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具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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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一件少见的双区石磨盘
《农业考古》1991年第一期发表的樊万象《试谈东山石磨盘》一文中，报道了一件“双区石磨盘”。是在黑龙江穆棱县东山发现的，文中介绍其形体结构是：平面长方形，通长48、宽36、厚8厘米。磨盘正面分成前后两个谷物加工区，前区中间薄、两头厚，表面光滑，长32、中间厚3厘米；后区呈圆三角形坑，坑底有砸击形成的米点式凹穴，长17.5宽23.5深4厘米，三角凹坑两角在后，与磨盘后沿平行，一角在前形成与前区相连。由于这种磨盘所见甚少，此件尚属独一无二，其对应物一一杵或磨棒均未发现，再加上判断这种器物的参照条件不够明确，所以对这个磨盘的功能及使用方法，尚不好作出准确结论，文中认为此器是石磨盘、棒向杵臼过度的物证之观点亦待证实。这里暂时作为原始谷物加工农具的一个特例，立此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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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两个相关问题
在新石器时代的一些遗址里，发现了一些盘状器，现在已知最早的盘状器见于九千年前的湖南彭头山遗址（向安强《洞庭湖区史前农业初探》《农业考古》1993、1、23）。仰韶文化的一些遗址里，也出土了许多石制盘状器，特别在庙底沟一处就出土了两千多件。这种盘状器多为呈圆形的扁平石板，两面均有研磨痕迹。有人认为这可能又是一种加工谷物脱皮去壳的农具，使用方法是：在石磨盘上或在皮袋中或在器皿内，用两块盘状器相对搓磨，达到与石磨盘、石磨棒同样的效果（宋兆麟《史前食物的加工技术》丶《农业考古》1997、3、187），据此设想，如用两块盘状器，置于较大的皮袋中，并在皮袋中放置一定数量的谷穗，人在皮袋外推动上盘在下盘上不断搓磨，当也会得到较好的效果。说不定这种研磨工具的形式对石转磨的发明会产生某种影响。但由于目所见的石盘状器直径多比较小，一般为5一6厘米，大者10一15厘米，因而搓擦效果并不令人满意，所以其用途究竟如何，仍需考究。
另外，在河北滦平后台子新石器时代遗址里，还发现了用河卵石制成的、两面磨光的圆盘形石器、和一面磨光的半球形石器，是不是石磨饼，是否也用于谷物加工，亦待研究。在河南洛阳等一些龙山文化遗址及三胡北、湖南等地区的一些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都曾发现过陶制研磨器，这可能是又一种类型的谷物加工农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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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石三角形器
§1－9－1、关于判定犁的标准
近年来各地有不少新石器时代出土石质三角形器的报道，这些三角形石器，不仅形体不一，尺寸范围很大，而且延续时间很久，直到商周时代仍有出土，之后就很少再发现了。因为商周时代出现的此类石三角形器也是这个时代石三角形器的延续，为了论述方便，这里将商周时代发现之石三角形器也列入本节一起讨论。对于这种三角形石器的性能，目前尚无统一认识、也无准确定名，有的称为石犁，有的称为犁形器，有的称为破土器，有的则直接称为石三角形器。既然被定名为“石犁、犁形器”等，说明这些石器可能与犁有某些关系，这就遇到了一个大课题，那就是对犁的判定问题。只有首先有了判定犁的标准，才可能判定这些称为石犁或犁形器的石三角形器是不是与犁有关的器物，所以这里不得不先就判定犁的标准问题略作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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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犁一直是农具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农业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在农史界乃至整个史学界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但是从古至今，从来没有人为判定犁提出一个科学的标准，以致形成你说这类器物是犁，他说那类器物是犁，而没有标准加以评判的局面。三角形石器就属于这类器物之一。所以要判定石三角形器是不是与犁有关的器物，首先弄清什么器物可以判定为犁，这就涉及到判别犁的标准问题。
对于犁《说文》说；“ ，耕也。或作犁。”又说：“耕，犁也。”这里又出现了古书中“你注我，我注你”的又一“互训”典型。《广韵. 齐韵》说：“犁，耕也。”又说：“犁，垦田器。”《玉篇. 牛部》：“犁，耕田器。”《王祯农书》也说：“犁，垦田器。”再看看现代字书对犁的解释。《汉语大字典》说：“犁，耕翻土地。”；“耕，犁田。”都不是说农具，而是说的农事活动。《辞海》说：“犁，耕地的主要农具。”“耕，翻松田土以备播种。”《新华字典》说：“犁，耕地的农具；用犁耕地。”“耕，用犁把土翻松。”在古今字书中，犁既可以表示为农具，也可以表示为工作方法。但是，怎样的犁法叫耕，怎样的耕法叫犁；怎样的犁法叫犁，怎样的耕法叫耕，对此再进一步的解释就没有了。用镢一镢一镢的挖土，用锹一锹一锹的翻土，不也是耕田吗？不也可以将土翻松吗？可不可以叫犁？如果只以是否能翻松田土作为判断犁的标准，那么可以将名称定为犁的农具不就太多了吗！为了使犁的研究再上一个新台阶，也为了研究与犁有关的问题（如石三角形器问题）有个依据，这里我们对判定犁提出如下认识：（对于这个方面的问题，今后还会多次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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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应该将犁分为两类，一类是耕翻土地的犁，其功能是起土、翻土、碎土，为播种准备土地；应称之为耕犁。另一类是开沟犁，其中中小型者主要为播种开沟，应称为耧犁；大型者主要为开挖沟渠，应称为开沟犁。当然不论大小，实质上都是开沟犁，只是开大沟、小沟之分，但开沟的目的却大不相同。由于开小沟主要用于播种，是发展为耧车的先导，所以应称为耧犁。但不论大犁、小犁、耕犁还是开沟犁，最重要的条件都必须是能进行连续的作业（范楚玉《试论我国原始农业的发展阶段》、《农业考古》83、2）。这里结论是：耕犁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这种工具必须能够同时完成起土、翻土、碎土的作业；二是完成上述作业时，必须能够连续工作。耧犁也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这种工具必须能够完成开沟作业；第二个条件则是与耕犁相同的，必须能够连续工作。
另外，还须要解释的一条是，在研究犁的文字中常常混淆的一个问题，那就是“犁”字所表示的内容。
过去学术界在讨论犁的时候，常常“犁”、“铧”不分。“犁”字既表示犁的整体，也表示犁上的一个零件“铧”。这是很不妥当的。因为不论古代犁还是现代犁，都不是由一个零件组成的。因此用一个“犁”字代表犁身上的一个零件，很容易引起误解。随着历史的发展及犁的结构的不断变化，产生这种误解的几率越来越大。例如在一些发掘报告中常有这样的用语：“发现某某朝代的木犁、铜犁或铁犁”等。是发现得一个犁的整体呢？还是一个零件？所以讨论犁的文章，从一开始就应申明，“犁”字只能代表犁这个农具的整体，每个零件只可用它自己的名称，如发现了“铧”就写“铧”；发现了“壁”就写“壁”，而不要用“犁”字来代替。
弄清了判定犁的标准，对下面研究石三角形器，就会带来许多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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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各地所见石三角形器
目前所见石三角形器，一般形体有两种，第一种石三角形器的特征是体形扁薄，平面呈等腰三角形，两腰经磨光成刃边，两刃边夹角为锐角，底面为页岩自然裂面，顶面平滑，中部有孔，多在中线一行排列，有单孔、双孔、三孔之分，孔径小且不规整，似为敲凿而成。从尖端向背端逐步变厚呈斜体。此类一般称之为“双刃石三角形器”（参见图1－9－8）。另一种是单刃，呈刀尖状并略带小柄或缺口的三角形器，平面都有一孔或数孔，一般称之为“单刃三角形器”，这类三角形器，多用板岩打制而成，底边磨制成刃，斜边与底边交成锐利的尖峰。斜边上端常有短柄，靠斜边常有一孔（参见图1－9－1）。
据现在所知，这些石三角形器，最早见于马家浜文化崧泽期，出土地点都比较集中，多在江、浙、沪的良渚文化地区，如浙江余杭县良渚茅庵前遗址（西湖博物馆编《良渚》）；浙江余姚上林湖（《浙江余姚上林湖出土的大型石犁》、《考古通讯》58、9）；浙江吴兴钱三漾遗址第四层（《吴兴钱三漾遗址第一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60、2）；浙江杭州水田畈遗址第四层（《杭州水田畈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60、2）；上海松江广富林遗址（《上海松江广富林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考古》62、9）；以及汤庙遗址、梅堰遗址、曹墩遗址、光福镇遗址等。还有属于马家浜文化的松洋县和良渚文化的江苏吴县邱城遗址（《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文物》78、4）。属铜石并用期的印陶文化的上海马家桥遗址第四层（《上海马家桥第一二次发掘》、《考古学报》78、1）等。这种三角形石器，其他地区也有发现，但数量较少。如河南孟津县小潘沟龙山文化遗址；天津宝坻县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天津北郊宝坻县发现石器》、《考古》76、4）等。近期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和曲沃方诚遗址，也发现了此类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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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单刃石三角形器
“单刃石三角形器”，也有人又称之为“曲尺形石刀”，并按刀的“小异”将其分为五种型式（杨美莉《良渚文化石质工具之研究》、《农业考古》99、3）。图1－9－1 是各地出土的“单刃石三角形器简明示意图”，这些单边刃石三角形器的出土地点分别是①杭州古荡，②长兴吴山林场，③余杭泮贩李家堰，④昆山陈墓镇，⑤绍兴盛富，⑥余杭长命肖山，⑦绍兴亭山江村，⑧绍兴汇桥狮子山，⑨富阳新联龙岗头，⑩陶寺，①①余杭长命李家山，①②黄岩双宝珠山，①③练市，①④吴县洞庭西消夏湾，①⑤昆山陈墓镇，①⑥上海马桥。
1981年在浙江平湖界通发现两件单刃三角形器，形体较大，用水成岩石板制作，两件形体基本相似，一件的尺寸是刃边长55、前边长60、后边长41厘米，三孔在一条直线上，三孔中心线与前边平行。另一件的尺寸是刃边长52、前边长56、后边长41厘米，2孔中心线与前边平行，两件后边上部有突出的小柄。两面均为石料的自然面，下缘磨出单刃，孔的近处隐约可见安柄的痕迹（朱金奎《浙江省平湖县出土二件大型破土器》、《农业考古》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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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浙江定海县马岙唐家墩及岱山县大巨岛孙家山、泥峙缸窑等地，发现了8件石三角形器，其中7件为单刃式，尺寸都不大。其中定海县马岙唐家墩的一件（图1－9－2 ）器形比较规正，较薄，短边（后边）上有一小台阶，前端钻一孔，孔径2厘米，大部磨制较精，高25、刃长31厘米。另一种后边有一缺口，岱山县的一件（图1－9－3 ），虽经磨光，但仍较粗糙，残一后角，高24、厚2厘米，无孔。与浙江余杭泮畈出土的相似。其他几件形状均有差异，但基本格局是一致的（王和平《浙江舟山地区出土的青铜农具和破土器》、《农业考古》84、1）。
与这些单刃三角形器一脉相承，在商周时代的这个地区，也发现了一批类似的单刃三角形器，体式为近似三角形，多用水成岩石板打制而成，一边为磨制的刃口，刃口有单面和双面之分。1977年长兴吴山红山林场出土的一件（图1－9－4 ），体形较大、较厚，长48厘米、厚1.5厘米，下边为刃口，后边与顶边交接有凸出的缺口，顶边中部有一孔，孔与缺口之连线与顶边平行，两面均为石板的自然面，顶边磨光，下边磨成双面刃，顶边与刃边夹角成小于60度的锐角。另一件与上件相似，但前角稍钝，约为70度，刃边长36.5、顶边长38、后边高31.8厘米，近顶边有二孔。另外两件外形虽也是三角形，但后边有较大缺口。一件长28.2、高19厘米，前角约60度（图1－9－5）。另一件长19.3、高16厘米，前角约55度（夏星南《浙江长兴县出土一批石犁和石破土器》、《农业考古》88、2）。
此类商周时代的石三角形器，在陕西延安的碾庄也曾发现过，但同时出土的多为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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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类三角形器，一般认识比较一致，认为是一种人拉的、用以割断土壤中根株的划切农具。看来这个认识是有道理的。根据当时农业耕作的条件；再根据对这类石三角形器的分析，在这类三角形器上适当装柄并系绳或连以木棍进行牵拉，是可以实现的。有人还将其具体装柄及使用方法作成了示意图（图1－9－6）（牟永抗等《浙江的石犁破土器》、《农业考古》81、2、75）。这种三角形器，工作时只是在地上划开一条缝，不起土也不翻土，因而阻力很小，用人力也可以拉得动。由此联想到《王祯农书》中记述的一种叫做“麗刂刀”的农具，并说：“麗刂刀，《集韵》与劙同。其制如短镰，而背则加厚。”在用犁“开垦芦苇蒿莱”等“根株骈密”的荒地之前，先曳麗刂刀将地面划裂，然后再用犁耕翻，则“覆垡截然，省力过半。”上述单刃三角形器的安装结构及操作，都可以达到如麗刂 刀工作的情景。程世华先生在《论良渚文化原始稻作生产的先进性》（《农业考古》99、1）中这样分析：“四、五千年前，新开辟的稻田或稻田开辟不久莽莽原野，野生沼泽植物，历史遗留下的根茎，盘根错节，纵横交错，需要它来破土开沟……”此说近似于《王祯农书》之说。看来，这种三角形器，应该就是“麗刂刀”的元祖。而且“劙”字在先秦文献中就常有所见，如《荀子. 强国》中就有：“（莫邪）劙盘盂，刎牛马，忽然耳。”的记述。杨惊注说：“ 刂（同劙）盘盂，刎牛马，盖古用剑者也。”所以“劙”字自古就有切割之意。在周朝之前就可能有被称为“劙”的工具，由此推断， 刂（劙）刀之名当起源于原始农业时代后期，并且一直传留了下来，结构原理都没有原则变化，只是刀头由石制变为铁制。当然，早期用这种三角形石犁组装成的麗刂刀，也并不是王祯所说的那样，是为犁开道的“先行官”，而是为“耒耜”（或 锹、锸）掘土提供方便；特别是为开挖沟渠提供方便。即先用麗刂刀在地面上划出两条与耒耜或锹、锸等宽的刀缝，然后用耒耜或锹、锸顺两缝隙之间将土铲上来，即成一条等宽的沟渠。这种方法直到建国后，在江苏、浙江一带仍有使用者。近代在浙江桐乡县曾见使用一种名叫拖刀的农具，如图1－9－7所示（牟永抗等《浙江的石犁破土器》、《农业考古》81、2、75），工作部分就象一把如镰刀形的金属刀，刃部上方有孔，孔上系绳牵拉，工作时一人执柄将刀捅入地中，二人曳绳牵引向前，即可划切出一条地缝来；回程时与前缝保持一定距离再切出一条地缝，将两缝之间的泥土用锹或锸铲出，即形成一条沟壁光滑平直的沟。 显然这类拖刀应该就是上述麗刂刀的孑遗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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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有人力牵引的拖刀，而且有拖拉机牵引的“划刀”。这 种 机 引 划 刀工作原理也与 “麗刂刀”相同。近年来在江南许多地区机引划刀都得到相当广泛的应用，对于治理渍害稻田发挥了很大作用。这类拖刀在江西不少地区也有应用。多在冬春雨后，用划刀在耕作层划缝，深15～18厘米，间隔2～4米，利用天晴收燥，地即裂成深圻，加速地表水、潜层水暗沟集中排出。机力拖刀可划深30～40厘米，间隔30～60厘米。可以看出这些所谓拖刀，实际上也是麗刂（劙）刀，只是材料和动力有了发展，用途也有了扩展。
但也还有不同认识。有人认为，所出土的这类器物上未见有明显的擦痕，而刃部却常见有缺损痕迹，而且只有单刃，因而这类石器当属砍割用的刀类而不是农具（安志敏《关于良渚文化的若干问题》《考古》1988、3及季曙行《石质三角形器、三角形石刀用途考》、《农业考古》93、1）。
致于这些单刃三角形器形体差别上的细节，看来并不是关键问题，因为中国传统农具的特点之一，就是形体都不完全一致。再就是，一种农具在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必然是从多种多样的形体中，去比较、去鉴别，才可能找到近于完美的形态。古农具的制作与现代农业机械的制造完全不同，它没有一个先进行图纸设计（包括计算）的过程。现代农业机械的完善过程，很大程度上在图纸设计中就解决了；但要完善一种古农具，则需要在实践中对一大批形体相近而又不同的实物进行比较、鉴别，才能找到比较正确的认识。所以从这些三角形器形体细节上的差别，去寻找它们之间基本性能上差别，则是不付合事物发展规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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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双刃石三角形器
对“双刃三角形器”，认识就不那么一致了。图1－9－8是各地出土的“双刃三角形石器简明示意图”。图中双边刃石三角形器的出土地点分别是：①余杭北湖；②黄岩郑安新岙；③桐乡石门元帅庙；④桐乡杨梅湾；⑤嘉兴余新金星；⑥杭州水田畈⑦嘉兴新篁；⑧绍兴陶堰义峰山；⑨余姚上林湖；⑩嵊县崇仁；①①同⑨；①②上海松江广富林；①③上海汤庙；①④吴兴邱城；①⑤江苏吴江梅捻。对于这类石三角形器分歧的关键主要在于这类三角形器尺寸悬殊甚大，大者长度可达50－60厘米，而小者只有十几厘米。下面先举例略作介绍：
1、时间介于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之间的浙江吴兴邱诚4号墓，发现了一件很小的石制三角形器，全长15厘米，两边长11厘米，宽20厘米，厚1.5厘米，顶端夹角约60度，后端呈弧形凸起，中心有孔。
2、汤庙遗址的三角形器（发现者称石犁），尺寸也较小，两等边夹角约75度，长13.9残宽10.4厘米。
3、邱城遗址出土的一件与上件相似，夹角大些，约为100度，长15、宽20厘米。
4、梅堰“石犁”为采集品，刃部两边的底角部分打制成五角形，后端连接部有肩，中央有一圆孔，顶角约65度，长10、宽7、厚3厘米。
5、广富遗址先后出土多件石三角形器，基本形态同上。
6、在钱三漾遗址四层和水田畈遗址四层出土的三角形器为良渚文化张陵山期文物。钱三漾三角形器也是等腰三角形，两等边为刃口，平面中线有小圆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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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江苏吴县光福镇发现的良渚文化期的双刃石三角形器，基本特征与上述相同，如其中最大的一件（图1－9－9），尖残，残长41.5（原长可达约60）厘米，底宽40、厚1～1.5厘米。夹角约为40度，刃磨带宽3.5～4厘米，中线上一排四孔，孔距不等，1～2孔间隔4.5厘米，2～3孔间隔9.5厘米，3～4孔间隔20厘米，孔径1～1.5厘米。最小的一件也有残缺，残长17.2、宽14.7、厚0.7厘米，两孔。这些石三角形器是用硬度不高的灰褐色页岩制作。石板的反面中线上有一道长条形印痕，孔均在印痕上，这道印痕可能是与木柄的接触处，并由此推断，石三角形器的板是用木钉安装在木犁底上的，如图1－9－10 所示。因此有人认为这种石三角形器就是石犁（铧）。但由于材料松软，器体尺寸太大，故不适于深耕（叶玉奇《江苏吴县出土的石犁》、《农业考古》84、1）。
8、1960年，在丹徒县谏壁烟袋山发现两件双刃石三角形器，正面平滑，背面粗糙，两边为较宽的刃口，刃口磨制锋利，两刃口边夹角约为30度，中线排列4个圆孔。其中较大的一件长64厘米，后端宽41厘米厚1.4厘米，两边刃口宽4.5厘米，实物锋尖已残（刘兴《吴国农业考略》、《农业考古》82、2）。类似石三角形器，在丹徒马迹山，黄岩郑安、新岙，桐乡杨梅湾、石门元帅庙，加兴余新金星，余杭北湖均有发现。
9、另在良渚文化雀幕桥期的曹墩遗址、淀山湖遗址、光福寺遗址也出土了类似的石三角形器，但有的尺寸较大，曹墩的一件长59.2厘米，残宽24.8厘米，夹角约为45度，中线有三个小孔。光福寺的一件长45厘米夹角40－50度，小的长约20厘米左右。在绍兴陶堰、嵊县崇仁、嘉兴新篁和余姚上林湖，都有双刃石三角形器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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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石三角形器在商周时代仍有出土，例如：浙江长兴出土的一批双刃石三角形器，较大的一件（图1－9－11）长61.6，后端宽35，厚1.2厘米，三边均较直，中心线上排列三孔，两腰为刃，刃部磨光，前角约40度，三孔距角尖的距离分别为11、14.5、50厘米（夏星南《浙江长兴县出土一批石犁和石破土器》、《农业考古》88、2）。另一件与此件基本相似（图1－9－12 ），尺寸较小，前角较大，约为54度，长34.8、后端宽30.2、厚1.5厘米，中心线上三孔与角尖距离分别为：6.3、13.5、29.5厘米。较小的两件中心线上均为二孔。一件长22.2、后宽22.2、厚1.4厘米，两腰边为刃，刃部磨出3厘米宽的刃口，尖角约60度，二孔距尖端分别为10和18.5厘米。另一件长28.8、后宽19.2、厚0.9厘米，三边均外突成弧，两腰边磨出约一厘米宽的刃带，两腰边形成约40度夹角，中心线上有二孔，孔距尖端分别为9.5和24.8厘米。
还有一件与上几件不同之处是，后边有一个较大的缺口，通长40.2、后宽34.5、厚1.5厘米，两腰边稍外凸，前尖角约53度，中心有一孔，孔距尖约25厘米（图1－9－13）。（以上图见《农业考古》88、2、封里）
有人以浙江出土的石三角形器为基础，按尺寸分为三类，一类为小型，器长15厘米左右，顶角度稍大，后部有弧形凸出，中线上有较大圆孔，如邱城、汤庙、广富三角形器，使用期在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之间。二类为尺寸较大者，长度在50厘米左右，顶角较小，后端为直线或弧线，中线上有一个以上的小圆孔，如水田畈、钱三漾三角形器，使用期从良渚文化到印陶文化。第三类尺寸介于两者之间，后端挖有弧形或方形缺口。这些多是采集资料，极少直接出土文物，因而使用期限不甚确切（牟永抗、宋兆麟《浙江的石犁和破土器》、《农业考古》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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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在其他地区也发现了一些与上述石三角形器相似的器物。如
1、出土于河南孟津小潘沟石三角形器，原称石犁，图如1－9－14所示，整体呈锐角三角形，残长20.2、宽10.1、厚1.5厘米。与前述三角形器相比属中型。自尖端向后展开成双叶状，叶边构成双面刃。正面后端有残长8厘米的长方粗糙面，像是与之依托的犁床磨擦而留下的痕迹。在犁正反面的双叶刃面和反面前半部的犁面上，均有磨损遗痕。反面的前部呈现一大块片状脱落，双叶刃锋都留有大小不等许多豁斑。分析这些迹象，说明此器的工作状态是尖端有向下方小角度倾斜。因此既不是深耕，也不是如锹、锸样的下插式掘土。因此其工作结果当是开出一条不深的小沟。由于此三角形器不算太大，可用人力牵拉。依此推断小潘沟的石三角形器，当是一件早期的开沟犁铧。借鉴此推论，当知良渚文化区出土的那些石三角形器中的中小型者，大多也应是开沟犁的犁铧。当然由于小潘沟的石三角形器没有小孔，因而与吴越石三角形器相比更难于装柄。如果小潘沟的石三角形器能准确判定为石犁铧，那么良渚文化遗址的出土的此类大小的双刃石三角形器，也就可以认定为石犁铧了。
2、在福建长汀县河田镇乌石石柬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也发现了被称为石犁的双刃石三角形器。器平面形状略呈长舌形，发现者称之为长舌犁。其中较大的一件保存较为完好，长21、宽13厘米，较厚重，前端厚5厘米，中间厚5.5厘米，后端厚6厘米，呈倾斜状，正面中轴线上距顶尖端10厘米处，有条中指般的沟槽，长9.5、宽1.8、深0.9厘米，沟槽呈半圆形，槽底光滑。器的前端左长右短，相差1厘米左右，像是使用磨损所致，用天然长条形砾石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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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较小，且残缺不全，估测长9.5、宽10.5厘米，体型扁薄，正面加工磨制，背面为自然面，中厚边薄，后厚前薄，最厚处3厘米，即由中间向前及左右倾斜，边沿成“∠”形，从器尖4厘米处向后加工一槽，成V形，由前至后渐深阔，槽长2.8厘米，最宽处0.5厘米，最深处0.4厘米。磨制精细，用天然舌状砾石制作，边沿有磨损的细条痕，似已用过一定时间。估计复原后器物的大小大致为长18、宽15、厚4厘米（邱荣洲《福建省长汀县河田镇乌石石柬发现石犁》、《农业考古》90、1）。
3、在距今约五千年历史的江西城墩坂遗址，也发现了一件被称为石犁的双刃石三角形器（图1－9－15）。器平面呈三角形，刃宽体薄，纵剖面呈长矛状，一面有人字形棱脊，正面呈三个三角形斜面，位于中部的三角形斜面较大，有使用痕迹，刃部已残，长23、宽12.3、厚5.8厘米。发现者认为“若在石犁的后部捆上一条木柄，将人字形棱脊放在地上，犁前用人拉着系在木柄上的绳索，犁后一人扶着木柄往前推，就能翻耕田地。”（杨赤宇《鄱阳湖滨原始农业遗存的发现与研究》、《农业考古》92、1）
此类石三角形器各地还有不少发现。对于这类石三角形器，发现者多判定为石犁（铧）。但判定的准确性有多大，恐还需要逐一深入考究。
综合各家的观点，初步认为：双刃石三角形器中，那些尺寸较小者，可能是一种人力牵拉的原始犁，它的功能主要是为播种开沟。虽然采用适当耕作方法（如纵横交叉犁）也可以达到浅耕的效果，但就当时的农业生产水平看，浅耕还不是它的主要功用。所以这种犁应称为开沟犁。而开沟的基本目的是播种，所以这种犁又应称为耧犁。