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具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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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种可能
历史上会不会存在木磨盘、木磨棒呢？或者石磨盘木磨棒、木磨盘石磨棒？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因为木制的磨盘、磨棒从性能上讲完全可以将谷物脱壳、去皮。用木棒在石板上搓，或用石棒在木版上搓，也完全可以达到这个目的，甚至还可能出现碎粒更少的好效果。后代的木砻不是也可以对谷物进行脱壳吗！那么为什么只发现了石磨盘、石磨棒，而没有发现木制的磨盘、磨棒呢？可能有如下原因：一是木质易腐，实物不易保存下来；二是不易辩别；三是加工木磨盘可能比加工石磨盘还困难些，使其使用范围受到限制；四是文物考古中乎略了这项内容。因此我们初步认为，原始农业时代，在一定时空范围内使用木磨盘、木磨棒还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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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附表
新石器时代的石磨盘、石磨棒出土状况一览表
出土地点 石磨盘、石磨棒简况 资料来源
安徽宿县小山口河北徐水南庄头承德岔沟门,娘娘庙河北武安牛洼堡、西万年河北武安磁山河北宗礼石嘴子河北三河孟各庄河北容城午方磁县下潘江河北迁西西寨河北徐水河南密县峨沟河南巩县下西坡河南新郑裴李岗河南舞阳贾湖河南新郑裴李岗渠东河南新郑沙窝李河南临汝中山寨、槐树阴、安沟河南临汝中山寨河南安阳后岗河南安阳后岗河南新郑唐户河南中牟业王河南陕县庙底沟河南汤阴白营河南方城大张庄河南汝州李楼河南巩县水地池河南长葛密县峨沟北岗河南舞阳贾湖河南郏县水泉河南郏县水泉河南汝州中山寨内蒙古商都朝天渠及水泉梁内蒙古包头西园内蒙古林西赵宝沟内蒙古清水河白泥窑子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内蒙古赤峰西水泉内蒙古巴林左旗内蒙古包头转龙藏内蒙古包头阿善内蒙古苏尼特右旗日嗄郎图内蒙古伊克昭盟锡尼镇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内蒙古巴林右旗那斯台、敖汉旗小山内蒙古察石前旗庙子沟山东乳山翁家埠、小瞳、北斜山山东临沂后黄土堰山东栖霞杨家圈遗址山东章丘小荆山及济南绿竹园山东滕州北辛山东长岛北庄山东海阳庙埠、司马台、城子顶、大榆树山东临沂青泉庄山东历城龙山镇山东泰安大汶口山东费县岗子山东长岛北庄山东滕州北辛山东费县岗子山东邹平西南庄山东邹平苑城山东烟台白石山东章丘小荆山;辽宁大连潘家辽宁沈阳新乐辽宁阜新查海辽宁大连北吴屯辽宁东沟大岗辽宁喀左东山嘴辽宁夏家店辽宁建平乌楚路辽宁大连郭家村辽宁沈阳新乐辽宁旅大长海辽宁丹东后洼辽宁宽甸夹芯子辽宁瓦房店三堂村辽宁岫岩北沟西山辽宁康下赵家店辽宁东沟石佛山辽宁东沟后洼上层吉林东安元宝沟吉林东丰西断梁山吉林农安德惠吉林洮安双塔屯吉林东丰西断梁山吉林奈曼旗大沁他拉吉林农安左家山陕西临潼石家村陕西宝鸡北首岭陕西安半坡陕西长安县客省庄陕西岐山双奄陕西安康柏树岭陕西宝鸡北首岭陕西华阴横阵陕西渭南北刘陕西宝鸡石嘴头甘肃安西兔葫芦甘肃卓尼钠浪大族坪甘肃兰州华林山甘肃武威皇娘娘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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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秦安大地湾黑龙江宁安牛场黑龙江尚志县亚布力黑龙江大牡丹屯黑龙江桦川万里霍通西藏拉萨曲贡三胡北秭归柳林溪云南龙陵木城马鞍山云南永仁菜园子云南龙陵木城广西柳州白莲洞广西钦州市独料福建浦城石排山西芮城西王村新疆卡尔桑新疆木垒哈萨克自治县西道沟浙江仙居下汤北京平谷北捻及上宅江西靖江筑卫城江西新余拾年山江西靖江营盘里江西湖口史家桥广东曲江石峡广东石岐马山岗广东东兴贝丘江苏邳县刘林江苏连云港江苏灌云大尹山天津北郊刘家马头青海柴达木盆地诺木洪地区台湾高雄凤鼻头浙江仙居下汤遗址 6000年前的石磨盘、棒8000～10000年间的石磨盘4件，石磨棒24件石磨盘、石磨棒石磨盘、石磨棒石磨盘龙山文化期石磨盘、棒石磨盘石磨盘、棒石磨棒石磨棒磁山文化期的石磨盘、棒石磨盘裴李岗文化期石磨盘、棒石磨盘、棒9套石磨盘、棒石磨棒石磨盘、棒4套裴李岗文化期石磨棒石磨盘、棒仰韶文化期石磨盘、棒龙山文化期石磨盘石磨盘石磨盘石磨盘石磨盘石磨棒龙山文化期石磨盘、棒龙山文化期石磨盘足石磨盘石磨盘9件石磨盘、棒石磨盘、棒29套7000年前石磨盘、棒仰韶文化期的石磨盘仰韶文化期的石磨盘石磨棒仰韶文化期的石磨盘、棒红山文化石磨盘、棒石磨盘石磨盘石磨盘石磨盘石磨盘石磨盘5000年前石磨盘、棒石磨盘、棒5500年前的石磨盘大汶口文化期的石磨棒大汶口文化期的石磨棒石磨棒早于北辛文化期石磨盘、棒石磨盘8件、石磨棒7件大汶口文化期石磨盘、棒龙山文化期石磨盘、棒石磨盘石磨盘石磨盘石磨棒大汶口文化期石磨盘、棒石磨盘石磨棒石磨棒北辛文化期的石磨盘、棒石磨盘、棒石磨盘6件、石磨棒5件石磨盘5件石磨盘22件、石磨棒14件7300年前的石磨盘、棒6000年前的石磨盘、棒，及6000～5500年之间石磨盘8件、石磨棒21件6000年前石磨盘、棒红山文化期石磨盘、棒4千年前的石磨盘、棒石磨棒5000年前石磨盘15件、石磨棒23件,4000年前石磨盘7件、石磨棒21件石磨盘石磨盘石磨盘、棒3套石磨盘、棒4500年前的石磨棒4500年前的石磨盘29件石磨棒26件龙山文化期石磨盘、棒石磨盘、棒5000年前的石磨盘、棒36件6100年前的石磨盘6000年前的石磨盘、棒1113件石磨盘、棒石磨棒5000年前的石磨盘、棒石磨盘4800年前的石磨盘、棒石磨棒石磨盘、棒石磨盘石磨盘石磨盘石磨盘石磨盘仰韶文化期及龙山文化期石磨盘5000年前石磨棒石磨盘石磨盘齐家文化期石磨棒石磨盘石磨盘马家窑文化期石磨盘石磨盘石磨盘、棒石磨盘石磨棒石磨盘石磨盘、棒石磨盘石磨盘石磨盘石磨盘、棒石磨盘2件、石磨棒24件石磨盘石磨盘、棒石磨盘石磨盘石磨盘6000年前的石磨盘、棒石磨棒5000年前的石磨盘棒石磨棒石磨盘石磨盘、棒石磨盘石磨盘石磨棒石磨盘、棒6500年前的石磨盘石磨棒石磨棒石磨盘石磨盘、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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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1993、12、1066《考古》1993、7、610及《环境考古研究》136《考古》1992、6、486《考古》1984、1、35《考古学报》1981、3、326《考古》1992、2、184《考古》1983、5、409《考古学集刊》（5）65、70《考古学报》75、1、96《考古》1990、8、685《考古》92、11、963《文物》79、5、16《考古》1986、3、194《考古学报》1984、1、35《中原文物》1983、1、13《考古》79、3、201《中原文物》1982、2、14《中原文物》1985、4、1《考古》1986、6、481《考古》1982、6、574《考古学报》1985、1、74《考古》79、3、206《考古》79、3、208《庙底沟与三里桥》科学出版社1959年60、70页《考古》80、3、198《考古》1983、5、399《考古学报》1994、1、84《考古》1990、11、967《中原文物》82、1、37《考古学集刊》（1）6、15《文物》1989、1、11《考古》1992、10、869《考古学报》1991、1、61《考古》1992、12、1988《考古》1990、4、297及303《考古》1993、7、582《考古》1988、2、104《文物》1984、6、6《考古学报》1982、2、183《考古学报》1959、2、11《考古学报》1957、1、16《考古》1984、2、98《考古》1982、1、105《考古》1983、12、1100《考古》1985、10、870《考古》1987、6、511、及498《文物》1989、12、36《考古》1990、12、1057《考古》1992、10、879《考古与文物》85、1、76《考古》1994、6、491及962《考古学报》1984、2、167《考古》1987、5、391《考古》1985、12、1058《山东文物选集》三《城子崖》三八《大汶口》二五、一O四《考古》1986、11、972《考古》1987、5、391《考古》80、1、33《考古》1986、11、972《考古与文物》1992、2、10《考古》1989、6、489《考古》1992、7、579～583《考古》1993、7、491《考古》1994、10、883《考古》1990、11、975《文物》1994、11、11《考古学报》1994、3、351《考古》1986、3、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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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1984、11、7《古今农业》87、1、67《考古与文物》1984、2、21《考古学报》1984、3、292及309《考古学报》78、4、454《考古》64、7、347《考古》1984、1、24《考古》1986、10、870《考古》1992、2、118《考古》1992、5、389《考古》1992、1、3～6《考古》1990、8、681《文物》1989、12、16《考古》1989、12、1074《文物》1989、12、7《北方文物》1985、1、30《考古》1983、12、1074《考古》1991、4、312《考古》1979、3、215《考古学报》1989、2、190《考古》1984、11、967《考古》1959、5、230《西安半坡》七六《沣西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2《考古学集刊》第三期《考古与文物》80、2、14《考古》79、2、106《考古学集刊》4、10、及21《考古与文物》1982、4、9《考古学报》1987、2、219《考古》1987、1、91《考古》1994、7、596《全国基建工程出土文物展览图录》《考古学报》1960、2、63及78《农业考古》1987、1、57《考古》1960、4、21《考古》61、10、549《考古》61、10、549《黑龙江文物集刊》1984、1、35《文物》1985、9、24《考古与文物》1986、6、3《农业考古》94、3、85《考古》1985、11、1040《考古》1991、6、503《农业考古》1985、2、90《考古》1982、1、5《考古》1986、12、1060《考古学报》73、1、36、45《新疆出土文物》二《农业考古》89、2载良佐文《考古》1987、12、1058《文物》1989、8、14《考古》1982、2、133《考古》1991、3、294《考古学报》56、2、64《农业考古》1998、1、164《农业考古》1988、1、154《考古学报》60、2、112《考古》61、12、648《考古学报》65、2、20《农业考古》1985、2、99《文物》1991、7、19《考古》76、4、278《农业考古》86、1、86《考古》79、3、253胡本揣等《古人如何碾谷为米，仙居考古有大发现》《经济生活报》1986、3、15
表中这些统计肯定还不够全面，也不会绝对准确，不但可能会有某些重复（如同一器物在两种或两种以上刊物发表），还可能有少量判定不准（本不是石磨盘、棒而判定为石磨盘、棒）的现象，但基本情况还是相对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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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原始农业时代的谷物加工农具－－杵臼及其它
§1－8－1、杵、臼
杵，从一开始就有木杵和石杵之分。作为木杵，可以说也是耒（木棒）的旁系亲属。
用木棒击打脱粒时，有人会采用木棒较粗的一端去击捣那些不容易脱净的谷物，长期在一个位置击捣，使人们意外的发现，地面上形成了坑穴。这种坑穴，既有聚拢谷粒的作用，又有翻动谷粒的作用，而且不致使谷物在被击捣时迸的太远，于是杵臼就在人们这意外的发现中创造出来。也有人认为杵臼的产生与人们砸击坚果有关（马洪路《再论我国新石器时代的谷物加工》、《农业考古》1986、2 、135）。原始农业时代早期，关于木杵的报导不多。因为早期木杵的对立统一体一一臼，都是在地面自然形成的，所以很难发现那时的臼。没有臼，既使发现相似的木棒，也难以判断是否为杵。何况木杵易腐，就更难以保存下来了。与木杵同时代的石杵，有的就保存了下来。据报道在距今一万至九千年历史的南宁豹子头遗址，就发现了石杵。在马家窑遗址、屈家岭遗址及属仰韶文化的郑州陈庄遗址等处，都发现了石杵（《郑州市陈庄遗址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6、2）。在广西独料遗址同时出土了八件完整的石杵，分圆柱形、长条形、三角形三种，最大的一件长36.6、头径11. 3厘米，都有实用痕迹（《广西钦州独料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82、1）。还有广西桂林甑皮岩的石杵（图1－8－1）；陕西西安半坡石杵（图1－8－2）；河南陕县庙底沟球状石杵（图1－8－3）等。湖南澧县都督塔原始遗址发现的三件石杵（图1－8－4），皆选用天然砾石、砂岩，三件形体不尽相同。一件形体类似蒜棰，杵头大，柄部小，断面为圆形。杵头可见舂捣所留的疤痕和麻点。杵长25、杵头径7、柄径3. 5厘米，可惜崩裂为两半，只发现一半。另一件为长条状，两端粗细不等，长32、头宽7、柄宽9. 5厘米。还有一件，两端粗细相差甚少，中部横剖面为椭圆形，两端均有使用痕迹；周身还可见磨痕，很可能一物两用，即既作杵、又作磨棒（向安强《湖南澧县都督塔原始农业遗存》、《农业考古》1991、3、60）。这是一项很重要的发现，说明石杵和石磨棒之间有时是可以互相借用的；同时也说明石杵和石磨棒的发明，可能有互相启发作用。所以对石杵和石磨棒考查时，在没有参照物的情况下，稍不细心就可能造成相互混淆。因此在辨别时既要注意共存的参照物一一石磨盘和臼，如与石磨盘同时出土，可能就是石磨棒；与臼同时出土，可能就是石杵。又要观察其使用痕迹的所在位置。有的石磨棒是滚动使用，痕迹不明显，但石杵的使用痕迹则必须在一端或两端。而且由于手持方法不同，外形也稍有差别。不论石杵还是石磨棒，其形体发展均看不出明显的规律，不过将石杵典型文物集中作以展示，倒也一目了然（图 1－8－5）（马洪路《再论新石器时代的谷物加工》、《农业考古》86、 2、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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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在浙江河姆渡遗址发现了一件较大的木杵：断面呈圆形，杵头粗大……长92、头径8.8、柄径5厘米。是一件罕见而珍贵的实物资料，对研究早期农业时代的木杵及木质农具有重要意义。在湖南彭头山遗址也发现了一件木杵，上有长柄、下有圆头。随着农业的发展，对土臼的制作技术不断有所提高，土臼由自然形成变为有意识挖掘，这就是史书上常说的“断木为杵，掘地为臼”。后来又发明了在臼的内层增以特殊的土质，并加以坯烧，形成了近于陶制品的内层，使土臼更加坚固，也就有可能保存下来。在属大汶口文化的江苏邳县大墩子遗址，已发现了这类经过培烧的三个土坑，南北整齐排列，间隔一米左右。同时发现了集中堆放的石器，其中有五件石杵。石杵多为椭圆柱体，最大的一件长30厘米，小的长约10厘米（《江苏邳县大墩子遗址第三次发掘》、《考古学集刊》1）。在河南成皋广武也发现了一处经过烧制的土臼。与土臼同时使用的可能还有木臼，只是因为易腐而保存下来比较困难，所以至今尚未发现较早的木臼。1973年在湖南宜都属大溪文化的红花套遗址，发现两处保存较好的地臼遗迹，臼形为锅底状圆坑，周壁坚硬光滑。一号地臼口径44厘米、深29厘米，东壁呈斜坡状；二号地臼口径27厘米、深23厘米。这是目前国内少见的明确报道的地臼遗迹。同时在地臼的附近还发现了木杵的痕迹：长140厘米，中部较粗处直径14厘米（任式楠《略论大溪文化》）。后来发明了石臼，保存下来的实物逐渐多起来。如西昌礼州发现一件石臼，是用一整块河光红砂石打制而成，圆形的深窝，直径约25厘米，深约15厘米（图1－8－6），虽然比较粗糙，却是一件典型的石臼文物（黄承宗《从出土文物看宁河流域种植水稻的历史》、《农业考古》1982、2、73）。另外在西安半坡、河南堰师灰咀、辽宁凌源安丈子、河南淅川黄栋树等地，都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石臼。图1－8－7中的①河南偃师灰咀石杵臼；②陕西西安半坡石臼；③河南淅川黄楝树石杵臼；④辽宁凌源安杖子石臼。除石臼外，原始农业时代还发现了陶臼，而且有逐渐增多的趋势。江西青龙泉属屈家岭文化的遗址发现一件陶器，形体完整，侈口，腹深呈圆筒形，往下收成环底。口径40、腹径34、厚1～1. 5、高48厘米，属夹砂粗灰陶，质地坚硬而坚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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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件发现于三胡北龙山文化遗址，直口深筒形，口径27、高43.8厘米，亦属夹砂灰粗陶，但质地不如青龙泉臼坚硬（金学山《鄂西北山区史前之农业》、《农业考古》1990、2、108）。在河姆渡遗址也发现一件硕大厚重的陶盆，侈口、深弧腹、小平底，口径41、高22、底径15、壁厚2厘米，夹砂灰陶制作。此盆也可能是舂捣稻谷的陶臼（黄金渭《浅析河姆渡遗址的原始农业生产》、《农业考古》1996、3、64）。在河姆渡遗址第三、四文化层也发现了厚壁陶器的口沿和腹部残片，可能也是碎了的陶臼，只是未得到复原证实。但在与此仅一水之隔的舟山群岛、岱山县等地却发现了夹砂红陶臼。器为敞口、深腹、厚胎、锐圜底，外口沿有斜方格纹饰。高14. 5、口径13. 3厘米（刘军《河姆渡稻谷的启示》、《农业考古》1991、1、170）。由此反证河姆渡的陶残片当也是陶臼。在三胡北湖口县文昌泭和史家桥遗址中，先后出土了陶臼。文昌泭的陶臼为夹砂灰陶，复原件成直口，纯尖、环底，沿外有堆加弧纹。口径38、高37、壁厚1～2厘米。这件陶臼的质地、形态，大小风格均与三胡北枝江关庙山陶臼很接近。史家桥出土的陶臼残片亦为夹砂红陶，复原后为圜底、厚壁，臼体瘦长。上端体径15、底径8、厚2、残高20厘米，比文昌泭、关庙山的陶臼显得粗糙、古朴，当属新石器时代中期之物。在江苏连云港市二涧村遗址发现陶柱两件，泥料中羼和了草木灰烧制，呈砖红色，灰色夹心，胎质坚硬。一件为圆柱形，细腰大头；一件为方柱形（《连云港市二涧村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1962、3、111）。在江苏新海连大村也发现了陶杵两件，上部残断，杵头半径6.2厘米（《江苏新海连市大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勘察记》、《考古》1961、6）。另外在浙江宁绍平原良渚文化遗址发现了较多陶臼，如舟山白泉，湖州钱三漾都有发现。在陕西安康地区的一些仰韶文化遗址中，常见一种内红外灰夹砂陶厚壁器，敞口圆唇，宽沿外侈，沿面设几道弦纹，口部厚约2厘米，底部厚约3～4厘米，调查者认为这种器物可能也是舂捣用的陶臼。
现根据有关资面料将各地发现杵臼的遗址作以概略统计，附表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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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农业时代出土杵臼状况一览表
出土地点 文物状况 资料来源
河南纪县鹿台岗 安阳南士旺新 永城黑固堆 孟津小潘沟，禹县谷水河 安阳后岗 郑州马庄 城皋 汤阴白营 陕县庙底沟 淅川黄楝树，偃师灰咀山东日照两城镇 滕州北辛 费县翟家村 海阳庙埠 潍县鲁家口 诸城呈子 既墨北阡陕西华阴南城子 铜川李家沟 宝鸡石嘴头 长安北堡寨，临潼姜寨，铜川吕家崖，西康张家坎河北磁县下潘汪 平谷北捻头 武安赵窑 怀来马站 迁安安新庄 武安东万年三胡北宜昌白庙 洪湖乌林矶 枝江关庙山 通城尧家林 宜昌中堡岛 宜昌杨家湾 郧县青龙泉 竹山、霍山山西芮城西王村 定襄西社甘肃永靖张家咀 武威皇娘娘台江苏有灌云大伊山 连云港二涧 邳县大墩子吉林奈曼旗大沁他拉辽宁大连北吴屯 小珠山 大连王家屯 大连大潘家 瓦房店三堂村 大连郭家村 本溪庙后山 凌源安杖子内蒙古赤峰夏家店 清水河沙峁圪旦及高家背子 林西 苏尼特右旗吉日戛郎图福建平潭壳丘头四川广元张家坡 西昌礼州 南充明家嘴 阆中篮家坝 巫山大溪 广汉三星堆浙江嘉兴双桥 余姚河姆渡 杭州老和山 吴兴钱山漾、水田畈安徽定远侯家寨 濉溪石山子广西钦州独料 南宁 横县西津贝丘云南宾川白羊村元谋大墩子广东东兴新疆伊宁 岳石文化期石臼石器时代晚期石杵龙山文化石杵龙山文化石杵龙山文化石杵、臼石杵仰韶文化地臼石杵石杵、臼石杵、臼石杵石杵大汶口文化石杵石杵大汶口文化石杵大汶口文化石杵大汶口文化石杵仰韶文化石杵仰韶文化石杵6件石杵石杵石杵六千年前石杵仰韶文化石杵龙山文化石杵石杵龙山文化石杵石杵龙山文化石杵 大溪文化石杵石杵大溪文化一期石杵9件、三期12件、四期18件石杵屈家岭文化陶臼石杵仰韶文化石杵龙山文化石杵、臼石杵、臼石杵石杵4件陶杵石杵石杵石杵4件中层石杵7件、上层石杵4件石杵石杵石杵下层上层石杵石臼石臼石杵石杵、臼石杵石杵石杵、臼石杵石臼石杵 石杵石杵石杵崧泽文化陶臼，桐乡罗家角石臼木杵石杵木杵七千年前石臼七千年前的石杵、臼石杵8件南宁石杵石杵石杵石杵石杵石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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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87、11、971《中原文物》82、4、28《考古》81、5、391《农业考古》86、2、137《考古学报》85、1、74《中原文物》82、4、28《农业考古》86、2、137《考古》80、3、198《庙底沟与三里桥》河南博物馆藏品《考古学报》58、1、31《考古学报》84、2、168《考古》86、11、966《考古》85、12、1058《考古学报》85、3、321《考古学报》80、3《考古》81、1、5《考古》84、6、482《考古与文物》84、1、11《考古学报》87、2、221《农业考古》86、2、136《考古学报》75、1、87《文物》89、8、15《考古学报》92、3、3353《考古》88、8、675《考古学集刊》4、99《考古》84、1、19《考古》83、5、416《考古》87、5、406《考古》83、1、19《江汉考古》83、3、6《考古学报》87、50、66、77《江汉学报》84、4、29《农业考古》90、2、112《江汉考古》94、4、44《农业考古》86、2、136《考古》87、11、971《考古》59、4、182《考古学报》78、4、433《文物》91、7、19《考古》62、3、111《考古学集刊》1、30《考古》79、3、215《考古学报》94、3、305《农业考古》92、3、82《考古》93、4、307《考古》94、10、883《考古》92、2、117《考古学报》84、3、292、309《考古》85、6、488历史博物馆藏品《考古学报》74、1、126《考古》65、10、497《考古学报》57、1、9《考古》82、1、136《考古》91、7、591《考古》91、9、778《考古与文物》90、4、3《考古》83、6、499《考古》83、6、497《考古学报》81、4、469《考古学报》87、2、248《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52及81《文物》80、5、5《考古学报》58、2、11《考古学报》60、2、87、103《文物报》87、2、20第41期《考古》92、3、201《考古》82、1、5《文物》75、5、299《广西出土文物》十五《考古学报》81、3、358《考古学报》77、1、61《考古》61、12、648《文物》54、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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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发现石杵、臼的还有山西临汾金城堡、浙江宁波八字桥、四川南充明家嘴、湖南澧县三元宫、广东惠阳等地。
可见石杵、臼的出土范围是相当广泛的，几乎涉及全国所有省区。而且上述资料肯定也还会有很多遗漏。据马洪路先生统计，自新石器时代中期，至铜器时代初期，我国发现的谷物遗址中，有杵臼者占63％，并且其数量随时间的堆移而增多（马洪路《再论我国新石器时代的谷物加工》、《农业考古》1986、2 、135）。从出土实物看，石杵比木杵多；石杵比石臼多，按有杵即有臼、木杵易腐蚀的规律推断，杵臼在新石器时代应用相当广泛；木杵的社会存量肯定要比出土实物多得多。估计杵臼这类谷物加工农具要比另一类谷物加工农具：石磨盘、棒应用还要广泛。出土文物还证明，不论北方、南方均有相当的杵臼发现，而且时间都比较早，因此认为杵臼起源于南方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关于杵臼的发明时间，从各地发现的杵臼文物看，这其中许多实物都比《易经. 系辞》所说的：“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还要更早些。对于杵臼的发明年代，传说很多，《世本. 作》说是：“雍父作臼、杵，舂也。”传说雍父是黄帝的臣。《吕氏春秋》：说是“赤粪（一作冀）作杵臼。”清代汪汲在《事物会原》中评论说：“《吕氏春秋》：赤粪作杵臼。而桓谭《新论》，以杵臼为伏牺作。黄帝内传以为黄帝作……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说各不一。”其实这些记载的根据都是传说，不足为据，真正的根据还是出土文物。现在已知的出土文物已经证明，杵臼已有上万年的历史。有关杵臼名称的形成及文献记载，下章中还要论说。
石臼和陶臼，自从它们诞生之后，在人类历史上就一直流传下来，直到近代甚至现代，不仅在许多少数民族地区仍作为重要工具继续使用，就是在内地各处也常常见到使用者。江西湖口县江桥乡的村民们，仍采用陶臼作麻糍粑。他们先在地上挖个洞穴，将陶臼放入穴中，埋严踏实，使其稳固，然后用长约4尺的木杵在臼中舂捣。现代藏族用以加工酥油茶的工具，实际上也是杵臼的一种变形。当今城乡居民日常应用的蒜臼，更是屡见不鲜，而且石制、陶制、木制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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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讨论，对杵臼的认识是：
一、杵臼发明于新石器时代早期；
二、早期的杵为木制，也有石制；
三、早期的臼为土臼；
四、历史上使用较多的为石臼，陶臼也不少，也有木臼；
五、不论臼、杵的制作材料是什么，作为复式农具“杵臼”，从诞生之日起，其原理和基本结构就定了型；
六、杵臼发明以后，即成为加工谷物的主要农具之一，一直沿传了下来，至今各地农村、城市都不少见；
七、杵臼是多功能加工农具，它可因操作者掌握技巧的不同，而对谷物脱粒或粉碎；因此即可得到粒实，也可得到面粉；
八、杵臼是发明踏碓、水碓等机械化谷物加工工具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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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椎（棰）
如前所述，木棒是古人接触最多、最容易得到，最常使用的工具。拿木棒打击禽兽、野果，是最常用到的办法。由此推断，古人懂得使用木棒敲打谷穗使之脱下粒实的办法是不会太晚的。但木棒容易腐朽，不容易保存下来；既便保存下来，也不容易辩认是否用于脱粒，所以考古中未见有脱粒木棒的报道。但用木棒打谷的办法，却可以从民族学中找到丰富的证据。在我国边远或少数民族地区，常可见到使用木棒（椎）脱粒的情形。如云南的景颇族（罗玉《云南景颇族的旱地农业和农具》、《农业考古》1984、2、361），贵州的苗族（宋兆麟《贵州苗族的农业工具》、《农业考古》1983、1、172），云南怒族（李根蟠等《怒族解放前农业生产的几个问题》、《农业考古》1983、1、160）；西盟佤族和基诺族（李根蟠等《刀耕农业与锄耕农业并存的西盟佤族农业》、《农业考古》1985、1、358）；凉山彝族（宋兆麟《凉山彝族的犁耕农业》、《农业考古》1981、2、104）和西藏珞巴族（杜耀西《珞巴族农业生产概况》、《农业考古》1982、2、144）都还存在用独木棍敲打脱粒的习俗。甚至在陕西周原故址的农村中，1949年前后仍有用木棒敲打脱粒的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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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古代用木棒脱粒，在古文献中也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古文献中常可见到“椎”字。《管子. 轻重乙》说：“一农之事，必有……一椎、一铚，然后成为农。”这里首先说明了在商周时代“椎”是一种从事农业生产不可缺少的重要农具。那么椎是什么样的农具呢？《释名》说：“耒亦椎也。”这里又非常明确的告诉人们：椎也是木棒。《说文. 木部》云：“椎，击也；又铁椎也。”《说文》又云：“以杖击也。”就是说，作动词是以物（棒、杖）击打的动作；作名词是用以进行击打的木棒、木杖类器物。《现代汉语词典》认为，作为用以击打的木质工具这层意义，椎、棰、槌是互通的。椎有两个发音，一读“追（Zhui）”；一读“垂（Chui）。作为第二个发音，与“棰（槌）发音相同，意思也相近。《庄子. 天下》说：“一日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司马彪注：“棰，杖也。”棰就是木棒、木杖。这样看来，椎和棰，早期都是指“木杖”、“木棒”的意思。后来，随着生产和生活的发展及工具的革新，那些在木棒的一端加上一个粗短木头的工具，也称为“椎（棰）”，如《墨子. 备城门》说：“长椎，柄六尺，头长尺。”《淮南子. 说林》说：“椎固有柄，不能自琢。”《说文》：“琢，击也。”这些说得就是革新出来的、有柄有头的椎。这时的椎可能已有了新名子“耰 ”，《吕氏. 广雅》云：“耰 ，椎也。”椎（棰）作什么用，《荀子. 儒效》：“笞棰暴国，齐一天下，而莫能倾也。”《战国策. 齐策》：“君王后引椎椎石破之。”第一个椎字是名词，第二个椎字是动词，两椎连读，即“用椎椎击”的意思。《说文》已说得很明确：“椎，所以击也。”椎（棰）是什么，到此就很明确了。起初，椎就是木棒（杖、棍），后来发展为在木棒的一端加以粗而短的木头的工具；它们的作用都是击打。既然主要的作用是击打，所以在各种击打的场合都可应用，甚至也可用于战争，所以古代武器中也有“椎”。既然椎（棰）的“击打”面很广，人们为什么不可以想到，在作为社会活动主要内容的农业生产加工中，也应用椎（棰）呢！有人认为，甲骨文“ （ ）”及“ （ ）”的偏旁“ （殳），可 能就 是用木棒（椎）脱粒的形象（冯好等《甲骨文所见商代打击式脱粒农具及相关问题》、《农业考古》1999、、3、247）。
据此，我们认为：椎（棰）是原始农业时代应用很广的重要工具，在农业上也用于击打脱粒，所以也可以称为农具。它的结构，早期就是一根木棒，但这种木棒可能与耒不尽相同，适于棰打的需要，形体可能稍细而长。后期演变出新的结构，即在木棒的一端加装一个粗而短的木头，其功能也就有了新的发展，并且可能有了新的名字“耰”，后代又称“木郎头”。所以“耰”的源头就是“椎”。 对于“耰 ”将在下章再作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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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陶制研磨器
在原始农业时代后期的遗址中曾多处发现这样的陶制器皿：它外形象缸、像盆、像钵，内壁刻有密密层层的齿纹或沟槽，口沿有流。至夏商时代发现更多，人们常将这类器皿定为“研磨盆”、“擂钵”、研磨器等，认为也是一种史前农业时代用于刮磨浆果或地下根块等含水类食物的加工工具。但形体大小很不一致，约可分为三类。
一类为敞口直筒形，体形较小。主要出土地点有三胡北京山屈家岭，河南淮阳平粮台，淅川下王岗，临汝煤山等。另一类为盆形，一般称盆形研磨器。形体较大，出土地点有郑州大河村，洛阳王湾矬李，杞县鹿台岗等。再一类为钵状形，形体也较小，但出土数量却不少，如临汝煤山，郧县青龙泉文化遗址等处。对于这些研磨器是否来加工食物，考古资料尚无法证明。但从民族学资料中却可以找到借鉴。
我国南方及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许多民族都广泛使用研磨食物的工具，虽然名称及形体尺寸有很大差异，但用途却大同小异。广西壮族、瑶族、贵州侗族、苗族、布依族，云南傣族、彝族，广东瑶族，海南黎族等，都曾或仍在使用一种陶制擂钵，饭碗一般大小，内壁有刻槽，主要用以研磨姜、蒜、辣椒、鱼干等。
也在上述地区，还流行一种研磨盘，形状如陶盆，内面有很密的阴纹槽。人们可手持芋头等薯类食物或南瓜等瓜果类食物，靠在内壁上磨碎。
还有一种也流行于上述地区的研磨缸，陶瓷制品，形体较大，内壁有沟槽。人们把鲜白薯、芋头等根块类食物洗净，在缸的内壁研碎，待澄清后将浮水倒掉，再用细布过滤沉淀的淀粉，可制作粉条、粉皮。
从这些“活化石”式的民族学资料中，基本可以认定，原始农业乃至夏商周时代发现的那些研磨器，其功能和使用方法，也一定是和少数民族地区广泛使用的类似器物相似或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