庞思

海牛化石是迪劳奈（A. Delaunay）在靠近庞思（Pouance）的巴瑞尔（Barriere）挖出来的，它埋在贝壳沉积层中。包热瓦惊异地发现其中一段上肢的肱骨上，有不少切划痕迹，划痕与化石的其它表面一致，这样轻易排除了破裂造成的可能性。骨头已经石化了。紧密地埋在一个未翻动过的地层，表明划痕的年龄和地层一样古老。

印痕的深度和锋利程度，进一步证明了那是化石形成前划上去的。一些痕迹还表明它经过了两个独立的切割过程。

即使德莫提理也承认那不是地层错动或挤压所致，但他不承认那是人类所为，主要是因为地层属于中新世，他1883年写道：“要是人的遗作，年代太早了。”——这里我们又一次明晰地看见了“先入为主”的观念对判定事实的深重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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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石骨刀痕 真相露端倪（12-16节）
第十二节 意大利——上新世的刀钻痕迹

1876年意大利地质学会的一次会议上，费瑞提（M. A. Ferretti）展示了一块化石，带有明显的人类钻孔的遗迹，证据充分得不容置疑。

这是一个大象（或犀牛）的化石，出自意大利圣华伦泰（San. Valentino）的晚上新世阿斯丁地层的蓝粘土中，引人注目的是化石最厚的部分。有一个完美的圆洞。费瑞提说这不可能是软体动物或甲壳动物所为。

第二年，他又给委员会提交了一块化石，也带有明显的人类加工的遗迹：化石出自圣茹菲诺（Ruffino），也是在阿斯丁地层的蓝粘土中埋存的。它显示出从一端拉锯式劈开的迹象。

1880 年一次科学会议上，意大利人类学与地质学学会贝鲁西（ G. Bellucci）的新发现，引起了大家的关注。那是在靠近佩鲁贾（Perugia）的圣华伦泰和福密堡（Castello delle Forme）挖出来的化石、骨炭和片状石器，化石上有石器切削打击的遗迹。这些上新世湖泊型粘土中的发现，证明在几百万年前的上新世就有人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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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节 法国——中新世的刀痕

19 世纪后期，在克勒蒙特-福兰德（ Clermont-Ferrand）的自然历史博物馆，收到了一块犀牛（Rhinoceros paradoxus）股骨化石，上有明显划痕。化石出自佳奈特（Gannat）一段有流水穿过的石灰石沉积层中，其中另外的化石是典型的中新世物种，也就是说，划痕产生于中新世（距今500～2500万年）。

有人提出划痕是动物咬的，但德莫提理反对，用他的老调谈道——骨化石在地质压力下移动，被划出来的痕迹。

德莫提理的话，把这个问题搞成了公开的问题。沟痕位于股骨的末端，靠近关节——正是宰杀下刀的部位——根据现代骨骼划痕专家宾福德的说法是这个结果。

德莫提理还描述说：划痕是平行的沟，有点不规则，穿过骨轴，宾福德提示说：“石刀屠宰时最常做拉锯式切削，这样留下的沟痕比较小划痕平行，而且走向弯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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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节 英国红岩：200万年的贝雕

证明思路 F 表面颜色一致，变脆不可再雕 确证真品

1881年，英国地质学会的斯道皮斯（H. Stopes） 向“前沿科学学会”提交一份报告，讲述了他在红岩（Red Crag）沉积层发掘到的贝壳化石，里面刻着一个人脸——虽然粗一些，但确凿无疑就是一个人脸，而贝壳的年龄在200～250万年。

1919 年的《地质学杂志》上，远古贝雕发现者的女儿（M. C. Stopes）发表论文，证实贝雕不是赝品：“刻画人象的刻痕表面呈棕红色，颜色深浅与贝壳其他部分完全一样。这点很关键，因为如果是后来造假刻上去的，刻痕就会比其他表面颜色浅。还有一个关键，贝壳变成化石后，变得较脆，那样的刻画只能把它搞碎。”

而传统的人类进化学说，只有3万年前的克罗马农人，才有可能制出这种艺术品。而200万年以上的贝雕，与进化论势不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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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节 红岩：至少200万岁的工艺品

20世纪初，莫尔（J. R. Moir）发现了大量异常古老的石器（详见下一章）。他报道过“萨福克（Suffolk）的红岩和珊瑚岩的基部以下，发现了一系列矿化的骨器。”

英国东部的红岩地层顶部，现在断定是上新世和更新世的分界线，距今200～250万年。珊瑚岩是晚上新世岩层，距今250～300万年，红岩和珊瑚岩层的基底，是碎石层，其中含有上新世直至始新世的矿物，年龄在200～2500万年。

莫尔挖出的一组骨器是三角形的（图2.4）。他在报告中说：“这些是用又平又宽的鲸骨做的，……现在变得很脆了，谁也不可能再修饰它们了…… ”他指导了的模拟制作实验，结论是“骨器化石确是远古人的遗作。”他认为三角形骨制品是作枪头用的。后来他又发现鲸肋制造的枪头。从克罗默森林地层（Cromer Forest Bed）的上层至下层，莫尔等人都发现了古人的遗迹。最上层的年龄约为40万年，最下层80万年。若按现代一些权威人士的观点，最下层约175万年。

值得注意的是，莫尔描述了住在木桥（Woodbridge）的温柯普先生收藏的一根肋骨化石——出自红岩地层以下——两端被锯过，温柯普和后来做鉴定的菲舍(O. Fisher),都认为那是古人的加工遗迹——而年代却太意外了。

图2.4 出自珊瑚岩地层以内的3块骨器

年龄200～5500万年，（上：俯视图，下后视图）

图2.5 40～50万年前锯过的木头

箭头处的沟可能是开始下锯的痕迹

还有一块古物，是纳卡特（S. A. Notcutt）在曼迪斯雷（Mundesley）的“克罗默森林地层”挖出的一块锯过的木头，距今40～50万年。

莫尔说：“木头平面的末端（图2.5 箭头处）显示出被利刃锯割的痕迹，就像现代锯木头时，在树干边缘开口处留下的记号一样。”

莫尔进一步说：“图中箭头所指的后部有些发黑，象火烤过。可能这个东西是原始挖树根的木铲。”

现行学说认为40多万年前，英国东部只有“直立猿人”是最高级的生物，但这种象猿的家伙，不可能有那么高的工艺使用锯子。一个木把柄石刀，也切不出那么清晰平整的锯面。

上述骨制枪头和其他人类手艺的遗迹，在今天的教科书和文献中是看不到的。尤其是：“克罗森林地层”的发现，大部分在现行理论可以接受的边沿，也被主流学派操纵的知识过滤机制过滤掉了。

第十六节 英国——3800万年前的捕象沟

1912年，地质学杂志上，地质学会会员菲舍说：“多塞特郡（Dorsetshire）的一个风景点——都里士（Dewlish）挖出的考古遗址大象沟，原来是远古捕象的陷阱。”

“大象沟是在白垩中建成的，12英尺深，只容一个人通过，很陡，一端通入一个陡峭的谷地。地层中只有南方象化石。我认为这是上新世造的，是个捕象的陷阱。”

因为南方象生存于120～350万年前，因此，遗址年代至少在120万年前的早更新世，当然，还可能是350万年前——晚上新世开凿的。

图片显示，大象沟垂直的陡壁，用大凿子仔细削刮过。菲舍的这个报道，显示了古今通用的一种狩猎方式。

《自然》杂志1914年10月16日，用一则短讯报道了多塞特原野俱乐部的继续发掘工作：“沟并不止于现在挖出的地面，一直延伸到一条很深的白垩岩缝中。”古人不是不可能借一个地缝开凿了猎象的深沟。看来值得检查象骨上有没有屠宰的刀痕，如此，证据就更完美了。

菲舍随后又有了重要发现。他1912年的研究总结中写道：“在巴顿崖始新世地层挖掘时，我发现了一个‘煤玉’样的东西，面积9.5平方英寸，厚2.25英寸，至少一边被切削过，打制成这个形状。”煤玉是一种致密的黑色煤炭，表面光亮平滑，常用作宝石，而始新世地层的年龄是3800～5500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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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化石上的古人遗迹

太奇怪了，19世纪和20世纪初，那么多独立的科学研究，不断报道“在上新世、中新世、始新世的兽骨、贝壳上”留下的远古人类印迹。发表这些成果的科学家有：迪斯诺耶斯、德夸菲吉斯、拉莫里诺、包热瓦、迪劳奈、博传德、劳思戴、贾瑞格、费侯、冯杜克、欧文、考野、卡沃特、开普里尼、博乐卡、费瑞提、贝鲁西、斯道皮斯、莫尔、菲舍、凯斯。

这些科学家在骗人吗？这些学者精神有问题吗？还是那些就是上新世以前的古人真迹呢？

人们也许会问：为什么现在没有了？一个恰当的解释是没有人去寻找这类证据了，骨骼化石形成划痕是罕见的事，也很容易被忽视。如果一个古人类学家确立了上新世以前不可能有人类存在的观念，他就不会留心那些化石上的人类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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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禁区》精华本：第三章 反常的始石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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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世纪的科学家，在早更新世、上新世、中新世以及更早的地层中，发现了许多石制的工具和武器，这些科学发现在正规学术刊物上发表，并一度成为当时学术会议上的热门话题。但现在却很少有人听说了。一整类事实证据，因为违背进化学说而被“过滤”掉了。

   而今，我们设法“发掘”出这些埋没的文献。我们的旅程将从英格兰的肯特山，直抵缅甸的伊洛瓦底江（Irrawady）。

   这些反常的石器，我们分为三大类，在三、四、五章中介绍：
   （1）始石器：天然适合使用的石头，不做或仅做简单的加工，有使用痕迹。
   （2）粗制旧石器，有一定打磨的石制工具。
   （3）精制旧石器和新石器：精良加工的石制工具，器具。

   对一般人来说，很难把始石器和一般石头分开，好在专家已搞出一些评判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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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英国肯特——数百万年的始石器

    伊哥塞姆（Ightham）是肯特（Kent）的一个小镇，在伦敦南约27英里。维多利亚时代的哈里森（B. Harrison），在经营杂货店之余，常到山间峡谷收集石器。尽管今人无从记起，但当时他的石器却引起了学术界几十年的争论。

    哈里森的工作大多是在英国著名地质学家普莱斯威奇（J. Prestwich）的密切指导下进行的，他还与古人类学家定期通信，画上自己发现的石器，按标准程序分类。

    哈里森在古河床里发现了旧石器，很容易鉴定出是人类打制的，他和普莱斯威奇判断一些石器（图3.1，图3.2）是上新世的，20世纪一些地质学家，比如英国地质局埃德曼兹（F. H. Edmunds）都同意。20世纪早期古人类学界领头人欧博梅尔（H. Obermaier），认为是上新世中期的，也就是说距今200～400万年，但现在的学者从进化论出发，……只承认英国最早的石器有40万年。

    哈里森的发现中有一些较原始的，如图3.1，但也能看出是人力所为。这种石器在今天的原始部落中还在制造，他们捡起一块燧石，打出一边的刃，就当成了石刀。

   批评者断言哈里森的始石器是想象的，其实是天然燧石。但现代石器权威帕特森（L.W.Patterson）提出了区分天然燧石和粗制始石器的方法。他说：“比较困难，要看在一个方向沿着石刃施力造成一致效果的机率。”……

    1889年9月18日，地质学会的贝尔（A. M. Bell）给哈里森写信说：“这些一致打制的石器，人力所为的机率远大于天然所为……我确信。”按照帕特森的标准，不得不把它们归为始石器。

    1891年11月2日，著名的科学家、与达尔文共创进化论的华莱士，到哈里森的杂货店走访。看了哈里森收集的石器后，华莱士认为石器是真的，并请他写一份详彻的报告。

    普莱斯威奇是英国最著名的石器权威，也认可哈里森的发现。1895年，他驳倒了石器是天然所为的猜测：“有人挑战说那是天然所为，三年过去了，却拿不出任何证据。……流水能单向打掉边棱，但同时把石头磨成卵石。”

    他1892年发表的另一篇论文中说：“现代的野蛮人，比如澳大利亚的土著民族的石器，和现代发现的早期旧石器没什么区别。”

所以，我们没必要把那些过于古老的石器划归给猿人，既然石器是典型的智人作品，那么在上新世中、晚期，出现智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第7章我们可以看到，19世纪的科学家在上新世地层中，挖出了许多原位沉积的现代人类型的骨骼化石。

    有趣的是：现代专家却把很接近哈里森的始石器的石器，当做人类作品。如非洲奥杜韦遗址的石器太粗制了（图3.3），但没有质疑它们是否是人力所为。

    一个由英国著名学者组成的学会，资助了一次高水平的实地考察工作，以解决对于石器年代的置疑。这次挖出了许多上新世地层中原位沉积的石器，现场证人有30人之多，结论性证明了石器的上新世年龄。

    1895年，哈里森应邀在皇家学会的会议上展出他发掘的石器。一些人仍然持疑，另一些则表示赞同。英国地质局的牛顿（E. T. Newton）是皇家学会会员，1895年12月24日写信给哈里森：“至少有一部分，无疑是人力所为，是古人类的作品。1896年，普莱斯特去世后，哈里森继续用事实回敬凭空质疑者，并得到了大英博物馆自然历史部的负责人兰克斯特（R. E. Lankerster）的支持。”

    1896年，普莱斯威奇去世了，哈里森纪续发掘工作，用事实回敬凭空置疑者。大英博物馆自然历史部的负责人兰克斯特（R. E. Lankerster）成了他的支持者。

    有人也许会问：这么详细分析这些有什么必要？原因之一是告诉大家：这些证据不是可有可无的，也不是狂人之语。实际上这些反常的事实，正是严肃问题的中心；它们占据了学术界精英们争论的焦点，持续地打击着现行理论，其科学严谨性也不次于反对者的理论――简直是现今进化论者的眼中钉、肉中刺。所以，通过展现这类事实的科学辨析，读者才能不被任何一方牵着鼻子走，才能自己面对真相，得到一个独立思考、判断的机会……

    1921年，哈里森去世了，遗体安葬在圣得教堂墓地上。1926年7月10日，教堂北墙铭文中写下：“纪念哈里森（1837～1912），一个乡村杂货商，一位考古学家，在伊哥塞姆地区发现了大量始石器文化，丰富了远古人类的研究成果。”

    遗憾的是：那些“远古人类的成果”随着哈里森一起埋葬了。19世纪90年代，杜布瓦发现了极有争议的爪哇“猿人”，这个很不确定的“猿人”，被供奉为人类的祖先，那早于它的人类证据，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这些反常证据忽略、遗忘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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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英国红岩：更古老的石器

    旅程的下一站是英国东海岸，我们来看看莫尔（J. R. Moir）的发现。

    莫尔是皇家古人类学院的会员，英国东部史前学会的主席。自1909年起，他在红岩（Red  Crag）和珊瑚岩（Coralline  Crag）的地层展开了发掘工作，收获颇丰。

    现代地质学研究告诉我们：红岩地层有200～250万年历史，比珊瑚岩层年轻一些，它们以下是砾石层，或称骨层，由沙、砾石、贝壳和骨化石组成，更为古老，其中含有始新世（3800～5500万年）的“伦敦粘土”。

    莫尔发现的石器出自红岩下部砾石层，显出不同程度的加工痕迹，（图3.4）年代上限可追溯到始新世，下限也有200～300万年。

    莫尔认为这些石器的制造者应是“人类进化的早期野蛮阶段”，但是，现在智人阶段的人，也能并且还在制造这么粗糙的东西。

    始石器本身就有争议。许多学者是自然所为，但莫尔有不少有名的科学家支持，包括考察过遗址、证实莫尔发现的布莱尔（H. Breuil）,皇家学会主席地质学家葛吉（A. Geikie），以及大英博物馆的负责人兰克斯特爵士等。

    兰克斯特从莫尔的石器挑出一些有代表性的样品，它把它们叫做鸭嘴铲。后来，他详细地分析了这些样品（图3.5），它们出自威庭翰的红岩地层以下。要是这样，那么石器的年龄就在250万岁以上了。

    该石器的垂直切削面，显示了明显的人为加工痕迹，兰克斯特1914年给皇家古人类学院的报告中写道：“非人力的石头开裂不可能造成手工打制的特征，它们只能是人力所为。”他还指出样品可能有中新世的年龄（500～2500万年）

    在福克斯豪（Foxhall），莫尔有了重要发现——红岩上新世晚期地层里的石器（图3.6），距今200万年以上，1927年他写道：“那是一个石器加工厂的废墟，有石锤、打制的燧石、煅烧的石头、用火遗迹……还有著名的福克斯豪古人下颌化石，显然不是原始类型。如果确实是原位沉积的，那时的古人和现代人身体结构差不多。”

    1921年，美国古生物学家奥斯本（H. F. Osborn）的研究，确证了石器的上新世年代。他说上新世人类的存在：“如今有了坚实的基础，豪克斯豪的石器确为人类作品，无可辩驳。”他把那些石器样品分为：石刀、尖状器、刮擦器和单边刮削器。

    奥斯本还重新研究了莫尔的其他工作。他说：“莫尔发现的古人化石，证实了上新世的英国东部已有人类存在了，由此开辟了考古学研究的新纪元……他们的智慧足以制造石器和用火了。”

    另一个被莫尔的证据所折服的是奥博梅尔，他原是反对派。1924年他写道：“福克斯豪的发现是我们得到的第三纪人类的第一个证据。”这里所说的第三纪，是指从上新世直到始新世。（500～5500万年）。

    莫尔还在诺福克（Norfolk）近代的“克若莫森林地层”（Cromer Forest Bed）挖出了石器，有40～80万岁，另一些人估计该层下部的年龄为175万年。

    面对事实证据，还是有人拒不接受，硬说那些纯粹是自然力所为。比如瓦仁（S. H. Warren）说那些石器是地质压力在白垩岩床上擦出来的石片。1920年，他报道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图3.7）……如果不考虑它的环境，几乎肯定会说它是莫斯特石器文化的近亲。”莫斯特文化（Morsterian）是公认的晚更新世石器工业。瓦仁抱定始新世地层中不可能有石器，而不抱这种偏见的人，想知道――瓦仁是否实地考察过？

    后来的研讨中，一位科学家指出：莫尔发现的一些石器，是第三纪中期的地层，不挨着坚硬的石灰岩。这就排除了瓦仁空猜臆断的观点——地质压力在白垩层上磨出来的伪石器。

    为了解决对莫尔发现的争论，一个国际学术科考队组建了起来。在国际人类学院的要求下，由8位杰出的欧美人类学家，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组成了科学考察团。

    考察团的结论支持了莫尔。他们说伊普斯威奇附近的红岩地层没有翻动过，最晚也是上新世的，而且石器确是人类所为。他们在红岩层以下的地层做了四次挖掘，找到了5个典型的石器，至少250万岁。因为该层含有始新世的沉积物，石器年龄的上限为5500万岁。

    考察队的开匹顿（L. Capitan）说：“红岩下的地层没搅动过——我们亲自做了鉴定。出土的石器，只能是古人的作品，其他可能都已排除。我们发现的事实，是史前文明的绝好证实。”

    令人奇怪的是，考察团正式发表了报告后，反对派还不认帐，还在重谈“自然压力说”的老调。这回凭空推出“冰川说”。但据我们所知，至今无人能解释冰川如何在石器上造出的双向疤痕，磨制出精确的形状。而且许多石器并非贴在硬岩表面，冰川对它们同样无技可施。英国考古学家柯里斯（J. M. Coles）报道：“福克斯豪沉积层的层理，是陆地性沉积，不是海洋性沉积，这也排除了瓦仁想象的‘冰川说’”。但瓦仁冰川说发表后，争论却平息了。1968年柯里斯说：“因为事实未定，学术界没接受任何一方……”事实未必如此。一个更可能的原因是科学主流派发现保持沉默，是埋葬莫尔发现的稳妥方式——“不理不提”胜于积极的“凭空攻击”。20世纪50年代，学术界已经固执地认为：早更新世之后，非洲中部成了人类进化的中心。莫尔的发现证明英国在这以前就有人类了，这个离经叛道的事实证据，否定它反而引火烧身，沉默不理却是上策——于是，莫尔的证据被成功地抹煞了。

    柯里斯认为这么做太不公平。1968年，他还是接受了莫尔石器的真实性，尽管有些犹豫。然而，1972年的《美国冰河时代》杂志上，斯巴克斯和威斯特的论文却错误引述了莫尔的发现，而且粗略地用了一种石器鉴别标准来否定莫尔……但是，剑桥大学的博吉特（M. C. Burkitt）用这个标准，却发现莫尔的样品符合真石器的特征。

    博吉特在20世纪20年代，随国际著名学者考察团亲自做了实地鉴定，他1956年的著作也肯定了莫尔的发现。他对伊普莱斯威奇南2英里的索灵顿豪（Thorington Hall)特别感兴趣，他说：“在那里石器埋存的位置以上，发现了脆弱的绞链还未断的双贝壳，表明地层没有搅动过……”这是石器原位沉积的有力证据。

    博吉斯做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那些石器比晚上新世地层古老，可能是上新世（500万年）以前的作品。”这么多充分的证据，还有人类化石，没有理由排除这个可能的结论：500万年前的红岩，使用石器的智人曾在那里繁衍生息。

    另一个支持者是李基（L. Leakey），他1960年写道：“原始人很可能在更新世早期已经在欧洲出现了，……红岩下层的石器至少有一部分明显是人类所做，不能简单想象成自然产物。石器不是早更新世的，而是早于上新世晚期（距今300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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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两个诡辩的反对者

    对莫尔发现的反常石器，有两个知名的反对者：布莱尔（H.Barenes）和巴尼斯（A.S.Branes），他们激进的反对，及时迎合了树立进化论的需要，因此被一遍又一遍地宣传，以抹煞各位科学家对那些反常证据的证实。但是，认真的读者能从他们的立论方法上，发现严重的问题。

     布莱尔认为他1910年指导的研究，可以结束英国东部始石器的争论了。在他常引用的文章中，他说发现了5000～5500万年前的燧石，很像石器，他不信那时会有人，于是断定是简单的自然所为。

       图3.8也许是他拿出最有力的证据了，但谁也不会把这么粗的东西当始石器的。现代石器研究的权威人士之一帕特森（ L. W. Patterson）说：石块上切砸的疤迹，几乎不可能是自然所为，特别是连续一致的疤痕——锤疤，一般都是人为凿的。

      图3.9也被布莱尔猜定为假石器想像成自然地质压力所为，但是他没有提供任何对照的母石。

    “天然压力假说”的问题，在布莱尔下面的断言中暴露无疑，他说：“有两个非常例外的样品，也绝对是地质压力的结果。”

    一个是图3.10的样品，是他和欧博梅尔发现的，他说和典型的晚更新世智人的石器没有区别，因为沉积在约5000万年前的始新世地层，所以是假石器。

    另一个是图3.11的样品，出土位置与上者相同，布莱尔说酷似晚更新世的尖状石器。但它5000万岁的年龄，为进化论不容，他也硬说成地质压力的“妙手”

    布莱尔的文章至今依然被学者引用，作为攻击的武器——这是广告技巧，而非科学的精神。但是，谁会去查布莱尔的原始文献，看它是否真有科学意义呢？

    布莱尔还用了无中生有的战术。他的报导早于莫尔的论文。当莫尔在美国东部的发现引起广泛重视的时候，布莱尔也去了那里，指导第一手的考古发掘。奇怪的是，他求助于莫尔，还同意莫尔的观点，还说：“红岩下层的石器与经典的石器绝对一致，”年龄在200～5500万年之间，但后来他变卦了。

    他的《旧石器人类》一书，在他去世后的1965年出版了，上面说：“一些特定的燧石也许可以鉴定为石器，但它们的切削角度通常否定这一点。”奇怪，他竟对以前的立场观点只字不提。

    另一位有名的反对者巴尼斯，20世纪20年代曾是莫尔的支持者，他1939年创造了莫名其妙的“平台角度鉴别法”（Platformangle test）

    至今，还被一些人当做莫尔的克星。但巴尼斯并不只瞄准了莫尔，他要击沉从法国、葡萄牙、比利什、直到阿根廷所有的反常石器。他创立的方法过于模糊，说：“如果25%以下的平台疤角为直角或钝角，才是石器。”加州圣博纳迪诺（San Bernardino）博物馆的石器专家辛普森（R. D. Simpson）说：“不知道巴尼斯有什么根据，怎么想来的。”

    更滑稽的是，巴尼斯竟说莫尔本人也认可了他创立的标准！也承认他的石器不合标准，在他看来，争论已经结束了。这可不是事实。对第三纪石器文化的争论，在主流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但随着爪哇猿人和北京猿人的发现，上新世的人类文化被排除在标准进化论以外。巴尼斯“模棱的标准”成了重要武器，用它来“炒掉”反常证据，此后尽管反常事实时有出现，只须拿它一吵就行了。

    但深入研究之后我们发现，“巴氏标准”实际上否定了他自己。1986年，加拿大人类学家布莱恩（A. L. Bryan）说：“鉴定石器真伪，需要大量研究才能解决……巴尼斯的标准并不通用……”1981年5月28日，布莱恩电话告诉我们：“巴尼斯实际是想击沉英国所有反常的石器文化，太过头了，近来澳大利亚晚更新世的石器（近代），也不合‘巴氏标准’。”双重标准又一次露馅了。已公认的奥杜韦石器（图3.3上两件）同样不合“巴氏标准”。李基（L. Leakey）说：“与莫尔的石器相比，它们过于粗糙，却没人怀疑它们。”显然是因为符合现行的进化观念。
布莱恩等人认为：用巴氏标准全盘否定英国早期的始石器文化，显然无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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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美洲反常石器的意义

    尽管巴尼斯和布莱尔尽了最大努力，始石器的悬疑依然萦绕着考古学家，在美洲挖出的几件反常的始石器，使现今理论更难招架了。

    现行学说认为人类进入北美洲只有1.2万年，在南美洲更短，最后一次冰期降低了海面，亚洲与美洲间出现了白令陆桥，西伯利亚的黄种人——狩猎部落进入北美洲西北角，1.2万年前加拿大冰盖融开之后，他们沿冰隙进入了现在的美国，并逐渐扩散至南美。这些人被称为克罗维斯猎人，善于制造石枪头——克罗维斯枪头（Clovis  point），相当于欧洲旧石器晚期的文化。

    但是，现代考古家却在美洲许多地方挖出了至少3万年的人类遗迹。就始石器遗址来说，有墨西哥北部的厄西周（EL Cedral），加州的圣巴巴拉（ Santa  Barbara）岛，巴西北部的岩棚（Rock-shelter），有的甚至有几十万年岁。这些事实如果被接受，那现行进化论不得不退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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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加州“德州街”——8万年前的文化

    20世纪50年代，卡特（G. Carter）在加州圣地亚哥市的德州街挖出了始石器和炉坑，距今8万年。

    批评嘲笑说那是天然燧石，并叫它“卡特赝品”。后来在哈佛大学一次讲课中，有人以“幻想考古”公然贬毁卡特。

    但卡特后来发表的论文中，深入剖析了天然燧石和他发现的石器的差别，给出了明确的鉴别标准，并得到了韦索福特（Witthoft）等石器专家的认同。

    1973年，卡特在该遗址指导了深入的挖掘工作，邀请不少考古学家亲自查看第一手资料，但没人响应。卡特说：“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竟然顽固地拒绝，连后院的考古发现都不敢去看看。”

    1960年，美国科学院刊《科学》的编辑，向卡特约稿，请他介绍有关美洲早期人类的研究。但卡特的论文被两位审稿人枪毙了。

    接到拒登通知后，卡特回信中写道：“我猜你是不了解这个领域的学术操纵力量，现在，想给美洲早期人类一个恰当的地位，几乎没有希望。有趣的是：我有一个同事支持我，但是他要公开表态，他就得被革职；还有一位笔友，他也挖出了同样的证据能证明我的观点，但他和学生把证据又埋上了。他知道公布出来，就得毁了自己的博士学位。一次学术会上，一位教授悄悄跟我说：‘我真希望你能给他们当头一棒，如果我那么做，马上就被开除了。’还有一次研讨会，一个年轻学者悄悄过来说：我在X地也挖到了象你们发现的的早期石器，只是没敢公开。”1986年，地质学家瑞武斯（B. Reeves）给合作者的信中，揭示了舆论压制卡特的原因：“因为那些功成名就的地质学家的学说统治着这个领域，笔者（瑞武斯）和其他考古学家已经不做怀疑地接受了，那么，否定卡特的反常证据就很自然了。”

    可是，当他亲自有了那些考古证据后，改变了立场，他说：那明显是石器，德州街遗址正如卡特报道的那么古老（8～9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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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加州卡里口——20万年的石器

    李基（L. Leekey）在成名前，就认为美洲存在早期人类。他回忆说：“1929～1930年间，我在剑桥大学当助教时，告诉学生：新大陆的人类至少有1.5万年历史。当时，史密森学会的名人赫立希克（A. Hrdlicka）正好在剑桥，他听说后冲进我的房间问——

    “李基，我听到什么了？你在教授异端吗？”
    “没有”。
    “你在！你告诉学生美洲1.5万年前就有人类了！证据呢？”
    “没有正面证据，但有环境旁证。从北美东北角的阿拉斯加到南美尽头合恩角，有那么多语言，至少两种文化渊源，不可能是你们容许的——几千年能形成的。”

    1964年，李基在加州莫哈韦沙漠（Mojave Desert）的卡里口（Calico）遗证搜集到了精确的证据，该遗址位于一个更新世古湖床上，现已消失了，他们在辛普森（R. D. Simpson）的指导下挖掘了18年，从各层相继挖出了1.14万件石器，铀系列法测出最古老的石器有20万岁。

    祸不单行，同德州遗址一样，这些更反常的考古证据被打入冷宫，剥夺了发言权。理由还是：石器出于自然妙手。李基传记的作者柯尔（S. Cole）写道：“对以李基一家的成就为荣的同事们来说，在卡里口18年工作是一段尴尬、失落的岁月。”

    然而，卡里口石器仍然有捍卫者，他们做了精辟的分析，证明那就是人类石器。1979年，南猿发现者的同事，知名度颇高的托比亚斯（P.Tobias)撰文说：“李基博士一给我看卡里口的样品，我就认识到，至少有一部分是真石器。”

    1986年辛普森说：“自然压力要造出和人类石器一样的燧，石产生一致走向和外观一致的切凿痕迹，太难了，几乎不可能！卡里口的石器，有不少单面石器，其中末端刮削器，侧面刮擦器和挖掘铲（图3.12），都有统一模式的边刃，这些正是欧洲始石器的典型特征，东非奥杜韦文化的始石器也是这样。”

    卡里口的考古发现，遭到主流进化观念的压制和嘲弄。辛普森揭示道：“新大陆早期人类遗迹的发现迅速增加，不能再因为‘事实不迎合理论模型’，而置若罔闻了……我们需要改变思维定势，公正对待考古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