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俄国科学家欧克拉第诺夫(A. P. Okladinov)和拉格金( L. A. Ragozin)报道:“1961年,西伯利亚乌拉林卡(Ulalinka)河流域的高诺-奥太斯科(Gorno-Altaisk)地区,挖到了几百件粗卵石石器,出自150~250万年的地层。另一位俄国科学家莫查诺夫(Y. Mochanov),在西伯利亚俯看勒纳(Lena)河的戴灵约拉克地区(Diring Yurlarkh),挖出了像欧洲始石器的工具。
※ 艰难的文献挖掘
查找瑞北若(C. Ribdiro)的科研工作费尽了周折,从中我们能看到这些违背主流观念的科学发现,是怎样遭到压制的。近代古人类课程中,根本就不把瑞北若和他的重要发现告诉学生,从30多年前的课本[1]中,最多只能找到他的名字。
我们从英国地质学家惠特尼(J. K. Whitney,详见第5章)的报告中,看到了瑞北若曾在中新世地层发现石器的线索的。19世纪末,英国科普作家赖英(S. Laing)的作品中也简单描述过。奇怪的是,在图书馆中,在瑞北若的名下检索不到任何文章。后来,1957年英文版的《人类化石》一书中里,却看到了对他考古成果的草率批判。于是,顺藤摸瓜,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一篇用法文写的正面报道,从其中的脚注中,我们发现了19世纪法文科学期刊中的原始资料。瑞北若的考古工作终于重见天日。
※ 问题指出
1857年,瑞北若被提名为葡萄牙地质局长,并当选葡萄牙科学院院士,1860~1863年,他指导了葡萄牙第四纪近代地层的研究。在考察中他发现:里斯本东北面塔古斯河流域的盆地中,在卡诺格德(Canergado)村和阿里克(Alemquer)村之间的人类遗址,是古老的第三纪地层。
他当即亲自勘查,在几处挖出了第三纪的石英石器,但当时他认为应该服从流行的“科学信条”:第四纪前不可能有人。于是1866年,他不情愿地在官方地质图上,把第三纪人类遗址标成了第四纪。
但是,法国地质学家德沃纽(E. de Verneuil)一看到那张图,就指出上面标的那处第四纪遗址,肯定是第三纪的,不是上新世就是中新世地层。与此同时,法国著名学者包热瓦(A. L. Bourgeois)也在第三纪地层挖出了石器,在这些影响下,瑞北若开始公开报道第三纪石器了。
1871年,在里斯本的葡萄牙科学院大会上,瑞北若提交了一组石器,其中有塔古斯河谷第三纪的石器。1872年布鲁塞尔兴办的国际史前人类和考古学大会上,他提交了更多的样品,多为尖状器,学者们的意见分成两派。
1878年巴黎会展时,瑞北若展出了95个第三纪石器。著名法国人类学家德莫提理(G. de Morfillet)指出有22个样品确凿无疑是古人石器,德莫提理与卡太海克(E. Cartailhac)请了不少专家参观,大家一致认为其中大部分是古人石器。
德莫提理在文献中进一步做了确证。现代石器专家帕特森(L. W. Patterson)也认可。如图4.1。
※ 亲自释疑
法国地质学家瑞姆斯(J. B. Ranes)怀疑它不是人类石器,但1877年他在那儿附近的派考尼(Puy Courny)亲自挖出了石器,也是晚中新世的,距今700~900万年。
1894年,赖英对瑞姆斯发现了详细总结:“其中有众所周知的石斧、刮擦刀、箭头……它们具有公认的石器的特征:1)球状凸;2)走向一致的整形疤痕; 3)同一方向使用磨损的痕迹。”根据这些提示,法国人类学家德夸垂菲吉斯(A. de Quatrefages,下简称德)注意到:石器只在使用的一侧有磨损痕迹。在法国格瑞诺贝(Grenoble)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派考尼遗址的石器得到了认可。
鲍曼继续记录了他1920年11月22日访问该遗址的“趣事”:“帕若迪提交了一个石球的报告,是被海浪冲刷显露出的,大部分还埋在崖壁下的沉积层中。卡洛斯请了很多人到现场参观。我和前外事部长泽宝洛斯(E. S. Zeballos)博士,巴西圣保罗博物馆前馆长冯叶英(H. Von Ihering) 博士,著名古人类学家列曼尼克(R. Lehmann-Nitsche)博士都去了”,在米拉马的崖壁下,鲍曼肯定了卡洛斯早期报道的地质结构――如此说来,罗米若的反面观点,就更不足信了――这也否定了布尔,因为他唯一的根据就是罗米若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